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產階層成長和橄欖型社會
核心提示： 在中國的調查樣本中，特殊之處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對現狀最不滿，農民工里有很多人認為自己屬于中層，但是干部隊伍里有相當比例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
全面小康社會走向更加公平的目標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目標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這雖然是個描述性的目標，實際上卻涉及到一些約束性指標，以及一些標準的界定，特別是中等收入者的界定。比如什么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占多數有無可能?絕對貧困現象能否基本消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盡管在社會學領域，橄欖型的概念已很常見，比如，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描述，有金字塔型、橄欖型、紡錘型、倒丁字型等很多描述收入分配結構的詞語，但是橄欖型寫進中央文件，還是第一次。怎么來界定橄欖型分配格局?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收入差距的基本趨勢是不斷擴大。按照基尼系數測算，在改革開放的起點1980年代初，其值略超0.2，在全世界屬于最平等的一類國家;發展到2013年，基尼系數達0.473。在基尼系數變化發展的過程中，初期的社會共識是打破大鍋飯，拉開收入差距，引進競爭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小平同志說“要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而且認為這是帶動全國的“大政策”，當時的拉開收入差距是在社會共識下形成的。認識的轉折點發生在1990年代中期，即基尼系數第一次超過0.4的時候。按照當時學界的討論，基本認為基尼系數位于0.3~0.4是比較合適的，過小或者過大都不好。一旦超過0.4，社會學界的很多文章就說超過警戒線，達到臨界點。但是，當時經濟學界的共識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是中國改革的基本取向，認為收入差距大一些沒有關系。而且因為經濟學界比較深入人心的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s)的倒U型分配曲線，認為收入達到中等國家以后，差距會自動縮小。這是其他國家的經驗。庫茲涅茨認為，發展初期由于資本和技術稀缺，所以比較昂貴;達到中等收入國家以后，就會變成勞動力稀缺，勞動力價格上升，而資本和技術的價格相對便宜。因此，收入結構會自動調整。還有一種政治方面的解釋，認為一個國家發展的過程也是民主化的過程，所以勞動者在民主化過程中工資談判的力量會越來越強，所以也會推動勞動力收入上升，從而扭轉收入差距。總之，當時經濟學界的普遍共識是改革開放打破了大鍋飯，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再有猶豫。不過，在社會學界，由于比較同情弱者，已經開始比較強調收入差距對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影響。
新的社會共識可以說發生在2000年以后。原本根據預測，進入21世紀，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收入差距會自動縮小，結果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仍繼續增大。這個時候的分析就多了起來，有些人認為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財富增長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庫茲涅茨的倒U型曲線在中國的適用情形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說財富增長，過去經由幾代人才能打造成長為一個百萬、千萬富翁，而現在借助于虛擬經濟和房地產，人們可以一夜暴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不僅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情況也類同，改變了以前的發展趨勢。中國從2000年以后，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共識，無非是在討論怎么縮小差距，是采取政府的轉移支付、再分配方式，還是更多依靠市場提高公平競爭水平、減少無序差異方式。中國的基尼系數在2008年進入拐點，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8年是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最高點，是0.491，接近0.5。隨后到2013年，五年之內收入差距微弱縮小到0.473。如果縮小的趨勢能夠繼續，那么到2020年，中國就能夠出現庫茲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發展。現在爭論的問題在于：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能否繼續?數據本身是否真實?在國際學界，比如密歇根大學的學者，根據中國國內的不同統計口徑的數據，測算的基尼系數的結果要高于國家統計局的數字。當然，學界的大調查數字都是回憶式的，調查時問到的是上年的收入來源各是多少。而統計局的數字產生是簿記制度，簿記制度比回憶更精確。但是統計局的弱點在于樣本多年不變，抽樣戶固定，最富和最窮的難以被抽到，所以各有利弊。
當然，現在對于收入分配趨勢和規律有很多爭論。新出版的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近700頁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其英文版連續數周占據亞馬遜圖書榜的首位，很多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對這本書給予高度評價。這本書很易讀，原本在對收入分配的描述中，統計的專業技能運用是比較多的，但是這本書沒有用到高深的統計。這本書對過去300年來歐美國家的財富收入做了詳盡探究，描述了一個大趨勢：在可以觀察到的300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平均年回報率一直高于GDP平均年增長率;投資回報量每14年就能翻番，而經濟增長量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時間里，擁有資本的人的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比100年前增長了8倍，所以收入差距的總趨勢一直在擴大。而庫茲涅茨的倒U型曲線，可能只不過是長周期中的一個偶然偏差，最終還是要回到長周期的差距上升的曲線上。雖然這本書被給予高度評價，但是社會科學所描述的軌跡，畢竟與自然科學的精確軌跡不同，任何一個變量的變化，都將導致軌跡的不同。對于這個問題，仍處于研究和探索的過程之中。每個國家影響收入差距的因素都有所不同。對于中國而言，結合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的各種分析，意見比較一致的是，中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中，大概60%來自城鄉和區域差異，而單單城鄉差異一項，就可解釋總差距的40%。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城鄉差距的解釋力比較大。當然，現在的總趨勢，城鄉和區域差距開始改善，而個體之間的差距的解釋力在增長。城鄉差距為何在中國起到這么大的作用呢?原因主要和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有關。
在中國當今的三大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結構中，農業增加值在GDP中只占到10%左右。但是，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人口的34%，農村居民在城鄉結構的占比將近46%，而這還是剔除了農民進城居住半年以上、算作城鎮常住人口后得到的比例。也就是說，54%的城市化水平并不完整，其中有相當比例是在城鎮居住達到半年以上的農村戶籍人口。從三大結構來看，46%的農村居民和34%的農業勞動力，分享到的GDP蛋糕只有10%，當然前提是不考慮轉移支付的因素。
在中國的調查樣本中，特殊之處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對現狀最不滿，農民工里有很多人認為自己屬于中層，但是干部隊伍里有相當比例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
從這樣的結構來看，農民屬于低收入群體，單靠種地發家致富是極其困難的。我們曾經有過計算，歐洲農民并不是窮人，一般都屬于中產階層以上的群體，而歐洲每個農戶的平均可耕作土地約為30~40公頃。比較而言，中國的每個農戶的平均耕地面積只有0.5公頃。這還是全國的平均水平，如果剔除東北及中原的土地富余地區，南方地區的人均耕地只有幾分地。一公頃合15畝地，常言道人均一畝二分地，要在一畝二分地上創造致富的奇跡，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在研討會上，就開玩笑：讓專門研究農業技術的專家親自去種一畝二分地，即使再高的智商，種什么才能真正富裕起來呢?種水果、草藥或者花草，都不可能完全富裕起來。除非種人民幣。如果說到種人民幣，那就是改變土地用途，農業用地要改成工業用地，工業用地改成商業用地，如果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基本就跟種人民幣的效果差不多了。地方財政的相當部分收入源自變更土地用途，所以各地都有變更土地用途的沖動。而現在不允許農民自行變更土地用途，必須經過國家征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政策賦予農民更多的土地權益，但現在還正在研究具體的方案。雖然都稱作農民，但是在西方的稱謂是farmers，一說到中國農民就是Chinesepeasants。Peasants的準確翻譯是小農，中國小農的稱謂就說明了中國農民可以耕種的土地面積之狹小。在中國，要想整個改變城鄉結構差異，最主要的途徑就是勞動力轉移，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前提是多數農民能轉移到非農領域就業或更多地兼業。而這也是正在發生的現實：現在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部分是非農收入。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恐怕最大的難點是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同時還要保證糧食安全。
關于收入分配本身，以前社會學界多數人認為，調整收入分配的初衷是保證公平，社會公平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要保證一個社會的人們的基本權利，就要強調社會的公平價值。但是，單從社會價值的角度強調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往往得不到經濟學界的認可：效率和公平是不同的價值。以前的大鍋飯過分強調公平不考慮效率是不可取的，而現在，收入差距的擴大已經影響到經濟自身的發展。
如果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要使得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更多依賴于國內消費，而非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可是，盡管目前消費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增長推動力量，超過了投資和出口，但消費的發展依然不盡如人意，而收入分配是消費的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中國的家庭消費，存在家庭消費率隨著收入增加而遞減的規律，此處的消費率指的是家庭消費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收入越低的家庭，其消費率越高;收入越高的家庭，其消費率越低。按照家庭收入進行五等份分組，從最低的20%到最高的20%，消費率逐級遞減。如果進行十等份分組，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消費率達到98%，而最高收入的10%群體，消費率則下降到30%以下。收入差距擴大以后，盡管每年的居民收入總額增長很快，但是增長的收入過分向富人集中，就會出現富人由于消費飽和而不花錢，窮人想消費而沒有錢，所以就會影響到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
恰恰在中國希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消費作為三駕馬車中最有力的驅動力的期間，中國居民消費率卻持續下降。2000-2011年，中國最終消費率(消費總額占GDP比重)從62.3%下降到49.1%(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6.4%下降到35.4%)，遠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美國3億多人一年消費10萬多億美元商品，歐盟15國消費9萬億美元，中國13億多人只消費2萬多億美元商品。這也是中美關系的復雜之處：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國是最大的生產國，但是生產的產品自己消費不了，只能往國外出售;美國是最大的市場，絕大多數商品都要銷往美國。美國依賴中國的商品，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中國依賴美國的市場，消化剩余產品。中美之間，既有尖銳的斗爭，也有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聯系。當然，現在的奇怪之處在于，在美國購買的產品比在中國國內的價格便宜，中國的游客到美國都涌到outlets(品牌直銷購物中心)商店，名牌產品比國內要便宜1/3，其中的很多產品產自中國。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消費沒有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這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低收入國家的典型特征。比如，美、日、英、法、德等國家都是主要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而中國過去長期依靠投資和出口，消費本身的力量相對薄弱。消費不振不完全是收入問題。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完全是個窮國，不是自己完全沒有能力消費，不完全是個錢的問題，且不說將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單從國內來講，20年以來，國家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1994-2012年，稅收總量從5000多億元增加至10萬多億元，年均增長18%以上。這只是稅收的統計口徑，從財政收入增長的角度看，增長達到20%以上，因為規費的增長比稅收增長要快。這還不包括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量土地出讓金的收入。所以看上去，國家很有錢，而這些錢還花不出去。當然從中央到地方的財政逐級弱化，大約2/3的鄉鎮負債運行。當然現在財政增長速度大幅度減緩了，2014年首次出現個別月份財政收入的下降。這個問題很嚴重，因為近幾年來國家福利增長很快，需要大量的資金持續供應。
所以這種情況下，很多人會說：是不是中國的分配結構是國富民窮呢?但是從統計數據看，老百姓也很有錢，居民儲蓄也在快速增長。1994-2012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從2萬多億元增加到近40萬億元，年均增長18%以上，相當于當年GDP的約75%。由于儲蓄的增速遠快于GDP的增速，所以未來幾年，儲蓄將超過GDP總額。這筆錢怎么辦?這是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一般國家，居民儲蓄<居民收入-居民消費，居民收入減去居民消費的余額才能轉變成儲蓄、手持現金或再投資。但是，中國每年增加的居民儲蓄總額大于居民收入-居民消費，其原因就在于相當部分為隱性收入，有說法是隱性收入占到總收入的25%～30%。打個比方，有人來調查你的月收入，工資條上有個數字，但是實際的收入遠高于工資條的收入，而且實際收入能顯示在銀行的儲蓄里。國家也很希望鼓勵老百姓的儲蓄進入消費市場，實現消費對國家經濟的拉動作用。其實國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引導作用，銀行的儲蓄利率一般不高于通貨膨脹率。比如說一年期的儲蓄利率在3%左右，通貨膨脹率約為2%多一些，個別年份超過3%，基本持平。但是，存到銀行的資金，不能真正保值增值，要拿出來趕緊去花，可是老百姓是打死也不花。
實際上，老百姓不舍得花錢的真正原因，還是隨著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普遍改善，家庭的不確定性風險反而升高了。比如說一個家庭越來越不清楚未來究竟要花掉多少錢。所以各大銀行進行的儲蓄目的調查，連續多年的結果相同：居民儲蓄的基本目的排序中，首位是子女教育;次席是看病醫療;第三位是買房;第四位是養老。以子女教育為例，以前很容易測算：四年大學，每年的學費六千元，加上一定量的生活費，存上十萬塊錢，四年足夠。現在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如果出國留學，在美國一年的學費大概二十幾萬元人民幣，加上生活費十幾萬元，四年的大學費用至少要存上一百五十萬元。還不知道畢業后有沒有工作。家庭規避未來風險的意識發生了完全的改變，包括買房、養老、醫療等，都要存很多很多的錢。所以，消費不僅僅是文化背景的差異。不是說美國人的消費觀就是信貸消費，這代人花下一代人的錢;而中國人就是習慣存錢給下一代。其實是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等情況決定了家庭消費習慣的選擇，因此要改變消費習慣，不僅要調整收入分配，還需要公共服務、社會保障以及其他相關方面的配套。在社會學界，調整中國的收入分配，關注的還不僅僅是調整結果，更加關注的是對社會問題形成的影響。現在雖然沒有文章直指收入差距擴大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問題，但是各種分析都表明，群眾對收入分配狀況的不滿意是很明顯的。社會經濟地位認同調查分為五層：上層、中上層、中層、中下層和下層。在所做的調查中，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規律：人們主觀上對于收入的感受和客觀上的收入制度，并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因果聯系。比如，美國的收入差距大于法國，但是美國人自認為屬于中層的比重要超過法國;巴西的收入差距高于日本，但是巴西人自認為屬于中層的占比也高于日本。大多數國家的調查結果表明，不管客觀上的收入是否平等，主觀上認為自己屬于中層的比例都在60%左右。即使在一個不平等的制度下，通過教化、宣傳、習慣、文化熏染、制度和路徑依賴，就會讓身處其中的人們認可自己所處的位置。不會將一切歸咎于制度，而是從自身的教育水平、能力、技術等方面找主觀差距。有學者寫文章比較了北京和香港兩個城市。兩地的基尼系數接近，在香港，多數人認為收入低應該提高學歷、提高能力，多打幾份工，增加自己的收益;但是到了北京，就開始罵娘了，大家都認為自己所處的位置不應該是其理應的位置，一切是由制度決定的。中國在這方面的特殊性，是因為正處在收入分配制度劇烈轉變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影響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不合法因素。2011年全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顯示，中國人認為自己屬于中層的比例只有44%，不足50%，絕大多數人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或者下層。這一結構，中國與印度的差距很大。印度的結構類似于國際通行的結構，盡管印度和中國在基尼系數上相差不多。其實印度的貧富差距的對比要比中國更為鮮明，在新德里、孟買等城市的市中心，綿延幾公里的用塑料布、油氈紙、紙殼、木板、鐵皮搭建的貧民窟，感覺上的沖擊比中國要強烈得多。
在中國的調查樣本中，特殊之處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對現狀最不滿，農民工里有很多人認為自己屬于中層，但是干部隊伍里有相當比例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
有一次開國際會議，我還請教過印度學者，為什么印度那么多人認為自己屬于中層呢?印度學者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印度與中國有兩點不同。一是宗教，印度75%以上的人口信仰印度教、伊斯蘭教以及佛教等東方宗教，東方宗教的基本教義是克制內心欲望，去適應環境;而中國人不信教，不僅如此，改革開放還釋放出了心中的欲望惡魔，人人都要改變位置，人人都要發財致富，欲望惡魔一旦釋放就很難收回。二是歷史走向，印度歷史上存在種姓制度，種姓制度很不平等，而民主化是逐漸走向平等。盡管中印的收入差距數據幾乎在一個交匯點上，但中國是從改革開放前的平等走向現在的不平等，而印度是從不平等走向平等。走向的不同決定了人們的心態也不一樣，印度住在貧民窟的人還有的認為自己屬于中層。
但是在中國的調查樣本中，特殊之處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對現狀最不滿，農民工里有很多人認為自己屬于中層，但是干部隊伍里有相當比例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
當時，我要協調入戶困難的問題，找了北京市的一位處長吃飯，請他幫忙，向他宣傳調查的重要性。在上菜之前，我就先對這位干部進行了調查，問他認為自己屬于哪一層。他想了半天，說自己屬于中下層。我就問：你怎么會屬于中下層呢?北京的處長級別的月收入大概七千塊錢。七千塊錢月薪，超過了農民的年純收入。我就說，如果你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那農民屬于什么層級?還有農民工和下崗職工，還有失業者。按照這種認知，中國的調查問卷是不是還得加上一個底層?他就說：你們這些學者都是書呆子，這是在北京，不能光看收入，還要看消費。他就給我算了一筆賬：這批人沒有趕上分房，租到四環邊上的60平米的房子，租金3500元，這還屬于便宜的;家里有一個孩子，請不起保姆，把農村老家的父母接到北京看孩子，擠在一起住，鬧得婆媳不和;還得規定自己的父母一個月只能花費1200元。一個孩子上學的費用不高，可是周末要上輔導班，兩個半天，每次三小時左右，通常每小時的課時費用是80~100元。這么算下來，輔導班的課時費比一對老人的生活費用還要高。問題是所有的孩子都在上輔導班，不能讓孩子失去未來的競爭力啊。家里還有一個妹妹，高職畢業后暫時找不到工作，每個月要資助800元。
這么算下來，兩人都有工資也真的所剩無幾。他是一個博士，在北京已經奮斗了這么多年。可是如果他這樣的處長還對社會心生抱怨，怎樣讓廣大的低收入群體、困難群體滿意呢?所以，調整收入分配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不是很多人想當然地簡單認為的殺富濟貧、從富人口袋里轉移到窮人口袋里。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即便有大量的轉移支付，使得收入差距的客觀結果稍微有所調整，還不算轉移支付過程中由于治理技術的不足而發生的損失，群眾的不滿情緒也并不一定下降。所以，很重要的一點是理順收入分配秩序，讓每個個體認同在現有競爭秩序下的位置是合理的位置，需要大家對秩序形成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很長遠，由于起點、資源稟賦、才能和努力程度的不同，收入分配的結果不可能相同。中國現在的分配制度是以勞動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各種要素如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都參與分配，這就決定了不可能平等。在相對平等下，要有道理可講，讓大家認識到這是在一定規則下形成的合理秩序。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在現有秩序下，說不清楚為什么，這是很大的問題，造成了干部群體本身就很不滿。本來的一些干部研討班，到最后都變成了工資制度研討班。有一次我參加一個高層的收入分配調整的調研會，還請了幾個基層代表，不過也是縣委書記、縣長級別。有一個河北的縣長，在會上就說：我的縣和北京的縣經濟結構也差不多，中間就隔了一條河，歷朝歷代兩個縣的縣官拿到的俸祿都是一樣的。可是現在北京的縣長比我這個縣長的工資高了一倍多，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這是河界還是國界呢?實際上這位縣長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不是吃不飽的問題，而是大家在追求公平價值。處于同樣的崗位，待遇不同的理由在哪里?而現在中國的很多差異說不出理由。
所以，調整收入分配秩序，要觸及利益格局，我覺得恐怕調整起來需要很多年的時間。當然，現在影響中國收入差距的城鄉和區域因素都在好轉，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連續五年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這兩年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不太理想，現在的說法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跑贏GDP，實際上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而城鎮居民收入增速不及GDP。從GDP的增速來看，西部和中部地區已經連續九年快于東部地區，所以區域和城鄉的差距看上去已經處于轉折點，如果趨勢能夠持續，就會發生倒U型。現在的問題在于個體之間的差距更為拉大，代際之間的差距拉大。中國的老齡人口比重逐步增加，統計發現，年齡越大的階層，收入反而越低。放在一個家庭當中，孫子的收入高于兒子，兒子的收入高于父親，這是很明顯的，未來可能會出現低收入群體老齡化的趨勢，這是中國的特殊之處。
擴大中產階層，建設橄欖型社會
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對于“中產階層”(middle class)的定義不盡相同。與經濟學的概念相比，社會學的概念更富有想象力;不過另一方面，又顯得不嚴謹。盡管以職業為主要指標的中產階層的概念，從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WrightMills)1951年出版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中首次提出算起，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但是直到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義。按照社會學界早期社會分層的三個基本維度——財富、權力、社會聲望等不同的標準，企業界的以財富論英雄，政界的按權力論高低，知識分子依據社會聲望劃層，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類。如果對整個社會進行分層，就要把不同的指標綜合起來，每個指標賦予相應的權重。還有學者加入職業、收入、教育水平等指標，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還加入消費品位的指標，后來被許多人引用。中產階層的消費品位并不完全由收入決定，而是受階層的時尚、觀念影響，形成社會主流后被其他階層所模仿，有一定的消費品位才符合消費潮流。他認為消費行為和偏好不一定完全取決于收入，當然這是對抗經濟學的定律。比如中國的“月光族”的消費就與其他階層不一樣，完全是消費理念的差異。
社會學界在劃分中產階層時，更為關注職業。因為當初，這是作為職業結構和產業結構變化的最大指標，也就是最早的白領、服務業階層。當社會的服務業比重超過制造業時，白領工人超過藍領工人，意味著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現代中產階層是在職業結構發生巨變背景下提出的概念，而不僅僅是收入和財富的概念。現代社會結構的轉變，就是從金字塔型到橄欖型，這是職業角度的分析。其中暗含的假定是，收入的結構也是從金字塔型到橄欖型的轉變過程。怎么來衡量中產階層?中國與日本、韓國的情況類似，所以三國社會學界為了比較上的方便選用了統一的指標：收入、職業和教育，三個指標合在一起，作為中產階層的衡量標準。這與經濟學界的界定有很大差異。因為經濟學界認為有房有車有錢，就是中產階層，社會學界增加了教育和職業指標，需要是白領職業、具備大專以上的教育背景等。據此測算，就分為核心中產、半核心中產和邊緣中產，三塊加在一起，在中國城鎮社會大概占到35%。同韓國、日本相比，這個比例相對較低。
在中國的調查樣本中，特殊之處在于：并不是收入最低的人對現狀最不滿，農民工里有很多人認為自己屬于中層，但是干部隊伍里有相當比例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
中央提出“中等收入者”以后，我們又來測算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中等收入群體與中產階層的概念不同。國外文獻也有這個概念，middle incomegroup，與middleclass不同。單從字面上來看，中等收入是一個收入概念，不包含職業。翻閱了很多國外文獻，中等收入者從收入上衡量，有兩種辦法：一是絕對指標，二是相對指標。
絕對標準就像貧困線一樣，可以有國際標準和國別標準，中國的標準肯定不能照搬美國的標準。卡拉斯提出了一個國際中產階層的絕對標準，就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消費在10~100美元(PPP元)之間的群體，也就是大約35~350元人民幣之間的群體。隨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這個群體的人數肯定會日益壯大。絕對標準的好處是簡單明了，容易測算和比較。但欠缺的是難以反映收入結構的變化，因為水漲船高，中等收入線與貧困線一樣，在收入結構的變化中實際上是會變動的。換句話說，隨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達到特定中等收入線的人群擴大，如果收入分配結構不改善的話，收入分配的結構可能還是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欖型，處在水漲船高了的平均收入線以下的，可能還是絕大多數。要建設橄欖型社會，就意味著要改變現有的收入分配結構，所以需要采用相對標準，排除最富裕的5%和25%的最低收入者，這是一種比較通行的相對標準。按照這種相對的中等收入者的標準，基于對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全國四次跟蹤抽樣大調查數據的分析，2006-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中等收入者群體的規模，一直穩定在28%左右，這28%的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占了城鎮居民總收入的46%，也就是說不足1/3的群體分享了收入的近半，可以說已經成為消費的主導力量。但問題是，如果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增加，就難以縮小收入差距，難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
其實中產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我們把按照收入、職業、教育三個指標定義的中產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做了交互分析，結果發現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群體中有70%屬于中產階層，兩個概念并不沖突和矛盾。
從收入維度看，中等收入群體的平均收入要高于中產階層的平均收入;從教育水平維度看，中產階層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高于中等收入群體;從職業維度看，中等收入群體中，還有一部分人是藍領。中產階層一般定義為白領，但是有相當部分的中等收入者屬于藍領，比如技工和月嫂。比較讓人憂慮的是，城鄉居民的收入結構整體上仍呈現金字塔結構，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占據了整個金字塔的底端，而從中等收入者開始人口逐漸減少，到了金字塔頂端人口迅速減少，但是收入非常高的高收入者又形成了一個波峰，這種長尾效應體現了明顯的收入差距。
如何才能向橄欖型社會過渡呢?通過計算機模擬，這也是國際上通用的倒推法，給出不同的參數，不斷模擬出相應結果，最后模擬出最有可能實現的橄欖型分配格局以及實現這一格局的條件。模擬的橄欖型社會中中等收入群體占42%。這是可以解釋的。文件中說2020年中等收入者占多數，但是沒有提具體的數字，多數也可以有不同的群體，如果這個群體的人數最多，就可以算作占多數。
在這種格局中，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可達到42%，可以說是一種中等收入者占高比例的格局。
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關鍵在于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須通過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得更多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實現向上流動。基于對2013年全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的分析，根據經過努力可能達到的收入增長條件，通過多次模擬，我們預測了到2020年中國城鎮地區可能達到的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模擬的假設是在各階層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情況下，收入分配結構更加合理。具體來講，2012-2020年，中等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一番，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一番，同時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更快一些，平均需要翻兩番，這樣，中等收入者在城鎮居民中可以達到42%，可以說是占到多數了。
（本文根據作者2014年11月13日在《國際經濟評論》“國際重大問題深度關注”系列講座上的演講內容整理，原刊于《國際經濟評論》2015年第一期，獲編輯部授權發布，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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