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電視劇《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安、孫少平，是作家路遙刻畫的黃土高原陜北農村的兩個不同追求、不同類型的青年形象。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兩個回鄉青年人面對突如其來的一場農村改革，選擇了不同擇業觀。少安選擇扎根農村，借助各級政府支持個體經濟的“跳板”，改變個人及家庭的命運，是立足農村的農民青年代表；少平是不服命運安排，走出農村的代表，抓住轉移農村戶口和招工的機會，擠進體制內是知識青年的代表。兩個來源于生活的人物，在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隨處可見，今天讀起來仍讓人感同身受，心潮澎湃。
今天的農村還有“少安”、“少平”嗎？我回到了老家，湖北西南部的一個山區縣的鄉鎮。正逢打工人員返鄉過年，鄉村出現一年最熱鬧的景象。同長期工作在鄉村的基層干部、外出務工人員、在外求學的大學生的交流，尋找一個個如今鄉村的“少安”。結果是多“少平”少“少安”，甚至基層干部發出感嘆：鄉村已經失去“少安”生存的土壤和環境，失去扎根農村發展的通道。
一、留在家里沒出路
我大爺爺現在是三代同堂，很有點像《平凡的世界》的“孫玉厚”一家，大爺爺在人民公社時期當過生產隊長，對各種農活拿得起，做得精，他共生育了一男四女。除兒子讀了高中外，四個女兒都只讀到小學就回家務農，先后出嫁到本村和鄰近的村子。兒子1982年高中畢業后，正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初期，大爺爺要兒子去學門手藝，兒子不愿意吃這份苦，后托人到鄉磚瓦廠上班，兒子去干了一個多月，結果比種田還苦。再后來同村的人邀他到煤礦上班，大爺爺、大婆婆死活不讓他去，他就干脆當起了“少安”。大爺爺說，“大風吹不倒犁尾巴”，我們祖祖輩輩是種田的，就認命種田了。在父輩的言傳身教下，兒子學會種田的十八般武藝，遺傳了父輩會農活的基因。當時國家提高糧油價格，全家還發展養豬家庭養殖，加上妹妹還未出嫁，靠種糧日子過得很紅火，還做起簡易樓房。兒子雖是高中畢業，安心務農，甘心當“少安”，一家依靠勤勞苦掙，五年蓋了一棟三層樓房。年過半百的兒子覺得老的身體好，小的能外出掙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過很安逸。
孫子是九十年代初出生，初中畢業后，大爺爺說，家里8畝水田和3畝旱地，靠他和兒子、兒媳就夠了，安排他去學獸醫，干了三年。看到同齡人都出去打工賺錢多，開始不安分這門手藝了，跑出去打裁縫工，一年能掙回2萬多。最近二三年，能掙回5萬多，還帶回了一個四川媳婦。今年臘月二十四，家里剛剛為他舉行了婚禮。大爺爺說，經常做夢夢起孫子，一年到頭只能看見20多天。想留他在家周圍找個事做，孫子不干，說我又不會種田，附近也沒有合適的事想正月初八就走。他的父母不愿他像父輩一樣，窩在農村當“少安”，支持他外出打工，說到：哪有年輕的在家里的，等我有了孫子再說。
大爺爺所在的小組，29個農戶，共132人，幾乎 55歲以下的人全部進城務工，有的全家甚至在外務工，平日在家不到50人。平常看不見年輕的身影，只有在春節期間或家中老人去世的時候，才能看見他們。村里干部講到，年輕人在村里的確難差事，鎮里前幾年還有幾家小紙廠、小采石廠，現在因為環保政策全部關了，只剩有一家石材廠。農業稅取消后，許多農戶水田改種成茶葉，種田的都改行成茶農了。現在上面提倡培養職業農民，全鎮只有2戶，都是好多年前都成茶葉專業大戶，很少有從現在起步的。年輕人只有選擇打工這條路。
二、留下來的煩惱
我大爺爺的大外孫子，家在鎮上，有經營頭腦。初中畢業后，在外打工有了10多萬的積蓄，回鄉結婚后，就想在家門口就業，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當下現代的“少安”。考察了一段時間，同父母商量決定在鎮上開個餐館，因為鎮上只有一家中檔規模的餐館，生意很好。他們也就投資近8萬元，開了家“十字橋”餐館，供應早中晚，開業后生意還過得去，他的父母也在后廚幫忙，他和妻子忙前忙后，早起晚睡，很是辛苦。但日子一長，生意就不景氣了，固定客人都是過路騎車搞販運的，附近做小生意的，消費20至30元多元就不錯了。而附近那家餐館有個親戚在鎮政府里工作，對公的客人都上旁邊就餐，而他的餐館很少有公款消費的。大外孫子講到，一次，一個豬販子點了10元的菜，結果吃了一電飯煲飯。后來，生意越來越差，搞得人也沒心思做，不到一年就關門了。他聽到開挖掘機賺錢，同人合伙買了個挖掘機，四處求人攬活，攬活后又難結賬，維持了半年，虧本把挖掘機賣了。他說，親戚沒有一個當干部的，沾不上一點光。開餐館，開挖機，人也虧灰心了。前年，他只好第二次踏上外出務工的路。今年春節回老家見到他，他還買了小車，說前幾年留在家里耽誤了時間，兩口子少掙了20多萬，說不定早在城里買了房子。
三、留下來的生存法則
我大爺爺的三女婿是個泥瓦匠，人也憨厚，從學藝開始，一直就跟著師傅干，前十年僅能養家糊口，加上生了兩個女兒，都在上寄宿制初中，還住的是土屋。前些年聽說因經濟原因兩口子常鬧離婚，最近幾年開始單干，承擔農村做房的活越來越多，收入逐年增長，也蓋起了村里數一數二的漂亮樓房。
這次碰到他，他說，去年就承包了20多棟樓房，還帶了5個徒弟，蓋房蓋到附近二個縣市農村。自從開展新農村建設以來，做房子的、修路的事一樁接一樁，但接的是別人轉手的工程，一算只要有略有利潤，我都接，大的賺不到，也不是我這樣的人賺的。前年，別人鼓動我去鎮里參加一棟房子招標，先是給送錢，再是請人吃飯就吃了幾千，還做什么標書，參加投標，結果標沒中，耽誤了上十天，才發現是給別人陪跑。從這以后，我再也不想大工程，就從別人手中接些小工程做。
村里人說大爺爺的三女婿是憨人有憨福。前幾年，別人勸他出去打工，他說幾個兄弟都出去了，老人沒有人照顧，女兒又小，老婆一人忙不過來，干脆留在家里，有事就去做泥瓦工，無事就下口糧田。后來，形勢一變，打工的掙了錢，回到家蓋樓房，他就包工包料；不包工包料，他就只講工錢。后來，學會簡易裝修，能承擔一整棟樓的里里外外的活。在老家農村，人們都認同這種建房方式，他不僅生存下來了，而且收入也高。其實，他長期生活在鄉村，是個適應市場的精明人，也有了一套生存法則：不做大工程，只做別人看不起眼的小工程；包工的房子愿意做，包工包料的同樣做，慢慢地做小有名氣。
大爺爺說，三女婿最有錢，少說一年要掙20多萬，但不露富。的確，從他的衣著和消費看，是個勤勞節儉的人，特別是他的一雙手，布滿了老繭。但他的一對女兒，從衣著和用的手機看，顯然高于其它人。
四、是外出是留下來的彷徨
我大爺爺的二女婿在村里有個外號，叫“青水彪”，意思人長得好看，但做事喜歡耍滑頭。在大爺爺的四個女婿中，算最聰明的一個，在家種田時，因吃不得苦，家境平平。后來，他兒子初中畢業了，他帶著老婆、兒子三人出去打工，先是在北京打裁縫工，他嫌工作強度太苦，又轉到廣州一木器廠打工。經變換地點、變換工種，收入同其它一起出去的人相差一半。前幾年春節回家，大爺爺的其它幾個女婿背后議論他，滑里滑稽，走到哪兒都干不長。
2011年，他看到大爺爺的三女婿做房子生意好，要跟著他做瓦匠。同是連襟，三女婿有幾份同情，答應幫他一把，泥里水里干了幾個月，收入是高出不少，但他嫌瓦匠也苦，就“三天打雨，二天曬網”，特別是急于趕工的時候，他找個借口不出工。后來，三女婿給結清了工錢，勸他找別的事情做，免得傷害兩個連襟的感情。
長期在外打工，他已滿兒子25歲了，還沒有對象。這次春節，他四處請人給兒子提親。他說過年后，老婆兒子要出去就出去，他不準備外出了，準備安心在家做事。我問起他的真實想法，他說，在外漂泊10多年，家里鎖門10多年，人到中年，家不像家，錢是掙不完的。準備向郎舅學習，在5畝地上種茶葉，有時間在周圍打短工。但還是心有不甘，如果外面有賺錢的門路，還是想去干幾年。
同老家人的交談中，我認為“少安”們經歷農村發展的三個階段，一個階段比一個階段更殘酷，更現實，逐漸失去“跳板”。第一階段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為“政策留住了‘少安’們”。 那時農村到處是“少安”，因為政策剛放開，一池春水被激活，為解決溫飽問題，初高中畢業的青年人在父輩的帶領下，種糧食新品種，學習新技術，還發展家庭養殖，加上國家提高糧油價格，種田積極性高漲。“少安”們就是面對自然災害，也發出“靠天吃飯，天不下雨，靠地打糧，地不出苗，人有多大本事”的呼喊，但沒有離開土地和責任田，這一時期，農村最適合“少安”們的生存與發展。第二階段是國家取消定購任務的九十年代中期至2003年，為“負擔趕走了少安’們”。這一時期，出現了“賣糧難”的問題，農業上的“三提五統”逐年增長，“七站八所”也找農民收費；加上農村水利設施老化，農藥化肥漲價，農民種糧出現增產不增收的問題，一方面農業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負擔增長，加之國家政策層面長期得不到解決；鄉鎮企業相繼關閉，以工補農、哺農的源頭枯竭。同時，上學、就醫等隱情費用增加，因災、因病返貧等問題突出，于是，迫于生計，“少安”們開始放棄腳下這片耕地，像“少平”一樣外出打工掙錢。第三階段是2003年至2015年，為“資本逼走了‘少安’們”。 這一時期，中央連續發出了13個一號文件，從取消農業稅到良種補貼、水利建設、現代農業等方面，各級政府都加大對農業的投入，特別是在新農村建設上，給農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各級政府反復強調要突出農民的主體地位，農民要參與其中。但各級的財政資金是隨著項目走，到了鄉鎮，修路、整地、改水等項目就由專業公司來建設，單個“少安”想參與進去，利用熟人社會的優勢，發揮“開疆拓土”的作用，無雄厚的資金實力，也無技術優勢，無法進入其中，讓外來的資本承攬一切，“少安”只能當“配角”。這些資本的背后，其實際控制人不少都是一些有劣跡的人，村民不認可，但他們同政府掌權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有時還驅趕“少安”，逼得他們退而求其安，遠走他鄉去打工。同時，縣、鄉鎮政府連續10多年提出工業立市、工業強市的發展戰略，招商引資辦企業，也把 “少安” 吸引到了城鎮。惠農政策最大的贏家是有資本的人。
“農村是凋敝的農村，農村家庭是殘缺的家庭”。很多人這樣形容當下的農村。我老家所在的村，2003年由三個小村合并而成，在冊人口2300多人，除去在讀學生，在外務工人員達到1500多人，占到60%以上。55歲以下的人幾乎進城務工，有的全家在外務工，剩下的全部老人和幼兒園的小孩。由于撤校并校，小學、初中全部到鎮上集中寄宿，高中、職校到縣城就讀，平日的農村常見的都是“8361”部隊，缺乏以往的生機和活力，一點也不夸張。只有在春節或老人去世的時候，才能看見“少安”、“少平”們的身影。
老家農村多“少平”少“少安”的惡性循環，非一日出現，非一策能破解。在調查中，我始終處于矛盾糾結中，一方面各級政府從戶籍制度、購房、打工子女教育等方面，刺激“少安”進城，再平凡的“少安”也要進城實現夢想。另一方面，政府和社會正不斷撤除“跳板”， “少平”們失去向上的通道。大量青年人進城，制約著建設小康社會、農村經濟發展、建設新農村的未來。我試圖從“少安”身上尋找答案，從微觀層面探尋“少平”們在國家政策和農村現狀碰撞中失去“跳板”的成因。
1、面子抹不開
在老家農村，面子高于一切。農村改革初期，勤勞致富光榮，誰成了萬元戶最風光，最有面子，最有話語權。后來，種田掙不到錢，出生于五十、六十年代的第一代“少安”們紛紛外出打工，有的最早在村里做了漂亮的樓房，讓男女老少羨慕不已，全家人覺得有面子，過去很多在村里抬不起頭的人終于能昂首挺胸了。他們的孩子從出身和上學開始，就看到父母外出打工，認為在農村干一輩子沒出息，缺乏扎根農村、改變農村、致富農村的思想基礎，覺得在家務農沒有面子；初中一畢業，就告訴他們誰出去掙了大錢，誰呆在家里只能飽肚子，變成了第一代“少安”。
只有消極的教育引導，沒有正面的典型引路，老少“少安”離開農村，出現輕視農業、逃離農村現象。即使有個別想在農村求發展的，也因為面子，在熟人社會里抬不起頭，被父母及長輩逼著離開家鄉。
2、票子掙不來
掙不來票子在農村是嚴酷的現實。村干部說，凡是房子蓋得漂亮，門前有小車的，都是外出打工的。家里樓房沒有裝修的或者住土屋的，都是在家務農。我有兩個親戚很有代表性，一個是姨父，高中畢業后一直在家務農，住的父輩七十年代蓋的土房子，舍不吃穿，通過養豬和在本地煤礦干活，僅供養了獨生女兒上了大學。2006年才出去打工，是最后一批離開農村。他說，從高中畢業后的18年間，早出晚歸，只能養家糊口，同村的人看不起他。女兒上大學后，他們夫妻熬不住了，跟著親戚出去打裁縫工，雖然掙的比同齡人低，但比在家收入高，四年間就回家做了樓房。他一直感到后悔，應該早出去打工。還有一個初中沒有畢業的小舅舅，十五歲不滿就外出打工，年齡比前面的姨父10多歲，開始幾年也沒有掙到錢，后來進大廠做裁縫，收入比較穩定，回來蓋了樓房，結了婚，沒靠父母掏錢，前年還買了車。
俗話說，腰中無錢是病人。掙回多少票子代表一個人的身價，現在茶余飯后談的都是一年掙多少。村支書跟我說，村干部過去有面子，現在沒人愿意當，年輕人看不起。前年，村里培養了一個年輕后備干部，村民都說是個好苗子，群眾關系也好，但年收入不到5000元。他在村里干了一年多，去年還是打工去了。
3、老婆討不回
近十年間，農村青年通婚圈出現重大變化。農村青年婚姻觀、家庭觀變得更加現實，結婚要有房有車有聘禮錢，如果不外出打工，再俊的小伙很難找到媳婦而且本地媳婦婚嫁費用高。收入平平，家中又沒有多少積蓄的，媒人都不愿給提親，因為媒人知道，收入不高的小伙很難被人相中。這樣，過去最好結婚的獨子家庭，也因收入問題變成結婚難，于是，出現了大量高齡未婚單身青年。
4、路子尋不著
出身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少安”成長市場經濟的年代，應該是農村的中堅力量。現在的村莊不是“雙水村”，青年人不會農活、不識莊稼，已經是普遍現象。不少人說，我們回來干什么？我們什么都不會？現實是外出的大量返鄉，鄉村里還真尋不到適宜青年農民的路子。現在農村青年的出路分為三個層次，成績好的上了高中再上考上大學，跳出農門，在大中城市實現穩定就業；其次是成績稍差一點，初中畢業后上了職高，現在職高實行“訂單式”、“定向型”培訓教育，一畢業就直接被學校送到沿海企業；最后一批，就是初中畢業跟隨打工大軍到大城市務工。上了大學的青年，他好不容易跳出農門，在城市安了家，有的自身發展也好，再好的政策，也不會回來。再就是上了職高，在外發展一般的，愿意扎根農村的，如果有更大創業平臺，有發展“跳板”, 能在政策、資金、技術給予扶持，提供寬松的發展環境，表示愿意回來當 “少安”。最后是初中畢業外出打工的，他們步入父母的后塵，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就是回來了，也找不到路子，正在成為打工路上的代際傳遞。
無論是少平還是少安都是努力為生活奮斗的農村青年形象，都被他們身上的活力和堅持所打動，希望現在的農村青年也能找到自己的路。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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