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7日，即便拿到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勝訴之后的三星村村主任劉吉華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經“官復原職”。他告知記者，官司贏了后，鄉里黨委政府無人與他進行溝通。而他原來以為，判決后，至少鄉政府會開會給大家一個說法。（中國青年報1月25日）
村官劉吉華告官，贏了官司，與一般勝訴者歡欣鼓舞相比，卻因無法落實而顯得落寞迷茫。鎮上對此要么三緘其口，要么避而不見，讓民意也更加偏向劉吉華。網上兩種不同意見的沖突，引發進一步的爭論：當法治還不健全，遭遇現實窘境時，是蕭規曹隨，還是摸著石頭過河？
村民自治，是依法治國的目標之一。隨著法制建設力度越來越大，村民的主人翁也愈發強烈，但是不是已經完全可以脫離基層政府指導，獨立行使村委會職權？基層政府是不是也該“與時俱進”，對農村完全放手，讓村委會在自我摸爬滾打中獨立成長？答案是否定的。我國很多法律法規制定的背景實質是理想化的，或基于人性本善的前提，是人民需要達到一定素養才能夠實施下去的，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人性本惡。農村選舉村干部時，本應秉著公心來投票，選出堅持公平為先，能為村民著想，有能力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增收的領頭羊。事實上，無論是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還是西部內陸的偏遠山區，都不現實。越是資源豐富的地區，越是勾心斗角。為了能在村四職干部中占據一席之地，撒潑打滾有之，大打出手有之，送禮賄選有之，讓人目不暇接。試問，面對這些問題，如果現階段讓村上脫離鄉鎮政府指導或管理，會不會出現因為家族勢力或裙帶關系戶，或野心家的控制而失去控制的問題？答案是肯定的。必然有人想把農村變成自己的獨立王國。作為法理上的掌權者，到時候誰來跟他談法治，還是人治？不出問題也就罷了。一出問題，誰來兜底解決？還不是政府。
再說劉吉華被免職一事，雖在于鄉政府處罰過重，但他一點過錯都沒有嗎？面對村內有3戶村民存在違法私建、搶建、超面積建房及私開宅基地的行為，其個人雖然沒有執法權，可是有監督權的你，為何不向監管部門報告？作為村上曾獲“控規拆違”一等獎的村干部，怎不知默認就是縱容？如果監管部門沒有發現，勢必有更多的群眾仿效，適時是法不責眾，還是全村上演拆違大戲？再則他的遭遇，跟蔣石林的案例的相同之處在于都是村官，但不同之處更加明顯，所以兩者不能相提并論。他的遭遇，可以當成法律上的范例，卻不能成為實際中的解決之道。
從法律規定上來說，鄉政府對村確實只有指導權。可是談指導，就需要管理。沒有管理，指導就是一紙空文。當村委會面對可執行可不執行的“指導”時，勢必形成挑肥揀瘦，干活之前先“犒賞”的局面，這并非杞人憂天，事實上已經在一些村上上演。所以現階段談村民自治，就如同要求老婆餅里必須有個老婆。完全從字面解釋的做法，是律師的職業本能。他能幫助劉吉華打贏官司，卻扭轉不了劉吉華的命運，就是原因之一。劉吉華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走上告官的道路，是法治進步的表現。但因此就表示農村可以完全走上自治的道路，根本是揠苗助長，反而阻礙當前農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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