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和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發展的時代產物和思想結晶，不僅注重從不同維度總結和概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而且強調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具有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經世品格。這一思想的形成，深刻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和治國理政全局工作中的戰略地位。習近平指出：“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由此而言，從傳統文化的恢弘視野觀察現代鄉村德治，是認識和理解鄉村治理現代化理論及其興起發展的應有命題。
首先，現代鄉村德治有其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德治，即以德治理，強調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引領鄉風文明，涵養大眾文化，提升公序良俗，促進社會文明，體現了鄉村治理的文化品格和價值厚度。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所言，中國社會本質上是一個鄉土社會，從己向外推形成的波紋“差序格局”的社會范圍，是由一根根私人聯系著、由孝、悌、忠、信等道德要素維持著的，“維系著私人的道德”是在社會里生活的人自覺應當遵守社會行為規范的信念。觀乎中國今日之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我們追問的鄉村治理應該選擇何種模式、如何治理有效，鄉村治理現代化何以生成、何以可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方案，也不是直接模仿套用來的翻版，而是淵源于自身條件、現實境遇和歷史文化因素。在農耕文明源遠流長的中國，“德治”作為重要的鄉村治理方式歷經千百年沉淀而傳承，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蘊。
縱觀數千年的陵谷滄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遠古一直延續發展到今天”，歷經歲月的沉淀洗禮以及自身逐步演進、深度重構和全幅創新，“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的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正是傳統農耕文化的邏輯先在性地位在現代鄉村德治理論敘事中日益凸顯，由中華民族特定的社會歷史、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生活形態、語言文字等表層內容及其孕育、涵化和呵護形成的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倫理綱常、道德規范、禮儀制度等深層內容構成的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體系業已滲透進鄉村社會日常生活各個領域之中，落實為涉及廣泛影響深遠的制度安排，內化到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之中，深刻影響著現代鄉村德治體系的建設。
其次，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蘊含豐富的德治智慧。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中華民族歷來重視德治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古代社會的治理文化中，“德”關乎能否服眾，一旦失德，就是有違天命。德禮為本，是一種建立在共同價值基礎上的秩序追求，即以價值共識、道德教化、禮制規范以及一定的行政強制，實現以德服人的善治秩序。《論語·為政》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罰只能迫使人不敢犯罪，不能使人真正明白犯罪可恥的道理。反之，德的功用能夠教化于民，施以德治，運用德的標準感化和激勵，用禮儀規范思想和行為，使之于無聲無息中自覺遠惡遷善，常懷知恥之心。孟子有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德由善教趨于善治，形成了中國古代德治文化，也是現代德治元素的文化母體。
習近平強調：“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要在實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時，注重發揮好德治的作用，推動禮儀之邦、優秀傳統文化和法治社會建設相輔相成。”在幾千年農耕文明孕育出的鄉土社會生長起來的道德規范、公序良俗、倫理綱常等傳統德治文化資源，培養了農民道德意識、賦予了農民道德實踐、規約著農民行為動機、行為過程。經過歷史的沉淀和歲月的洗禮，傳統德治文化基因，充分汲取了傳統農耕文化中蘊藏的鄉村德治智慧，有效整合了鄉村社會中潛移默化形成的傳統鄉村德治方略，并與新時代鄉村倡導的文明新風相結合，嵌入現代鄉村德治體系，在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中彰顯鄉村社會的倫理秩序與道德規范。
最后，現代鄉村德治與傳統農耕文化有著深沉互動與共鳴。現代鄉村德治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特征，與我國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鄉土文化傳統、鄉村發展狀況等因素息息相關。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明蘊含的德治智慧是現代鄉村德治生長的資源，給予現代鄉村德治以內生性價值認同。另一方面現代鄉村德治的實踐邏輯及其理論體系為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化提供物質基礎、實踐載體和理論資源并營造現實空間。振興優秀鄉村文化，轉化傳統治理智慧，需要植根于現代鄉村德治體系建構的廣闊實踐。在傳統農耕文化當中，從農事節氣到生態倫理，從宅院村落到農業景觀，從節慶活動到民間藝術，從祖傳家訓到鄉風民俗等，都是中華優秀傳統農耕文化的鮮明標識和傳統鄉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碼，彰顯著勤勞善良的勞動人民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這些優秀農耕文明源于先人的歷史性創造，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蘊含著深耕于心的倫理文化、接續傳承的民俗傳統，以及禮法并重的規約精神，都積淀和承載著基層社會的治理智慧和經驗，至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是現代鄉村德治寶貴的思想財富和智慧支撐，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功能。
當然，“對先人傳承下來的文化和道德規范，要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基礎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態度，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方法，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易言之，既不能忽視傳統，也不能昧于傳統；既不能片面夸大傳統，精華和糟粕一切抓，也不能全盤否定傳統；既不能忘記本來，也不能無視當下和未來。既要反對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以及“以馬廢儒”“以儒代馬”的錯誤傾向；也要警惕現代化“化一切”，不切實際、不分時宜地“化”，以今非古、盲目排外地“化”。因此，要立足新時代的新路向，在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社會主義道德觀的引領下，對廣大農民群眾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傳統美德進行創造性繼承和弘揚，充分發揮蘊含于優秀傳統文化之中的道德規范在凝聚人心、教化群眾、淳化民風中的重要作用，深入引導農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不斷提升鄉村德治水平。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