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節前夕，一篇名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的文章，在網絡上被刷屏，文章以一個農村兒媳的視角，記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運變遷以及所在農村的狀況，文章首發的閱讀量超過了最高統計10萬，之后被大量轉發，迅速成為春節期間的一個熱議話題。
黃燈，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廣東一家高校的傳媒專業教師。這篇在她自己看來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銳的文章，為何會引起了最火爆的輿論關注？文章記述的是個怎樣的家庭？這個家庭又嵌在怎樣的一個農村中？3月初，央視《新聞調查》的記者和黃燈夫婦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豐山鎮豐三村，通過和這個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觸，來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楊勝剛
人物關系：黃燈的丈夫
黃燈的老公楊勝剛在這個家庭的七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個通過讀書跳出農門的孩子，他和黃燈是博士同學，現在在同一所高校教書。每年過年，他們都會輾轉千里，回家和親人團聚。
1969年，楊勝剛的父親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個孩子。當時的楊勝剛只有1歲，他說，貧困是那個年代農村共有的特征，但較之別人，他們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為貧困，年長的幾個孩子早早輟學，分擔家庭的壓力，姐姐們先后嫁人，大哥楊敦武十幾歲學會了理發，走村串巷，勉強糊口。
只有楊勝剛，從小成績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們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時，楊勝剛考入了省重點孝感高中，他依舊名列前茅，但家庭經濟的拮據，使得他像同時代的很多農村學生一樣，選擇了師范大學，因為那時候上師范，學費低，還有補貼。
1993年，家里賣了兩頭豬，賣得一千塊錢都給了楊勝剛，這些錢當時哥哥打一年工都掙不到，那是這個家庭對楊勝剛傾盡全力的支持。
2007年，楊勝剛和黃燈結了婚，這不僅開啟了黃燈與這個家庭的緣分，也讓她開始了對這個農村家庭的觀察。只是黃燈發現，自從2008年楊勝剛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這個原本團結、溫馨的家庭氛圍就明顯改變了。
楊敦武
人物關系：楊勝剛的大哥
豐三村位于江漢平原的北部，一個靠天吃飯的普通農村，改革開放之初，這里的農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傳統。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發的楊敦武，也加入了這個隊伍，他已經是村里最后一個外出打工的青壯年。而楊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楊勝剛和黃燈的四姐夫）的工地。
從1993年到2009年，楊敦武跟著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開支，并沒有拿回全部的工資，大部分（約十幾萬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這些錢最終卻成了泡影。因為，在黃燈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錢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產了。
四姐夫
人物關系：楊勝剛四姐的丈夫
在黃燈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這個家庭中最風光的人，因為四姐夫是當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帶大哥楊敦武出去時，四姐夫已經是一個帶工人的包工頭了。
當時，楊敦武的兒子女兒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無力負擔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勸說下，楊敦武跟著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兩人每天負責給工地一百多號工人做飯。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樣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為從2008年破產之后，楊勝剛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沒有回過老家。因為四姐夫的老家距離黃燈的婆婆家不遠，所以記者見到了四姐夫87歲的老母親。老人說，兒子已經有七八年沒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錢，而工人都是同鄉，回家就會被催賬。
記者在湖北采訪時，遇到了一個叫李朝輝的老板，他是楊勝剛的初中同學，也是和四姐夫一樣從泥瓦匠干到包工頭，談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為搞工地，他要運氣不好的話，在那個年代的話，公司不給你錢或者你做賠了，就沒人管。”李朝輝說，那個時候打工都沒有保障，而像四姐夫這樣的老板，在他們老鄉當中也不是一個兩個。
楊定華
人物關系：楊勝剛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個城中村，記者見到了楊勝剛的四姐，七年沒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塊錢的兩間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記者的采訪，家里只有從飯館兒打工剛下班的四姐楊定華。
楊定華說，這幾十年來，因為在外做工程經常被壓錢，雖然一家人外表看起來光鮮，但錢一直在工地上滾雪球，并沒有拿回家的余錢。楊定華說，因為她主要在家帶孩子，對于丈夫最后破產的細節，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說，家里現在還拖欠工人工資幾十萬，還有一部分高利貸。楊定華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已經出嫁，另外兩個女兒在北京做導游，她們都表示要為家里還完錢再談戀愛嫁人，這讓四姐更是心焦。
伴隨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城市化建設進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個伴生的毒瘤，記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數字：1990年，全國拖欠工程款近35億元，1995年則猛躥至600億元，到2003年底，更是達到了3360億元。2003年，國務院還曾專門下發通知，用三年的時間整治拖欠工程款的問題，各種慘烈的討薪新聞，都和這樣的背景有關。李朝輝說，建筑業的層層轉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墊資，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來，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損失。
暢暢
人物關系：楊勝剛大哥的孩子
黃燈的侄子侄女雖然只有20多歲，卻都已經為人父母，黃燈嫁來楊家時，他們才十幾歲，雖然黃燈和楊勝剛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夠接受更高的教育改變命運，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時，兩個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沒有那些學習的氣氛，反正我們當時讀書我記得，學生打老師是經常的。”暢暢說，“反正在家里沒大人管嘛，靠爺爺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聽課，要睡的睡覺，打的打牌。”
跟父輩不同的是，他們雖然出生在農村，但是沒有再經歷父輩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為離家打工覺得虧欠孩子，在物質上盡量滿足他們。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們并不知曉。暢暢還記得爸爸唯一一次對他發的火。“當時我好像有十八九歲的時候，我就說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罵我，他說你到時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樂日子很快在初中畢業就結束了，和父母當初因為生計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暢暢他們是出于對外面世界的向往開始的打工生涯。暢暢去過杭州、昆山的工廠，流水線上的繁忙和辛苦讓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見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讓他無法應付工作中出現的狀況。幾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輩從事的老行業，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暢暢才體會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經無法回頭。
楊桂林
人物關系：楊勝剛的大學同學
楊桂林已經在鄉鎮中學教了22年的書，在他看來，因為條件好了，現在的農村學生刻苦程度沒有原來強了。楊桂林說，現在農村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讀書，占到學生總數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于有效的監管，隨著手機、網絡的普及，這些孩子較過去更容易處于失控的狀態，“受到的誘惑太多了，他們沉迷于手機，網吧也有，他們一放學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沖向網吧了。”
這些年，農村學校的硬件設施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農村中學的升學狀況卻越來越令人擔憂。比如孝感地區的重點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對于區內的農村中學實行政策傾斜，依據人口比例給每個鄉鎮的中學一些降分錄取的名額，但很多鄉鎮中學都接不住這些指標。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準備外出打工，繼續父輩的路。但是，他們不如父輩幸運的是，幾十年的快速建設已經緩慢下來，他們打工沒幾年，就遇上了不景氣的市場。如果在往年，春節一過，村里就沒有了年輕人，但在今年，大部分還都在家等著工頭的電話。
楊幼林
人物關系：豐三村村書記
3月的江漢平原，已經到了油菜花盛開的時節，但是大片的農田都還是荒蕪的狀態。村里大部分青壯勞力出外務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種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時光。
村書記楊幼林介紹，他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里的耕地集合起來，流轉出去，農戶收取租金，這是上面支持搞的實驗。記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轉協議，協議分兩份，一份是村委會和農戶簽的，一份是村委會和企業簽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據說，這個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經流轉出去，接手的是兩家企業，一家是養牛，一家要搞生態旅游。
楊幼林說，他們的村子是因為靠近大路才有人愿意來投資，那些不靠大路的村莊沒人投資，任由農田荒蕪。楊勝剛的同學李朝輝就是縣里請回來的老板，他的生態園二期還在如火如荼的建設中。
婆婆
人物關系：楊勝剛的母親、黃燈的婆婆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對于楊勝剛的這個大家庭來說，喜慶中略帶悲愁。因為一位重要家庭成員，黃燈的婆婆在去年過世了。
黃燈說，是婆婆最后的時光促使她有了書寫這個家庭的沖動，婆婆辭世時86歲，黃燈在文中寫道，婆婆的去世使這個家庭最牢固的紐帶轟然斷裂。
黃燈說，婆婆去世時一直掛念著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幾年白白辛勞的大哥。“她一方面為自己的女兒覺得很難過，因為自己的女兒、女婿遇到了麻煩，她心里也難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兒子、兒媳婦的工錢拿不回來，她也難受，其實她才是最難受的。”黃燈說。
這次回家，黃燈會照例塞給嫂子些錢，這是她對這個家庭僅能做到的回饋。當她要離開的時候，暢暢還是沒有等到工頭發出的確切消息，而路邊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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