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生活在漁村，未到法定年齡“結婚”再正常不過，最小的14歲就當了媽媽，個別30歲就成了奶奶或者外婆……記者在海南臨高縣等地的漁村調查發現，部分少女未婚早孕早育現象普遍。一些“少女媽媽”婚后面臨分娩安全風險，生育后分居現象也越來越多，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7月13日北京青年報）
十六七歲本該是在父母懷中撒嬌的年紀，本該是在校園里揮灑青春的年紀，本該是充盈自我精神世界、規劃設計未來人生的年紀，然而在新聞中這些漁村孩子的身上，這一切一切的美好都在未成年期戛然而止。吃飯、喂寶寶、看電視……這就是這些“少女媽媽”每天都在重復上演的“單曲循環”生活模式，消息在令人震驚錯愕的同時，也不免唏噓感嘆。結婚生子，本是件值得高興慶賀的喜事，但現在卻如魚梗在喉，讓人怎么也高興不起來，這在當下充斥彌漫剩男、剩女等社會焦慮的大環境之下，“少女媽媽村”的社會現象顯得尤為刺眼。從剩男剩女到少女媽媽，整個社會的生育大計無疑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一個社會問題尚未解決，另一個社會問題又沉渣泛起。如此尷尬現實，不僅值得當權者深刻反思，更值得社會大眾深究與追問。
實際上，這種“少女媽媽”的社會現象，并非海南一地的個案，這在全國范圍內尤其是艱苦偏遠山區都呈現出一個高發頻發的態勢。就拿臨高縣漁村為例，之所以“少女媽媽”成為當地特有的現象，可能存在諸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首先，“少女媽媽”是一種規避風險的“保守性策略”。誰都知道，漁民出海風險較大，如果能夠提早“傳宗接代”，勢必能夠將對家庭的潛在傷害降到最低，因此，“少女媽媽”自然成了漁民規避出海意外與風險的不二之選。其次，“讀書無用論”思潮的影響。據權威統計數據顯示，當地漁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萬元，遠遠高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833元，稍加對比，就可輕易得出“讀書不如打魚掙錢多”的所謂“腦體倒掛”結論。如此，漁民們自然“重漁輕文”，對孩子的教育不聞不問。加之漁民常年出海造成漁民孩子特有的“半留守狀態”，客觀上也助推加劇了早戀早育、“少男爸爸”、“少女媽媽”等陳規陋習的高發，家長的輕視與縱容無疑變相起到了催化誘發的作用。
據當地的“生育大數據”顯示，短短十個月之內，16歲以下的未成年產婦就高達20例，換言之，每月就有兩至三個未成年產婦，并且其中多人是生育二胎，言下之意，這些“少女媽媽”一胎時的生育年齡可能更小。就國家宏觀層面，關愛女性兒童、普及義務教育的口號喊了很多年，但現在問題依舊，幾成頑疾，低齡婚育的死角依然存在，這足以說明，在控輟保學工作上、在遏制早婚早育甚至童婚童育問題上，依然任重而道遠，有關部門依然不能有絲毫的懈怠，依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其實，“少女媽媽”的悲哀不只是這些當事者個體的不幸，更是我們整個教育乃至整個社會的悲哀。雖說結婚、生子都是人生必將步入的既定軌道，但如果過早地挑起養家糊口與結婚生子的重擔，過早地承擔那些不屬于自身年紀應有的家庭責任與社會道義，過早地將人生定格，未來生活的質量實在難以讓人樂觀，尤其是對那些身體與心智都尚未成熟的“少女媽媽”來說。這不僅是對當事者的不公平，還會催生一系列的社會危害，小則面臨分娩風險造成難產、畸形等不良后果，大到損傷教育公平，破壞《教育法》、《婚姻法》等系列法規的制度威嚴，危及社會的和諧穩定。對“少女媽媽”來說，就連自己都還是稚氣未脫的孩子，自然缺乏家庭角色中所必需的責任與擔當，又叫他如何能夠化解家庭矛盾？如何能夠扮演好家庭角色？如何能夠維系穩定的生活與幸福的婚姻？
常言道，治貧先治愚，救命先救心，“少女媽媽村”的背后所暴露的，不只是當地人價值觀的迷失與錯位，更有漁民子女整個群體的發展困境。所以，“少女媽媽村”的社會瘡疤即是再痛我們也要狠心撕揭。但如何揭，當然也是一大社會難題，同時還考驗著職能部門的工作智慧。根本之道還需轉變觀念，作為地方政府，當地方面要加大宣傳與引導，強化群眾的守法意識，扭轉畸形的生育觀，如此，才能避免“少女媽媽村”的社會瘡疤重蹈覆轍，漁民群體的人生也才有打破瓶頸、實現逆襲的可能。
作者地址：四川省樂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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