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12月28日到29日在北京舉行。伴隨著會議昨天（29日）閉幕，鄉村振興戰略成為2018年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農村工作推進的關鍵詞。會議全面分析了“三農”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明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間表，并設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的具體路徑。
新的重農強農信號，為何選擇此時發出？城市和農村、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將如何互動？“三農”政策的延續和調整，有何深意？
務農重本，國之大綱。以“鄉村振興”為重要戰略，則兼有新意和分量。今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度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期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遵循。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這一戰略的目標任務進一步明確：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認為，兼顧“當前”和“長遠”，是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突出特點之一，“以前歷次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更多的是針對當時的一些突出問題，和近期要做的工作，作出安排布署。這次的會議主題，鄉村振興戰略，既會管當前，也會管長遠。我們現在處于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未來三年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三農’是短板；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三農’也是短板。要把‘三農’問題挑出來，統籌各方面力量進行集中攻關，這需要一個有影響力、有凝聚力的大戰略。”
而在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看來，鄉村振興戰略不僅應“時”而生，更應“人”而生，“現在有近6億人在農村，這是常住人口，不包括流動進城、外出務工經商的。如果到2050年城鎮化率達到80%，那農村還有3億人。數以億計的人在農村生產生活，怎能不把其建設好？我認為，這是中央從基本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考慮的。”
農業強則中國強，農村美則中國美，農民富則中國富。黨的十八大以來，解決好“三農”問題始終被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如今舉“戰略”之力，需應對的最大障礙是什么？葉興慶的答案是“體制機制”，“最困難的是如何推進自然要素真正地向農村流動。在市場化進程中，自然要素總是向效率高的地方、向工業、向城市轉移。如果沒有國家的規劃、沒有政策的干預，鄉村甚至包括農業就會自然地衰落下去。我們提出振興的戰略，就是用來矯正市場。”
以改革之力換農村收益，安徽天長試水已久。截至12月，天長已有151個村全面完成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共確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50.7萬人，量化資產超過8000萬元。天長市農委黨組成員房華玄介紹，集體資產收益都被用于壯大村集體經濟和村民分紅，“下一步我們將探索財政補助資金折股量化方式，同時開展建廠房發包、參股入股經營等形式，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賦予村民更多財產權益。”
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七條實施路徑中，除了“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也被擺在重要位置。城市與農村、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關系是否非此即彼？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韓俊表示，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基礎正是對城鄉關系、變化趨勢和城鄉發展規律的深刻認知，“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并不矛盾，城市和農村是命運共同體。現代化不能夠建立在城鄉分割的基礎上。要通過城市的發展、通過推進新型城鎮化來帶動農村發展。比如城市化發展了，對農產品就有更大需求，農產品的市場就更廣大了。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可以帶動農民就業，還可以（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到城里落戶。”
城鄉壁壘如何突破？浙江嘉善可作范本。2008年起，嘉善縣率先開展以農村住房置換城鎮房產的試點，由政府在城市核心區塊建造房子，農戶自愿用宅基地置換。今年五月，嘉善縣姚莊鎮武長村村民王坤華以170平米宅基地置換鎮里兩套房子，市場價在200萬元左右，加上各項補助，他只需個人出資25萬元，財產性收入大幅增加。姚莊鎮人大主席蔣勝強表示，試點進行到第三批，政策又有突破，“原來一期二期集體建設用地是宅基地，宅基地不可上市交易，現在把它的土地性質改變了，全部國有劃撥，都是拿不動產證，即城市中的經濟適用房，這就可以上市交易。”
差距越小，公平越近。這種公平，既在城市與農村間，也在不同規模經營的農戶間。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坦言，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決定了不能追求大規模經營，而目前一家一戶小規模又難有高效益。為此，下一步，農業部門對新型經營主體扶持力度將與其帶動小農戶數量掛鉤，以此促進小農戶增收，“鼓勵家庭農場、種養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通過土地流轉、土地互換、土地入股等，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高規模效益。要把對新型經營主體的政策扶持力度與其帶動小農戶數量掛鉤，鼓勵各地將政府補貼量化到小農戶、折股到合作社，引導推動龍頭企業與合作社、小農戶建立緊密利益聯結關系，通過保底分紅、股份合作、利潤返還等，帶動農民分享農業產業鏈增值收益。”
“公平”同樣屬于投資者。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鼓勵引導工商資本參與農村振興，鼓勵社會各界人士投身鄉村建設。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指出，城市與農村不應被人為對立，這是會議提法的題中之意，“早期的時候，明確地提出‘不鼓勵工商資本長時間大面積到農村去占據農民土地’，認為這樣會侵害農民的利益。直到現在，仍然可能有人這樣說。實際上，這種認識存在很大誤解。如果鄉村振興了、產業發展了，首先就業機會增多，農民很可能就近在家里找到就業機會，也不存在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其次，鄉村振興了，鄉村的要素價值就會在市場中充分體現出來，農民擁有的要素通過確權登記頒證后，可以通過入股或者其他一些形式分享得到收益。鄉村振興戰略雖然不是直接保護小農利益，但是，小農戶是最重要的一個受益者。”
政策有調整，更多的則是延續。會議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大力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在“制度性供給”這個新鮮概念下，承包地到期再延30年、“三權分置”、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農產品收儲制度和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等一系列熟悉名詞都被涵蓋。李國祥解釋，事實上這是對既有改革措施的一次系統梳理，“這種制度性供給的概念，就是要通過改革、通過制度創新、通過政策完善、新政策的出臺，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政策，逐步地清理出去。制度性供給，實際上就把我們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國家實施的一系列‘三農’政策、改革進行一次梳理，有一部分政策我們可能都放棄了，梳理出來的都證明是行之有效、未來還要繼續堅持的政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央廣網 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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