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如果我們能做到‘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那就是對我們最大的肯定了”，在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有一個名為“鄉村與現代”的讀書小組，讀書小組的老師，常常如此與同學們一起共勉。
每兩周的周末，對鄉村問題、中國問題懷有興趣的同學們，聚在一起，圍成一圈，在幾位老師的指導下，認真讀書，熱烈討論。大概是當下中國的大學校園里，大多數老師們都太像“老師”：或是高高在上，讓學生心生畏懼，或是搖身一變為“老板”，讓學生成為“勞動力”；所以，“不像老師”的“老師”，才成為鄉村建設學院主持讀書小組的老師們的自我期許。正是因為幾位可敬的老師自覺地嘗試突破一個一般的、主流的教師的自我想象和定位，學生才有可能不像通常意義上的課堂上只知木然聽課、機械筆記、下課走人的“學生”，而是在讀書小組中積極思考，提出自己的困惑、疑問乃至質疑、批判，與老師的交流不局限在教材知識，而是擴展為一種“整體性視野和關懷”。
暑往寒來，“老師沒工分、學生沒學分”的讀書小組在靜謐中默默持續到了第四個年頭。一顆顆年輕、躍動、求知的心，帶著困惑來到這里，讀書、討論，時間匆匆，畢業來臨，他們離開這里——帶著一段段扎實的思考，以及更多的困惑——走向社會，或繼續深造。這一段經歷刻在心里，也許會成為他們精神中一份財富——無論是認識社會，還是理解自己。例如本文作者，就是其中之一。
新學期開始，“鄉村與現代”讀書小組第八期，馬上就要開始啦！本期讀書會在西南大學舉辦，現在正在招募，歡迎在西南大學的你參與，同時期待您轉發給更多有興趣的西大學子，報名方式是：發送報名郵件到 1024746832@qq.com （截止日期為2016年9月20日），也請多關注本公眾號隨后推送的消息。
這篇文章，是在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讀研究生的張振同學的一篇自我反思與梳理的文章，如他在文章中所說的，讀書小組的這一段經歷，于他而言，極為重要。他在讀書小組中究竟收獲了什么？他的思考，又有哪些曲折？與歷史、鄉村、時代、國家，又是什么關系？
本文刊發于《天涯》雜志2016年第5期，標題為小編所擬，原標題為“糾結中的前行”。感謝《天涯》授權“鄉村建設研究”公號轉載！
糾結中的前行
2012年冬天，由于一個極為偶然的機會，我從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一位老師那里了解到，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正在籌備讀書會。老師問我，你愿不愿意來參與組織這個事情？
那時我大二，正處在最為迷茫和焦慮的時段。
1、逃離的焦慮
1990年代初，我出生在華北平原的一個普通村莊。父輩——我的伯伯們以及父親——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在土地里謀生活的農民。80年代中期，爸爸曾隨同鄉一起在北京做過建筑工人。之后，因為有一點文化基礎，也因為鄉鎮和縣城有所發展，非農就業機會開始慢慢擴展到村莊，爸爸去了一家鄉鎮工廠做會計和業務員。但家里仍然是“不離土、不離鄉”——一邊是在鄉鎮工廠工作的爸爸，一邊是在家里務農的媽媽。
從小父母很少讓我干農活。媽媽總是一遍一遍說起，你去看看你伯伯和爸爸的手，再看看你自己細皮嫩肉的手，出苦力的永遠受累，坐辦公室的風吹不著、雨淋不到，有文化才是正路，我們這一輩子就是得受累了，下苦力就是為了讓你能考上大學，不用再像我們這般遭罪。整個童年生活中，這段話在心底一遍一遍地澆鑄。有限的下田勞動經歷里，炙熱的太陽、刺人的飛蟲、累得像是要斷掉的腰桿，也一遍一遍強化這種意識。更不用說學校的教育早已潛移默化地進行“離農”的暗示；日常生活里，“種地”早已成為一個滑稽的詞匯，在各種玩笑或罵語中閃現；電視熒屏上，農民、農村也總是以一種愚昧的樣子成為理所當然的笑料；在縣城求學的年月里太多次感受到來自城市同學的嘲諷與鄙夷，或許是穿著之土，或許是見識之短，輕飄飄的玩笑話、微妙的眼神和表情，落到我的身上，最終也變成沉甸甸的自卑感——“農村”是貼在我身上的一張怎么甩也甩不掉的惱人標簽！在成長經歷之中，數位親人因疾病而離世，家里親戚拼湊的錢款在醫療之中如九牛一毛，悲痛與巨大的無力感也像釘子一樣釘進心里。
“逃離農村”成為了我不假思索的下意識——“天經地義”，本來不就是這樣么？少年生活的刻苦與用功，動力也大概都來源于此。
轉折發生在高考。高考成績之低遠遠超乎意料，也是人生第一次如此真切地體會到震驚與沮喪感。填報志愿后，錄取情況在網上公布時，仿佛命運與我開了第二個玩笑——填報的6個志愿都沒有中，被調劑到了“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盯著電腦屏幕上“農村區域發展”六個字，心里一片空白。在這一刻之前，“農村”從來沒有成為我腦中認真思考的對象。它只是我下意識中必須逃離的宿命：離開農村、平房、田地，奔往“更好”、更“先進”、更“體面”的地方——城市、樓房、辦公室。原先一直沿著預定好的道路努力攀爬，突然被一股力量硬生生地折入了一條側徑，又恰恰通向自己一直以來想逃離的那個“地方”（也許不只是“農村”這個“地方”，更是一整套生活想象）。“農村區域發展”六個字在屏幕上刺眼地閃爍，就像一把鋒利匕首，刺進了我一直以來不假思索的下意識。
初入大學時，心里的失望與沮喪，和大學新生活的新鮮與刺激交織在一起；逼迫自己用功學習、取得獎學金以減輕家中負擔的壓力，和對所學知識的厭惡感以及整個人的消沉狀態深深的交織在一起，形成奇異的混合物。我厭惡這些與“農”相關的知識！它們總讓我想起父輩布滿繭子與灰色裂紋的手，每一次想到都鼻尖發酸；它們就像在我成長經歷中不斷強化著我的自卑感的那張標簽，怎么甩也甩不掉。學習這些知識有什么用呢？我不但不能安撫父輩操勞的雙手，不敢面對父母疲憊的身心與殷殷的期望，更甩不開那張標簽，反而又掉進了那個宿命里。眼看著時間一點點流逝，內心開始充斥著強烈的焦慮感——在沮喪、迷茫和徘徊中所浪費掉的時間越多，被別人拉開的差距越大，在競爭如此激烈的校園和社會，就越來越被甩出去。大學前一年半的生活，就在這種迷茫與焦慮的雙重煎熬中消磨過去了。
2、轉變與反思
那時焦慮感日益強烈，以至于在最痛苦的大二上半學期末，要去找學校的心理咨詢室求助。但是也并沒有什么用處。最初參與讀書會的籌辦，也只是想能不能做點其他事情，把自己從這個狀態里拉出來。那時的我顯然不會知道，就是這次對讀書會的討論，以及之后持續展開的讀書會，改變了我迷茫焦慮的狀態，也改變了我的大學生活。
讀書會的名字定為“鄉村與現代”，在幾位可敬的老師的指導下，嘗試在一個跨學科的視野下，重新思考鄉村與城市、中國與世界。不能不說，第一次讀書會給了我極大的沖擊感，我猛然間像是窺探到了一個“新世界”！歷史戰車的軌跡、當代世界的結構、日常生活的秘密……這些實實在在地構成了我們的生活卻又悄然將自身隱匿之物，在新的視野之中慢慢開始“顯影”。讀溫鐵軍教授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讓我們觸摸近代百年中國歷史的掙扎與悖論；讀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理論》，讓我們感受在時代逼迫下的諸多努力之一種；看《秋菊打官司》，理解鄉土社會與現代法治之間的張力；聽新工人藝術團的歌曲，感受與觸摸當代新工人在“城市留不下、鄉村回不去”困境中的努力探索……每次讀書會轉眼四個小時過去，討論結束。帶著收獲和更多的疑問，我們走出討論室。黃昏臨近，車燈閃爍，行人匆匆，走在學校的路上，我們都從彼此的臉上看到了一些興奮神色，一些因發現新的知識和視野而產生的訝異與激動。
正是在一次次閱讀和討論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迷茫和焦慮在不經意中被相對化和問題化了，我開始重新理解自己所出身的“農村”——恰是在我的切身生活經驗和理論閱讀思考之中，它展現出復雜的維度與豐富的張力，不斷刺激著我去思考。
在發展主義或現代化邏輯的敘述中，歷史觀念被一維化為“線性”和“進步”，其指標為物質上的更高和更為富有。在這個邏輯下，鄉村自然成為一個落后的標志和歷史的包袱，是需要以城市化的方式被“克服”的“對象”，必須被抹除和消滅；只有如此，中國才能擺脫“黃土地”的沉重束縛，走向“文明”與“崛起”；而在文化觀念上，無論是“農民”、“農村”、“農業”，還是“農民工”，或被征用為寄托“鄉愁”與“懷鄉病”的“故鄉”，或被征用為文藝作品中笑料的來源（如趙本山的系列小品等），或被征用為中產階級焦躁心靈的“拯救者”（如電影《天下無賊》、《泰囧》等）……但無一不是“他者”和“對象”，其中隱含的主體位置和權力關系再清晰不過。然而，無論是“前三十年”的快速積累與工業化，還是“后三十年”的農民工/新工人以“三低”的勞動力（低再生產成本、低對抗性、低社保成本，參見溫鐵軍教授相關分析）維持的“中國制造”比較優勢，以及經濟危機襲來之時資本逃向作為“外部空間”的鄉村得以“避難”，一切都明明白白：支撐發展主義或現代化邏輯的不恰是鄉村對“發展”所提供之源源不斷的“輸血”，以及對“發展”所造成“成本”的默默承受嗎？
我開始重新思考“鄉村”，并反思自己一直以來的觀念與意識。面對家鄉的父老鄉親與腳下熱土的情感與姿態，難道就只有“逃離”？鄉村的苦難，難道就只被簡單地當作“發展的必要代價”而被輕佻抹去？不。在鄉村中成長起來的我，對鄉親們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有著太多感受——苦累，無力，悲哀，爭吵，沖突，計較；歡愉，勤勞，互助，憧憬，堅忍，寬容……從情感上，作為農民的孩子，我不能接受。我開始逐漸意識到鄉村生活帶給我獨特的成長與生活經驗。春天田野里迅猛拔節灌漿的麥子，春夏之交在田里拾麥子時滴到土中的汗水與灌進鞋子的泥土，夏天烈日炙烤下草木的濃烈氣味和玉米的粗糙葉子，秋日清晨打在臉上的初升陽光和田野里混合著炊煙的晚風，以及八月十五的晚上與家中父輩一起剝玉米時的愜意，還有冬天的秧歌和鞭炮，鄰居之間互贈的吃食……這些經驗，以及與這些經驗連帶在一起的整個鄉村生活，在另一個視野與價值坐標中，重新煥發出別樣的光彩，顯現出一個保有自身力量的生活世界，盡管它們細微，但卻綿長、堅韌——我并非是在“浪漫化”，而且始終警惕這一點，但我卻仍然堅持認為：鄉村絕非被強勢話語所建構出來的無主體性模樣，要么被投以輕佻的取笑，要么被施以廉價的同情（例如最近幾年歲末年初都泛濫的“返鄉體”書寫）！
3、鄉村與國家
正是在對“鄉村”的重新理解中，我得以在一種新的、別樣的視野中進入歷史——那既是被強勢話語所邊緣化的歷史，同時也是弱勢者的、革命的、建設的、探索新可能性的歷史；并嘗試重新理解歷史概念背后的復雜意涵（如“革命”、“鄉土”、“改造”、“社會主義”……等）。進一步，我也看到歷史中蘊含著錯綜交纏的復雜意味。
我還清晰記得，在我們好幾期讀書會的討論中，有關毛澤東和梁漱溟在1953年的爭論這一問題總是頻繁出現。1953年9月全國政協第十九次常委會擴大會議上，梁漱溟的會議書面報告中指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及工業化政策使得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發生了逆轉，“過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發動農民、依靠農民。依靠農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農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長，但進入城市后，工作重點轉移到城市，成長起來的農民亦都隨著到了城市。……今建設重點在工業，精神所注更如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人才財力集中都市，雖不說遺棄吧，恐多少有點。……當初革命時農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國民黨反動派暴虐，與共產黨親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勢。”正是以這段話為中心，點燃了他與毛澤東之間的爭論。六十多年后，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這場爭論？與此相關聯，到底該如何理解建國后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等形式占有農業剩余來快速進行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這一歷史事實？站在梁漱溟的角度看，處于“九天”的工人與處于“九地”的農民，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與分化觸目驚心；站在毛澤東的角度看，梁漱溟所言也確為“仁政”，但關鍵是要考慮特定時代與外部條件下“大仁政”和“小仁政”之區分與優先選擇。就我的理解而言，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外無市場、殖民地，內無資本，不可能復制西方工業化、現代化的路徑。那么，中國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重擔似乎只能再一次由農民來承起。在這個背景下，1953年毛澤東與梁漱溟之間的爭論，正是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在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歷史進程中，在籠罩全球之“世界體系”的背景下，在“國家”與“階級”之間“不得不”產生的歷史性沖突（如沃勒斯坦曾指出，“在歷史資本主義政治結構條件下，它們（指‘反體系運動’——引者注）別無選擇”）的一個表征。
但是，這似乎仍然不足以撫平我內心的糾結。因為我的爺爺，正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饑餓離世。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不能不意識到“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通過占有農業剩余、以高積累率快速進行工業化，某種意義上是全球結構中的近代中國之歷史宿命，是國家在當時歷史情勢下的“別無選擇”；進一步說，國家的強大和民族的興盛，也是我——一個感知于屈辱痛苦之近代中國的普通人——所渴望和興奮的。然而作為農民子弟，我卻不能不感到歷史的苦澀與殘酷。一邊是“鄉村”，是歷史中的幽暗低音與無法言說的犧牲者，另一邊是“國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體量巨大的主體，兩者之間的復雜辯證，在我頭腦里纏繞，使我糾結痛苦。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正好可以理解左翼內部對“國家”問題的分歧：“民族國家”在歷史上一方面是由追求解放的“人民”構成的共同體，一個獨立的主權單位；另一方面，其主權與行為邏輯又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受到結構性限定；一方面，它是當代全球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政治形式，參與著與資本的結合以及區域經濟霸權的構造，另一方面，它又是當前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競爭的單位，具有抵御跨國資本推行的“去國家化”作用，是一種保護性力量。它既意味著保護與希望，同時又蘊含著壓迫性力量和異化的危險。進一步說，我們恰可以從“國家”問題潛在的歷史張力切入，重新思考“革命中國”在二十世紀內的“遺產”與“債務”（參考戴錦華教授相關論述）。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開始逐漸意識到戴錦華教授所強調當下“歷史縱深感消失”的深刻意味。近些年來關于“90后”的代際論述中，有人將我們描述為喪失了歷史感的一代人。這確實切中要害，仔細想想，我們這一代人出生于市場經濟興起之時，成長于90年代消費主義與大眾文化對日常生活的全面滲入以及知識界、思想界“告別革命”的氛圍之中。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似乎世界是“平的”、歷史是單向的、未來的可能性是唯一和極化的，恰如著名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
正是“去政治化”與“去歷史化”的進程，造就了“去政治化”與“去歷史化”的一代，戴老師所說的“認賊作父”與“反認他鄉為故鄉”，似乎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自然反應。解鈴還須系鈴人，也恰好正是通過對一種新視野和新坐標的重新引入，歷史之中的復雜結構與糾纏張力在我的眼前慢慢浮現，在思考中逐步積聚成形，它成為我的問題意識和進入其他重要問題的入口。我想它可能并非我的個人經驗，我相信，這更是很多有類似經歷的青年所共享的時代經驗。
4、理論與實踐
今年夏天，我在北京參加了第二屆“熱風青年成長營”。成長營理論與實踐并重的氛圍，就像一個思想醞釀的契機，使我在閱讀理論和訪談調研等各類學習過程中，對參與實踐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認知：嚴肅認真的思考從來不能完全脫離具體直觀的感受而進行，如果不親身參與到實踐中去，拒絕了最直接的身體經驗與現場感受，所謂“思考”自然缺乏“底氣”和“地氣”。
7月10日，我們到達了流動打工者聚居地之一北京市朝陽區皮村。皮村本地人口僅約1500人，但流動打工者卻達2萬左右，集中于諸如家具加工制造廠等行業。國內重要的新工人服務機構北京工友之家，正是在皮村開展工作。上午參觀結束后，我們拉著行李箱走向由北京工友之家主持的同心實驗學校。皮村村內的公路十分逼仄，彎彎繞繞，狹窄處僅容一人通過，不時有水泥、沙子、泥漿橫鋪在道路上。我很奇怪，因為華北村莊內部的道路一般來說都較為寬闊，即便較狹窄，但至少相對直，皮村這樣逼仄狹小的格局，對我倒是有些陌生。之后了解到，原來因為皮村面臨拆遷，時間未定，所以從今年年初開始，本地村民努力擴建房屋，希望能夠拿到更多的征地賠償。而與這個過程相伴隨的則是打工者房租的進一步提高。
地方政府征地、規劃、引資發展的急迫，東中西部的差距，人口的流動與聚集，生產在地理空間上的重組……皮村如同一個縮影，展示著錯綜復雜的張力。如果不是真切地感受著烈日下的皮村逼仄的道路、狹窄的居住環境，如果沒有就打工生活的痛苦艱辛而與工友們的坦誠交流，如果沒有實際參與到同心互惠商店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接收衣物、整理衣物、銷售、處理熱線與相關文件等幾方面的工作），沒有在高檔購物區收集二手衣物過程中遭遇到時尚男女掩著口鼻匆匆閃避的冷漠與不屑，我恐怕很難以一種純粹理論推演的方式去理解“團結經濟”及其在現實中的動力、艱辛與希望，也難以對“人民可持續生計”的實踐探索產生體認——盡管在理論層面我清楚知曉它的重要性，但缺乏帶有溫度的身體質感和經驗之沖擊，它仍然讓我難以從心底真正樹立一種理解和體認。而理解與體認的缺乏，正框定著一個人在理論思考上的限度，使問題意識容易受限于理論邏輯內部的纏繞，而非直接來自“燃燒”的時代本身。
我也想起，在成長營的一次討論中，有同學說到，工友之家的這些工作仍然是局限在“改良”范圍內，并未讓她看到“突破資本主義的新可能”。但正如呂途老師在成長營中對我們的耐心提醒：我們都有很多困惑，不過，當我們嘗試提出問題時，不要總是從腦中的理論概念推演出發；這種提問題的方式，容易在封閉的理論環路中脫離具體對象的現實處境和復雜張力。無論是經常被批評為“改良主義”的鄉村建設，還是新工人服務工作，不都是在最“形而下”的現實處境中“見招拆招”嗎？在一個缺乏明確未來圖景的當下時刻，理論層面上終結資本主義的設想和想象當然可貴，但同時，回應著具體問題、通過點滴積累進行實踐探索，在多重現實制約中開拓新可能的點滴行動也同樣可貴。就在參加熱風青年成長營之前，我也參加了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Summer School，在這方面也給我很大觸動。Summer School中無論是授課的老師，還是大多數學員，都將自身的學術研究和知識生產與社會運動和實踐工作（例如香港少數族裔勞工的爭取平等權利運動、生態農業實踐，韓國勞工運動，日本反美軍基地霸權運動，作為政治實踐的紀錄片與藝術運動等）緊密結合起來。對照之下，來自中國大陸的我在社會運動與實踐工作方面參與很少。這種氛圍既在知識感覺上給了我很大的觸動，也使我更為感奮：所謂“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和“We can make a difference”不僅是振奮人心的口號，更應是具體、細微（甚至瑣碎）的探索和實踐，它恰如切格瓦拉的名言：“讓我們忠于理想，讓我們面對現實”。而且，退一步說，即便不談“想象另一個世界”這個宏大的理想，作為一個農民子弟，我對鄉土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遭受的巨大剝奪感到痛苦與不公，希望自己能夠努力為鄉土做一些回報，不也是要從具體和細微的工作開始做起嗎？
5、世界與我們
正是在這么一大圈的學習、實踐與反思過程中，我開始意識到，如何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中理解自己那些沉重和揮之不去的焦慮感：它們到底來源于何處，意味著什么？其中預設和包含著哪些潛在的觀念，這些觀念與時代、歷史、社會之間的關系又是什么？
少年時代想方設法要逃離那作為宿命的“農村”，而逃離的方向只是模模糊糊、隱晦不明的“更好”地方（城市、樓房、辦公室），并希望能在“那里”獲得較高的收入、體面的生活并盡快讓父母從繁重的勞動中解脫出來。如今重新回過頭來審視，這個如何簡單、絕對合理的理想，背后所隱含著的實際是90年代以來（正是我出生、成長的年代），由電影、電視劇、雜志、流行歌曲等無所不在的大眾文化之美麗“鏡像”所參與建構的，一個獨立、自足、“小日子”式的“中產”想象。所謂迷茫和焦慮感，很大程度上正來源于自己所學的“涉農”專業和看似“疏離城市”的知識（實際未必），使得“中產夢”離我越來越遠。
但若從整體性視野來看，幾十年以來資本主義發生著較大變化，在“新自由主義”這一大的指稱下，通過例如“富人的復仇大計”（大衛?哈維）、“沒有就業增加的增長”（蔡明發）等分析，都點出“中產夢碎”其實絕非某種“個人性”的遭遇或困境，尤其是2007-2009年世界性金融海嘯之后，這一趨勢愈加明顯，對世界不同區域的人們都產生著或隱或顯的沉重壓力，并成為政治運動（例如各種“占領運動”）的動力來源。在這個過程中，青年人又首當其沖，用學者許寶強的話來說，“擴張的欲望遭遇稀缺的希望”，一方面是被消費主義所詢喚的主體與不斷擴張的欲望，另一方面是不斷遭受擠壓的資源空間與生活希望（例如高企不下的房價）。兩個趨勢日益深化，在相互碰撞中釋放出強大的情感能量，這也正是理解由青年人主導的臺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的重要面向。
如賀照田先生曾經指出的，在中國大陸“今天的現實雖然使大學畢業生順利進入中產階級的夢想受到很大打擊，但他們的中產階級夢想還沒有最后破碎，他們感覺這夢想還在不遠處向自己招手，而也正是這種感覺，支撐著今年的高考參加者仍然喊出‘考過高富帥，戰勝官二代’的勵志口號。”（賀照田：《中產階級夢想的浮沉與未來中國——以網絡流行語為中心》，《文化縱橫》，2013年第3期。）相比于臺灣與香港的經濟狀況，大陸或許還能為青年提供一個較好的未來預期，然而在“大國崛起”的“盛世”背景中，“蟻族”、“蝸居”、“啃老”以及中產階級“屌絲化”卻也已然成為社會現實；楊慶祥先生曾經指出的“失敗感”的凸顯與“夢境”的破碎，以及文學文本（如小說《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世間已無陳金芳》、電影《夏洛特煩惱》等）所表征的逐漸積蓄的“絕望感”，也正成為我身邊部分青年所共享的普遍感受。
延展開來，“中產夢”所遭遇的“絕望感”，正在形塑著一種獨特的感覺結構：“小確幸”。臺灣學者趙剛已經對此進行過犀利的分析，他指出，“小確幸”是資本主義發展沉滯時期（也即上述資本主義最近幾十年的變化）死氣沉沉的社會狀況的癥候表征，是資本主義世界中飽受不確定與無望感的青年人和中年人面對挫折痛苦的一種表達，一種自衛/自慰性精神狀態。在我的感受中，“小確幸”同樣也是身邊大陸青年內在的感覺結構之一。這個概念的提出者，作家村上春樹在《蘭格漢斯島的午后》中寫道，什么是小確幸呢？把洗滌過的潔凈短褲卷摺好然后整齊的放在抽屜中，就是一種微小而真確的幸福。不必羞于承認，當我自己看到這個講法的時候，同樣也感覺到一種摻雜著怪異、真實和驚詫的直擊內心之感。
當然，我也逐漸明白，這種焦慮感，并沒有、也不會因為學習了諸多批判理論而消失，可能只是使自己更加明白自身處境。選擇仍然要進行，焦慮感仍然要面對。
比如，它就在大三、大四之交準備選擇以后出路的時候重新浮現。如果順著這讓人窒息的焦慮感往前走，很自然，應該選擇讀一個容易就業、薪水較高的專業。我是年級里面成績最好的學生，保送到國內前十左右高校的經濟管理或者金融類專業讀研，按照往年的情況把握是很大的，而且年級里其他準備保研的同學選擇的也正是這個方向。但是選擇這個方向，心里又始終有一些不甘。如果按照原先的軌跡“逃離”了農村，那又怎樣面對自己參加讀書會以來思想上的轉變，以及自己面對鄉土的復雜情感（痛苦、糾結，還是力圖的“回報”）？最終自己選擇了讀文化研究。其實選擇之初并未完全想清楚，但隨著時間流逝，這個選擇的意義也慢慢清晰起來。一方面，由于我繼續讀書的情感動力是為鄉土做一些事情，而內在于“中國問題”的“鄉土問題”，從來就不只是一個單一學科能夠處理的，它與政治、文化、哲學、歷史、經濟、思想、生態……等諸多問題相互纏繞、互為因果。因此，理解鄉村問題，背后有眾多維度需要納入視野，跨學科的視野與方法無疑具有關鍵的意義。另一方面，自文化研究起始于英國伯明翰之后，一直都有一個站在工人、農民、被壓迫者的位置，去設想不一樣可能性并與各種社會實踐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傳統。這自然與我想參與到實踐中去的動力十分契合。
即使這樣，焦慮感仍然沒有繞開。如今微信朋友圈里又流傳一句新的流行語：不孝有三——學文、考研、讀博。看到這句流行語，似乎也只能無奈地笑一笑。這個時候想起老師說的一句話，當你焦慮或者“矯情”的時候，不妨走出去，到大街上走一走，世界上有那么多為生活掙扎的人們，他們不會有那么多時間和條件去傷春悲秋。想到這里，心里就會坦然一些：既然不愿意隨波逐流加入到逃離鄉村的浪潮，既然想通過學術的方式為鄉土做些什么，那么就不要后悔自己的選擇吧！
人生哪能不糾結，正是在張力中向前的艱辛跋涉，才印刻著生命留下的重量。
2015年10月 初稿于重慶沙坪壩
2016年6月 二稿修改于香港屯門
2016年7月 三稿修改于北京皮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鄉村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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