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9日凌晨6時20分，杜潤生老人走完102年的人生歷程。多年來，他為推動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嘔心瀝血，是公認的“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的思考和建議對于中國改革深化亦極具啟示。2011年和2012年，《財經》雜志曾兩度刊文予以記述評析，尤其是2010年底《財經》雜志對他的獨家專訪，亦是杜老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體公開采訪。現將兩文重新刊發，以表達我們的深切哀思與崇敬。——編者
“追溯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歷程，無論是在文獻的叢林中檢索，還是在人們記憶的長河里回望，我們都看到有一個眾望所歸的名字——杜潤生。”2012年7月18日，當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宣讀到“杜潤生”的名字時，“第五屆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頒獎大會的會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這一天，是杜潤生的百歲（虛歲）華誕。農村發展研究專項基金管理委員會將“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特別貢獻獎”授予這位被稱為“農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以表彰他對中國改革的杰出貢獻，同時也“向激蕩著創造與夢想的改革時代致敬，向偉大的中國農民致敬”!
王岐山打來電話，“祝賀杜老百歲生日快樂。”20多年前，王岐山在杜潤生擔任主任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也是“農口”團隊的重要一員。
200多名來賓中，許多人都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的見證者與推動者。其中既有原農業部長何康、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石山等杜潤生的老同事，也有杜鷹、林毅夫、周其仁、張木生、孫方明等當年“農發組”的成員，他們將“杜老的弟子”作為自己的一種榮譽稱號。
杜潤生沒有出席頒獎會，而是通過視頻向與會者問好。這位百歲老人精神健旺，聲音洪亮，當他揮手時，掌聲與笑聲充滿了會場。
100年是一個漫長的故事，杜潤生的一生在時代的激流里跌宕起伏。他親身經歷了中國近代史的風云變幻，也參與了眾多歷史事件，其中許多關系到中國農民的經濟政治地位。在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中，中國農民的屈辱與苦難讓杜潤生憂樂難忘，他自覺地擔任農民的代言人，為農民的權利鼓與呼。
杜潤生期待農民走出封建社會和自然經濟殘余的陰影，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成為現代國家中有完整權利的公民。在他看來，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
一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傳統秩序逐漸動搖，至辛亥革命開始瓦解。生于辛亥革命第三年的杜潤生也見證了傳統秩序的瓦解過程，晚年他曾回憶道：“我是山西太谷縣人，出生在破產富農家庭，家鄉有很多人經商。民國初期，我親眼目睹了晉商的消亡。”
在變革的大時代里，生長在皇權秩序下的晉商并沒有完成自身的轉型，但是中國社會的轉型已然開始。與歐美國家的轉型不同，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多重歷史任務的重疊：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從后君主王朝轉向民主國家，從積貧積弱的前現代國家轉向獨立富強的現代國家。
家國多難的特殊歷史環境，使得許多知識分子接受了激進主義的思想，期望以社會革命徹底改造中國。杜潤生也是其中的一員。在太原國民師范學校讀書時他就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進入北平師范大學后更成為“一二·九”運動中的學聯代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這位大學生脫下長衫，進入太行山根據地，參加抗日游擊戰爭。
此時北方農村經濟衰敗，基層政權又因國民政府撤退而瓦解，中國共產黨以抗日的民族主義為號召，在農村重建政權。與此同時，在中國共產黨高舉的“民主、自由、抗日”旗幟的感召下，杜潤生和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加入了革命的隊伍。
抗戰勝利后，由于腐敗、獨裁，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迅速流失，共產黨則提出“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的新國家”，為新民主主義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旗幟。
國共內戰再度爆發。為了動員農民參加革命，中共從1946年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先后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中央華中局秘書長的杜潤生參與領導所在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他的一些建議還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要求各地遵照執行。
在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就提出“平均地權”。國民黨執政后也制定過土地改革法案，試圖以和平贖買的方式實現“耕者有其田”，但終因國家財力不足以償付地主的經費，政策從未落實。而共產黨在數年之間就以暴風驟雨的形勢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分配，改變了農村傳統的生產關系，也改變了農村社會的內在權力結構，從而為中共政權奠定了控制廣大農村的權力基礎。
在晚年的反思中，杜潤生承認，“當時土地改革對保護勞動者財產利益，沒有嚴格地依法執行，留下了不良影響。中國長期的皇權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
不過，杜潤生仍然肯定土地改革，認為這一運動完成了中國在20世紀的歷史任務——“重組基層”，“使上層和下層、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獲得巨大的組織動員能力。這對于一個向來被視為‘一盤散沙’的農業大國來說，其意義尤為重大。”
重組基層的一個結果是，民間社會消失了，形成了一種只有政府沒有社會的局面。就像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中共改造了中國社會的基層結構，政府力量從此可以下達農村。”這種超級的動員能力已經埋下了后來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根苗。
二
直到1952年土地革命完成之前，中共一直強調，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按照新民主主義撰寫的《共同綱領》和《土地改革法》中，都規定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允許土地買賣，農民擁有買賣、雇傭、借貸、貿易等自由。
參加革命的許多知識分子滿腔熱情地建設著新民主主義社會，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還是很遙遠的事，目前最重要的是發展生產力。毛澤東也說，搞社會主義，是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要在社會生產力充分發展以后，要在人民群眾都表示同意以后。
1952年秋天，當杜潤生進京擔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時，就抱著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思想。這個新成立的部門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和領導農民的互助合作運動。不過杜潤生和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都認為，當時很多地方剛剛結束土地改革，要從小農經濟的現狀出發，發揮小農經濟的積極性，互助合作運動需加以引導，不能操切從事。
可是，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進京不久，杜潤生與毛澤東的秘書、兼任農工部副部長的陳伯達之間有過一次談話。陳伯達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需要“組織農業生產大軍”。杜潤生說，這不成了“勞動營”了？
無意之間，對話者透露了歷史的天機，讓后來讀史者感到驚心動魄。毛澤東就是要以蘇聯的集體化為榜樣，改變私有制，讓廣大農民成為他可以如意指揮的“生產大軍”，建設一個他所設計的美好新社會。
當時很多人都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不過必須經過15年、20年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準備，才能向社會主義過渡。但毛澤東要提前發動社會主義的改造，這等于取消了新民主主義階段。
于是，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注定成為“小腳女人”，因跟不上毛澤東的思路而屢次遭受批評。
1953年，中國關閉了糧食市場，實行統購統銷，農民不能自由買賣糧食。兩年后，毛澤東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已經深入社會神經末梢的行政權力發揮了威力，全國96％以上的農民交出自己的私有土地，個體農民的財產合并為不可分割的集體財產，社員不能自由退社，合作社由“干部”進行管理和支配產品。
除了國家不包工資分配和各種福利外，合作社已經與國營企業沒有區別。同時，糧食和其他農產品都掌握在干部手里，不怕農民不向國家“交售”。集體經濟成為控制農民的有力工具。為了維護集體生產，不得不控制勞動力；為了控制勞動力，不得不限制各種家庭副業和自留經濟，以至于上升到“割資本主義尾巴”，最后發展到學大寨的“大批判（資本主義）開路”。歷史的邏輯鏈條已經展開。
在合作化運動“高潮”前夕，鄧子恢和杜潤生被迫寫檢查，杜潤生還被調離了農村工作部。數年后，農村工作部也因“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而被撤銷。
三
杜潤生被調到中國科學院，但是他依然關心著農民和農村。當時他并不知道，幾乎與大陸同時，國民黨也在臺灣完成了土地改革。不同的是，臺灣實行的是和平贖買政策，用沒收的“敵偽”資產的股權來置換原地主階層的土地所有權，順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標。擁有了土地的老百姓和擁有股權的原地主階層通過自己較強的購買力，撐起島內市場，也鋪設了工業化的基礎。
而大陸在實現合作化之后，農村并沒有發生預期的變化，1956年糧食反而減產了。這也是中共建政之后的第一次減產，“工農差別”也在擴大。毛澤東不得不親自站到前臺指揮“農業生產大軍”。他認為，依靠群眾運動，實施所謂“大兵團作戰”，就可以提前實現工業化。
于是，數億農民卷入了一場由個人設計的大同世界的試驗——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廢除按勞分配，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不但東西是公家的，人也是公家的。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的人民公社體制，成為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為“大躍進”提供了制度基礎。因此，“大躍進”參加人員之廣、聲勢之大，都是史無前例的。在全國性的狂熱之中，偉人許諾的天堂似乎就在眼前。
正如哈耶克所說，通向地獄之路往往是由美好的愿望鋪就的。在“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歡歌聲中，一場災難已經悄然降臨。農民餓死3000多萬人，成為和平時期的一大慘劇。在退休以后，杜潤生重新反思了這一個過程，“有人以為大躍進是偶然的，那并不對。”
在杜潤生看來，“人民公社制度作為一項社會試驗，劃定一個地方實行，本不應非難。但人民公社一聲號令，一下子就卷入6億人口，付出代價太大了。‘浮夸風’‘共產風’，走向極端，造成大災難。”狂熱退潮，公共食堂被迫解散，但是人民公社制度仍被保留下來。
見證了三年大饑荒的杜潤生后來對人民公社體制進行了深刻反思，“政社合一、公民皆社員的人民公社，限制了農戶發展經濟的自由。在歷史上，農民從來擁有從事多種經營、配置自有資源的自由。但是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這種自由權利卻受到剝奪。”
在過去的1000多年間，曾經是可以自由遷徙、自由擇業的農民，現在被死死地捆綁在土地上，即使外出討飯也要有證明信。蘇聯集體農莊近似國營農場，但國家承擔一部分社會保障費用。可是，中國的農業經營決策來自國家，風險卻要農民自己承擔，而且農民得不到國家的社會保障。
中國革命本來以社會平等為號召，卻制造出一個不能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的社會階層——這真是歷史的吊詭。
這種獨特的城鄉強制分割的二元體制，就像政府手里的一把銳利的剪刀，強制從農業獲取資金，資助“幼稚工業”的成長。根據一些經濟學家估算，通過不平等交換，1953年－1981年中國政府從農民那里拿走了7000億元的資金，相當于同期中國積累資金的一半左右。
消極怠工是一種無權者的抵制。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中，“出工不出力”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在此后的20年里，農產品供給嚴重不足，農民不得溫飽，城市食品嚴重短缺，國民經濟發展失衡，重工業的“一枝獨秀”，帶來的卻是“沒有發展的增長”。
中國的現代化似乎走入了一條“死胡同”。
四
曾經贊同“大躍進”，而且以“中國能夠后來居上”來論證其合理性的杜潤生陷入迷惘。為什么良好的愿望反而結出了惡果？作為旁觀者，杜潤生不斷反思，向實踐和歷史尋找答案。
為了維系身家性命，中國農民偷偷地擴大自留地，“在那一時期，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留地的增產效應。農民告訴我：用自留地的辦法，保管不愁糧食吃。”當時杜潤生不知道，農民還搞了包產到戶。這些求生之舉屢次遭到政治權力的打壓，包產到戶更是“三起三落”，無數的人們因此遭受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邊站”的杜潤生還向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尋找答案。他認識到，土地改革之后，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應該有一個自由發展的機會，“如果跳過這個階段，靠充公農民的土地財產去形成‘聯合體’，沒有生產力條件和文化條件的支持，經濟貧困、組織封閉，則難以生長主體意識和民主意識，難以擺脫依附與被依附的關系。另一方面，被依附的隊長、社長也容易變成特殊于群眾利益的權力壟斷者。”
1972年的冬天，曾公開肯定包產到戶、被杜潤生稱為“中國農村變革的先驅和開拓者”的鄧子恢凄然離世。杜潤生則幸運地熬過了“文革”歲月，在1979年重新回到了離開24年的農村工作部門。
此時的中國正處于變革的前夜。就在前一年的深秋，淮河邊上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按下了手印，冒著坐牢的風險搞起了“包產到戶”。當時，全國人均占有的糧食只相當于1957年的水平，農民平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年收入在50元以下，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
盡管包產到戶能夠提高生產力是一個顯見的事實，但是黨內總有人認為它不符合社會主義公有制格式。對此，杜潤生說：“我國建國后在農村推行的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實踐的結果引起人為饑荒。而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在短短幾年就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孰優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嗎？為什么總讓僵化的教條像夢魔一樣糾纏自己的頭腦呢？
制度經濟學家諾斯曾經指出，一旦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就很難退出。已經被鎖定的中國土地制度在官方看來已經成為天經地義，即使包產到戶這種在集體經濟之內的“制度修改”也成為不可觸及的政治禁忌。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場拔河比賽，“一邊是千軍萬馬的農民，一邊是干部。”
身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既熟悉農村工作，也熟知黨內規則，既可以溝通田野，也可以說服上層。這些合金般的品格組合使他擁有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感召力和協調力，因此成為上世紀80年代制定中國農村改革政策最有影響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創造性地提出“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這一概念，實現了包產到戶的合法化。
有一個歷史細節值得回味。杜潤生主持起草了關于農村工作的連續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文件中多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雙層經營”等令人費解的名詞，一位年輕人對此頗為不解，杜潤生告訴他：“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
經濟學家舒爾茨有一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鼓勵，農民將把黃沙變成黃金。從1982年連續三年出現了糧食的超速增長，農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增長，終于過上了溫飽有余的生活。
農民也開始擁有了自己的財產權利。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就業，從這時起，中國農民才擠進了國家現代化的門檻。農村改革的成功，既為全國改革提供了經驗，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質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農村改革是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
五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杜潤生曾向鄧小平提出，可否恢復農民協會，作為農民代言人？鄧小平說，先看三年，如果三年后，大家都同意，你再提出來，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時候，“八九風波”來了，提議擱淺。
76歲的杜潤生也正式退休，告別了“激蕩著創造與夢想的改革時代”。他繼續以悲憫的目光關注著農民，觀察并思考他們的命運。
2008年，因為對農村改革和發展乃至整個經濟改革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杜潤生獲得了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95歲的杜潤生在頒獎典禮上說：“家庭聯產承包制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
杜潤生曾說道：“我在農村問題上有一條原則：尊重農民，讓農民真正解放。”在改革之初，杜潤生就提出給予農民“永佃權”。在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他堅持盡可能延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將使用權物權化。在他看來，中國土地制度最終要“由他物權變為自物權”，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
歷史往往并不按著人們的良好愿望發展。公有制下的家庭經營激發出了極大的生產力，可是并沒有讓農民獲得完整的所有權，“承包土地的所有權究竟應該歸誰”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城市化進程中，這種妥協的土地制度使得農民無權作為土地產權主體平等地參與土地交易，政府則可以輕易地“低價征地、高價賣地”，于是在十多年間就從農民那里拿走了高達20萬億－30萬億元的土地增值收益。
沉重的現實讓晚年的杜潤生心事浩茫，憂思深廣。他認識到，沒有用法律形式把土地承包制作為一種產權制度安排固定下來是一大缺陷，“中國政府慣于用行政系統發布原則性政策指導工作，特別是涉及財產權力的問題，尚待制定法律條文，規范人們的行為，這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宏觀調控內容。忽視這點，就無從建立交往中的信用，否則依森林法則，弱肉強食，不會造成良好的預期和有序的市場。現在農村土地中的許多問題，都與此有關。”
此外，因為戶籍等制度的阻礙，上億農民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擺動。城鄉收入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拉大，“三農問題”再次凸顯。2001年杜潤生在一篇文章里痛呼“我們欠農民太多！重新審視‘三農’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截至今天，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政府聽不到他們的訴求”，杜潤生寫道，“工人有工會，要允許農民成立農民協會，使農民依靠它行使已經擁有的權利。”
盡管一生經受磨難，但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備受苦難的中國農民讓杜潤生停不下來。這位耄耋老人繼續擔任中國農民的代言人。他呼吁免農業稅，呼吁破除制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呼吁“農民有了經濟上的自主權，政治上也應有相應的民主權利，要摒棄一切歧視農民的做法，使農民變成有完整權利的公民”，“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將他們從土地和其他約束下解放出來，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
不能成為有完整權利的公民，農民就只能成為現代化的旁觀者，甚至成為現代化的犧牲品。早在30年前，杜潤生就對剛成立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年輕人說：“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歷程盡管曲折，但是前進的目標已經越來越明晰：通過改革，建立民主、法治、憲政的新秩序。就像杜潤生所說：“我們需要一個透明的政府，需要一個屬于公民的社會，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質文明下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的文明國家。我國人口多、資源少，但我們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為世界的榜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經》2012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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