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
在當代中國討論農業問題離不開城市化，因為人們似乎認為，發展就是通過工業化、城市化向城市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按照這樣的思路走到今天，已經使得城市與鄉村，農業與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城鄉之間的鴻溝拉大，農業成了經濟發展的短邊，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居高難下。其實舒爾茨的理論貢獻可能更有意義，但令人遺憾地被忽視了。重讀西奧多·W.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我們會發現這部發表于一九六四年的學術專著，說的好像是我們今天的事情。
西奧多·W.舒爾茨，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研究人力資本問題，上世紀六十年代把對農業問題的研究和人力資本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曾于一九七九年由于“在經濟發展方面的開創性研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舒爾茨關于農業和人力資本問題的研究著述甚豐，其中《改造傳統農業》是其代表作。
舒爾茨：農業可以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關鍵是要加強對農業中的人力資本投資
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的核心是農業同樣可以成為經濟增長點的亮點，關鍵是提高農民的素質，加強對農業的人力資本投資。
（一）舒爾茨認為在傳統農業中不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也不存在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問題
舒爾茨所講的傳統農業，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世世代代憑經驗生產，幾乎沒有農業技術提升，且相對封閉的農業。另一位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在一九五四年發表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則認為傳統農業效率低下，存在著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業在給定的條件下并不存在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問題，各種生產要素都得到了最佳配置，且充分發揮了自己應該發揮的作用。例如，所種植的谷物的組合，耕種的次數與深度，播種、灌溉和收割的時間，手工工具、灌溉渠道、役畜與簡單設備的配合——這一切都很好地考慮到了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是在給定條件下的最佳組合，不存在任何生產要素沒有被充分利用的問題。即使專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也找不出資源配置出了什么問題。問題的要害在于生產要素是由傳統的要素組成的，即農業的技術含量沒有提高，是一個相當傳統的生產要素的低層次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貧困。在農業生產技術不變、資源已經得到最佳配置的情況下，如果農業勞動力流失，就會造成農業生產的下降。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秘魯為了修一條公路，從附近農村抽走了一些勞動力，結果是農業生產立即下降了。在巴西的一個城市，城市建設也從附近的農村吸收了一些工人，結果農業生產也下降了。我國目前也因土地和勞動力的流失使得農業成了經濟發展的短邊。
（二）農業同樣可以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
舒爾茨認為，農業完全可以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他在《改造傳統農業》中列舉了大量這方面的案例。例如西歐雖然資源貧痔，但卻以出人預料的速度發展了自己的農業生產。印度按土地的灌溉面積大約是日本的三倍，但日本每英畝土地的產量卻是印度的八倍。美國農業生產的成功戲劇性地表現為產品過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種減少產量的政府計劃。盡管這樣，在一九四〇到一九六一年，農業產量增加了50%。而耕種的土地大約減少10%，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的提高幾乎是工業的三倍。目前還看不到美國農業的終點。黃沙漫天的以色列，其農業發展更是驚人，農業技術相當發達。
舒爾茨以生動的案例告訴人們，不能忽視農業，農業完全可以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一旦農業被忽視，整個經濟結構就要失衡。
（三）必須改造傳統農業，加強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
那么，如何改造傳統農業呢在舒爾茨看來，關鍵在于打破農業本身的封閉體系，使農業能夠得到新的、現代農業的生產要素或生產技術。農業的現代生產要素包括客體，即對土地、種子、機器、耕種方式等的改造也包括主觀因素，即農民對這些客觀因素的需求，以及能夠使用這些新技術的能力，農民是素質和能力提升了的新型農民。
在考察了美國、西歐等農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后，他認為傳統的資本概念是有缺陷的，不能反映人的素質和能力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于是他提出了新的人力資本的概念。美國等農業發達國家，人力資本在農業中做出了卓越貢獻。
舒爾茨所講的人力資本大致包括：一）人力資本體現在人身上，表現為人的知識、技能、資歷、經歷和熟練程度，一句話，表現為人的技能和素質。二）人力資本是通過投資形成的資本，例如對教育、健康的支出。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和健康是生產型的。三）人力資本像一切其他資本一樣，都應當得到回報。四）隨著人力資本的提升，人的時間的價值會提高，而且是一種趨勢。五）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人力資本是稀缺的，特別是企業家型的人力資本。
根據以上分析，為了改造傳統農業，必須投資農民的教育，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以期用更高層次的技術和設備來裝備、改造傳統農業。他寫道“本書研究的中心論點是把人力資本作為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迅速增長的經濟基礎不在于提倡勤勞和節儉，增長的關鍵在于獲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現代生產要素。農業要素的供給者是在農業試驗站工作的研究人員。農民的作用是作為新要素的需求者接受這些要素。然而，典型的情況是傳統農業中的農民并不尋求這些新要素。迅速的持續增長主要依靠向農民進行特殊投資，以使他們獲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識，從而成功地實現農業的經濟增長。”
（四）舒爾茨不贊成偏袒工業，輕視農業的經濟發展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舒爾茨不贊成偏袒工業、輕視農業的經濟發展模式。舒爾茨認為，有一個廣為流行的成見，“即把經濟增長完全與工業化等同起來”。在政府通過發展計劃致力于提高經濟增長率的許多窮國，這些看法形成了經濟政策。于是所有的投資都向城市傾斜，認為農業不僅可以提供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而且可以提供工業發展的勞動力。這樣的政策，在扼制農業發展的同時，也扼制了整個經濟的發展。
其次，舒爾茨對壓抑地租、壓抑農產品的價格，維護農業所用生產資料的高價等政策也持批評態度。他指出“一旦地租受到壓抑，就會用各種特定的措施來占有土地及附屬物的價值。現在已知的措施有：強制按某種名義價格交售農產品，按低的價格把農產品賣給國家，以各種名義對集體農場征稅。此外，早期對機器和拖拉機站的服務實行高壟斷價格也可以作為這種措施之一。”一系列的壓抑舉措進一步降低了農業的效率。在我國，一方面是農業投人要素的價格的上漲，一方面是每遇糧價菜價上漲，有關部門就出手干預，這種干預在扭曲市場價格的同時，也扭曲了資源配置，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劉易斯與舒爾茨我們既有的發展模式更傾向于劉易斯
盡管舒爾茨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改造傳統農業的思想，但并沒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相反，倒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以及建立其上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理論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經濟政策。
同樣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黑人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一九五四年發表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提出的二元經濟理論對我國經濟發展影響深遠。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二元經濟，一元是現代部門，主要是市場化的現代工業部門，一元是傳統農業部門。傳統農業部門是低效的，甚至存在著“零值”，即不做任何貢獻的生產要素。封閉而低效的傳統農業部門擁有大量的隱性失業，只要提供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資，就能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而所謂的發展，就是通過發展現代部門，通常被理解為工業化和城市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當然，發展到一定程度，應當反哺農業。我們的一些學者更是把這種靠著廉價勞動力的發展叫做勞動力“紅利”。然而，當我們按照偏袒工業、輕視農業的模式，高歌猛進地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候，卻產生了始料未及的消極后果。
（一）加劇了城市與農村的不平等
一旦城市化成為一個時髦的口號，就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百般推崇和矢志不移地推動以及對農村的空前輕視。不要說對農村的投資在減少，就連本來留在農村的資源，例如土地、勞動力、資本也離開了農村。一方面是城市的擴張，有的地方政府在建設所謂的國際大都市的口號下，攤大餅式地擴張另一方面伴隨著圈地和擴張則是鄉村的消失和鄉村的“自卑”。一方面是城市的公共設施如自來水、公共交通、醫院、學校的建設。另一方面是城鄉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公共資源不能共享，重點高校農村背景的學生越來越少。把各種機會都集中于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結果是產生了空前的失衡。
（二）城市失業和其他社會問題
本來是要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但卻形成了嚴重的城市失業。
劉易斯本人后來在一九六七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失業》中已經注意到了由于人為地城市化，加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更多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形成了城市失業。原因在于：一）城市工資與鄉村收入差距極大地擴大了；二）不少國家鄉村教育的加速發展，使得年輕人進城的勢頭更加迅猛；三）發展機會和福利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在我國一些地方，基于“土地財政”，對于“圈地”，促農民進城更有積極性，相當多的農民成了沒有土地、沒有工作、沒有社會保障的“三無人員”。
另一方面是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城市投資是由政府主導的，政府主導的特點一是追求各種世界之最，造成了資源的巨大浪費。連劉易斯也曾經指出，“每小時僅有幾輛車行駛的高速公路，大型機場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效利用等”。二是投資的項目技術含量高，帶動就業少，它們花去了相對短缺的外匯，帶來的卻僅僅是失業。三是由于沒有遵循市場規律，一些政府投資的項目自我增值能力極差。四是很多地方的城市化是沒有產業支持，只是一條大馬路兩行卷簾門的城市化。
大量城市失業人員的存在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城市貧民的問題，社會治安及社會穩定問題。與此同時，農村也存在著諸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社會問題。
（三）農業成了經濟發展的短邊，CPI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是其必然趨勢
重視城市，忽視農業，片面追求GDP的結果是農業成了經濟發展的短邊。
在我國，一旦上升，政府總會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收緊銀根。然而，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確實有流動性過剩的問題，但根本的問題是農產品的有效供給不足。農產品的有效供給不足，是因為受“二元經濟”理論的影響，認為發展就是所謂的“城市化”，所有的政策都向城市傾斜。改革開放以來，各地上了很多的項目，但這些項目基本上是工業的項目，很少有農業的項目。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熱衷于圈地賣地。北京原本二環路之外就有菜地，現在四環路附近都很少有人種菜了。最后是在勞動力價格信號的驅使下，很多強壯農民進城打工，這樣雖然短時間內解決了農民個人增收問題，但不僅沒有解決農業問題，相反使農業問題更嚴重了，不少農村地區是一幅“老年農耕圖”。威廉·配第說過，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在農業技術條件沒有太大變化的情況下，財富“之父”、“之母”都流失了，農產品的供給減少，價格上漲是其必然結果。
農產品相當于經濟學中所講的“窮人產品”。所謂“窮人產品”，即在預期收入減少的情況下，人們會減少相對意義上的奢侈品，把有限的收人用于保證基本生存。農產品就具有窮人產品的特性。于是即使收緊銀根，人們也會把減少了的收入用來購買基本的生存資料。收緊銀根對扼止CPI上升的作用是有限的，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加強農產品的有效供給。
忽視農業的另一個始料未及的消極后果是拉大了農業國際間的差距。據《中國科學報》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四日報道，近日由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現代化研究報告二〇一二：農業現代化研究》指出，以農業增加值比例、農業勞動力比例和農業勞動生產率三項指標計算，二〇〇八年，中國農業經濟水平與英國相差約一百五十年，與美國相差約一百零八年。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比中國工業勞動生產率低約十倍。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比中國國家現代化水平低約10%。
（四）忽視農業的另一個嚴重后果是農村購買力有限，經濟發展不得不依賴國際市場
其實，我們對劉易斯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劉易斯同樣強調：“除非農業生產也同時得到增加，否則生產日益增多的工業品是無利的。這也是工業與農業革命總是同時進行的原因，是農業停滯的經濟中看不出工業革命的原因。”由于忽視農業，抑制了農村的購買力，我們的經濟發展不得不依賴外需。
重視農業并重新思考城市化
忽視農業，偏袒城市，并不遺余力地推進城市化的實踐后果帶來了經濟發展中的一系列失衡，使我們不能不回到舒爾茨的思路：重視農業，并重新思考人為推動的城市化。
簡單地回顧一下中國農業的歷史進程可以使我們更科學地把握農業的走向。中國農業為中國人民、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中國歷史上是農業社會，農業是社會的主體產業，雖然農業的技術變化不大，但卻艱難地支撐了中國社會的長期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共和國工業化及其發展，是通過農業支援工業的模式，具體地講，即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把一部分農業的收入無償地轉移給工業完成的。這種模式的后果是使本來脆弱的農業越發脆弱，并最終影響了整個經濟的發展。發生于改革開放最初的、在相對封閉的狀態下，即指農民還僅僅著眼于農村，還沒有流動起來的“承包制”，使農民長期被壓抑的積極性得到了一種體制性的解放，并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此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并且打開了封閉，由于在給定的條件下城市的回報高于農村，各種資源在價格機制的作用下都流向了城市，打破了對農業具有保護意義的相對封閉的均衡。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說明我們不僅要改造傳統農業，而且要重新認識所謂城市化的發展戰略。
（一）沒有精壯勞動力的農村是不可能解決農業問題的
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理論上說明把同樣數量的資本投向農村比投向城市更有效益。一位名叫麥克的美國學者指出，將城市的光芒照耀農村的好處，也許比以不斷增加的城市生活環境的吸引力誘惑農民進城的好處要大得多。他說，正如馬歇爾著名的推論，城市經濟沒有新的勞動加人的均衡水平是由于“農村供給的沖擊”與“城市需求的拉動”相等。換言之，只要農業的收入有所提高，哪怕依然比城市稍低一些，但由于與家人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等“綜合效應”農民可能會選擇留在農村而不是流向城市。
僅僅讓農民留在農村是不夠的，還必須改造傳統農業，提升農民的素質、提升農業的技術含量。布魯斯·F.約翰斯頓在《農業發展戰略的設計原理》中指出，許多國家的歷史經驗和綠色革命帶來的技術突破，證明了強調提高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是正確的做法。正是日本和中國臺灣的經驗卓有成效地展示了基于現代科學知識和實驗方法的技術創新帶來的一系列正確的發展結果。這種發展結果使得以整個農業領域中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大幅度提高為特征的農業領域有可能走上一條擴張發展之路。這種戰略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與生產效能越來越高的技術相關聯。就是說，要用一切發達的技術裝備改造農業，使農業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
（二）加強對農村公共物品建設的投資
我國農業欠賬太多，要加大對農村公共設施的投人。農村基礎公共設施的建設，僅靠農民的力量是不夠的。當年和現在城市公共產品的建設也是靠財政的力量。多年來，農村對于中國經濟，對于中國城市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現在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工理所當然地應當反哺農村。農村的公共物品建設，包括農村的公共設施，道路、交通、醫療社保、教育、衛生等等，還應當加強對農村電網的改造，加強對大型水利設施的支持力度。對農村教育的投人不僅包括初、高中階段的義務教育，還應當包括對農民的素質教育，即一系列新技術的培訓。
（三）通過對農業組織形式的改造，讓千千萬萬的農民步入市場經濟
中國農業不僅有技術創新的問題，還有組織形式創新的問題。組織形式的創新就是通過合適的形式引導農民步人市場經濟。中國農民在步人市場經濟方面存在著某些先天不足：一）市場經濟需要一定的冒險精神，農民往往缺少冒險精神。二）市場經濟需要對市場需求、經濟發展的相關信息的了解，然而農民卻處于信息缺失狀態，特別是對市場走勢的把握。三）市場經濟下各種產業都需要最低限度的貨幣投入，個體農民難以擁有足夠規模的資金。四）農村企業家人才是稀缺的。
克服以上的不足，引導農民步入市場經濟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公司加農戶。公司加農戶的模式是把公司作為中介，一頭聯系著市場、信息、技術乃至資金，一頭聯系著千家萬戶的個體農民，可以發揮企業家的功能。通過給農民提供市場需求、技術指導乃至小額資金的幫助，以契約的形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組織起來。從實踐來看，這一模式的效果是顯著的。這一模式得以實施的關鍵在于處于龍頭地位的公司企業和企業家精神。
（四）加強小城鎮建設
攤大餅式的城市建設很不經濟。個別大城市堵車的問題所以解決不了，是因為每天早晨人們都得從遙遠的住地趕往城市中心，晚上再從市中心回到遙遠的住地。劉易斯后來在《發展中國家的失業》中反思性地指出，基于對工業化和城市規模之間關系的錯誤認識，人們總想把所有工廠都建在一個或兩個大城市里。事實上，大部分關于城市規模經濟的調查證明，一個城市在人口規模達到三十萬前，就會失去規模經濟效益。他強調，相當經濟的辦法是發展大批農村小城鎮，每一個小城鎮都擁有一些工廠電站、中等學校、醫院，以及其他一切能夠吸引居民的設施。當最近的城鎮在三十公里之內，又有良好的道路時，人們將更樂于居住在農村，而不喜歡路途遙遠的中心城市。我們應當換一種思路：把農村建成小城鎮，既能促進農業產業化，還能減輕一系列由于超越了城市的承受能力把農民轉移到城市而帶來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可能是中國農業問題和城市化的真正必由之路。
（五）不要農產品價格一上漲就干預和壓抑農產品的價格
農產品的價格洲上漲就用行政手段干預，在扭曲價格的同時也就抑制了發展農業的積極性。可以換一種思路，不是頻繁地干預農產品價格，而是在農產品價格上漲時采用給城市中低收入者補貼的辦法解決農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其他問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讀書》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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