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對農村三產融合必然性和可行性作理論解釋和實證判定, 分析了三產融合的應然性。分析表明, 由于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作用, 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能促成農村一二三產業的“工序性融合”和“結構性融合”, 從而實現利益的再分配, 使產業振興成為可能。實證研究表明, 農村三產融合度不高、提升緩慢與農村二三產業發展水平滯后有關。但總體來說融合水平呈上升走勢, 有進一步融合的動力。農村三產融合既有理論支持又有實踐基礎, 是鄉村振興的必然和可行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是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有力回應, 清晰地傳遞了解決農業、農村不充分不平衡發展狀況的緊迫感 (王豐, 2018) 。城鎮化帶給城市的是繁榮, 但留給農村的是“空心村”的大量出現和農村人口、性別結構的失衡。農村發展乏力、農業生產低效、農民收入偏低, 鄉村衰落跡象已經顯現*。城市化的結果不能是繁華的城市和蕭條冷清的農村并存 (韓長賦, 2018) , 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已成為各界共識 (陳秧分等, 2018) 。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重點, 并把構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體系作為實現產業興旺的路徑之一。農村三產融合的特征是產業鏈延伸、產業范圍拓展和產業功能轉型 (姜長云, 2015) , 體現現代產業發展的新趨勢, 是產業滲透、交叉、重組的過程。農村三產融合必須以農業為依托, 跨界配置資本、技術和資源等生產要素 (馬曉河, 2016) , 其核心要義是一二三產業間的融合滲透和交叉重組在農村全域得以實現 (盡管融合層次、融合模式有所不同) , 目的和歸宿是農民增收, 與“生活富?！蹦繕烁叨纫恢? 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力手段。
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后, 以“鄉村振興”為主題的專門研究文獻開始出現并逐漸增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 (鐘鈺, 2018) , 鄉村振興的路徑 (劉合光, 2017;鐘鈺, 2018) ,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義及舉措, 鄉村振興參與主體 (劉合光, 2018) 。有的學術期刊開辟了鄉村振興專版, 如《吉林農業》, 主要發表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一些思考, 如宋洪遠 (2018) 撰寫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五點思考”。關于鄉村振興與三產融合的關系, 有少量文獻出現。如周立等 (2018) 發表的“鄉村振興戰略中的產業融合和六次產業發展”, 認為三產融合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要實現鄉村產業振興, 關鍵在于走好產業融合發展的道路。我國的鄉村振興可以借鑒日韓發展第六產業的成功經驗。關于鄉村振興與企業的關系, 也有少量作者提出自己的觀點, 如張紅宇 (2018) 認為企業在鄉村振興戰略里應該起到聯系農民、服務農民的領軍作用, 是產業興旺的重要推動力量。
關于農村三產融合的實證研究也出現了少量文獻, 如《北京農業產業融合發展研究》課題組構建了農業融合發展指數, 并對北京農業三產融合水平進行了測算;蘇毅清等 (2016) 構建了農村三產融合的程度指標、方式指標和目的指標, 并對浙江、湖北、重慶、河南、安徽、山東等省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狀況進行了評價, 對本文有借鑒意義。
但從目前看, 學界關于以三產融合促進鄉村振興的機制研究還不深入, 關于我國三產融合程度的實證研究也沒有全面展開, 制約了理論對鄉村振興的實踐指導作用, 也影響了學界對鄉村振興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鄉村衰退現象并不是必然會出現的規律, 關鍵是找準鄉村振興的時機 (四川鄉村振興戰略研究知庫, 2018) 。目前的問題是, 實現鄉村振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實施的戰略路徑有多種選擇。為什么三產融合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途徑?三產融合發生的根據何在?三產融合為何可以實現?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是對2018年“一號文件”提出的到2020年鄉村振興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的目標任務的重要關切, 有助于提高和堅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信心。
二、農業的弱質特征:農村三產融合的必然性
農業產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出的比重和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雙重下降, 農業的主導地位已喪失, 出現農業產出小部門化趨勢 (劉茂松等, 2015) , 就農業抓農業已無法挽救農業的凋落。農業引入工業和服務業, 拓展農業功能, 獲得社會平均利潤, 是其新生的必然邏輯, 農村僅僅依靠農業就能生存的時代已經結束。農業農村產業須有多元價值追求, 滿足多層次消費者的需要, 才能實現振興。下面從農業的弱質性視角來分析三產融合的必然性。
由于農業的弱質性, 資本和資源流向投資機會更多、利潤率更高的二三產業、向城市集聚, 這就給農業生產造成了困境。而農產品多屬于生活必需品, 需求收入彈性小, 這就決定了農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劣勢。因此, 本文從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弱質性四個方面對農業的弱質性進行分析。
(一) 生產的弱質性
農業生產既是自然再生產又是經濟再生產, 是兩者的“半統一”1。由于勞動的不連續性, 使得農業生產無法獲得勞動分工所產生的效率。盡管在設施農業和科技水平高度發達的今天, 農業生產仍然無法完全擺脫自然力的作用。農業生產面對著大自然, 而自然是不可控的, 農業比其他產業更具自然風險。此外, 蛛網理論說明在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下, 農產品市場經常發生蛛網型波動, 從而影響農業生產的穩定性。農業產業鏈延伸和產業功能拓展, 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農業生產在時間上的繼起和空間上的并存, 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有利于克服農業生產的弱質性。
(二) 分配的弱質性
在工業化初始階段, 農業支持工業, 為工業提供大量的積累, 大量的農業剩余流入工業。因此, 農業在分配上的弱質性在工業化初期表現十分顯著。在工業化中期, 農業產業化道路開辟以來, 農業剩余的分配仍然有利于工業, 其原因在于農業產業鏈利益主體間信息分布不對稱所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公, 從而使農戶在加工、經銷等環節利益流失。因此, 建立完善的利益聯結機制和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保障農戶的利益至關重要, 這也是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題中之意。
(三) 交換的弱質性
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和周期性, 而消費卻是連續的。生產和消費的不同步性, 使價格信號發生作用存在時滯, 生產者在當期無法實現決策調整。農產品供給的價格彈性減弱, 放大了農產品稀缺或過剩的信號, 從而導致農業經營者的價格預期難以穩定的形成, 農產品市場風險增大。因此, 要充分發展農產品儲存設施、設備和技術, 發揮其“蓄水池”作用, 調節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系, 解決供需矛盾, 實現儲存的時間價值。這就要求延伸和完善農業產業鏈, 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高度融合, 以改善交換的弱質性。
(四) 消費的弱質性
根據恩格爾定律, 人們的食品開支所占比重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這意味著農產品收入彈性很小, 農產品消費量的增幅有限。由于農產品的生物學特性, 必須及時消費, 這給運輸、儲存環節增加了成本, 也使產售者在與消費者的價格博弈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但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在升級, 對鄉村旅游、農事體驗等產品需求在增長, 此類產品和服務的消費并不滿足恩格爾定律的基本條件, 消費的弱質性有所改善。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發展農村三產融合、創造新業態的必要性。
因此, 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業利潤有著自身的特質: (1) 利潤的實現具有時滯性。 (2) 利潤的實現受自然力的影響大。 (3) 利潤的實現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突出。勞動等可變要素投入的增加一旦越過與土地等固定要素的最佳配比, 邊際收益遞減現象就會出現。而農業中不變的生產要素可塑能力弱, “精耕細作”有其自然的極限, “過密化”和“內卷化”顯著, 農業最容易受收益遞減規律的影響。
上述特點決定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偏低2, 農業難以獲得平均利潤, 更難創造超額利潤。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 勞動力會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發生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的轉移。庫茲涅茨法則揭示了勞動力的流動會使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第二產業不變、第三產業上升的規律。為提高單位土地的利用率, 增加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的勞動投入, 必須實現三產融合, 必須有新的商業模式, 農業必須與二三產業分享利潤。
三、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農村三產融合的可行性
本文借用日本學者今村奈良的六次產業概念來分析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實現機制。之所以取名六次產業, 原因在于1+2+3=6 (加法效應) 和1×2×3=6 (乘法效應) 。加法效應意指“結二連三”, 即延長產業鏈;乘法效應意指一二三產業之間的交互融合, 即形成新業態。據此, 本文把農村三產融合分為“工序性融合”和“結構性融合”兩大類。所謂“工序性融合”, 是指產前、產中、產后的融合, 結果是創造新產品;所謂“結構性融合”, 是指三大產業的跨界橫向融合, 結果是產生新功能、創造新業態。
在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過程中, 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同時存在, 實現價值增值。為了說明農村三產融合的實現機制, 本文引入生產可能性曲線概念, 對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進行機理分析。
假若在既定的資源和技術條件下生產兩類產品, 一類是低附加值產品, 一類是高附加值產品, 其生產可能性曲線如圖1所示。A點表示未充分就業狀態下的農業生產, 沒有達到這兩種產品的最大數量組合。加法效應可使A點移到B點, 達到兩種產品的最大數量組合, 同時進行替代生產, 高附加值產品比低附加值產品增加更多。乘法效應可使B點移到C點, 生產可能性曲線外移, 同時進行替代生產, 高附加值產品大大增加, 而低附加值產品產出可能會減少。
因此, 加法效應實現“工序性融合”, 使生產可能性曲線內的點外移到曲線上, 乘法效應實現“結構性融合”, 使生產可能性曲線外移。加法效應是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 乘法效應是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對此, 我們作出理論解釋。
馬歇爾認為規模經濟形成有兩個途徑:源于內部規模經濟和由于多個企業分工等行為形成的外部規模經濟。據此, 三產融合中由于加法效應而存在的規模經濟當屬外部規模經濟。
加法效應使產業鏈條加長, 但生產的仍然是滿足消費者生理需求的食物, 不過, 生產主體趨于多元, 生產規模大大增加了 (量的擴張) 。其獲利的原因是由于產業集聚發展所引起區域內生產企業整體的成本下降。規模經濟產生于固定資產的不可分割性和固定成本的可分攤性, 例如農村道路、水利和通訊設施。農村環境的改善、農業經營主體間的協同、專業合作社的服務是實現三產融合外部規模經濟的根本途徑。
乘法效應創造新業態, 用同樣的資源生產出多類產品, 滿足消費者物質和精神需求 (質的變化) 。如果把農村三產融合系統抽象為一個多產出組織, 那么我們可以用范圍經濟理論對融合的乘法效應進行解釋?；谵r業系統的基本經濟技術特征, 該多產出組織有如下特點: (1) 產出多元化。其產品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類:滿足物質需要的產品, 如食物;滿足精神需要的產品, 如鄉村旅游、農家樂等。產生三種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包括生態) 和安全效益。 (2) 投入的多元化。農村三產融合的投入主體多, 既有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投入, 也有社會資本投入;既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投入, 又有工商資本的投入。尤其是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大背景下, 動員各渠道資本參與農村三產融合是一個必然趨勢。這些投入主體能夠共同分享一定的有形和無形資源, 共同分攤一定的投入成本。 (3) 產出的外部性。農村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之間存在著相互溢出效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生產的高品質的安全食品吸引顧客光顧, 促進鄉村旅游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反過來, 第三產業發展可提升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消費。
因此, 由農村三產融合的多產出特征和多產出組織的特點可知, 用范圍經濟理論解釋三產融合的機理具有科學合理性。根據周天勇 (2005) 對范圍經濟的重新定義, 考慮時空因素, 范圍經濟可分為廠商范圍經濟和區域范圍經濟。一個區域的多個產業的成本收益比本區域單一產業具有成本小、收益高的特點, 稱之為區域產業范圍經濟。
乘法效應本質上是資源在三次產業間的優化配置, 用同樣的資源生產多種產品, 多產出之間的相關性, 使得創造新業態的“組織”具備了實現范圍經濟的基本條件。范圍經濟的存在能促成相關過程之間的相互交叉和融合, 其產品能滿足個性化需求 (賀琨等, 2015) , 三產融合具備實現范圍經濟的條件和滿足城鄉居民個性化需求的特征。
因此, 由于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的作用, 促成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條件的形成, 農村三產融合有其學理基礎, 從理論上說是可行的。
四、基于十年數據的測度: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的階段性
據上述, 農村三產融合不僅是發展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更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2015年“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推進農村三產融合發展, 從政策上界定了農村三產融合方向。十九大報告把農村三產融合發展作為鄉村振興的路徑加以論述, 揭示了三產融合與鄉村振興的內在聯系。當下, 我國正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從理論上說, 三產融合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必然和可行路徑, 但問題是我國目前農村一二三產業是否存在融合的空間和動力?為了弄清這一問題, 需要對我國農村三產融合水平作實證研究。
(一) 研究方法
關于農村三產融合度的測算, 尚未形成公認的測算方法和指標體系。梁樹廣等 (2017) 把融合度測算方法歸納為灰色關聯、產業關聯和赫芬達爾指數三種;李蕓等 (2017) 采用層次分析法和綜合指數法構建評價指標體系評價了北京市農業產業融合水平;王玲 (2017) 則對農業產業融合指標體系進行熵值法測算;蔣輝等 (2017) 則從農業與二三產業耦合協調的角度計算三產融合的關聯性。
雖然產業耦合和產業融合的概念不同, 前者反映產業間逐漸融為一體的動態過程, 而后者反映產業間的內在互動和關聯關系, 但是兩者的功效相同, 深層次理論具有相通之處。因此, 本文以一二三產業作為系統耦合的三個子系統, 通過構建模型體系, 測度三產存在相互作用的影響程度, 用以反映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水平, 客觀評價我國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狀況。
1. 農村三產融合度模型。
根據前文所述, 耦合度主要考察各系統之間的內在聯系, 測算其相互協調的程度。根據陳俊紅等 (2016) 的研究, 農業作為基礎產業, 為二三產業發展提供產品基礎;二三產業反哺農業, 為農業發展提供技術、產品和服務, 拓展產業發展空間, 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由于農業生產的地域特征, 這些融合的發展離不開鄉村, 產業角度的三產融合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農村三產融合的水平, 以此衡量地區產業融合差異及增長空間, 避免了由于村域數據獲取難度大、口徑不一的問題。因此, 本文采用地區三產發展數據衡量農村三產融合度, 以三產融合階段性特征表征農村三產融合階段性特征。根據三產融合的內在關聯性, 考慮到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三個子系統的相互作用機制, 參考錢麗等 (2012) 、李裕瑞等 (2014) 多個系統耦合模型, 構建融合模型
2. 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
指標體系的構建是準確評估和分析我國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水平的重要基礎。根據學者的研究成果, 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的基本思路, 遵循科學性、全面性、可代表性和可得性等原則, 本文從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規模指標、成長指標和績效指標三個體系評估其發展水平,
本文依據我國31個省份數據, 在測算2007—2016年省際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的基礎上, 研究東部、中部和西部農村三產融合水平。相關數據來源于2008—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各省統計年鑒。個別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均值法等方法補齊。
(二) 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階段性特征分析
1. 三產融合發展的整體特征分析。
在構建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 收集、整理相關指標統計數據, 并使用熵權法計算各省、各產業發展水平值。根據前文分析, 以耦合協調度代替融合度, 借助公式 (1) ~ (3) , 綜合測度2007—2016年中國31個省份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水平, 并按照東中西部區域進行分區研究 (見圖2) 。
中國三產融合水平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 由2007年的0.579上升到2016年的0.635, 實現9.6%的增長幅度, 年均增長1.1%左右, 但總體而言增長速度緩慢;從融合階段看3, 2007—2010年, 中國三產融合發展水平處于勉強協調階段, 2011—2016年融合度有所上升, 達到初級協調水平;從地區差異來看, 東部地區產業融合水平高于中部地區, 而西部地區產業融合則處于最低水平, 東部地區無論在增長速度還是發展水平上均處于領先地位;從區域與融合階段結合上看, 東部地區一直處于初級協調水平, 中部地區分為勉強協調和初級協調, 而西部地區則一直處于勉強協調階段。中國三產融合總體水平不高, 但呈上升趨勢, 表明以農村三產融合作為鄉村振興戰略路徑在實踐上存在可行空間。
農村三產融合水平不高、層次低、發展緩緩, 與農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指標滯后有關, 農村二三產業發展不足, 制約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實現程度。融合度的區域差異也明顯地表征了區域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的差異。無論是產業鏈的延長還是新業態的涌現, 東部地區都明顯好于中西部地區, 體現出“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的作用效果。但三大區域三產融合水平均保持增長態勢, 從發展階段上看, 有由低一級階段向高一級階段發展的趨勢, 存在進一步提升的動力和空間。
鄉村振興戰略的三產融合路徑：邏輯必然與實證判定
圖2 2007—2016年中國三大區域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度均值
2. 三產融合發展的省際特征分析。
從各省份發展來看 (見表2) , 2007年, 三產融合發展處于全國前五的省份有廣東、江蘇、山東、上海和浙江;2016年, 排名前五的省份有江蘇、廣東、上海、山東和浙江, 均屬于東部省份。同時, 根據融合度所處階段分析, 前五個省份由2007年的初級協調水平提高到2016年的中級協調水平。由此可見, 中國產業融合領先地區基本屬于東部省份, 這些省份不僅經濟領先, 而且產業融合程度較高, 代表中國三產融合的領先水平。
產業融合發展水平較低的省份有青海、西藏、寧夏、山西、甘肅等省份, 這些地區大多屬于西部地區, 基本處于勉強協調水平。由于農業技術水平落后、農業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等因素, 造成農業產業集聚程度不高、產業鏈延伸拓展能力不足、技術滲透和擴散通道不暢等問題, 阻礙農業與二三產業的互動、互促和融合。
此外, 中國31個省份三產融合變異系數逐年擴大, 由2007年的5.69%提高到2016年的9.29%, 標準差也由0.033提高到0.059。雖然, 根據前文分析, 中國三產融合水平不斷提高, 但是省際差異逐漸擴大, 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產業融合水平的差距逐漸拉大。因此, 中國在大力縮短地區差距、城鄉差距的背景下, 提高總體產業融合水平的同時, 需要兼顧地區差異, 尤其應發揮領先地區對落后地區的帶動作用, 不僅要使產業邊界逐漸模糊化, 而且要打破地區產業融合壁壘, 促進產業間融合、跨地區產業融合發展。
因此, 基于三產融合測度結果, 中國三產融合尚處于初級階段, 整體特征表現為地區差異大、增長空間顯著, 表征著農村三產融合的發展階段處于低位, 匹配整體經濟發展的效力不足, 具有較好的增長前景。同時, 三產融合水平的地區差異會造成產業融合勢能, 形成融合動力。只有順勢而為, 推動農村三產融合發展, 才能從根本上實現鄉村振興。
表2 2007—2016年中國31個省份三產融合發展評價水平
鄉村振興戰略的三產融合路徑：邏輯必然與實證判定
五、促進三產融合, 實現鄉村振興:農村三產融合的應然性
提出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 堅持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 》強調各地區要編制鄉村振興地方規劃,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迫在眉睫。
(一) 做好頂層設計, 創新體制機制, 為鄉村振興提供制度保障
鄉村振興的關鍵是產業振興, 產業振興的突破口在于三產融合發展, 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和頂層設計。日本的“六次產業化”發展經驗表明, 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具有重要作用。根據測度結果, 當前我國三產融合水平還不高, 三產融合總體處于初級協調水平, 地區差異較大, 推動農村三產融合勢在必行。因此, 做好頂層設計、創新三產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顯得十分重要。
同時, 各地應因地制宜, 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強化頂層設計落地、落實。具體包括, 地方政府落實中央重大政策舉措時要把握好政策的原則性和靈活性, 發揮三產融合的動力;強化政府補貼地區傾斜、產業傾斜, 結合三產融合水平地區差異, 重點扶持產業融合落后地區, 強化落后地區政策支持和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加強產業補貼由生產環節向農產品加工、銷售環節傾斜, 尤其應針對示范項目、重點項目予以財政、稅收等支持。通過頂層設計、政策落地, 放活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機制, 為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奠定產業基礎。
(二) 尊重地區差異,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為鄉村振興補齊短板
從目前農村出現的三產融合模式來看有明顯的地區差異。農村地域廣闊, 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和鄉村面貌差異大, 生態多樣。三產融合不是“標準化作業”, 要充分尊重地區發展差異, 重視生態差異、歷史文化差異、產業發展條件差異, 切不可重蹈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千城一面覆轍, 造成“千村一面”。同時, 在尊重地區差異的前提下, 要解決好協調發展問題。
根據我國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水平的時空差異, 產業融合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地區差異, 東部地區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 同時省際產業融合差異逐漸擴大。部分省份技術、資源充足, 融合水平較高, 在區域范圍內起到示范領先地位。因此, 構建三產融合促進鄉村振興的發展體系, 必須要推動多區域聯動發展、協調發展。一方面, 要發揮協調性高的省份對周邊省份的技術擴散和產業跨區域聯動, 優化產業鏈分工, 發揮中心省份的輻射帶動作用, 增強區域產業合作;另一方面, 要打造區域示范產業集群, 尤其是三產融合水平較低的區域, 在規避相互抑制的同時, 樹立地區發展典型, 發揮典型帶動全局的示范引領作用, 實現全面的產業集聚、產業融合和鄉村振興。
(三) 打造新產業新業態, 發揮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 為鄉村振興培育新動能
培育產業深度融合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 實現農業產業發展的質變, 從根本上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 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點。依托產業集聚融合, 打造特色產業集群, 深化農村產業品牌建設, 帶動鄉村旅游等新興產業發展。推動技術融合, 發展“互聯網+農業”、農村電商, 拓寬農資供應和農產品流通渠道, 以農村電商激活農村產業發展動力。
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重點在于將農村的土地、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資源有效集聚和整合, 充分激發各類要素和主體活力, 壯大農村產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 推動農產品深加工、精加工, 通過產業鏈延伸和新業態的涌現形成要素資源的協調發展, 打破產業融合發展的壁壘。結合地區發展特點, 通過三產融合的加法效應和乘法效應, 形成“農業+加工業”、“農業+旅游業”等產業聯結和融合, 形成要素整合的產業發展體系, 為農村發展、鄉村振興注入新動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18,(11) 第91-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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