——讀王宏甲《塘約道路》
最近，幾位研究三農的朋友先后推薦我讀一讀《塘約道路》。于是，我及時打開這本書，用一個晚上的時間一口氣讀完。讀完之后，感覺到一種深深的震撼，真不知道在貴州這樣貧窮的山區，用幾年時間竟然打造出一個新時期農村集體化道路的樣板。
通過本書，我感覺塘約道路的成功有以下啟示。
一、塘約道路充分證明，新時期農村的集體化道路依然是可行的。如果說我們現有的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是傳統時期集體化的延續，而塘約村則是分田到戶之后，農民重新又走向了集體化道路，這在今天更具有現實意義。
二、塘約道路進一步強化了帶頭人和基層黨支部戰斗堡壘的作用。多少年農村工作的實踐反復證明一個道理，做好農村的工作，核心在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塘約道路的成功依然是因為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同時把黨支部的基層戰斗堡壘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切從黨員開始做起，黨員要起到模范先鋒帶頭作用，要接受群眾的公開評議。只要帶頭人率先垂范，只要黨支部的所有黨員能夠率先做到，則群眾也會緊緊跟隨。
三、發動農民群眾的工作必須全面而且徹底。做好群眾工作是做好農村工作的基礎，也是成敗的關鍵。現在有的群眾發動工作往往是灌輸式居多，講大道理的居多，而推心置腹與農民一對一發自內心的交流太少，沒有得到農民群眾從內心的認同，所以農民在相關工作的支持上，也就蜻蜓點水甚至非暴力不合作。在塘約村，群眾工作做得深入而徹底，從內心打動了農民，取得他們的認同，決定重新走集體化道路，這就是最大的工作合力。
四、激發農民中的人才潛力十分重要，或者說農村人才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集體化道路的成效。有一個好的帶頭人是必須的，但僅僅有一個帶頭人也是不夠的，實現農村在集體化道路上的新發展，必須有一群在某一個方面具有特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各負其責，共同打開新的局面。塘約村能夠把土地集中起來進行高效農業的開發，能夠把打工的人叫回來組建建筑公司，能夠把老年人動員起來進行鄉風民俗的改造，得益于有一批在外面見過世面，也有高度責任感而且愿意擔當的人才出面。而反觀一些，地方帶頭人是有的，但是一個帶頭人最多只能在某一個方面有所突破，要在短時間內實現村上面貌的根本改變，他們是捉襟見肘的。
五、政策、行政恰到好處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這個恰到好處，不是硬壓指標，也不是指令執行，也不是好心辦壞事，需要高超的智慧。在塘約村被發現并作為農村綜合實驗改革的示范區之后，當地黨委、政府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這些措施不是替代農民做主，不是替代村上謀劃，而是出主意，化解硬約束，如修路通水做宣傳，讓他們自己選擇的道路多了一些幫手，覺得更有奔頭，更有干勁兒，跑得更快。而反觀一些地方，在抓典型的過程中派駐了大量的干部，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卻事倍功半，核心是替代過多，對農民主體性的地位尊重不夠。
六、發揮好農村老年人的作用非常重要，特別是在精神文明建設層面。一般來說，農村的老年人被視為弱勢群體，也往往被作為幫扶對象。而在塘約村，通過成立老年協會，讓他們在移風易俗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比如成立紅白理事會，比如反對鋪張浪費，比如做一些思想工作等，老年人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顯然，在今天的新農村建設中，對老年人應該重新認識，他們身上依然蘊藏著巨大的新農村建設的潛力，也有積極參與這一過程的強烈愿望，現在欠缺的就是給他們一個平臺和相關的支持。
看完《塘約道路》，我們可以為一個新的典型而歡呼雀躍，也應該為有更多的村可能走上新時期的集體化合作道路而期待，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讓更多的農村認同塘約道路，而且從中汲取發展的營養，走上自己的康莊大道。也正如本書所說，推廣一個典型比樹立一個典型更重要。推廣塘約道路，也需要關注其特殊性，提煉普遍性，探索如何破解新集體化路上的關鍵性因素。
一、好的帶頭人在哪里？又如何尋找和培養？如果說塘約村沒有帶頭人左文學，其今天的發展又會怎么樣，不可想象。今天在一些村，甚至找出一個人來做稱職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也困難，而要找到一個愿意帶頭走集體化道路并為之不懈努力的人，需要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這也需要各地在做好農村基層工作的過程中，把發現和培養帶頭人作為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特別是是思想引領方面。
二、新型集體化道路需要的群眾覺悟在哪里？塘約村是從一場千年不遇的洪水開始走上新的合作化道路，因為農民在現實中十分深刻地認識到，單打獨斗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合作起來才有希望。今天，農民經濟領域的專業合作化進程也已經推進有幾十年了，但是在現實中完全達到理想狀態的依然是稀缺的。作者在訪談中發現，并不是貧困落后的村莊缺少走集體化道路的條件，而是他們最有組織起來的愿望，所以建議，推廣塘約道路應該從最貧困的村莊做起。這是不是在提醒我們，做好今天的脫貧攻堅，不僅要給錢、給物、給技術，更重要的是要給精神、給道路、給方向。
三、新建設若干個“塘約村”的保障機制在哪里？特別是村規民約能否順利執行的保障機制。覺悟并不是天生的，也需要培養，也需要激勵，甚至還需要一些懲戒。在塘約村，對那些不遵守村規民約的，確實進行了一些經濟方面的懲罰，比如說推遲辦理相關證照，扣減補貼等。這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方法，能否順利實施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村民范圍內，是很難說的，而且當地的上級組織會不會也像對待塘約村這樣，給予寬容和默許？這需要我們對今天的村民自治給予更多的思考和關注。
四、上級急切的心態如何轉化為可行的指導路線和操作方案？師學軍先生在本書的附記中談到，“我在安順待了十余天，跟著宏甲不止一次見了村、鎮、區、市四級黨的書記。還接觸了不少機關干部和其他領導干部。扶貧幫困，他們表現出來的那種急迫感，那種真心實意，是假裝不出來的；我想我還有這個判斷力。”然而，就是在這種急切中，他們還能認真地幫助農民選擇一條長遠的、靠得住的出路，這在表面的急切后面，需要更多內心的沉著和深謀遠慮，這不得不說是對今天的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的領導干部的重要考驗！
但是我們依然可以保持這樣的憧憬，如果能有更多的農村特別是貧困的鄉村，能從塘約道路得到啟示，真正組織起來，把前途和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太好了。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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