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村發展被視為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發展奇跡的關鍵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農村發展迎來了“第二次飛躍”的契機，農村社會發展極為迅速、農業生產效率得到了顯著提升、農民收入不斷增加。如今，需要沿著十九大指引的方向，更加客觀而科學地落實相關政策措施，以鄉村振興為契機，全面推進農村發展，不斷開創農村工作的新局面，以便在根本上改變市民和農民、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取”與“予”的關系，加快農村發展的現代化進程。
關鍵詞:中國農村；農村發展；發展歷史；歷史邏輯
自1949年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內涵越來越豐富，農村發展目標逐漸從單一追求經濟增長朝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等協調發展轉變。在這一過程中，綜合思考農村發展目標、發展水平和發展趨勢，充分認識農村發展的短板與主要障礙，不但可以對農村發展取得成效進行總結，還能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整體戰略部署創造更多有利條件。
一、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發展的總體脈絡與內容探討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地區推行了諸多改革，讓農村面貌與農民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農業生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提出并施行的土地改革運動，終止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讓廣大農民獲得土地，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得到解放；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農村社會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以推行，讓農民在重獲勞動與經營自主權的同時，更是讓農民群眾能夠借助改革開放的春風意氣風發地開始致富奔小康的征程；2008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我國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形勢與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給出了在新時期促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以及需要重點遵循的原則。
（一）1949—1978年農村“大集體”時期的發展脈絡
從1949年到1956年，中國農村社會的生產關系經過了多個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也對其進行了艱辛而不間斷的探索。其間，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進行了深入的土地改革，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和高級農業合作社等農村社會的組織形式相繼出現。在這一時期，通過不斷的努力和嘗試，農村土地從之前的農民個體經營逐漸發展到收歸集體經營。而以農業合作化為基礎，在1958年，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在河南省出現，為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發展一個關鍵轉折點。在經過1959年到1961年的3年自然災害和經濟困難時期之后，我黨經過艱難曲折的努力，于1961年下半年開始針對農村政策予以調整，并在1962年9月正式頒布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可以說《草案》的頒布直接導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這一制度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一直延續至1980年前后。在該時期，一方面規定了農業生產資料與收成要歸公社、大隊以及生產隊三級所有；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和大隊通常情況下并不無償支配和調撥生產隊所有的物質。以今天的視角看，大集體具有很多優點，主要表現在：生產安排的計劃性極強，生產資料具有較高的利用率；能夠充分發揮人多力量大之優勢，對于農田建設、水利興修和植樹造林等大型、超大型的勞動能夠更好地應對；對改良土地和改良品種以及科學種田等農技推廣項目能夠得到人們的普遍接受。當然，大集體也存在諸多缺陷：農民工作成效的高低要依據工分值進行評價或者通過定額考核的形式記工分。這樣一來，就會出現“出工不出活”等情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勞動生產率，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也無法得到進一步提升。更為重要的是，大集體時期的中國農村以農業生產為主，幾乎忽略掉了所有其他活動，生產隊只安排少部分人從事副業勞動，由此創造出來的副業經濟收入可以忽略不計，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體系的完整性。
（二）1978—1984年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改革獲得成功
在這一時期，我國農村發展的主線再次發生改變，在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的引導下，黨的工作重心開始轉向經濟建設，在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開始注重農業發展的宏觀調控。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基礎，中央提出了于經濟層面更加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于政治層面切實保護農民群體權利的重大戰略部署。然后從國情出發，尊重農民選擇與首創精神，充分認可有利于農民發展和農村建設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之能夠在全國范圍得到普及和推廣。在這一時期，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得到了極大擴展，農村經濟被再次激活，農村改革動力無論是在宏觀還是在微觀層面都得到極大釋放，農業與農村發展由此奠定了堅實基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改革獲得了極大成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針對農村產業進行的政策調整和結構優化極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整體進步，改善了農村社會的發展狀態。這種做法完成了對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重塑和極大激發，農民借此發揮出前所未有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實現了人盡其利和物盡其用，全面開啟了中國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和農村整體進步的偉大征程。（2）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國開啟了農業的開放模式，使改革開放和農村社會發展契合到了一起，為農村變遷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武器與強大的政策支撐。國家和農民之間的互動越來越頻繁，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農村改革的展開與深化。至此，我國農村發展歷經長時期的緩慢趨勢得到徹底改變，農業與農村發展以不可阻擋之勢不斷向前，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3）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改革讓農村組織制度以全新面貌呈現出來，一種新的農村治理結構與治理機制讓農民群體能夠以自主的形式實現多元發展。尤其在新的生產經營模式中，農村社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在整個農村發展變遷中，農民真正成為了生力軍。此外，在解決“三農”問題以及其中諸多限制因素時，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以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形式，讓我國推行了多年的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全面解體，完成了對農村經濟組織的重塑，搭建起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前提，以農戶家庭經濟、聯合經營體和鄉鎮企業等為主體的新型農村發展范式。
（三）1985—2002年農產品統派統購制度逐步廢除
到1985年，在我國農村社會存在了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鄉、鎮人民政府等組織得到了重新確認。可以說，從1985—2002年，我國農村發展的主線變得異常明朗——基于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重大理論創新的思考、對之前中國農村改革率先成功突破但發生糧食連年豐收與局部“賣糧難”現象等的綜合研判，中央開始對農村資源進行重新配置。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農村經濟活力，提升農民的自主性和積極性，中央取消實施了幾十年的農產品統派統購制度。至此，農民群體逐漸適應了依據國家計劃組織生產朝自找市場銷路的轉變。而基于這一新的資源配置模式與相關經濟政策，讓農村社會的發展變遷呈現出了以下典型特征：（1）農村政策的深化進一步加速農村發展步伐，讓鄉鎮企業獲得了快速成長的契機，而后經過產權制度改革開始朝著現代企業的方向發展，并逐漸發展成為我國農村發展的關鍵力量，甚至在全國工業中也占據著重要位置，對于中國特色農村工業化道路的實現起到了積極作用。（2）鄧小平提出的“兩個大局”思想和與之相關的發展戰略的實施讓農村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有效的異地轉移，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民工潮就此出現。由于戶籍制度的約束和城鄉二元體制的限制，在城鎮化推進的過程中，并未完全惠及并解決廣大農民所關心的問題。比如，大量農民進城雖然提升了農村家庭收入，改善了他們的生活，但是隨之而來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等現象卻十分嚴重。即便到了今天，這種狀況依舊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成為我國農村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現實社會問題。值得肯定的是，這一時期我國農村政策基本穩定并得到了進一步完善，農村經濟組織與治理結構也得到了優化，在穩定與發展農村經營制度與政策的過程中，農業與農村法制建設也取得了顯著成績。（3）農產品統派統購制度的徹底解除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我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的市場化，讓農村生產經營主體依據市場要求進行了生產調整與資源配置優化，鄉鎮企業由此獲得了理想的發展機遇；與此同時，農產品統派統購制度的徹底解除讓農業剩余勞動力再就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無論是工業發展還是城市進步，都因此而獲得充足又低成本的勞動力資源，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確定和改革經驗的積累都具有必要的基礎。其間，受1985年實施結構調整政策的實施，糧棉油糖等一些農產品出現了大幅減產的情況，但部分配套措施并未跟進，尤其大宗農產品的供給出現了缺位的問題。也正是因為如此，才出現了被視為“雙軌制”的農產品流通制度改革方案，而“利用雙軌制，走出雙軌制”將成為我國農村發展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的重點。
（四）2002—2012年城鄉社會持續協調發展
在這一時期，中國農村發展具有以下幾個典型特征：（1）依據市場經濟的要求對市場主體進行積極培育，讓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得到迅速成長，農業社會化服務被提上日程，農業自我成長和農村自我發展的能力得到顯著增強。其間，在堅持與完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前提、統分結合的雙重經營體制過程中，依舊堅持雙管齊下。農民生活水平在這一時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態勢，單純從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進行測算，在1978年，我國農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67.7%，但是到了2001年下降至47.7%，再到2012年，則進一步下降到了39.3%，與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相差不遠。（2）通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等工作，讓農村發展目標與工業反哺農業政策等保持了高度契合，這些政策和做法的最終確立與實施得到了諸多正確的指導思想和理論體系的指引。在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準確判斷了中國農村的發展實際，針對“三農”問題，其政策取向開始著眼于體制層面，即試圖從城鄉二元體制朝城鄉一體化轉變，并在政策層面上努力完成從農業養育工業朝工業反哺農業的方向轉變。該政策體系的出臺和相關工作的推動，讓我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生態環境都得到全面推進，農村發展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3）國家提升了對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讓農業現代化進程積極推進，糧食產量連續多年都獲得豐收，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得到較好解決。在這一時期，針對廣大農民的富民政策接連出臺，在國家層面上進一步明確了要將公共財政覆蓋到我國所有農村地區，借此連續增加對“三農”的財政支持力度，通過免除農業稅、開啟對農民直補等，讓農民千百年來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是土地真正的擁有者。在這期間，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高漲態勢，為后續的發展奠定十分堅實的基礎。（4）積極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使之朝著一元體制進程轉變，同時探索構建和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體制與機制。其中具體的做法包括：提高針對“三農”的財政投入力度，著手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體系，在取消農業稅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實行城鄉無差別的稅賦機制。在農村教育領域，國家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重點開展和推行城鄉同等的義務教育制度。在醫療衛生領域，構建和優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讓城鄉居民尤其是農民能夠享受到平等的醫療服務。在社會保障方面，積極探索和構架了農民群體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讓社會保障能夠覆蓋到城鄉的全部范圍，最大限度地保護農民和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五）2013—2017年——習近平新時期“三農”思想得以初步踐行
習近平同志在數十年的從政生涯中，很多的工作性講話、批示事關“三農”。學習和研究習近平“三農”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1）農業強。農業出路在現代化，農業現代化關鍵在科技進步。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重視和依靠農業科技進步，走內涵式發展道路。矛盾和問題是科技創新的導向。要適時調整農業技術進步路線，加強農業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培養新型職業農民。解決好“三農”問題，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國特色現代化農業道路。中國現階段不是要不要農業的問題，而是在新形勢下怎樣迎難克艱、繼續抓好的問題。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中，農業現代化不能拖后腿。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戰略清醒。要加快建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延伸農業產業鏈、價值鏈，促進一、二、三產業交叉融合。（2）深化農村改革。深化農村改革，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要好好研究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者之間的關系，土地流轉要尊重農民意愿、保障基本農田和糧食安全，要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要穩步推進農村改革，創造條件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城鎮化不是土地城鎮化，而是人口城鎮化，不要拔苗助長，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積極穩妥。農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好“三農”工作，關鍵在于向改革要活力。要堅持不懈推進農村改革和制度創新，充分發揮億萬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激發農村發展活力。（3）農民富。要大力促進農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數掩蓋了大多數，要看大多數農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要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著力點是通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目標是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
二、中國農村發展脈絡更迭和變遷的原因分析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對中國農村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對其改革內容進行分析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發展一般被視為前后兩個不同階段。在前30年中，中國農村以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為主。在后30年中，以經營體制改革為主。而自1949年之后，我國農村出現的巨大發展，有著更為深層次的原因。
（一）以組織化和規模化發掘“三農”潛力
自1949年到2017年間，我國農村發展之所以取得了極大進步，是由于找到了有利于中國農村發展的組織化和規模化的道路。在這一時期，我國積極建立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努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其間為了確保國家工業化的進程，需要通過農業哺育工業的方式，向社會提供更多農產品原料，并借此完成資金積累的目標。但是，由于理論層面的偏差和在實踐領域過分追求“純粹”的公有經濟與大的經營規模。由此一來，就催生了能夠快速推進農村社會發展的初級、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之后，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實行了政社合一、統一經營和集體勞動的模式，這一模式就是人民公社體制。在這一模式下，不但無法真正實現按勞分配的政策預期目標，還會導致分配不均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發展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在改革開放之后，包產到戶尤其是包干到戶取得了極大成功。彼時中央更加尊重農民的創新精神、更加關注農村發展的實際，即便當時出現了不計其數的反對聲音，但是最終也無法撼動家庭聯產承包經營所帶來的增產增收效益的基本事實；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論創新方面也有了強大的依據與指引。尤其鄧小平針對農業發展“兩個飛躍”的關鍵論斷，更是界定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的優勢，認為這是適應當前階段生產力水平與農業特點要求的可行模式，需要長期堅持下去，并以長遠眼光看，未來還應朝著組織化與規模化的方向發展。基于這樣論斷，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得以逐漸完善，以家庭農場、農業行業協會等為主要形式的組織化與規模化經營范式，不但極大保證了農民的權益，還讓其各項投入獲得了極大回報，這對調動農民積極性，讓農業經濟與市場經濟對接，是大有裨益的。
（二）借助富農強農惠農建農政策促進“三農”發展
自1949年到2017年，我國農村發展和變遷與實施了富農、強農、惠農、建農政策直接相關。自城鄉兼顧至統籌城鄉，從工業發展應依靠農業提供積累到工業反哺農業，我國在這一時期逐漸明確了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關系，明晰了制度設計與政策選擇的維度。而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分析之后就能夠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就以“進京趕考”的姿態開始了從相對單一的農村工作向全面農村與城市工作轉變。而在改革開放之后，以中國構建獨立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為抓手，希望能夠在世紀之交步入工業化中期，解決工農城鄉發展失衡的難題。其間，創造性地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給出了“兩個趨向”的關鍵論斷，希望農業養育工業的形式進行轉變，變為工業反哺農業的形式，城鄉分割也向一體化發展的方向轉變，相關政策取向也出現了歷史性轉折。在具體操作中提升了對“三農”的投入，全面廢除了歷史上長期施行的農業稅，對農民給予了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農民直接補貼。此外，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等相關做法達到了富農、強農、惠農、建農的目的，從中探索出了一條解決農民自身與市場之間難以解決的問題，即工農城鄉結構內“三農”的短板。在實踐中，借助提升對“三農”的支持與保護，開展了科教興農戰略，讓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技術得到了全面進步，奠定了“三農”發展的物質基礎，并為其增添了發展的動力，這些都有助于“三農”中弱質性問題的破題；借助區域發展戰略尤其是扶貧開發戰略的實施，極大解決貧困區域脫貧致富的難題，借助實施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極大拓展了“三農”發展空間；借助開放政策，讓農村發展獲得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支撐，極大促進了農村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三）借助改革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
自1949年到2017年間，中國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之所以會如此，與改革的強大動力是分不開的。在改革開放之前較長時間里，我國農村發展遭遇了諸多問題，如果繼續固步自封，我國農村發展將會進入“死胡同”之中。而這一格局被最終打破，是開始于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這次討論讓中國重新回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之中，能夠以正確的姿態看待中國落后的現實，也能夠客觀認識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也就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和認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界定了現代化目標，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由此開始了新一輪的勵精圖治。更為重要的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征程上，中國共產黨以積極的態度加入求新求變的工作中，以歷史發展的前沿視角，將國家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視作己任，在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基礎上積極探索改革的模式，借助發展戰略的制定和政策法律的引導，讓中國農村得到了新一輪的發展和變遷。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已經實行了多年的計劃經濟，這在確保國家工業化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的同時，也讓農民、農業、農村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基于這樣的事實，國家實行放開農村集市與農產品價格的形式，以漸進式的放活模式不斷解除計劃經濟體制內自上而下的部門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釋放了改革紅利，不但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還讓資源的配置更為高效，對于農村社會生產力的解放起到了十分顯著的效果。借助改革的指引，農民也在積極地尋求更多發展契機，很多智慧潛力被發掘出來，部分個體和群體開始了創業過程，主動改革與開拓創新農村持續發展的道路。如以家庭承包為前提、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與城鎮化道路，如此等等。
（四）城鄉二元結構產生的深遠影響
自1949年到2017年間，中國農村發展和二元結構之間的關聯十分緊密。在我國，吃飯問題一直是最大的問題，因為中國是人口大國，糧食供給數量和質量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發展和未來。從2003年開始，我國開始在農村地區搭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然后逐漸覆蓋到了全國所有的農村地區，惠及所有的農村居民。從2009年，開始試點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希望借此讓更多農村居民能夠享受到養老服務，做到老有所依。在這一試點推廣開之后，將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立體化的社會保障系統。作為一項涉農的重大舉措，工業反哺農業的做法還有利于逐漸降低城鄉差距、優化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些基礎性工程的施行不但能夠提升農民收入、讓農村居住環境得到改善、強化農村居民抵御風險的能力，還能借助醫療、教育、衛生等相關事業的推進，保障農村居民基本的生活，所有這些均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自2004年到2007年，我國針對農村發展的現狀，堅持糧食最低收購價基本不變，以便維護農民的收入不打折，讓農村社會的發展和各項改革能夠順利推行。而到了2007年之后，由于物價總水平出現了上漲較快、糧食種植成本不斷提高的情況，加之糧價整體區間也呈現出高企的態勢，之前制定的最低收購價格（保護價）難以有效應對市場糧價問題。為了能夠為農村的穩定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撐，國家于每年春節以后的備耕備播時期給出當年的糧食最低收購價，以讓糧價達到合理區間，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同時讓糧食生產穩定發展。由此可見，國家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跟進，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與農村發展，讓廣大農民從中受益，農村面貌也得到了極大改觀。但是，需要承認的是，我國農村發展積重已久，底子薄弱，存在著區域經濟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未來的發展依舊十分艱巨。
三、中國農村發展的問題積存與破題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經歷了多次改革，其發展實踐進一步表明了社會主義農村的發展，能夠彰顯出它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與支撐作用。當前，雖然我國已經在整體上進入以工促農和以城帶鄉的全新發展時期，針對傳統農業的改造工作積極推進，這也意味著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在未來一段時期，還需要加大力氣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構建和完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全新格局。
（一）城鄉協調發展尚處起步階段
當前，基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入推進，我國農業市場化和國際化水平不斷加深，在這一背景下，為了實現工農、城鄉協調發展尚需面臨諸多挑戰：（1）農業產值份額和就業份額都出現了遞減的趨勢。就業結構轉換與產業結構轉換相比較為落后。加之城鎮化進程導致大量留守人員留在農村，而這部分勞動力的勞動效率較低，讓農業規模經營無法持續發展，農業現代化進程深受影響，在很大程度上阻礙城鎮化的進程。（2）土地非農化和人口非農化之間出現突出矛盾。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農民非農化”與“農地非農化”問題以及兩者之間不均衡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同時，與之相對應的“半城鎮化”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比如，進城務工的農民既無法取得城市戶口、無法獲得與市民同等的社會服務，也難以通過自己的收入購買城鎮住房，生活狀態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改變。（3）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距逐漸變大。倘若計入城鎮居民獲得的各類補貼、勞保福利以及社會保障等非顯性收入，再剔除掉農民收入內無法轉化成消費的部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會達到5倍之上。而這一差距的形成勢必會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健康增長和人民福祉的提升。（4）農業與農村要素資源短缺，更多資源持續流向工業與城鎮，農村資源“空心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因為我國農業比較效益處于低位，加之自身積累緩慢和國家長期對農業投資不夠，使得農業要素資源的短缺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改善。
（二）農村發展動力正在流失
自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雖連續出臺了多個有關農村發展的政策性文件和綱領性文件，讓農村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獲得了制度保障，但我國農村發展動力流失問題仍未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位，生產生活條件未能得到顯著提升。當前，全國很大部分的農村地區，其公共基礎設施都相對薄弱，公共衛生設施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臟、亂、差現象十分普遍，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最終實現制造了極大障礙。（2）農村發展的產業支撐缺位，很多農民的收入來源穩定性差。目前，很多農村地區的農業產業培育力度較差，很多農民以外出打工的形式補貼家用。同時，在城鄉土地市場分割限制下，包括農村集體土地在內的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同樣有待提升，否則農民的收入無法得到保障。（3）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尤其是青壯年外流現象嚴重，出現了“空心村”與耕地撂荒等現象。而由于農民進城務工和進城居住，還讓很多房屋常年處于閑置狀態，很多耕地常年無人耕種，出現了農地退化、農村蛻化的現象。（4）耕地細碎化越來越嚴重，極大制約了現代農業的發展和進步。當前，我國廣大農村地區耕地集中連片的程度還較低，規模經濟效應還不明顯。同時，由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的延續，讓耕地細碎化越來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現代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整體進步。
（三）農業發展依舊受阻
在農村社會發展慣性的影響下，我國農業生產范式、農業結構、農村經營主體、農業市場結構和技術條件與政策環境等都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在這一背景下，為了能夠實現農村快速健康發展，還需要對下述突出問題作積極而有效的反應：（1）政策環境。在農業與農村資金投入層面，從2002年到2017年，我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從之前的20.3%降至13.2%，下降幅度為7.1個百分點。而以投資的視角對資金籌集渠道進行分析，雖然已經形成了多部門多渠道籌資的態勢，但是在資金管理和項目管理部門，卻存在著多部門多環節的問題，很多資金（包括涉農專項資金、扶貧專項資金等）并未得到有效使用，不同類型資金也沒有得到有效整合，使得資金使用效率長期處于低位。而在市場與價格調控機制層面上，農產品市場與價格信息統計體系建設相對落后，很多主要農產品的市場供求失衡，產品價格信息采集和發布存在明顯的滯后性，導致權威性有待提升。（2）農業生產服務水平較低。在農業科技創新與技術推廣層面上，我國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應用的能力長期處于低位。我國農業科技貢獻率僅為52%，與世界發達國家的70%—80%的水平相較，相差的距離十分明顯。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國針對農業科技創新的投入長期缺位，農業科技投入與農業總產值的比例不足1%，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此外，由于我國針對農業科技管理的體制有待完善，使得科研機構經常出現重復設置的情況。科研資源十分分散，科研體系出現了嚴重的條塊分割，致使產學研和農科教之間的脫節問題十分嚴重。（3）土地與水利。長期以來，我國針對土地資源進行的無序開發與不合理使用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這使得我國耕地、草場面積不斷縮小，質量上也加速退化，包括水土流失、沙漠化和石漠化等在內的環境生態問題越來越嚴重。在水利方面，我國每年灌溉用水缺口已經超過了300億立方米。加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十分滯后，導致農田灌溉缺水的問題十分突出。目前我國耕地有效灌溉面積接近9億畝，但是其中有超過半數的耕地由于灌溉條件受限而無法獲得理想收成，其中還有超過60%的排灌工程設施亟待維修，由此產生土地和水資源的浪費更加嚴重。（4）肥料與種子。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農民使用化肥已經成為常態，雖然國家層面上號召農戶使用農家肥、綠肥和生物肥等有機肥，可是由于糧食價格的持續走低，如若繼續增加肥料投入勢必會縮小獲利水平，使農民的收入大幅減少。但這勢必會讓土壤有機質含量持續下滑、土壤退化板結越來越嚴重。在種子方面，我國種子企業多但規模小，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大型種子企業少之又少。在這種情況下，種子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長期無法提升，一些突破性的品種只能依賴進口或者從國外購買。其中，尤其是蔬菜品種與奶牛、豬、雞等畜禽品種的繁育能力亟待加強。
（四）農村建設依舊挑戰嚴峻
在農業與農村資金投入不足的影響下，涉農資金與項目管理體制又待進一步完善，由此消除原有的約束和限制。（1）農村經濟發展約束明顯。在農產品加工業和產業發展方面，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的整體水平較低，產業鏈有待健全，尤其一些大宗農副產品都是通過原料與初級產品的形態直接進入市場領域，附加值較低；中小型企業所占的比例較大，它們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質量控制體系也有待完善。而在農村區域經濟發展層面上，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的財力支撐不足，未能形成企業集中和產業集聚的現象，規模經濟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在部分農村地區尤其是在糧食主產區和石山地區以及草原牧區，因為體制政策產生的影響與資源條件帶來的約束，使得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顯著落后于其他地區。（2）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落后。近年，雖然針對農村地區開展了“村村通”等建設工程，可是與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強烈愿望相比，農村基礎設施整體建設水平還無法達到農村生產生活的要求。截止到目前，我國還有大量農村人口沒有解決飲水安全問題，部分農村地區的電網老化失修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些偏遠農村地區農民出行困難只是得到了部分解決等。但是，通過精準扶貧等措施的推進，使得我國很多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都表現出了樂觀態勢。（3）農村社會事業有待加強。近年，我國不斷增加對教育的資金投入力度，但是針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尚顯不足，教育工作者的整體素質需要進一步提高。此外，農村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的地區其醫療保障水平也不高。雖然通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的建設讓農民在醫療方面獲得了一些保障，但很多地區均以保大病住院為主，實際報銷比例較低。（4）鄉村治理機制有待完善。在歷史慣性的作用下，我國部分鄉鎮機構職能錯位、缺位和越位的情況長期存在。鄉鎮政府一般將經濟增長視為重中之重，對農村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的關注度較低。而究其原因，是因為主要領導習慣延續傳統管理范式，依法行政的意識亟待提升。在很多地區，村民自治制度的執行困難重重。比如，在民主選舉過程中，宗族、派性勢力等會對選舉結果造成嚴重干擾，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村事務決策權與管理權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作者簡介：周良書，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朱宏霜，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安陽工學院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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