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是“農村”的代名詞。作為一個以農立國的社會，鄉村和農民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體，農民子弟自然是鄉村教育的主體，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近代中國鄉村教育改革中，農民卻缺席了，而且這種情況延續了很長時間。前不久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這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們要以此為契機，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使之為中國的鄉村教育改革貢獻力量。
近代中國的鄉村教育改革是對傳統教育的一次全面反省。鴉片戰爭特別是到了甲午戰敗之后，文化和制度自卑便左右了很多中國精英的心態。當時不少人將中國之敗歸因于中國的傳統教育，進而提出了創建新式教育的必要性。庚子事變以后，再一次的慘敗讓中國人“中不如外”之感愈發強烈，進一步影響了近代中國教育改革的取向，時人就言：“考泰西各國，人才之所以勝于中國者，取士之法不同也。西人事事務實，無一毫虛飾，無論何項人才，皆須由學堂出身，限以畢業之期，予以及格之照，故人皆發奮鼓舞，不敢存濫竽之心。今中國宜仿其法，人才概取諸學堂，方可用世。”（《閱報紀力扶新學系之以論》，《申報》1902年8月12日，第1版）如此，另起爐灶建立西方式的新式教育便成為改革的最重要內容，而以私塾等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鄉村教育組織或機構便被取締或改造。
然而，與中國傳統教育具有較強依存關系的農民顯然不會輕易改變和認同這種改革思路。在傳統的鄉村私塾里既可以識字，又可以學會寫信、算賬、對對子等最基本的技能，學會這些，對農民子弟來說就是掌握了謀生的本領；加之在傳統中國做個讀書人是一件頗為體面的事情，且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時間和經濟成本，農民們自然十分樂意。何況，農民對傳統的私塾先生具有一種特殊感情。塾師們在鄉間除了教書，還往往兼營“陽宅陰宅及寫契紙、排八字、算命、開藥方子，一切中國大半民眾所信仰著的東西、日常應用的東西，私塾先生他們都會。”（單維藩：《北平私塾的研究》，《新北辰》1936年第10期）這無形中加深了農民對塾師和私塾的依賴感和信任感。與此相對應，農民對西式的新式學堂的信賴感卻并沒有建立。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說：“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寧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寧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其結果是，在近代中國的鄉村教育改革中，精英和農民便分道揚鑣了，這直接導致了農民在當時鄉村教育改革中的缺席。
近代中國鄉村教育改革中農民的缺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消極后果：一方面，由于鄉村教育改革缺乏農民的理解和支持，改革變得困難重重；另一方面，農民的“缺場”，使得農村教育改革缺少了應有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近代以后，隨著教育改革的如火如荼，新式學堂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建立，改良或取締私塾的改革也在同步進行。然而無法回避的事實是：普通民眾對新式學堂的信任并未很好建立，許多地方甚至頻繁發生毀學事件；私塾的改良或取締也效果不佳，私塾仍在鄉村擁有重要影響力，在有些地方甚至居于主導地位。
以1904年在無錫發生的毀學事件為開端，搗毀新式學堂的事件在各地鄉村層出不窮。據田正平先生研究，從1904年7月到1911年7月的短短7年間，在當時全國22個省中，除新疆、甘肅、東北三省等少數內陸及邊遠省份外，其余17個省均發生過針對新式學堂的毀學事件，總數多達170起。而且這些統計僅以“是否對新式學堂造成實際損害為選取標準，如果考慮到針對辦學人員及其家庭的攻擊，這一數字將會成倍增加”。（田正平：《清末毀學風潮與鄉村教育早期現代化的受挫》，《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民國以后毀學事件仍不斷發生。毀學事件主要是由鄉間農民發起，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摧毀以新式學堂為代表的西式教育。
與新式學堂和西式教育不受農民歡迎相對應的是，作為精英們革命對象的私塾卻仍舊為農民所信賴和擁護。1935年是近代新式學堂發展的高峰期，但就在這一年，據不完全統計，傳統私塾仍多達101027所，塾師有101813名，學生則有1757014名（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231頁）。甚至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江蘇的吳縣尚有私塾124所，學生1264人；（吳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吳江縣志》，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第641頁）湖北的江陵縣也有私塾1470多所，占全縣初等學校總數的98.13%，學生15876人，占當時小學生總數的64.75%。（江陵縣教育志編委會編印：《江陵縣教育志》，1985年，第99頁）
以上事實表明，教育是民眾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要成為鮮活的教育，就必須植根于自己的土壤。近代中國鄉村教育的土壤就是農村和農民，如果離開了農村和農民談中國的鄉村教育改革，無論改革的主觀愿望多么美好，改革的路徑設計多么科學嚴密，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彎路。這也警醒我們，任何改革都必須充分尊重改革利益攸關方的意愿和利益，否則改革的挫折便不可避免，甚至可能事與愿違。令人欣慰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的改革都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我們要以此為借鑒，將今天的有益經驗和以往的歷史教訓很好地融入鄉村教育改革，既充分發揮農民的地位和作用，又讓改革成果最大程度惠及廣大農民，使我們的鄉村教育改革取得實實在在的預期成效。
作者：李琳琦、梁仁志，分別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近代社會轉型中的鄉村教育變革研究”負責人、課題組成員，安徽師范大學教授、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 201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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