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去年以來，全國工商聯、國務院扶貧辦和中國光彩會在全國開展了“萬企幫萬村”行動，已有2.2萬家民營企業通過投資項目、安置就業等多種形式，與2.1萬多個貧困村建立結對幫扶關系，促進了貧困群眾脫貧，實現了脫貧與企業發展雙贏。
農民致富離不開農業，但又不能對農業唯命是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曾經指出：農業是最創造財富的行業。也就是說農業的利潤最大。《國富論》成書于1776年，那時候生產力相對不發達，瓦特剛剛改進蒸汽機，還沒有大規模機械化工業，亞當·斯密對工業的理解還停留在手工業時代，那時手工業創造的利潤的確不如農業，這是亞當·斯密時期的情況。
可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工業的利潤大幅提高，農業生產由于受到生物生長周期的局限，產量不可能有太大提高，工業生產沒有這些限制，可以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實現大批量生產，這就極大地提高了利潤，增加了工人的工資，以個體農民經營的農業生產無法實現大批量，也就沒有那么高的利潤，這就是為什么農民一年收入比不上工人一月工資的原因。
另外，一件工業產品會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集成更多工業產品，也就是說當農民買了一件工業產品，但這件工業產品卻是由很多工業產品組成的。比如，一家自行車由幾十個零件組成，背后的工人是幾十人；一挺摩托車由幾百零件組成，背后的工人是幾百人；一輛汽車零件上千，背后的產業工人成千上萬。農民一個人的收入要支付幾十人，幾百人，幾萬人的工資，這就是“剪刀差”形成的原因。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光靠農業是不夠的，我們不能放棄農業，也不能唯農業是從。想要解決農民工問題，想要解決城鄉差距太大的問題，就要為農民提供更多的非農業就業機會，怎么辦？企業下鄉，政府引導。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說，一條產業鏈包含了產品設計——原料采購——生產——物流管理——訂單處理幾大環節。我們很多民營代工廠實際只負責生產，其他環節大多被發達國家企業所壟斷，企業可以把生產環節遷到農村、縣城。把產品設計，零售等服務類環節留到大中城市。
筆者認為，中國是一個縮小版的世界，大中城市屬于第一世界的發達國家，縣城屬于第二中等發達國家，農村屬于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大中城市負責產品設計研發，縣城負責零部件生產，在農村的工廠進行最后的組裝。企業要把中國的農村變成世界的工廠，把全世界當作中國工業產品的大市場。
其實，民營企業下鄉大有可為。國內很多生產類企業名為公司，實際上有很多是大工廠模式。這些工廠大多錄用的是農民工，因為市民的收入水平高，企業為了省錢于是就錄用相對便宜的農民工。所以，生產類企業遷到農村不但有利于農民工就業，而且會降低自身的運營成本，因為農村地價較低。農民工也會因為就近就業減少外出打工的生活費用，企業可將總部留在城市，將生產領域遷到農村，企業下鄉會使企業與農民工都得到利益。
企業下鄉不是盲目的下鄉，而是有計劃，有目標，有組織，有準備，科學的下鄉。各地農村情況不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需要企業對當地農村有所了解，更需要當地政府政策的引導與鼓勵。
中國經濟的發展很不平衡，東部強，西部弱，城市強，農村弱，沿海強，內陸弱，東南強，西北弱。只有將一部分生產類企業從城市遷到農村，從東部遷到西部，從沿海遷到內陸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企業下鄉不是什么新鮮事，有些有作為的鄉村干部早就這樣做了。但光靠個別鄉村干部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把企業下鄉提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把這一政策納入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來，完善相關法律和問責機制。
如此，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城鄉差距可以緩解。可以說，“萬企幫萬村”是新農村建設的起點。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縣域經濟報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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