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深入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是我國“十四五”和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要嚴防死守18億畝耕地紅線，采取長牙齒的硬措施，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對此，新時期“藏糧于地”戰略該如何實施，又該如何實現耕地保護領域的治理能力現代化？
1月30日，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聯合土壤與農業可持續發展國家重點實驗室、自然資源部農用地質量與監控重點實驗室、自然資源部土地整治重點實驗室、華北耕地保育重點實驗室組織專家學者，圍繞上述關鍵問題在線研討。與會專家認為，“藏糧于地”戰略實施需要從理論認知、技術革新、機制創新和協同治理等方面推進耕地保護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藏糧于地”戰略的核心是耕地健康產能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吳克寧教授認為，“藏糧于地”是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戰略，核心就在于保護耕地。然而，我國耕地質量總體偏低，優、高等耕地只占三成，還面臨著耕地質量、生態健康整體下降的風險，即“藏糧”的空間不足、潛力在下降。有必要用系統思維厘清誰來藏、藏在哪、怎么藏等一系列關鍵問題，通過人地糧耦合系統分析、耕地彈性空間安全管控、智慧耕地共同治理等理論方法和管控技術的突破，為耕地保護配備“長牙齒”的硬措施。
對此，中國農業科學院陳印軍研究員認為，要從耕地健康產能的角度理解“藏糧于地”戰略的實質。在糧食相對充足的情況下，有必要通過輪作休耕、生態修復等方式，給予過度利用的耕地恢復健康的機會；在出現糧食緊缺的情況下，迅速調整耕地種植結構，快速恢復糧食生產，滿足國內糧食需求。因此，“藏糧于地”不能忽視耕地健康產能建設與退化耕地休養生息，通過耕地資源保護與建設確保糧食綜合產能得到提升與保護。在陳印軍看來，“藏糧于地”需要有利的保障機制和保障體系，“要走護地、建地、養地、用地的‘四結合’之路”。
南京農業大學吳群教授指出，“藏糧于地”就是既要確保有盡可能多、盡可能好的耕地來產糧，又要用盡可能少、盡可能差的耕地生產更多糧食，要在糧食單產水平與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下，守住飯碗田與耕地紅線。與此同時，他建議聚焦技術產能建設的硬核，從科技投入與成果轉化等政策上予以傾斜，做到藏糧于地、藏糧于技“雙螺旋”發展與相互促進。
“藏糧于地”戰略實施同樣需要理論創新。浙江大學譚榮教授就此解釋道，傳統上認為在保護耕地的同時完成糧食安全的目標，而“藏糧于地”戰略則要求在實現耕地綜合效能最大化的同時，完成糧食產能不降低和食物消費結構優化，即以彰顯耕地多功能價值為目標，將耕地的生產功能內嵌于耕地的多功能之中，實現不同功能之間的自由轉換。
以技術創新推動“藏糧于地”戰略落地
耕地保護是數量、質量、生態“三位一體”保護，數量上要穩定優質耕地布局、守住不穩定耕地下限、建好新墾造耕地。在自然資源部國土整治中心鄖文聚研究員看來，“耕地質量和生態方面，目前技術上還是‘黑箱’狀態，缺乏硬手段、硬技術。只有把耕地數據、布局、質量和生態狀況都說清楚，才能讓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長牙齒’。”
對此，與會專家認為，有必要圍繞耕地利用的潛力強化技術支撐和政策監管。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張甘霖研究員提出三個層面的認知：第一層認知要求從技術上認清耕地資源的數量、質量等各種動態變化，從全國尺度到各地方尺度有一個精準到田塊的把握。第二層認知是從技術支撐上分析耕地的光溫、光溫水、光溫水土等在現實中的解決途徑。其中，涉及到空間布局、工程建設、生物化學、養分管理等各種技術。第三層認知是在保護生態環境不受損的前提下，技術上確定最大限度的利用潛力，為國家和區域層面制定“藏糧于地”戰略實施措施和耕地保護利用政策提供依據。
中國農業大學李保國教授提出，“藏糧于地”的短板依然在科技創新。過去10多年來，我國在高標準農田建設、耕地規模化種植、鹽漬化治理、保護性耕作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形成了一系列工程技術體系。但是，由于缺乏適應現代農業需要、能夠實現精準控制的成套裝備系統，導致耕地保護利用過程的自動化、精準化、全方位控制存在明顯短板，保護性耕作與耕地質量提升等新近研發技術難以發揮應有作用。他認為，當前亟須在東北黑土區等國家耕地資源集中區布設科技創新平臺，配套激勵政策，形成協同合作機制，加大經費投入，提供耕地資源保護利用的整體解決方案。
“‘藏糧于地’與‘藏糧于技’需要相互促進，耕地利用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需要相互協調，才能構建融合耕地產能提升、生產保障、耕地調整的技術體系。”東北農業大學杜國明教授就技術體系進行了三方面說明：一是改造耕地資源的水、土、氣、生等各個自然要素，整合升級傳統技術體系。如土壤角度既包括土體重構、客土回填等“土”技術，也包括施肥、土層深翻、秸稈還田等“農”技術。二是保障農業生產環節各個技術環境，包括農時、施肥、防災減災、收割與晾曬等一系列技術。三是生產關系的條件技術，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如耕地壟向調節、耕地形態調節、耕作規模調節等。
在南京農業大學鄒偉教授看來，工程技術實施還需要與長期保障機制相配合。他認為我國單項的耕地質量提升技術如土地整治、農田水利建設、農田水利工程、耕地輪作休耕等都有大量實踐基礎，但不少地方實施后并未發揮應有效用，主要原因是缺乏第三方的專業質量驗收隊伍，缺乏本地化的解決方案，缺乏與農民、農業、農機相結合的管理方式。因此，建議加強耕地整治質量監控體系，將工程技術與要素優化配置、農業社會化服務相結合，實施區域性的統一行動。
綜合施策守住耕地資源的安全邊界
守住耕地資源的安全邊界就是要嚴防“非農化”“非糧化”，不僅包括建設用地占用的非農化，耕地用途轉換為林草地也是“非農化”。中國農業大學張鳳榮教授認為，重點要保護高質量的耕地，尤其是濕熱地區一年能種兩茬三茬的耕地，以及平原地區的耕地。耕地占補平衡不能用差地劣地濫竽充數，高標準農田建設要向中低產田改造轉移，秸稈還田對于耕地質量提升功不可沒。
邊際耕地去與留，關系到耕地數量紅線能否守住，直接影響耕地質量“成色”足不足。對此，中國農業大學黃元仿教授解釋，所謂邊際耕地是指障礙因素復雜多樣導致的質量、產量低且不穩定，容易棄耕或季節性撂荒等利用水平不高的耕地。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有3億畝左右的邊際耕地，主要是在干旱半干旱、山地丘陵區坡耕的雨養耕地。黃元仿提出，需要通過關鍵技術研究和集成示范，形成邊際耕地質量適度提升和穩定利用的技術體系。
關于守住耕地資源的底線，南京大學黃賢金教授認為，占補平衡制度是耕地保護的核心，有必要長期堅持實施。但是目前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無地可補的問題比較突出，農業結構調整、生態退耕也影響了占補平衡實施成效。未來全國補充耕地的需求依然強烈，跨區域的占補平衡在政策上的通道還需進一步拓寬。他建議在守住我國耕地資源底盤的基礎上，一方面嚴控耕地占用，倒逼全面推進資源高效利用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建立國家集中補充耕地儲備區，增加國家重大項目耕地補充能力，加強跨省域的補充耕地統籌提升實施成效和監管水平，建立補充耕地基金，探索以產能平衡為基礎的占補平衡新機制。
耕地保護需要構建現代化協同治理體系
加強耕地保護、保障糧食安全，在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占據重要地位。江西農業大學陳美球教授認為，“藏糧于地”是全社會的共同任務，需要依靠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非農建設者在建設項目選址時應自覺少占耕地、避開良田，耕地經營者在耕地利用中應自覺采取生態化耕種、維持耕地環境健康。中共中央黨校徐祥臨教授認為，作為耕地的所有者，農民集體保護耕地的積極性至關重要，“‘藏糧于地’戰略實施要強化集體在保護耕地中的重要作用”。
“當前耕地保護的協同治理依然存在碎片化問題，直接影響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落到實處。”中國農業大學孔祥斌教授提出，從解決路徑上看，要堅持源頭控制、過程管控、末端治理的思路，需要自然資源、農業農村、生態環境、水利等相關部門協同履職盡責，整合資金和政策，協同做好耕地利用、管護、修復。對此，西南大學楊慶媛教授認為應采用技術、經濟、制度等多種手段，從規劃引導機制、政策協同機制、考核激勵集中等方面多管齊下。
在中國地質大學（武漢）胡守庚教授看來，提升治理體系建設要注意五個關鍵環節：一是以構建跨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機制為契機，全方位激發地方政府耕地保護積極性。二是以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為契機，構建“培訓+支援+風險防控”的全鏈條農業支持體系。三是圍繞耕地健康可持續利用需求，構建“產能評價—問題診斷—綜合整治—長效管護”的耕地質量建設體系，精準識別構成耕地生態風險并進行長效健康管護。四是構建分區分級的農業多功能利用空間，逐步推動優勢農產品向優勢產區集中，優化農業布局要兼顧耕地產能與生態安全雙重目標。五是通過生態補償等手段推廣與引導生態耕作，動員全社會力量強化耕地“三位一體”保護。
對于耕地保護，政府不同部門、社會不同主體、區域不同定位有著差異化訴求，這需要構建跨領域多層級協同治理機制和跨區域多元治理模式。華南農業大學胡月明教授認為，其中關鍵是建立耕地智慧治理體制機制，用基于大數據驅動的耕地系統認知、動態感知、智能決策與知識服務，實現耕地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面向“藏糧于地”戰略的耕地智慧治理，亟待創新基于要素耦合的耕地系統認知理論，突破耕地大數據精準感知、集成管理、深度挖掘、知識服務等關鍵技術，研制耕地監測、評價等智能產品，最終實現大數據驅動的智慧耕地平臺及領域統籌、層級聯通、區域異構的多元協同耕地治理模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自然資源報》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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