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起,中國的精英們就開始探索鄉村建設的路子。至1934年更是如火如荼。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山東鄒平縣的實驗,以及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的實驗。前者從“村治派”得到啟發,發展出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鄉村建設哲學,因而被稱作“舊派”;后者信奉基督教,依靠美國的資助,因而被稱作“新派”。費正清在他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專辟一節“鄉村建設運動”來書寫民國時期這一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之前,中國還出現過一陣短暫的“新村主義”的烏托邦思潮。“新村”的思想最初發端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実篤1910年創辦的文學雜志《白樺》,它混合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北美的工讀主義等思想,主張在一個無政府、無剝削、無階級的“新村”展開耕讀式的共同生活。持有這種思想的一批日本作家因此被稱為“白樺派”,他們后來又創辦《新村》雜志,并于1918年在日本宮崎縣的深山中開始“新村”的實踐。與鄉村建設派的“躬耕者”們比起來,“新村主義”更多地耽于空想,所以在中國很快就式微了。
鄉村建設派的好景也不長。就算不被1937年的抗日戰爭打斷,他們啟蒙與改良的努力,也會被自身的局限迫入困境。1936年,新知書店出版的《中國鄉村建設批判》一書中,千家駒等知識分子對此有過批評:“他們以為中國社會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之愚、窮、弱、私,所以要救中國必須針對這四個字著手,可是他們就沒有想到愚、窮、弱、私,只不過是中國社會病態之表現,怎樣會發生這四個病態的現象這問題,是不能由這四個字本身得到解決的。”
至當代,1996年,“三農”作為一個概念則由經濟學家溫鐵軍提出,漸被媒體及官方廣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當時的總理朱镕基寫信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于是便有“三農問題”這一提法。有個數字雖枯燥卻非常重要:2001年的調查表明,財政5%用于中國農村。理論上,當時的中國農村人口還只有70%享受了國家5%的財政。
溫鐵軍本人在海南和福建等地建立新的鄉村建設實驗點;又有同道中人在河北建立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動員大學生下鄉;北京西郊的小毛驢市民農園致力于發展生態農業與城市市民的產銷網絡。同時在做此類實踐的還有湖北的賀雪峰,河南的李昌平,四川的廖曉義。作家野夫在四川羅江曾試行鄉村代議制度和鄉村戲劇的實驗,李英強在各地鄉村建立的“立人圖書館”邀請城市里的作家和知識分子給農村兒童講課。
但是,凡有志于親身參與實踐的人,都深知鄉村建設的困難。首先,不論是民國時代,還是今天,鄉村建設作為一種民間自發運動,它的空間其實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否獲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會空間,取決于它與政治的微妙關系。知識分子對城市刻板生活的厭倦與詩詞曲賦中的田園夢想,通常會在現實的南墻面前撞得眼冒金星。
我是帶著多年農村采訪的經驗與想法與杭州臨安“太陽公社”的創始者陳衛接觸的。當時在座的還有一個年輕人是前去取經的,他的預設目標與出發點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打算在鄉村建設中有所建樹有所分成。陳衛沒等他說完就把頭搖得撥浪鼓:“勸你沒把錢虧完之前乘早收手。”
1,做生態有機農業,你不使用化肥會減產70%。農業專家蔣高明在自己的生態農場做過實驗,一袋化肥都不使用,減產30%左右。雖然隨著土質改變會逐年增產,但畢竟需要耐心與時間金錢的大量投入。
陳衛做生態鄉村的條件比一般人要好。他出生在一個農業世家,父母都是農大教授,母親專注于大麥種植研究,姐夫則是水稻博士。從小就是跟著母親在稻田里長大的。職業經歷中雖然有過17份不同的工作,但也有過杭州某大型農場有過四年的運營經歷。做自己的有機生態農場始終是他的理想。2013年,他真的建起了一個自己的農場。光是找地,就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他定下農莊立足所在地的4條標準:第一,要有好山,但山不能太高;第二,要有好水;第三,要有優質的土地;第四,不能距離杭州太遠。還有一條是他通常不會對媒體說的:當地人不能太“刁”。
太陽公社地形狹長,所有的稻田、豬舍、雞舍、兔子谷、羊谷都像樹干一樣,在一條長3.6公里的公路為軸向四周延展。公社有條不成文的規定,以路口的石橋為界,汽車不得跨橋。步行與搭乘越野電瓶車是進入農場僅有的兩種方式。當然這是出于保護環境的考慮。
太陽公社的豬圈
2,農民的問題。農民是非常理性的,他在農業生產中投入一份力,就必須要得到這份力的回報。采取生態農業的種植方式,農民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按照目前市場上農產品的價格,特別是糧食價格,這份人力投入是不劃算的。因而,即使生態農場用實踐證實了不采用農藥、化肥也不會影響產量,農民也不愿意將目前的生產模式改為生態農業。
目前,太陽公社一共拿到600畝土地20年的租期。簽約時,當地農民甚至愿意以相對較便宜的價格把地租給他們。探其原因,和陳衛善于講故事分不開,他把日本農村的見聞,尤其是日本農民的富裕程度繪聲繪色告訴當地農民,“日本人的人均收入是二三十萬人民幣,而日本農民是六七十萬人民幣,這是因為日本農民所屬農協和當地的家庭主婦們的主婦聯合會形成了訂單式購買,按需種植。他還說,雙廟村的這個農場就要走訂單式的路。如果一年有60萬元的收入,你干不干呢?畢竟這已經超過絕大部分人的收入了。你們的兒子女兒,出去讀了大學遠遠掙不到這個錢吧?”
這時,有村民舉手說,那么你來帶我們一起干,我會種菜。這個瞬間,陳衛心被猛一觸動,他想,為什么不讓村里的人加入自己的理想當中,每個人干自己拿手的農活呢?太陽公社成立得有點意外,除了養豬和雞,后來還有水稻、玉米、水果,以及30多種四季蔬菜。租下土地后,陳衛將土地按農作物品種區分開,分成小區域,每塊區域都由一位農民打理。想要種什么可以由農民自己認領。也許這都是來自日本的精細農業意識,太陽公社的每塊田地上都插著寫有稻田負責人的座右銘、貼有本人照片的海報。陳衛以前管理著一個2000畝面積的大型有機農場,那時,他根據一般的管理經驗,把農民像產業工人一樣進行量化考核:除草、施肥、采收,什么時候干什么活,花多少時間,都一一量化。“但是效果不好,因為每個人的專長、年齡、體力都不一樣。”陳衛發現,即使請來人力資源專家,也只是多花一筆人力成本。倒不如由村民自主,再加以現代化農業養殖業的調教管理。說實在的,現在的做法倒與《紅樓夢》中探春的理家改革有幾分相似,老葉媽老田媽老祝媽各包了一份兒活計去,年終分配不與管家們相干,只與當家奶奶結算,省去了中層的“盤剝”與羅嗦。
目前,公社有20多個負責生產的社員,他們只干自己最擅長的。比如羅金林,他只管20畝水稻;楊根強,他照料著100只豬(我見到時是40多頭);因為我們用的是原始肥料,雖然畝產沒有那么高,但是質量有保障,花費的精力也不小。”豬舍是太陽公社較早完工的區域之一,為了讓豬有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陳衛專門拜托中國美院美籍外教陳浩如來設計豬舍。整個豬舍兩邊對外通風,主材料是木頭、毛竹和稻草。最近這個豬圈還被選為中國環保建筑代表作品之一,選送到威尼斯雙年展參展。豬舍的室外活動場所包括一片草地、一個游泳池和一條泥溝。整個豬舍,包括室內和室外,占地在10畝左右。每天中午,隨著一陣敲鑼聲,豬舍內的100頭黑豬就會一擁而出,在室外玩耍。哨聲響起,黑豬們又有序回到豬舍中。太陽公社的雞舍、羊谷,留給動物的活動空間都大,你甚至能找到美國西部農場放牧的感覺。
羅阿姨,看護著500多只雞。他們工作得得心應手,不用什么量化考核,一樣把農活料理得妥妥當當。羅阿姨遇到陳衛之前是村婦女主任,能說會道滿口新名詞,“有機農業是可持續發展的路子,健康如果能用錢買到為什么不買?畢竟沒了健康錢都沒有用了。”她現在的冤家對頭是四面山上時時窺視著那些漂亮雞們的老鷹。“時不時飛過叼走一只,只好放炮仗轟它。”
太陽公社農業社員的海報
3,市場競爭的問題。陳衛一再向那位有意投入農業的年輕人提出的問題是“產品賣給誰?”農業是一個進入門檻偏低的行業,如果農產品的價格和利潤比較高,勢必吸引大量的人進入農業,提升農產品的供給,而價格也就隨之降低了。相反,在目前市場的作用下,農產品很難維系較高的價格。農戶獲得利潤的方式就是控制成本。在人力成本提高的情況下——進城打工的工資高于種地的收入,農戶自然傾向于使用農藥、化肥來節約人力投入。化學農業的發展就是這一過程的體現。陳衛視為農場成功的關鍵,其中就包括了城市社員與村民結對子的設想。他想要打造一個理想社區,社區里面會有兩種社員,一種是農民這樣的生產型社員,還有一種是城市居民這樣的消費型社員。豐收時,陳衛會以比市面價高出一倍的價格向農民收購農產品。以會員制方式向消費社會提供產品。目前消費社員的會費為2.5萬元/年。每周都可獲得5斤大米、3斤豬肉、10斤蔬菜、一盒雞蛋,一個月2只雞或鴨的供給。初始會員還能享受農場鮮奶、藍莓等福利。這些農產品每周會以第三方物流冷鏈配送方式送到社員家中。按照2.5萬元一年的價格來算,消費社員每天需花68.4元拿到這些農產品。當然,配送量會根據太陽公社的實際產量作相應調整。按理想設定,今年太陽公社招收300戶社員,明年會擴充至800戶。眼下,褚橙、柳桃、潘蘋果、佳沃藍莓……如今似乎每個行業都有幾位大佬在跨行做生態有機農產品。品牌農產品網上賣,似乎正在成為一個潮流。但陳衛明確表示,未來太陽公社的農產品不會放到網上去銷售,僅僅只會供給社員和公社集市。他認為,農產品網上賣,雖然可以讓消費者便利地獲得商品,但是產銷間的信任卻很難實現。但陳衛對于太陽公社很有信心,“兩年后,我們應該就可以通過農業來盈利。我們還是希望實際消費的城里人與實際生產的農民之間有更多的情感鏈接,消費的人知道食物從哪里來,生產的人也知道自己為誰而生產。”
每天游泳的豬
陳衛在“太陽公社”要實現的當然不只是做一頭幸福的“豬”的夢想。在他的宏圖中,幸福的豬與飼養它的幸福的與享用的人息息相關。但這些離不開與所有現實問題的糾纏。
其一,養雞戶羅阿姨的女兒大學專業是財會,畢業后來到太陽公社工作,但兩年后辭職,理由是“我得出去找對象。”太陽公社與中國農村其他地方一樣缺少年輕人。公社當地社員平均年齡55歲。
其二,接下來太陽公社還會有兔子谷、鴨谷、雞舍、草莓谷、垂釣水庫、民宿、餐廳等設施。但這樣一來,與目前許多地區的一些農業度假村有何不同?
“不一樣!”陳衛說,“我們要做的是一個城市人與農民和諧共處的社區。在這里農業是基礎,城市居民可以來這里體驗農耕文化,親近自然。農民可以得到生活保障,并且以傳統的方式耕種自己熱愛的土地,生產出優質的農產品。這是一個喚醒城市人的過程,是一個社區模式”。
可是這個聲明并沒有完全消除我的疑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會飲讀書 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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