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對大陸學習日韓臺農會，有種看法是，不太質疑市場經濟本身，承認鄧改革以來的社會現實，然后在此基礎上，將日韓臺的農會組織架構搬過來，這個可能是現在做鄉村建設研究的一種主流。但整個農村的發展問題應該將其放置在整個東亞資本主義的模式來看，它的發展、起伏、衰敗，都應該在整個東亞資本主義模式下來解釋。主流鄉建研究沒有看到農會與生產關系，階級與政治問題等的關聯，而是將農會組織從各種紛雜關系中剝離開來，并將其當做一種可用的技術的東西予以借鑒。
臺灣農村作家吳音寧透過梳理大量農村文學作品，再現百年來政治經濟變遷的背景下臺灣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樣貌：臺灣農村和農民始終在政治上被壓制，經濟上受剝奪，終致長期被輕視。本文帶我們跳脫臺灣農村美麗和溫情的既有印象，并進一步討論造成此慘狀的根源在何處，以及改變的可能方向。
本文是食物主權“亞洲農政”的讀書會討論記錄。本文主要是對吳音寧《江湖在哪里？——臺灣農業觀察》這本書內容的梳理。
吳音寧（1972～）：出生于臺灣彰化縣溪州鄉，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曾任《臺灣日報》、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視窗》編輯，現任彰化縣溪州鄉公所主任秘書，并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曾獲彰化縣磺溪文學獎、法律文學創作獎首獎、時報文學獎人間新人獎。
2001年進入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EZLN, Eje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on Nacional，英譯為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的自治區探訪，結合查巴達領導人馬訶士（Subcommandante Marcos）的童話詩文及報導，輯為《蒙面叢林》一書出版。2005年以25萬字的《江湖在哪里？——臺灣農業觀察》記錄下戰后50年臺灣農業的發展與困境。
戰后臺灣的農業發展，在國民政府主政下，明顯地導向下列兩大重點，一是避免農村兩極分化，形成共產主義的溫床，而在進行土改的同時，可以有效壓制來自民間（主要是地主階級）的反抗力量；二是小農化與現代化的農民，可以成為未來工業部門擴張時的剩余勞動力來源。
戰后臺灣的農業起點，奠基于下列現實：
一、根據統計，1949年，擁有十甲以上的大地主，占全臺總戶數2.03%，握有全臺36%的土地。在二戰后，租佃關系極不穩定，加租、改約、撤佃等情事大增，佃農身心負擔皆重。
二、日本統治時期，為貫徹“工業日本，農業臺灣”，自1904-1928年間，在全臺各地設置了十余所育苗、培土、病蟲害防治之機構，并培育了一批臺灣本土的人才。后來國民政府全部整并為八個農業改良場，并吸納了這些人才。
三、日本政府為能有效管控農業經濟，將原先臺灣農民自發組成的農會，以及私營的水圳私營合股，整并并推廣至全臺，形成了農會和水利會兩大組織，并興辦諸多大型水利設施。
四、盡管有著上述基礎，臺灣的佃農和小農卻自1940年代起常常吃不起白米，甚至出現饑饉現象。日本統治時期是因為白米大量強征至日本本土及軍需，國民政府時期則是支應國共內戰及撤臺近二百萬官、軍，甚至是外銷轉匯。此一現象直至1950年代中期才見好轉。
本文系以上述認知為起點，進入臺灣農村作家吳音寧《江湖在哪里？臺灣農業觀察》（臺北：印刻出版社，2007）所呈現的臺灣農業、農村和農民，可以窺知戰后臺灣農政變遷，如何為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服務。
在本書中，吳音寧透過梳理各時期以農村為背景的現實主義小說，將其描繪的臺灣農村和農民處境，對照統計數字和報章新聞事件，加以闡釋。要之，臺灣農村和農民始終在政治上被壓制，經濟上受剝奪，終致奄奄一息。對于臺灣農業的出路，作者并未提出明確的積極性方向或建議，卻指出了此前所有的農改政策都非真心，甚至適得其反。分析的主軸放在兩條，一是統治者如何看待處置農業和農村，一是如何利用農村加速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
一、土改后，雖然農民普遍有了田地，卻開始了為反共以及為國民政府的非農人口提供各種各樣稅捐，致使種糧者只能以干薯為主食；農會和水利會一方面逼迫農村現代化，造成農民負債，另一方面利用各種政策操作中飽私囊，干部們變成農村中的離農人口，并掌控農村政治；各時期的農業政策不但救不了農業，反而進一步逼使農業商品化、脆弱化；為討好美國，一再開放農產品和農機市場，本土農業技術、資財、市場始終受制于人。
二、為了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農民承受工農產品的不平等交換，將農產品大量出口以賺取外匯，但農民卻無法受惠，農產品價格也受到嚴厲管控。農村破敗，糧農尤甚。大量農村人口進城打工，將工資省下寄回農村貼補家用，打工者甚至淪為男盜女娼；工廠擴張到農村，更把污染帶到農村。
1950年代:白色恐怖、土改與被迫種糧外銷
自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將農村稅收從貨幣租改為實物租，將米糖運至內戰的大陸，導致臺灣糧價大漲。左派報紙《人民導報》大量報導臺灣南部餓死人、警農對抗的事跡。上述這些可說是1947年228事變的重要背景。此一事變中，除了眾所周知的武力鎮壓，即便連溫和派士紳都遭大量誘殺之外，自3月24日開始，全臺農村大清鄉，農村反抗勢力被壓制，全臺籠罩在恐怖中。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東亞進入冷戰格局。在白色恐怖的槍響中，臺灣完成了土地改革。國民政府土改的目標，以扶助自耕農（小農）為主，壓制地主，促進佃農購地。仿美國4H教育，成立四健會（腦／心／手／身），教育年輕農民現代化的農技、組織、經營、林牧。但農民稅賦負擔大，除了田賦，水租，還有囤積稅、教育捐、以及各種政治名目或突發情況下的稅捐。造成農村糧食不足，必須大量以干薯補充。
而國民政府從農村擠出的糧食主要為了外銷賺取外匯，要求城市人民多吃美援面粉少吃米，大量引進美國面粉、大豆及大豆油、農機。根據農委會統計，1950年至1961年間，每年之公糧外銷量折糙約為10萬公噸；1965年至67年間，因官方推動糧食增產計劃，稻米年產量達230余萬公噸，此期間外銷米數量大幅增加，1965年外銷32萬公噸，1966年21萬公噸，1967年18萬公噸。
農民在政策限制之下，大量種植槄米，然而農村糧價受到嚴格控制，造成農民貨幣收入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城市物價卻上漲八倍。故而1950年代起，農民出走到城市尋求工作，每年約六萬人（當時總人口八百萬）。這些人往往到城里從事農產加工成原枓的工作，提供給美援工廠加工出口用。
1960年代：綠色革命、增產與負債
1954-1967年，臺灣復種指數及產量皆達最高峰，蔗糖和茶單位面積產量世界第一（1961）。在第一波綠色革命下，香蕉、鳯梨、柑桔、蘆葦世界第二。與此同時，自1961年起，田賦不斷調高。加上肥料換谷政策，化肥以高于日本市價50%的價格與米交換，而肥料占生產成本約45%。化肥大量使用，雖提高產量，但使得臺灣單一作物使用殺蟲劑數量世界第一，農民中毒比例不斷升高。
為了取得農機，農民欠債普遍。1960年臺灣農家有70%有負債，其中32.6%欠農會，43.46%欠高利貸。農村產業道路大量鋪設，以利農產品商品化之運銷。
水利方面，沿用日本統治時期的農田水利會組織水圳禁止私有私營，一切農用水皆受水利會控管農民一年二期按地段征收水租，但不保證可以取得水。1960年水租已漲至每公頃4000元（當年后，停征水租，改以政府代繳）。稅賦方面，1966年農戶年收入不足30000元，稅賦（各種稅捐總和）卻為非農戶的4.45倍。農民所得與非農民所得的比例，也由1950年代的平均每年約75%左右，在1968至1986年，則平均每年反而降為68%（若與日本農民比例130%比較，即臺灣的農民所得比率僅及日本農民的約一半而已)。
自1968年以后，臺灣的農產總量和耕作面積便一路下滑再無反轉（稻米每公頃6376公斤，即一畝425公斤）。
1970年代：糧食進口與農民進城
1968年，臺灣進出口貿易首年出超，出口導向的臺灣經濟型態自此確立。大量農村青壯人口到城市打工，城鄉移民建構出了屬于自己的次文化：除了諸多的懷鄉歌曲（孤女的愿望、媽媽請你也保重等）到處傳唱之外，瓊瑤的浪漫小說中“麻雀變鳳凰”、“嫁入豪門”等故事情節，也滿足了現實上階級難以翻身的投射。故而，農村青壯人口外流嚴重，因應勞動力不足，播田班、刈稻班出現（機械化），全島接工作。這使得農青離農更快。一般農戶一年總收入約一分地（1.45畝）2500元，但支出卻要2400元。而全臺農戶土地平均在1公頃（15畝）左右。
1972年，蔣經國接行政院長，廢除肥料換谷，取消田賦之附征教育捐，推動一系列農業專業化生產、運銷之政策，甚至包括允許在農村設立工業區。其中放寬農地抵押貸款原意要推動美式大農場，但成效不彰：因為臺灣這批因土改而取得土地才二十年左右的農民，不愿輕易放棄土地。同時，政府每年花一千萬臺幣推動農產品外銷，但卻花8億美元采購美國農產品。1979年，歐洲共同市場將進口配額轉給中國大陸，農產外銷市場更形萎縮。
美國谷物大量進口更是讓農民收入雪上加霜。1968-1980年間，由美國進口的大宗谷物（主要為小麥、玉米、黃豆等）每年平均約達400萬公噸，（1986年曾高達666萬余公噸），不但影響國內稻米的產銷，更剝奪農民兼種雜糧地的收益。又公營企業的臺糖公司與大宗谷類進口商的民營企業，乘便兼營大養豬場及養雞場，其規模既大、成本亦低，故其生產遠較一般農戶之副業養豬、養雞有利，使得農家養豬、養雞備受打擊，甚至無法生存，養豬、養雞收入也大受影響，這亦是造成農民所得偏低的因素之一。
隨著工業部門的成長，加上打工青年將工資寄回農村，家電也日漸出現在農家。1975年，臺灣農戶家電擁有的比例，分別是電視6%，洗衣機9%，電話4%，冰箱40%。農村青年難婚難轉業，一旦作小生意卻常被城里人騙，反而淪為票據法的通輯對象（往往因為單純無心機幫人支票背書，一旦跳票，便需承擔責任）。
此外，米糧收購手續日趨煩瑣，行政成本卻由農民承擔，與農會勾結的民營收購商大量壓低收購價格向農民便利征購，再以公告征收價賣給農會賺取價差。而種植現金農產品的農民則以價定產，往往一窩蜂種同一高價作物，結果造成價格滑落。與此同時，國外進口的水果，形成了高等文化意象，黃春明的小說“蘋果的滋味”便是描繪此一現象。
長年來的農村情狀，成為農村出身的作家創作題材。不論是作者的父親吳晟，或者是王拓、王禎和等人，皆有燴灸人口的作品。但是卻在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中，親國民黨的文人指控這些農村作家、左翼作家具臺獨、共產黨等思想，多人先后入獄。
盡管綠色革命帶來了產量，但不保證收益。重工商輕農業的社會氛圍抬頭下，農民從糧食生產者轉變為不懂世事的鄉巴佬，造成農民失去生活目標。1980年，農民自殺率是全臺各階層第二。這是同時也是舉世的普遍問題。
1980年代: 進一步喪失的糧食主權與農民運動的興起
臺灣農會權力結構：離農從商的會員，由于身分認定上還是屬于自耕農，仍保有農會會員的資格。由于其經濟優勢，因而在農會運作上也較強勢，控制農會選舉及總干事人選，透過總干事掌控收購、運銷、加工、倉儲、信貸（最重要）。水利會則大同小異。以往有許多中國大陸關心農業發展的人，對于臺灣農會的作用表達了正面的看法，甚至想效法之。但若對照實際運作，可能未如想像中的美好。
為挽救農村破敗，1981年李登輝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提出打造八萬農業大軍，朝精致農業方向前進，但未真正成形，受培訓者多為農村政商后代子弟，他們則持續掌握農產運銷方面的較高利潤。
1983年，政府以稻米生產過剩為由，輔導米農轉作，寧愿逼其休耕也不種稻。當年全臺農戶年收入24.8萬元，1990年38.8萬元，占非農人口收入的60%。而稻作面積，1976-1990，從78萬公頃降至45萬公頃。同年臺灣與美國簽訂《中美食米及谷物貿易協定》，臺米只能銷售至國民所得人均795美元以下之國家，出口又受到打擊。1984年，麥當勞登臺，標志著臺灣糧食主權的弱化。
農民的階級翻身之路，大多只能透過官方考試成為警察、公務員或教師，當時全臺警察70%來自彰云嘉屏四個農業縣，這四縣也同時是黑道最多出身的縣份。
工業化后的水污染，隨著工廠進農村而日趨嚴重。1984年，全臺36條主要河川，28條受到污染。1988-2006，受污土地從3公頃升至183公頃?！度碎g雜志》記錄了許多農村受工業污染的案例。
上述這些困境，加上1988年初蔣經國之死，威權體制松動，終致1988年316、426、520連續三次的農民、農權事件爆發。
這三次運動之前，自主性的農民組織已經出現。起先，受到政府一再放寬美、日進口水果的刺激，1987年，臺中縣果農胡壽鐘于民進黨選舉演講時向聽眾散發傳單，指出“為了平衡中美間的貿易，臺灣成了美國最大農產品市場，臺灣的農民竟成為貿易平衡的代罪羔羊。覺醒吧！果農們！團結就是力量！”此舉受到民進黨立委許榮叔的助理林豐喜的注意，邀請他上臺演講。日后，胡壽鐘又找來臺大法律系的王昌敏幫忙，成立“東勢區果農自力救濟委員會”，后來又擴大為“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會”。此后，全臺各地也出現了各種自發性農權組織，并且在1988年三波大型運動中合作?？墒怯捎谧魑镱悇e不同，加上各種意見不合，日后則分裂成以稻農為主的“臺灣農權總會”和以果農為主的“臺灣農民聯盟”。
316事件時，各地農權團體的共同宣言中，強力批判快速工業化、美帝傾銷農產品。426事件時，則以強調政府虧欠農民，以1986年為例，全臺農民429萬人（22%），政府對農保補助僅0.71%，對比退伍軍人47.93%其間的差別。520事件則系因，李登輝總統就職（蔣經國任內死亡，由副總統李登輝接任），全國農權團體發動大型抗議，數千名農民從全臺各地向臺北集結，訴求包括全面農保、全面眷保、肥料／農地自由買賣、增加稻米保證價格與收購面積、廢止農會總干事遴選、廢止農田水利會會長遴選、成立農業部等七項要求。政府采取強力鎮壓，造成多人受傷，共有130多人被捕、收押人數達396人。事后，民進黨將其沖突簡化為“大陸人統治集團欺負臺灣人”。然而自李登輝之后，即便本省人當政，農政問題仍持續衰退，污染也持續擴大。
討論部分
問：如何評價臺灣農會的性質好壞？
答：事實上，日韓臺的農業組織都是從日本殖民時代開始建立。當然，日本本土傳統的農業組織更為保守，是大地主在掌控。相對而言，韓臺主要是以小地主為主建立起來的農會。在冷戰時期，美國的干涉與扶持，日本傳統以大地主建立起來的農會組織被拋棄，重新組成以小農為主的組織。所以，首先，農會是以自耕農為前提建立起來的組織。第二，農會是以農業為主，并以此延展開農產品的運銷等相關形式的經濟、社會、福利等活動。第三，農會發行農業信用貸款，這對農村農業的發展很重要。
然而，在快速工業化的背景下，人口的急速流動所帶來了離農現象，就潛藏著一個問題，即這些離農的人還屬不屬于農會的會員。在臺灣，這些離農的人還屬于農會會員，而且是有勢力的成員。因為他們有更雄厚的經濟實力，他們在農會的權勢更大，掌控農會、調動物資，進而造成了農村新的兩極分化。這種兩極分化不是以占有土地為標志，而是資本主義化、工商主義化。造成臺灣農會性質變化的原因在此，而并非是組織架構的問題。關于農會的組織架構，日韓臺三地大同小異。楊團、苑鵬等人主要針對農會的組織架構進行反思，這顯然不夠。[5]相比，吳音寧一書就描述了農會新的掌權人員是怎么生產出來的，這些成員是如何在法則中謀取利益，造成新的兩極分化的。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會個別區域性的不同。例如97年的反水庫運動，觸動了當地農會的反思。另外，文中提及臺東的農會，其幾乎是無利可圖的，因此在接受對農業發展好的政策上反而容易。
問：臺灣農會經驗如何被大陸借鑒？
答：楊團提到的臺灣農會好，認為并不在于其在臺灣社會好，而是它的組織架構值得大陸學習。然而，臺灣農會在其本土出現的問題也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楊團與苑鵬的文章在細節上有差別，但總體都希望能夠在中國大陸建構一個從中央到地方一體化的農業組織和架構，國家要在背后成為靠山，經營不局限在農業，發展多元化。他們的區別在于考量這個過程是需要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這幾篇文章最終希望臺灣農會經驗為大陸農業未來的城市化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需要再提及的兩點是：1）東亞地區都是以小農為主體，那么農業集體化、快遞運輸集中化對于農村農民的發展是促進還是遲滯。不一定說學習臺灣的農業組織就必然會帶來促進或阻礙的結果。這個需要看具體的案例。另外，無論從生態還是經濟的角度，農業集體化都需要得到細細考量：到底合作社對環境治理的能力和權限在哪等。
2）關于“壟斷”一詞，例如“國家壟斷”。需要明確的是，壟斷是以商業競爭為前提，沒有競爭就沒有壟斷。吳音寧對農村農民有很多的情懷，希望臺灣農業不至于成為外交談判的犧牲品，不想讓臺灣農業讓工商業的邏輯牽著走，但對于整個市場經濟邏輯的操作，她的批判力度不夠。
大陸想借鑒日韓臺的農會，是說大陸的農民一盤散沙，他們沒有組織。將他們組織起來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對抗市場，因為小農在市場中沒有優勢，組織起來后他們就有優勢了。然而，臺灣農會的這個組織功能無法提出農業未來發展的方向。我們可以看到臺灣農農會一直存在，但農民越來越少，農業越來越少。因此借鑒組織架構，僅僅是從技術層面上來談，沒有從農村、農民上來談。
另外，《江湖在哪里》一書大部分矛頭還是在指向政府，好像對資本和市場的討論不夠。因此，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農業資本與政府權力的問題。臺灣沒有農業資本嗎？怎么樣的資本才是農業資本？對此，我們可以從“農產品，尤其是糧食，是不是只能成為商品，或是只能透過市場來滿足社會需求”這一問題切入。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就會轉到20世紀，曾經有六分之一的人口試圖避免糧食商品化的嘗試上，那就是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碰到這個問題，就牽涉到怎么看待中國大陸三面紅旗、大躍進等各種社會運動上。吳音寧的看法可能更偏向于認為大陸農村集體化的失敗。這也是臺灣的普遍看法。然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難道沒有可以借鑒的地方嗎？
再者，二次大戰后，快速工業化背景下，臺灣不是由市場資本去推動資本主義化，而是政府為主導。政府以計劃經濟的形式是按步驟讓其變成資本主義。因此，在得失問題上，農民他們更容易把怨氣投向政府。同時，由于臺灣沒有像樣的農業資本，所以政府在資本主義化過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政府有階級性，就是要把整個社會帶向資本主義。即便看起來政府作為中介，試圖把資本隔離在外，而其實際上做的是走向資本主義。不同的是農民在這個過程中是痛苦一點還是好過一點而已。臺灣的農產品被臺灣農會征購、運銷是在政府監督管理下運行，而不是我們一般認識中的民營資本企業，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組織在法律意義上是非營利的。但事實上，官僚干部上下其手，壟斷外貿資訊，把控價格，進而可以形成自己的小金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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