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情更怯，不僅僅是從農村走出去的城市中產或知識分子的獨特體悟，也是在外拼搏的農民工的心理體驗。對于返鄉過年，期待與害怕的矛盾心情同時襲來。是什么變化讓農民近年情更怯？家與故鄉是中國人的宗教，春節返鄉就是一場集中的情感與價值的儀式展演。伴隨著鄉村巨變，村莊社會關系的撕裂，春節不再僅僅是親朋鄰里歡聚的甜美，還伴隨著苦澀的焦慮、負氣的爭吵以及悲痛的眼淚，共同構成了當下皖北鄉村的春節圖景。
一、婚姻與住房的痛
故事1：學習（注：文中的人名均采取化名）今年春節未到臘月就早早返鄉，焦慮地張羅大兒子相親的事，因為大兒子過了年就23歲，小兒子過了年19歲。可是這個春節大兒子接連相親一二十個，依舊沒有成功，依舊單著。在村里沒有上大學的男孩子，結婚都比較早，一般十七八歲就開始相親，20歲左右結婚。眼看著自己的大兒子就要成為光棍，學習真是急白了頭。除了因為兩個兒子的家庭在現行婚姻市場中處于劣勢之外，鄉親們認為學習為兩個兒子建的樓房沒有出路，是相親屢次不成功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學習和良子家是前后相鄰，且都是兩個兒子，需要建兩棟樓房為兒子娶媳婦，由于良子只有5間宅基地，所以和學習商量把學習往后的出路占了當做1間宅基地，這樣良子就可以建6間兩層樓房，學習也可以同樣建設6間兩層樓房。至于學習家的出路，則可以向左經過鋸子家門口，由良子負責去協商做工作。在一切都協商好后，邀請村莊中七八位比較有面子的權威人物出面見證，并擬定協議書，由各方簽字畫押。
但是后來由于鋸子因家門口的宅基地邊界爭議而反悔簽訂的協議，不再讓學習從其門口經過，那么學習家就沒有出路了。學習就開始給良子施壓，良子去和鋸子溝通不暢矛盾深化而打架。期間生產隊長和村干部也都介入調解過糾紛，一次未調解好，就陷入了僵局。但是作為無辜受害者的學習卻沉不住氣了，自家沒有出路，不僅影響出行，還影響兩個兒子的婚姻大事。
良子只好讓學習從其自家屋里穿行，但是這也只能走人，無法通車，不是長久之計。在給學習的兒子介紹相親時，女方家一打聽其家樓房沒有出路，就不愿意了，這讓學習陷入深深的焦慮中。學習只能再給良子施壓，畢竟良子占自己的出路建房子，條件就是給其找好出路。但是良子和鋸子兩家的矛盾陷入僵局，良子也沒有進一步行動的表示，學習就要被堵死了。在
大年三十那天，良子把自己的車停在穿行的門口。學習就問良子這是啥意思，是不是故意堵著不讓從其屋里穿過。良子和學習尚在發生口角時，學習的大兒子和良子的大兒子兩個年輕人就開始撕扯扭打起來。見狀，良子和學習也打起來。有人打110報警不久后，警察下來將參與打架的都“抓”到派出所訊問，直到大年初一早上才放回來。這次打架雖沒有造成重傷，人未被拘留或罰款就釋放了，但是矛盾并沒有化解，反而越積越深，鄉鄰議論認為這遲早是要出大事的。
故事2：燕子今年不到40歲，大兒子今年16歲，小兒子今年9歲。隨著鄉村娶妻成本越來越高，燕子每年都害怕回家過春節，害怕走親戚。大兒子眼看著就到了相親結婚的年齡，燕子卻愁得天天失眠。到底是在家建樓房還是在城里買房？大兒子放話說：“你在家建樓房，我不要，你給我在城里買房。”因為不管他的堂兄弟，還是他的表兄弟，都是父母為其在城里買的房，在心理暗暗比著。但是燕子沒有做生意的本事，只能靠勞力一年整個幾萬元，拼死能夠在城里買一套房。現在我們市好地段的房價在6000多元/㎡，次之的在四五千元/㎡，一套七八十㎡的小戶型房也要三四十萬。給大兒子在城里買房，就意味著也得給小兒子在城里買房。可是怎么買得起兩套房？更何況為兒子娶媳婦，除了住房外，還有高額的彩禮、三金，以及舉辦酒席等各項費用。兩個兒子的家庭，女方索要的彩禮會更高，彩禮在華北地區早已成為提前轉移家產和透支父母的機制。
故事3：去年父親給村里毛子的小女兒說媒，男方是鄰近村和我爸一起干活的老韓家大兒子。老韓家里有2個兒子，家境較好，去年見面時毛子的小女兒和老韓的大兒子雙方都比較滿意，以為今年春節就可以定親和擇日子結婚，沒想到出了變故而眼看著要告吹。老韓在毛子沒有提出要求時，就對作為媒人的父親說，打算給女方在城里買一套房，家里花18萬新買的車也給大兒子，另外還拿10萬的彩禮。這在鄉村中屬于婚姻條件很好的了。
而女方卻提出了一個苛刻的要求，因為老韓為大兒子在城里買房，登記的是自己的名字，因為小區還在建設中，房產證尚未辦理，老韓打算等兩個人結婚后，就將房產過戶到大兒子和兒媳的名下。但是女方卻擔心結婚后公公食言，萬一不過戶怎么辦。于是就要求先把房屋過戶到自己名下再結婚，另外還要20萬的彩禮。這在一般鄉鄰看來，女方提出的要求太過分了，未結婚就把房屋過戶到女方名下，萬一女方反悔不同意結婚了，不是“騙”了一套房嘛，這下惹惱了男方家庭。
而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女方的擔憂也不無道理，當房屋登記在父母名下，法律上產權歸屬父母，而不是屬于老韓的大兒子及未過門的媳婦，小兒子和大兒子具有同等的繼承權。特別是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的出臺，父母為兒子結婚出資購買的房屋，屬于婚前個人財產，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這也加劇了女性的不安全感。
因為房屋過戶的問題，雙方談不攏，男方家庭覺得女方不講道理，就有點不愿意和想放棄。但是老韓并沒有直接說退婚，而是春節后老韓的兒子一直未去毛子家拜年，而且對作為中間人的我父親說，房子婚前不可能過戶，車子現在也不給了，只給10萬的彩禮。其間的邏輯為：在雙方見面定親后，如果男方反悔退婚，那么之前送的見面禮等禮物，女方就不用退還。而如果是女方反悔退婚，則要把收受的見面禮等禮物，一概退還給男方。自兩家定親后，老韓送給女方的見面禮等禮物加起來有約2萬元。老韓如果直接提出來退婚，則之前的花費就不能要了。而現在老韓還在打著精明的算盤，通過故意減少婚姻條件，意思是倒逼女方提出退婚，好把之前的禮金要回來。
二、白事抬棺的市場化與人際理性化
白事在村莊是公共性最強的儀式，我們村一直實行土葬，雖然曾經政府大力倡導火葬，最后的妥協是人去世后進行火化，但依舊是放進棺材里再進行土葬。由于本家的人都是孝子，需要守靈，在白事中就不能干活，因此白事的互助圈就比較大。
我所在的村為張大莊自然村，約1000人口，分為東頭和西頭兩個生產隊。一直以來白事，東頭和西頭是一個互助圈，抬棺的忙人（幫忙的人）是全村輪流擔任。一般忙人幫忙抬棺，不用送禮，免費吃酒席，事罷主家還要回敬煙和毛巾。每個家庭的男性戶主，在被請去抬棺時，都有不可推卸的義務和責任。因為每年都有老人去世，也都需要別人來幫忙。
但是由于打工經濟的興起，中青年大多都是春節時才會回家，但是人死卻是世事無常。如果家里有老人在非春節時去世，村里的壯勞力都不在家，舉辦白事就比較麻煩，請人回來抬棺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被請者內心也多不情愿，在家附近打零工的還好說，出遠門打工的，則不僅要支付一大筆路費，還要耽誤工時。但是不回來又不好，畢竟自家都有老人，還要長期生活在村里。
前年村里志偉的母親去世，同樣請了很多抬棺的，但是由于棺材制作得太重，人抬不動，最后雇請車輛拉運棺材下葬。由于這個偶然的契機開了先河，此后村里再有人去世，幫忙抬棺的人都不愿意抬了，倒逼每家辦白事現在都是花錢用車輛拉運棺材下葬，而不再是人抬著棺材下葬。請車輛拉的花費在2000元左右，現在村民議論的是既然花錢請車拉了，那還請抬棺的干嘛呢？請抬棺的人，不用抬棺，啥活都不用干，還免費吃酒席，最后還得送煙和毛巾，這不是又花去一大筆錢嘛。
因此這兩年村民都傳著東頭和西頭白事要分家，各搞各的。今年春節，終于敲定分家，東西兩頭的生產隊長坐在一起商量好后，就分定了。紅白事的酒席在早幾年就已經市場化了，主家定好酒席標準，實行一條龍服務。白事上在早些年也流行哭喪（花錢請專門的哭喪隊來表演哭），再加上抬棺的市場化興起，人與人之間的互助關聯也隨之大大弱化和松散化。
一個偶然的事件帶來的用車拉棺材下葬為什么會迅速被接受和推廣？因為這恰恰迎合了家庭發展與競爭的理性需要。在經濟分化日益加劇和社會競爭的壓力棒下，核心家庭是村莊競爭的最基本單位，每個家庭都在優化勞動力和時間資源的配置，以實現家庭財富積累的最大化。
在前打工經濟時代，勞動力是富余不值錢的，在人情的互助中實則是將勞動力的投入儲蓄起來，以使得在將來自家辦事時可以兌現。而在打工經濟時代，因為勞動力有了外出務工的就業機會，勞動力的投入就有了機會成本，勞動時間就有了價格，就可以即時兌現為貨幣。
而且在前打工經濟時代，勞動力因為沒有機會成本，勞動時間就無法表現為價格，因此不同勞動力相互幫忙的勞動時間就是等值的，此時你來幫我，下次我去幫你，人情就還了，長期來看能實現相對均衡。但是在打工經濟時代，勞動時間的價格化，使得不同勞動力的相同勞動時間不再可能是等值的，那么這在人情互助中就會產生失衡，一旦長期失衡就難以持續。
抬棺的市場化，恰恰就是農民應對分化與失衡的一種實踐理性和功能機制。通過抬棺的市場化服務來替代人抬棺的人情互助服務，在東西兩頭分家之后，下一步想必就是不用再請抬棺的忙人了，也就不會再面臨著請與不請，回與不回的糾結選擇。抬棺的市場化是實踐中自然內生出的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功能替代機制，當然存在進一步瓦解村莊共同體的風險。
三、誰來守護鄉村正義？
故事4：村里的小馬、小搭和麻子是親弟兄三個，小搭不會為人，不僅和小馬和麻子兄弟倆鬧矛盾斷交，而且和近門以及再遠些的同一個大門的人都鬧過矛盾，不來往，基本上快成為村莊的獨來獨往者。父母的生養死葬，小搭從未盡過孝心，連父母去世時都未露過面，更別說披麻戴孝。
麻子年輕的時候娶過媳婦，由于婆婆不滿意而將媳婦休掉后，一直就一個人生活，直到晚年在外打工時認識一個四川婆婆，帶回來一起生活。前年麻子生病去世，也是作為侄子的小馬的兒子來披麻戴孝發的喪，小搭一家也是沒有過問和參與的。麻子有一處老房屋和宅基地，生前并沒有立下遺囑。在小馬一家和鄉鄰眼中，他的孀妻可以繼續居住，但由于沒有子嗣，待孀妻去世后，麻子的房產理應由小馬的兒子繼承，因為他為叔叔養老送終。麻子去世不久，小搭就想來搶奪這份宅基地，就開始在那片老宅基上撒上玻璃碎片，不讓其孀妻居住。小馬在麻子之前的幾年就因病去世，小馬家就兒子一個男勞力，當時為爭宅基地差點和小搭打起來。
今年春節，小馬的兒子去那座老房子上貼春聯，他剛貼上，小搭就給其撕掉。他再貼，小搭就再撕。為此，小馬的兒子就打110報警，但由于雙方并未打架斗毆，警察也就下來問問就走了，用村民的話說“沒有把小搭抓走”。一個門頭的人在一起議論時，都群情激憤，對小搭早就看不慣，都想好好收拾下他。但問題是無人伸頭。小馬的兒子自從父親去世后，母親去年也生了一場大病，骨瘦如柴，走路都顫顫巍巍，現在勢單力薄，而小搭和其兒子都健在，打也打不過，無人為其撐腰。
村莊中的血緣關系是分親疏遠近的，一個門頭內部的親疏遠近也是分明的，小馬和小搭是親兄弟，在血緣上就是最近的，親兄弟或叔侄之間鬧矛盾，遠親不會隨便干預，拼的是他們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小搭不會為人，幾乎把本門的人都得罪過，看到他現在這么囂張地欺負小馬一家，都群情激憤，想要教訓他，但是畢竟不是自家的事，誰都不愿意伸頭組織。大家都寄希望于和小馬屬于血緣關系次近的堂兄弟關系的偉叔，來伸頭。
偉叔親弟兄四個，他排行老三，在城里做生意，家境較為殷實，且能說會道，是家族里公認的精英。但是偉叔并不愿意伸頭管這個事，門里的人議論說不知他這次怎么這么怕事。偉叔常年在城里做生意，也居住在城里，對村里和家族里的事不愿意多摻和。作為堂兄弟關系的不伸頭，門子里更遠關系的，就更沒有人會伸頭了。
小搭之所以敢這么霸道，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麻子去世前沒有立遺囑。因為未立遺囑指定誰來繼承，那么從法律上來講，小馬一家和小搭一家就是同一順位繼承人，小搭是有資格來繼承麻子的房產，這是一種法律程序正義。但是這違背了鄉土正義，因為小搭一家不孝，不僅對自己的父母未有盡過半點生養死葬責任，對作為哥哥的麻子也未有盡過半點責任。小搭就是看到小馬去世了，小馬家里只有他兒子一個男勞力，就敢欺負他，待麻子去世他的孀妻還在的情況下，趕走他的孀妻（那個四川婆婆），從而霸占他的房產。門子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對小搭如此欺人太甚的行為激憤，不過也只是背后發發牢騷，家族里沒有人愿意伸頭“管閑事”。
人際關聯的松散化和村莊共同體的日趨瓦解，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邊緣人的崛起和鄉村正義危機。一旦抬棺的市場化興起，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度就會進一步降低，村社共同體的公共性就會不斷弱化，從而就會逐漸喪失內生的治理邊緣人的手段和能力。小搭有一兒一女，女兒出嫁和兒子結婚都沒有在家里辦婚禮，只是在集鎮餐館上象征性地請了兩桌客，當時他尚未和我家鬧矛盾，全村去吃酒的也就我父親和二伯。后來小搭的媳婦在我家里向我母親抱怨，謾罵小馬的媳婦（小搭的媳婦和小馬的媳婦屬于妯娌），我母親不讓她罵，她就開始對我母親不滿，此后和我家也發生了矛盾，不再往來。一個門子里，沒有一戶和其家來往，而且她和娘家父母也斷絕了往來，這種社會性死亡，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在現在卻可以橫行鄉里。
四、派性斗爭與村莊政治
我們村分為三大門頭，其中一個門頭較小，且沒有能代表本門頭的精英人物，因此在村莊公共事務中就沒有話語權，無足輕重。張建國擔任村書記（1992年至2002年）時，我們村是比較團結的，但由于他在做村務工作時不注意方法，經常罵人，而他在村莊中輩分又較低，由此就得罪了很多人。另外一大門的人通過私下協商公推門子里的張立富帶頭到北京上訪告狀，先后三次到國家信訪局告狀，終于把張建國告下臺，并被開除黨籍。此后張立富就擔任村書記（2002年至2012年），曾經參與起事的小牙本想撈個副職，最后啥也沒當上，加上他上臺后對村莊沒有啥貢獻，還被村民視為專門“整治”自己門子里的人。2012年因為他在醫院將人打成重傷，而被判刑2年半，并被開除黨籍。
自從張立富帶人到北京上訪告狀后，村內就自然分為兩大派，以張建國為首的一大門頭為一派，以張立富為首的一大門頭為一派。一大門頭里面還會根據親疏遠近細分為若干小門頭。如我們家是和張立富為一大門頭的，這一大門頭里面又分為八大家，這個“大家”是以共一個爺爺的祖孫三代為基礎的認同與行動單位。在上訪告狀形成派性之前，除了本門頭內部會人情往來以外，不同門頭之間關系好的也可以人情往來，每個家庭根據自家情況進行自主選擇人情圈。自從村莊派性斗爭產生后，村莊人際關系就被分類為兩大派，本門頭的人如果和另外一個門頭的人關系過于親密，就會被本門頭的人罵為叛徒，此后兩大不同門頭的人之間也不敢互走人情了。村莊政治與派性斗爭是以村莊關系結構為基礎的，同時也會進一步割裂村莊社會關系，滲透進村民的日常生活。
在張立富擔任村書記時，張建國從未回老家過過年，覺得這是自己非常丟臉和屈辱的事。今年春節回家過年，村里出現一個新動態，兩大門頭之間的關系開始打破冰凍狀態。張立富被判刑后，新一任村書記是從另外一個自然村產生的，2016年張立富刑滿釋放。今年張建國回家過年了，因為他雖然覺得自己丟人，和張立富比的話，自己至少沒有被判刑，羞恥感就相對減少了。
由于兩派都下臺了，兩大門頭之間劃清界限和對立緊張的關系開始緩和。一個表現就是年前我到家后，幾乎每天父親都被別人喊去喝酒，出于禮尚往來，我父親定在大年初一晚上請他們到我們家吃飯。我看一起喝酒的人大都不是往日里和自家有人情往來的人，飯畢就問父親他們一起喝酒的原委，方才了解到這是自村莊分裂之后的第一次門頭之間互動。不是一個門頭內部的，一起喝酒吃飯，實際上就相當于村里玩的關系好的，以后紅白喜事就會相互走人情。如肖海的兒子大年初六結婚，以前我們兩家是沒有人情往來的，但這次父親就會去走人情。村莊政治消退后，社會關系從親疏遠近的邊緣處開始修復，但是原來兩派各自的核心關系之間尚是有裂痕的。
五、人心與政治
今年春節回到家鄉，最直觀的一個新的感受，村莊比較冷清，甚至略顯荒涼。過年了，期待的本是萬家燈火輝煌，看到的確實星星點點的燈光，很多院落是大門緊鎖，黑燈瞎火。記得2014年寫回鄉記《農民的城市夢和中國的城鎮化》，當時統計了我們村200多戶，1000來人口，就有約一半（100來戶）在城里買房，但是在城里居住的不過20來戶。而今年村莊過年之所以顯得特別冷清，是因為有更多的家庭選擇在城里居住過年，只有大年初一拜年和為祖先上墳時才回村。
有的年輕人覺得麻煩，或者沒有車，甚至都不回來給村里的長輩拜年，拜年也沒有往年一撥一撥從家里來熱鬧了。兒時熟悉熱鬧的鄉村場景已逝，鄉村越來越冷清，但同時這也潛藏著流動的希望和另一片繁榮，即城市的繁榮。在城市化的背景下，鄉村的冷清和城市的繁榮是城鄉關系巨變的辯證圖景。
這種千年未有之巨變一定會帶來陣痛，就呈現為結構的混亂、規則的混亂以及價值的混亂，這種混亂會讓在村農民的行動無所適從、心靈無所皈依，帶來的是人心的混亂。因為平日里村民外出務工，村民之間的關系是時空分離的，很多家庭、鄰里和村莊矛盾都處于潛伏或抑制狀態，而過年回到村里，再次聚集到同一時空下，很多人際關系就不得發生關聯，矛盾就會被激活。
在傳統華北小親族地區，村莊內生秩序的形成是以私人暴力為基礎的，所以就要強調生兒子。因為家族大拳頭硬，就沒人敢欺負。但是家族之間暴力的使用，是有村落共同體的公共規范和價值認同來約束，因此能夠實現基本的鄉村秩序和正義，雖然此類秩序中隱含著等級和不平等。而在城市化的背景下，鄉村共同體的規范與價值趨于瓦解，私人暴力的使用就失去了公共規范的規制，村民就可能生活于殘酷的叢林法則之下，演變成赤裸裸的競爭，甚至欺壓，正如故事4中小搭對小馬的兒子一樣。
面對著這些巨變，特別是生活在村莊中下層的農民，面對著規則混亂與價值混亂而無所適從。要不要生兒子，要不要生兩個兒子，面臨這些選擇，他們內心很掙扎，很煎熬。“生兩個兒子哭一場”，因為天價的彩禮與婚姻，父母為兒子娶不起媳婦，那就不能生兩個兒子。但是生一個兒子，萬一被人欺負，一輩子不敢還手，只能忍辱負重茍且活一生，還不是哭一場。生與不生，是個問題。
再如，《物權法》將農村宅基地規定為用益物權，由于地權利用帶來的外部性，物權法是試圖通過相鄰權來解決的，即相鄰地塊之間要相互提供通行等便利。但是鄰里之間發生矛盾，一方就是阻斷道路不讓同行，另一方如何實現救濟？正如故事1中復雜的案情乃至釀成惡性事件。村民通過打官司起訴的司法救濟方式，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成本過于高昂，農民也只有過年幾天有時間在家而已，而且即使法律判決了也難以執行，反而會惡化矛盾。而故事3中《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的出臺，法律進村卻加劇了村民的不安全感。法律如何回應農村現實秩序需求？法律又該如何進村？
在城市化的大趨勢下，鄉村的人財物是不斷流出農村的，鄉村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會日益稀薄化，試圖依靠傳統的鄉賢來治村無疑是一種烏托邦，正如文中的偉叔那樣也越來越不愿意多管閑事。人心即政治。如何收拾人心？如何在城市化的趨勢下保證鄉村底線的秩序和正義？這是最大的政治。
（作者：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觀察者網 201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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