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杜老的話說，就是“中國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你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
昨日早晨6時20分，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病逝，享年102歲。
杜老被尊稱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1936年入黨，參加過抗日和解放戰爭。“文革”中也受到沖擊，1978年底平反，隨后主要負責農村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
杜老稱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一生為改善農民命運、提高農民收入而奔勞不輟。除了在農研室培養出一批門生學人，后來成為中國改革的中堅力量外，讓他名垂青史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他參與協助的農村改革。1980年，他以政治智慧將“包產到戶”寫入“75號”文試行，并隨后主持了1982-1986年連續五年的中央一號文的起草工作，不僅確認了土地“包干”的合法性，還陸續在總結成效的基礎上，提出允許農民自由買賣，取消統購統銷，鼓勵農民進城務工等政策。可以說，農村改革的基本架構實踐上是農民自發摸索的，但文本是由杜老及其領導的“西皇城根南街9號院”團隊歸納的。
在人類史上波瀾壯闊，無論規模還是效應皆堪稱偉大的中國改革的確是從農村開始的。之前近30年全國性的“計劃+公有制”的實驗遇到困境，在“非變不能活”的約束下，鳳陽和肥西的農民才不惜冒殺頭的危險，違法將土地產權界定給一個個家庭，效果卻出乎意料的好。之后1982年的一號文，是順勢確認了農民求生本能下的“合約創新”。
“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承包制，實質上是以分成合約的方式，把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界定給農民。這里土地的“集體經濟”性質的“名義所有權”被虛置。擺脫既有意識形態的束縛，虛置“名義所有權”而通過合約重寫來界定產權，“掛羊頭賣狗肉”，也隨即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要經驗。但農業生產提高收入的程度畢竟有限。之后中國改革能成功，農民的收入能起飛，是靠工業化，靠農轉工，靠特區“畫圈”的局部試錯方式，先以“三來一補”承接接單工業，農民在“干中學”中累積工業知識，把租值和收入逐步打上去。改革與開放并行，以特區到沿海再到沿江、沿邊的次第開放，更大幅度地參與全球分工，發揮中國人多的比較優勢，才最終使得中國在工業時代再次崛起。
杜老是20世紀80年代改革先賢中極有代表性的一位。今天緬懷杜老，回看他的貢獻，重溫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也是向改革先賢致敬。當然，最好的懷念是總結他們成功的改革方法，啟發下一步的改革，繼續提高民眾收入，力爭早日實現近200年來數代人為之奮斗的富強夢。
杜老及其團隊協助的農村改革，有兩項方法論上的遺產值得重視。一是重視“歸納”而不是“設計”。他們重視調研，總結出農民實踐中成功的“違法”行為，并把它們合法化，而不是躲在屋內搞“設計”，拍腦袋想農民應該怎么干。偌大的中國往何處去，無人具備這一知識，只有靠各地不斷地試，做對了推廣，做錯了改過。杜老曾說過一句慧言：“看湯下面”，就是中國只能根據自身的資源狀況和局限約束，尋找提高效率的辦法，而不能照搬照抄，隨意嫁接。中國的改革實踐也證明，上佳且重要的制度，包括特區制、分稅制下的地區競爭制度和20世紀90年代的盯住匯率制等，都是中國根據自身局限摸索出來的。
二是堅持以效果來度量。“包干制”之所以在1982年能合法化，就是它解決了數個省的吃飯問題，不僅糧食增產，農民收入也因此提高。但在當前的改革實踐中，這一方法有被拋棄的趨向，甚至出現改革方向的逆轉，“未富先驕”，以民生為由集中于既有財富的分配而不是鼓勵繼續做大財富“蛋糕”。
當前中國經濟需要深化改革來重回增長通道。在此背景下，杜老及其他改革先賢留下的方法論更需重溫并強調。放棄拍腦袋的閉門造車，搞清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放慢的關鍵局限，才能最終找到解決辦法。用杜老的話說，就是“中國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你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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