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本通過回顧鄉村振興戰略以往文獻，識別出目前鄉村振興面臨的突出問題和挑戰，即城鎮化背景下鄉村對人才、土地、資金等要素引力不足，鄉村生產要素加速“非農化”，鄉村引才體系、土地制度、融資機制和鄉村治理結構尚需完善。實現鄉村振興，需處理好與脫貧攻堅、糧食安全、市場機制以及農戶內生動力激發這四大關系。現有文獻多采用理論描述、邏輯推演的方法分析鄉村振興與這四者之間的關系，結合具體操作實際開展內在機理以及具體推進路徑的研究還有不足。未來研究應關注以下四個方面：鄉村振興理論體系的構建和深度挖掘，鄉村振興的規律、趨勢和效果評價體系構建以及微觀計量定量分析，鄉村振興與其他“三農問題”的銜接機制研究，以及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機制研究。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將其列為堅定實施的七大戰略之一。作為解決“三農問題”、全面激活農業農村發展活力的重大行動，近年來，鄉村振興問題在學術層面上得到極大關注，關于鄉村振興問題的研究呈現井噴式增長。據CNKI數據庫（中國知網）統計顯示，鄉村振興的相關研究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分別是3篇、275篇和6096篇，預計2019年能達到1.5萬篇。學者分別從內涵、實施路徑和機制等方面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闡釋，可以說研究內容層層遞進、步步深入，基本廓清了鄉村振興戰略中五句話的內在關系、邏輯目標。但這兩年來，鮮有學者對有關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進行系統歸納總結，尤其缺乏對鄉村振興戰略未來研究重點的深入論述。本文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總結分析，將學者廣泛關注的鄉村振興的“人、地、錢”資本要素激活以及制度化構建等問題進行歸納，并將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與脫貧攻堅、糧食安全、市場化改革、農民內生動力激發這四大關系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
總體來看，目前學界對上述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鄉村振興現狀和問題的描述以及具體實施路徑探索等方面，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有科學內涵與邏輯體系研討、理論框架和實現路徑搭建、個案分析等，而基于計量分析的量化實證分析研究較少。本文旨在識別鄉村振興存在的問題、歸納現有的研究觀點和方法基礎上，指出現有研究仍有待深入的地方和未來研究應關注的問題。
一、鄉村振興戰略面臨的四大挑戰
鄉村振興戰略，抓好“人、地、錢”是關鍵（葉興慶，2018）。目前，鄉村振興面臨的主要問題體現在，農村地區“老齡化”“空心化”“低學歷”現象突出（孫學立，2018；蒲實、孫文營，2018），中堅人才隊伍缺乏；土地收益“取之于農，用之于城”的制度障礙尚未破解；鄉村的資源性資產尚未盤活，多樣化的融資體系亟待構建；鄉村振興的制度化建設尚未在學術層面和政策層面給予解答。
（一）鄉村振興的專業人才比較緊缺
農業農村優秀人才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和內在需求（吳忠權，2018；張志增，2017），是促進農業發展由增產到提質的中堅力量（孫學立，2018），也是實現其他領域振興的能動性因素（關振國，2019）。現有研究主要圍繞鄉村振興人才現狀、人才流失的原因以及引才路徑開展分析。
城鄉發展差距導致鄉村人才紛紛投入城市建設中，青壯年勞力、高素質人群流失嚴重（方中華，2019；李寧，2018），留守基層的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基層干部，另一類是老人、婦女和兒童（任中平，2012）。《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總量占到全國人口的20%，占農村人口的50%，留守農村的各類實用人才僅有1690多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3.3%。任中平（2012）調研發現，四川遂寧市外出務工的農民占到全市農村勞動力的70%以上。務農人員普遍文化程度低，老齡化問題突出。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農業從業人員小學學歷與初中學歷者占總人數的85.4%，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僅占1.2%。譚金芳等（2018）通過“萬名學生萬村行”調研發現，70%的農民均為初中及以下學歷，本科以上的僅占7%。吳素芳（2019）通過調研新型農業職業培訓班發現，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4%,40歲以上從業者高達78%。桂華（2019）指出，從事耕種的多為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以及部分70歲以上身體健康的老人。此外，農業推廣人才，農業生產型、經營型和技能服務型人才嚴重匱乏。涉農本科畢業生，升學進入企事業單位工作的比例高達90%以上，僅有少數人從事農業推廣、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服務工作（劉愛玲、薛二勇，2018）。相比城市，農村生活環境不佳、發展機會不足、文化吸引力匱乏，再加上對農民職業的偏見，導致農村對人才引力不足（蒲實、孫文營，2018）。鄉村部門單位缺少引進人才的思想意識和主觀能動性，缺乏引進人才的針對性和具體規劃（關振國，2019）。激勵機制的僵化與缺失也導致鄉村振興后勁不足（蔣卓曄，2018；關振國，2019；韓俊，2018）。
有學者從促進人才振興的途徑上進行了思考。宏觀層面，有學者指出注重人才內部化建設與挖掘（李永輝、李茜，2018；鐘鈺，2018），通過政策引導和技術培育吸引農民、高校畢業生、城鎮居民回流成為職業農民（賴德勝、陳建偉，2018；葉興慶，2018；秦中春，2017）。另外，要加強物質資本、科技人才和企業家向農業產業流入，實現勞動力“要素替代”（王躍梅、姚先國、周明海，2013）。微觀層面，如許應楠和劉憶（2019）基于技術接受模型（TAM）和計劃行為理論（TPB），利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了鄉村振興背景下新型職業農民參與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的影響因素和對策。楊璐璐（2018）運用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構建影響農民教育行為決策的理論模型，研究影響農民培訓滿意度的因素。
（二）土地要素活力尚未充分釋放
土地問題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載體，也是影響鄉村振興戰略成敗的關鍵問題（丁志剛、王杰，2019；郭晨浩，2018）。
土地收益分配機制不健全，農民難以從現有的土地制度中獲益。在土地制度改革中，農民的內生發展動力沒有得到充分激發，目前的征地制度對農民的補償方式單一，多數僅限于貨幣補償，且補償標準普遍較低，土地收益存在“取之于農村，用之于城市”的問題。賀雪峰（2018）指出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并不能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反而可能導致農民失去土地，進城失敗后無法再回到農村。胡傳景等（2019）認為目前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宅基地面臨底數不清、交易對象限制苛刻、拆遷補償標準較低等問題。在現行的土地政策下，農民從土地中得到的收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獲得流轉收入或征地補償；二是與企業簽訂簡單的雇傭勞動合同或產銷合同；三是通過股權獲得一定的收益。目前以前兩種參與方式居多（中國人民銀行達州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19），以入股、信托等形式獲取收益的比例很低（王鋒，2019），失去土地經營權農民長效的生存和發展機制尚未建立，土地制度改革與農戶利益的深度融合機制還有待挖掘。在現有的土地制度下，政府是唯一的建設用地提供者，農戶和集體經濟組織無法直接面對需要用地的經營者，政府征地往往以公共利益為切入點，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難以真正受益（趙莎，2019；蘭紅燕，2019）。現行的征地制度存在土地征占規模過大、公益性征地與經營性征地界分模糊、失地農民補償偏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農村集體和農民對土地征用的發言權依然較小等問題（張云華，2018）。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交易均價為8.34萬元/畝-49.59萬元/畝不等（王磊，2018；葉紅玲，2018；陳春、苗夢恬，2018），而被征地農民從中獲取的收益在0.597萬元/畝-9.44萬元/畝不等（王磊，2018；鄭娟爾等，2018；趙龍，2018），比起入市土地帶來的收益，差距巨大。
現有的土地承包制度規范性較差。鄉村人口結構已經發生巨變，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土地承包法》）中缺乏土地承包權退出機制，導致無種糧意愿的外遷人口擁有土地承包權，而有種糧意愿的新生人口無土地承包權等問題（藍海濤，2018；蘭紅燕，2019）。另外，現有《土地承包法》中沒有對經營權抵押作出規定，導致種植大戶和企業貸款難，資金周轉難（蘭紅燕，2019）。陳玉山和莊小將（2018）指出目前的土地流轉規范性較差（王鋒，2019）、法律保障性差，以非正式和無固定期限合同為主（賀雪鋒，2019），“毀約”“跑路”等現象突出。土地流轉的期限較短，如江西、浙江等地的土地租賃期限大部分在5年以下（郭金豐，2018；周琳瑯，2018）。土地規模經營面積仍普遍偏小，如寧波農業戶均經營規模僅9畝（周琳瑯，2018）。即使土地得到規模化流轉，但由于人才、資金、技術和要素的配備失衡（劉衛柏、顧永昆，2018；陳玉山、莊小將，2018），農業生產周期長和投入高的特點，使企業往往因為資金不到位錯過種植周期導致土地撂荒（中國人民銀行達州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19），土地的生產效率也難以提高。
目前，農村集體土地征收和使用存在制度障礙。現行的土地制度禁止農村土地入市，阻礙了農民財產性收入的獲得（周其仁，2014）。葉裕民等（2018）指出，中國鄉村建設用地存在向城市供給的傾向，導致生產資料減少，鄉村振興內生動力不足。王海娟和胡守庚（2019）認為現行土地制度擴張了農民的地權，卻弱化了村集體的土地權利，導致村集體動員能力下降，成為鄉村振興的制度障礙。陳文勝（2018）指出目前人才、資金等各種要素難以下鄉，主要原因是土地的權能不清晰，難以資本化。使土地及其附屬物權屬清晰，是推動鄉村資源資產化，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夏柱智（2018）發現土地增減掛鉤制度帶來區域不公平問題，導致資源要素更多流入較發達地區的農村，推動鄉村振興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王曉樺（2018）指出現行的《農村宅基地管理辦法》規定禁止向城鎮居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村集體組織成員以外的農民轉讓宅基地，導致鄉村的流逝人口難以得到有效補充，社會資本難以進入農村，從而限制了鄉村振興的步伐。現行的法律制度主要強調宅基地的保障性功能而非經濟功能，導致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抵押存在權屬障礙（龍圣錦、陶弈成，2018；張勇，2018）。倪維秋（2018）指出，目前農村土地利用規劃缺位導致農村土地利用粗放、無序。
（三）鄉村造血不足與資金扶持不夠
美國建立了多元化的農村金融體系，由農場信貸系統、商業銀行貸款、政府貸款為農業發展、居民住房和消費、農村人居環境治理提供資金支持（中國農業銀行三農政策與業務創新部課題組，2018）。相比之下，目前中國鄉村振興建設面臨資金缺口大，投入單一，金融扶持和擔保政策缺失等問題（汪武斌等，2018）。鄉村“沉睡的資產”尚未盤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的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2.86萬億元，大體上相當于全國平均每個村莊占有500萬元。在整合村集體資源型資產方面，雖然有成功的經驗，如貴州省六盤水將土地等自然資源通過入股的方式變成股份，有效盤活當地沉睡的資產（楊慧蓮等，2018），但“以土地換資金建設城市”“用土地出讓收入彌補政府支出”是普遍現象（劉振偉，2019），如何將農村資源型資產收入用之于鄉村是鄉村能否振興的關鍵。
表1 不同區域征地收益和補償標準
財政涉農資金過于分散，無法形成合力。從“國家—基層政權—農戶”的三級模式演變為“國家—農戶”的直接對接模式后，加劇了資金利用的分散化（楊慧蓮等，2018）。涉農資金分塊管理，導致管理職能交叉，存在重復投資甚至腐敗等問題，影響資金的使用效率（劉艷，2018）。財政專項資金與省級農業部門下達的任務存在“兩張皮現象”，雖然金額龐大，但支持項目分類過細、過小，資金的“碎片化”使得使用效率大打折扣（浙江省財政廳農業處，2018；高騫，2019）。另外，隨著新型經營主體的變化以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轉變，原來農業三項補貼“農作物良種補貼、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的精準性和指向性逐漸減弱（張洪武，2018）。
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現有的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的標準、特點、審批時效、貸款期限大多針對工業企業的經營而設計，與差異化、個性化、成本低廉化、季節性強的農村金融需求不相符合（南京市農村金融學會課題組，2019；張洪武，2018）。金融機構網點設置、人員、信貸資源配置等仍主要集中于城市，農村的信用體系建設尚未形成（中國人民銀行大慶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18）。網絡信息技術在農村金融中發揮作用有限（陳放，2018）。金融機構對新型經營主體和小農戶滲透力不足（李舒桐，2018),80%以上的新型農村經濟組織難以得到銀行貸款，僅有30%以上的家庭經營農民能夠從正規金融機構取得貸款，其他農民只能通過親戚間互相調劑或民間借貸來解決融資需求（南京市農村金融學會課題組，2019）。朱泓宇等（2019）指出，發展村社型合作金融組織等合作金融方式是助力脫貧攻堅、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手段。唐佳琪（2019）利用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研究了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及其交互作用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鄉村振興資金的多元化渠道尚未建立。在鄉村振興過程中，一些地區通過吸引企業家回鄉建設，將政府行政撥款，農戶閑散資金，企業家資金以及招商引資資金有效整合（楊慧蓮等，2018；范宏民等，2018）。但總體來看，農村融資缺口大，而農村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卻在逐年下降（張永江、張鐵亮，2018）。由于農業規模小、成本高、風險大、抵押物缺乏，金融機構普遍不愿涉農（張洪武，2018；劉銀行、李雨，2019），農村的資金資本反而通過各種財政和金融渠道進入“非農”領域（張佳森、黃琳慶，2018），進一步造成農村金融資本的短缺。政府財政資金和金融資金各自為政，尚未形成配套體系（陳放，2018）。另外，陳亮和謝琦（2018）發現，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籌資能力強的地區更容易得到財政和社會的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程度差，亟需資金支持的地區反而更難籌集到資金。
（四）促進鄉村發展的整體性制度改革還需深化
城鄉融合發展的機制體制尚未建立。城鄉二元體制的限制是鄉村發展和振興最大的制度障礙（厲以寧，2008；邱聯鴻，2019）。城鄉分隔的二元體制和城市優先發展戰略，造成了資金、土地、人才等生產要素的快速非農化，農村的空心化、深度貧困化，以及水土環境的惡化（劉彥隨，2018;Long,et al,2010）。現有的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也是在城鄉二元分割的體制上推進，造成城鄉土地發展權、流轉權和物權的不平等，以及城鄉抵押權力、資金價格、金融服務等方面的不平等，阻礙了鄉村的發展進程（厲以寧，2008；葉興慶、徐小青，2014）。在具體實現路徑方面，何仁偉（2018）對城鄉融合機制進行了理論探討和機理闡釋，指出空間均衡模型和城鄉等值線分析法是研究城鄉關系較好的工具。
鄉村基層黨組織在組織建構、組織力和治理結構等方面仍然存在現實困境。首先，基層組織結構不合理。鄉村黨組織優秀人才流失嚴重，人才選拔難度高（張娟娟、丁亮，2019），黨組織成員呈現老齡化、低素質和能力不足的特征（霍軍亮、吳春梅，2018；聶繼紅、吳春梅，2018）。其次，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有待提升。基層組織軟弱渙散，缺乏凝聚力和戰斗力（張娟娟、丁亮，2019），無法滿足群眾現實需求（張瑜、倪素香，2018）。基層黨組織成員服務意識淡薄，公信力和威信度在逐漸削弱（聶繼紅、吳春梅，2018）。另外，鄉村基層黨組織與基層社會組織的互動關系呈現非均衡狀態。基層黨組織在人力資本、物質資源和結構安排等方面的優勢，使其無法與基層社會組織協同發展（蔡文成，2018）。
村民自治制度暴露出一些問題。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千篇一律，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因時因地制宜（張娟娟、丁亮，2019；林文雄，2019）。選舉過程中的黑金化和宗族化、派系斗爭、村官巨腐等，致使村民自治陷入困境（張娟娟、丁亮，2019）。上級的鄉鎮黨政機關對鄉村治理干預過多，鄉村治理的行政化明顯，民間性和自治性趨弱（林文雄，2019；朱政、徐銅柱，2018；賀雪峰，2007；崔智友，2001）。隨著城鄉融合的加速，人口快速流動導致村民自治主體缺位、精英流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鄉村治理水平，現有的自治制度未對“戶在人不在”等情況作出相應規定（張藝頡，2018）。隨著農民就業、收入、生活、思想呈現多元化趨向，農村社會走向松散化，維持傳統基層政治生態運轉的禮俗秩序被打破（馬華、王紅卓，2018）。另外，村集體經濟組織、村黨組織以及村委會權責不分，職能交叉重疊也導致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混亂（于水等，2010；崔雪煒，2017）。
二、鄉村振興戰略要注意幾大關系
現有文獻研究對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糧食安全、市場機制和農民內生動力的關系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實現鄉村振興，脫貧攻堅是基礎和前提，糧食安全是基本保障，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是重要抓手，激發農民的內生動力是根本之策，而鄉村振興又為這四者提供了政策機遇和制度保障。
（一）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互促
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是當前農村發展的兩大主題，過去分別探討兩個主體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富，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加強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以后，將兩者整合分析銜接機制的研究不斷涌現。
學者圍繞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關系和統籌銜接作了大量闡述。盡管有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兩者之間存在“互斥性”，但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兩者存在“過渡性”關系（豆書龍、葉敬忠，2019），可以實現有效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二者在方向、目標上契合一致，在任務上交織疊加，在推進上相互融合，兩者相互推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張立棟，2018；儲思源，2018）。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的最終目標均是服務于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豆書龍，2019）。脫貧攻堅是鄉村振興的底線、基礎和重要內容，鄉村振興是脫貧攻堅的延伸（廖文梅，2019；豆書龍，2019）。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均需要多方參與，多方協作（崔紅志，2018）。莊天慧等（2018）基于帕累托最優理論提出鄉村振興強化了精準脫貧的內生動力，降低了精準脫貧的制度費用，精準脫貧是鄉村振興的時序前提和空間基礎。打贏脫貧攻堅戰僅剩下1年多時間，但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戰略（魏后凱，2018；廖彩榮等，2019）。打贏脫貧攻堅戰后，還會出現返貧問題和新的貧困問題，鄉村振興戰略能夠有機銜接扶貧工作，使扶貧不脫節，持續解決好脫貧攻堅后的農村貧困問題，實現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李雪，2019）。
有學者指出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協同推進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提出實施路徑。有學者提出耦合理論、鄉村多功能理論等研究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的融合發展問題（莊天慧等，2018）。鄭瑞強等（2018）指出二者協同存在的傾向性問題體現在思想認識刻板化，疲于創新突破、工作開展片段化，缺乏系統思維以及資源配置碎片化，難以聚焦重心。若實現兩者有機銜接，關鍵還在于因地制宜（李紀恒，2018）。脫貧攻堅的鄉村經濟結構調整要考慮到種植高附加值作物暗藏的風險。一旦某區域的種植一哄而上，很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市場急速飽和，從而出現系統性的風險，不利于鄉村振興的實現（楊慧蓮等，2018）。
（二）鄉村振興與糧食安全的互融
物質資料是人類其他一切活動的重要前提，糧食作為最基本的物質生活資料影響著全社會的政治經濟活動（周小亮，2019）。堅持農業優先原則，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前提。
鄉村振興給糧食安全帶來機遇。針對如何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產業興旺”這一要求，目前學者們的論點主要集中于：深入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科技戰略，加強創新驅動和技術進步，提高糧食綜合產能；構建現代農業產業、生產和經營體系；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等方面。從農村建設角度來看，高延雷等（2019）通過建立中介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鄉村振興戰略將會進一步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提高城鎮化水平，而城鎮化對農業技術又有較大的促進作用，進而會對糧食安全起到顯著的正向影響。蕭洪恩（2018）在總結我國歷史農業發展道路的經驗后指出，鄉村振興戰略與“三農”的整體聯動在本質上就是實現“就地現代化”，在不轉變農民身份、農村土地性質的基礎上發展農村工業化、信息化和城鎮化，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具體來說，鄉村振興將提升全體農民現代化水平、提高農業資源的配置效率、科學調整農業產業發展結構，由此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發展效益、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以最終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長期穩定（萬信、龍迎偉，2018）。楊曉婷（2019）通過分析糧食總產量、耕地面積、農業勞動力等糧食安全可量化指標指出：傳統指標的波動一定程度上是鄉村振興與城市發展接軌這一磨合期產生的陣痛，在經濟新常態下，糧食安全戰略目標和糧食安全評價體系應進行更新優化。
從戰略具體推進上看，鄉村振興戰略注重農業技術創新發展，堅持推進市場導向的農產品價格機制和糧食收儲制度的改革，以及對農業經營主體政策的扶持，有助于提高糧食生產潛能和競爭力（張曉山，2017）。劉松（2018）認為推進糧食流通領域體制機制改革也至關重要。尹成杰（2018）指出通過產業融合來夯實農業產業基礎創新發展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抓手。此外，學者們還指出，鄉村振興戰略還將從創新完善農村制度政策、落實“三權分置”改革、加強農民文化教育技術培訓、加強農村社會治理和機制機構改革等方面綜合發力，以全面實現農村現代化建設，最終實現保障國家糧食長期安全的目標。
糧食生產的比較收益下降帶來的土地撂荒問題會進一步威脅糧食安全。城鎮化背景下的城鄉勞動力價格差異是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撂荒增多、耕地利用下降和經營粗放的重要原因。王躍梅、姚先海、周明海（2013）利用修正后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對1978-2008年影響我國糧食產出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勞動力外流對糧食產出的影響具有區域差異性，且糧食購銷市場化加速了農村勞動力的外流，進而影響了糧食安全。桂華（2019）結合憲法、物權法對土地產權的規定和公共產品供給理論對農村土地制度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土地撂荒現象主要出現在山區以及城郊區域，前者是由于土地細碎化程度較高，農民種糧不劃算，后者是由于城郊區域土地流轉費用高，種糧虧損導致投資種糧人“跑路”。另外，違規占地、隨意變更土地性質也對糧食安全構成威脅。隨著商業資本進入農村，出現不少違規占地、變更耕地性質的現象，造成耕地減少、優質農田被破壞等現象，威脅糧食安全（王鋒，2018；倪維秋，2018）。周小亮等（2019）在實地調研時發現，一些地方的鄉村振興工作依舊停留在城鎮化和鄉村建設等方面，如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整治、旅游開發等，忽視了農業優先發展的大原則，擠占了耕地，在發展特色農業、農產品加工及服務業的同時忽視了種糧效益的降低，引發了基礎農業的退化與過度“非糧化”現象。此外，土壤保護問題也不容忽視。代良羽（2018）等將土壤生態系統服務與鄉村振興戰略要求進行了關聯性分析，指出土壤資源對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同時必須要輔以更嚴格的土壤政策，加強土壤科學管理，確保土壤資源高效可持續利用，才能最終實現糧食產量、質量及生態環境的安全和循環發展（張甘霖、吳華勇，2018）。
（三）政府主導與市場機制的銜接
在鄉村振興和市場機制方面，學者主要圍繞鄉村振興過程中如何把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的激活等問題展開討論。
學者在進一步完善市場化機制，激活市場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方面存有共識。普遍認為市場化是農業農村改革最關鍵的經驗之一（張云華，2018），要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應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推動勞動力、土地等資本要素的市場化機制，要通過市場機制激發各主體參與市場的積極性（劉合光，2018）。陳錫文（2018）對中國糧食價格變動進行了可視化分析，發現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方面，以往的最低價、臨儲價扭曲了糧食市場價格，應建立市場化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政策。葉興慶（2018）認為目前城鄉要素市場和產品一體化程度有待提高，鄉村和城市應該對各自的產品和服務需求作出靈敏的反映。王曉毅（2018）指出，資本和企業是目前聯系農戶和市場的主要渠道，這種單一化的市場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價格傳導機制的失靈，與農業多樣化生產和消費需求不相適應，鄉村振興需要建立多樣化的市場機制和市場主體。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郭素芳（2018）從要素流動理論出發，指出鄉村振興即是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過程，點明了目前農村嚴重“失血”問題，提出應建立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要素流動機制，優化城鄉資源配置。政府在科技、基礎設施、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方面提供基本保障，市場解決農民致富、釋放各類經營主體積極性的問題（賀雪峰，2018；黃祖輝，2018；張紅宇，2018）。政府應通過技術推廣、構建供銷系統、網絡等公益性服務，幫助小農戶更好地對接大市場（楊磊、徐雙敏，2018；吳重慶、張慧鵬，2019）。郭金豐（2018）在分析江西省農村土地流轉情況后認為，政府在土地流轉公共服務中存在公共服務供給過度的問題，導致土地流轉市場供求關系扭曲，土地流轉價格失真，進一步阻斷了土地的流轉。
（四）政策引導與農民內生動力的激發
農民內生動力是指農民內在應對風險、組織管理、學習創新的能力，以及價值觀、理解力、反思能力、社會網絡等無形的內在力量（冷忠燕、靳永翥，2019；馮海發，2018；姜長云，2018）。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提高農民的內生動力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根本之策，鄉村振興首先要解決農民內生能力不足和組織化問題（陳相云，2018；葉敬忠等，2018）。
馮海發（2018）認為，政府不宜大包大攬，要糾正農民的“等、靠、要”思想。政府對基層社會事務包攬過多，擠壓村民自治的空間，導致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積極性不高（張新文、張國磊，2018；王曉毅，2018）。張丙宣和華逸婕（2018）基于激勵結構與內生能力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趕超戰略時期的鄉村衰退和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發生機制，認為在GDP導向的激勵結構下，過度注重經濟效率，造成了鄉村文化和政治生態的瓦解，造成鄉村人口大量外流，鄉村的內生發展動力遭到破壞。要通過開展農民教育、提升農民精神風貌、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等方式提升農民的內生動力（朱曉進，2018；楊璐璐，2018）。李雪、韓一軍等（2019）利用分位數回歸方法對冀魯豫三省農戶的調研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直接影響其種糧積極性，且收入水平與影響程度呈正相關關系。陳美球（2018）在分析江西省黃溪村的案例后，指出村集體經濟組織建設滯后是農民內生動力難以激發的重要原因，強調在鄉村振興過程中，通過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新型合作社建設，提高農民的參與性以及應對風險的能力（冷忠燕、靳永翥，2019）。張新文和張國磊（2018）基于內生性供給理論分析了貴州安順唐岳村公共服務供給情況，認為新鄉賢對農民鄉村振興參與積極性有較好的帶動作用。
三、鄉村振興現有研究存在的短板
現有研究已經認識到要處理好以上幾大關系，但對一些關系的分析多是理論描述和邏輯推演，對實踐中這類關系的外在表現形式認識尚不足，相關機制的實證檢驗也比較缺乏。大多研究僅粗略分析，缺乏對關系中內在機制、邏輯層次等方面的探討，對實踐工作的借鑒意義比較有限。
（一）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銜接點把握不夠
以往研究大多探討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銜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包括目標的契合性（張立棟，2018）、內容的統一性（馮丹萌，2019）、主體的共同性（李曉園、鐘偉，2018）等方面。有關如何協同推進的研究還比較少（廖彩榮等，2019），尤其是關于銜接機制的構建邏輯、整合推進的實踐經驗分析仍有不足。
對協同推進的機制和保障措施的分析不夠深入。有關銜接可行性的探討無法直接指導實踐，需要進一步結合基層實踐精準把握兩大戰略的銜接點。如果銜接點把握的不到位，在壓力體制下，很容易出現“兩張皮”的運作現象（豆書龍、葉敬忠，2019）。在地方實踐中，由于脫貧攻堅時間緊、任務重，各地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脫貧攻堅上，鄉村振興的實踐措施尚未落實，協調兩大戰略的案例研究也相對較少（朱啟銘，2019）。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各自都是一個系統工程，銜接機制如何確保有效運行也需要分析（廖彩榮等，2019）。盡管馮丹萌（2019）從法治保障、要素保障、環境保障等角度進行了探討，但離措施落地還有距離。
對銜接程度的測度和影響因素分析不夠充分。由于尚未將銜接細化到具體機制層面，現有研究還難以分析如何衡量銜接程度的問題。缺乏對銜接程度的測量，就難以將銜接機制的研究深入到量化分析的程度，難以用成熟的經濟管理分析方法提煉關鍵因素。廖文梅等（2019）嘗試構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指標體系，并用耦合協調模型對江西省各市的兩大戰略協同程度進行了分析。這樣的分析直觀展示了兩大戰略的銜接程度，有利于指導下一步政策實踐。但這樣的研究現在仍然較少。在制約銜接的因素探討上，豆書龍、葉敬忠（2019）從理論上進行了分析，但仍缺乏相關的實證檢驗和案例研究。
（二）鄉村振興與糧食安全之間的研究相互割裂
目前鄉村振興、糧食安全研究明顯被割裂，在實踐中甚至還存在相互排斥的現象。確保糧食安全是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但現有研究的落腳點多在農村。這導致目前有關鄉村振興的研究大多基于農村視角，集中在農村產業發展、社會事業等方面，對糧食安全的關注較少。另一方面，我國糧食市場和相關政策正處在深入改革階段，糧食研究大多圍繞改革取向開展討論（張曉山，2017；藍海濤等，2018），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不夠。兩者在研究對象、研究層面等方面差異較大。實際上，對在鄉村振興具體推進過程中出現的很多與糧食安全緊密相關的問題，學者們尚未進行深入研究。
種植結構調整與糧食安全協同推進的研究不足。種糧成本高收益低，顯然無法依靠這樣的傳統農業實現農民致富（賀雪峰，2018）。在產業發展和政策考核壓力下，糧食這樣的弱質產業極易被邊緣化（于建嶸，2018）。由種大田作物到種高附加值經濟作物是最近20多年來全國地方政府的首要選擇（賀雪峰，2018），這樣的結構調整不可避免地會削弱生產能力（李國祥，2018），給糧食安全帶來難以逆轉的傷害（于建嶸，2018）。然而目前有關產業振興的研究當中，多以特色經濟作物為主提煉發展模式，缺乏充分挖掘糧食產業發展潛力和振興經驗的研究。這不利于協同推進糧食安全和鄉村振興產業布局。
“兩藏”研究尚未找到關鍵因素優先序。鄉村振興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兩藏”對確保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國家糧食安全至關重要（陸益龍，2018）。現有研究主要從“兩藏”的必要性和保障機制進行分析。一些研究進一步分析了“兩藏”中的關鍵技術因素，“藏糧于地”研究涉及了輪作休耕（何玉奎、王東海，2018；陳勇，2016）、高標準農田建設（孫敬義等，2017；陳印軍，2016）等方面，“藏糧于技”方面涉及到土壤科學（沈仁芳等，2018）、機械化（王孝平，2016）、財政金融協同（王燕，2019）等。盡管這些研究討論了主要的技術因素，但沒有比較不同技術類型的效率，沒有分析不同地區技術發展優先序，沒有明確當前提高“兩藏”的主要抓手，對指導實踐的作用有限。
（三）激發和調動市場機制的研究不充分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農業提質增效的要求（韓俊，2018）。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本質上是不同機制或制度之間的關系，政府機制優勢在于通過科層制度降低市場交易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而市場機制的優勢在于通過競爭體系提高競爭效率（黃祖輝，2018）。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政府出于全局發展的目的必然采取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這樣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壓市場機制。在鄉村振興研究中，已經有大量學者從理論上探討了市場機制與政府主導之間的關系，但還存在市場和政府關系邊界的研究、不同領域市場與政府關系的區別研究不夠深入等不足。
現有研究對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邊界的認定還比較模糊。基于市場理念嵌入必要的國家干預的經濟運行機制是合理劃分政府與市場邊界的重要依據（張向達、張超，2018），現有研究多基于凱恩斯主義理論設定市政邊界，即市場有效時不干預、失靈時政府替代干預（黃祖輝，2018；張向達、張超，2018；樂云等，2019）。中國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和城鄉交換關系長期都在國家主導之下（周立，2018），這樣的理論指導在現實操作上往往存在難度。黃祖輝（2018）認為發揮市場機制，要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變政府干預與包辦過多的狀況。馮海發（2018）認為政府要做好總體規劃、提出具體任務和要求、制定政策措施、發動和組織各方面開展工作。可以看到現有研究大多從面上提出思路式的解決方案，但在具體操作層面，尚未形成基于經濟管理學、數理經濟學等理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結果。
尚未區分不同領域市場機制和政府關系的差異。目前鄉村振興中關于市場與政府關系的探討集中在兩個領域，即農村資源要素和農業支持保護（韓俊，2018）。農村要素市場以承包地、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等為重點，完善產權激勵、要求流動機制等（黃祖輝，2018；葉興慶，2018）。農業支持政策重點在改革最低收購價、深化糧食市場化改革、運用生產者補貼和保險強化農民保護（葉興慶，2018；韓俊，2018）。兩個領域面向主體不同、涉及到的政策框架不同，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方式也會存在差異。除了少部分研究采用兩部門分析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之外（王赫奕、王義保，2018），大多數研究只給出面上抽象的指導性建議，并未給出量化的具體研究建議。
（四）發揮農民主體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不深入
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鄉村社會內部動力機制面臨巨大挑戰（藍海濤等，2018），屢屢出現“干部著急，群眾不急”的現象（馮海發，2018）。鄉村振興中發揮農民主體意識、激發鄉村內在發展動力尤為必要（陸益龍，2018）。目前的研究深入分析了農民內生動力難以激發的主要因素，包括農民分化、鄉風培育、政府主導擠占等方面（豆書龍、葉敬忠，2019；藍海濤等，2018）。但立足于制約因素，進一步探討農民內在訴求、分析激勵手段的研究還不多。
對新發展階段下農民訴求的研究還相對缺乏。現在很多地方制定鄉村振興規劃過程中沒有農民參與，以地方政府和企業訴求為主，甚至偏重形象工程（毛安然，2019），農民訴求被忽視（豆書龍、葉敬忠，2019），廣大農民有進一步被排斥和邊緣化的危險（吳重慶、張慧鵬，2018）。而現有公共物品供給并不能有效識別農民真實需求（朱泓宇、肖建等，2019）。農民訴求無法與鄉村發展有機整合，農民必然沒有參與積極性。要激發農民內生動力，站到農民的角度思考并制定策略（馮丹萌，2019），首要任務是明白農民需要什么。與城鎮居民不同，自身特性、社會變遷、流動性特征都會影響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李紅艷，2019）。王席席（2019）將農民基本需求分為農業生產、就業扶持、金融理財、醫療文衛、村務管理六大方面。在公共服務方面，陳秋紅（2019）發現農民最看重的是農村社會保障和公共教育，最不滿意的是勞動就業和便民服務。但總體來看關注農民需求的研究還非常少。
關于農民動員方式適用條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目前學者對農民動員的有效方式還沒有形成一致，可分為四個類型。一是能人帶動，中堅農民是推動鄉村振興的理想主體（楊磊、徐雙敏，2018），通過采取典型引領、開展“農民講習所”等扶志教育有助于提高農民主體意識（豆書龍、葉敬忠，2019）；二是組織或集體帶動，發揮村黨支部的核心作用、自治組織的基礎作用（張照新、吳天龍，2019）、集體經濟組織和合作組織的紐帶作用（陳秋紅，2019）、其他社會組織的補充作用（韓俊，2018）；三是培訓帶動，充分利用各類農業培訓（豆書龍、葉敬忠，2019），提高培訓質量（孟祥海、徐宏峰，2018），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提高發展能力；四是賦權帶動，讓渡農民在生產合作、自我治理上的空間（張大維，2019；毛安然，2019），賦予廣大農民更多的財產權益和經營權利（黃祖輝，2018）。除此之外，由于不同村莊經濟社會背景不同，采取的動員方式也不同，但現有研究沒有分析動員成功所依賴的社會背景和制度條件，不利于深入了解鄉村動員方式、指導實踐。
四、鄉村振興戰略未來前瞻與研究重點
有關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從理論框架、國際經驗、歷史維度以及個案研究等層面的分析較多，定量分析文獻的研究普遍存在與鄉村振興的內在發生機理聯系不緊密的問題，有些文獻題目雖在鄉村振興視角下，但實質研究內容與鄉村振興割裂。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對未來研究從理論和機理建構、方法創新以及實證檢驗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一）深入發掘和研究鄉村振興理論體系
當前研究對鄉村振興相關理論的系統性、全面性、針對性、深入程度不足。現有文獻雖提出了人地關系系統理論、耦合理論、演化博弈理論等在鄉村振興研究中的應用，但大多是對其他領域理論的簡單描述和復制，與鄉村振興結合的緊密性不夠、創新性不強。在今后研究中，應結合鄉村振興的發展特征和內在機理，結合“三農”自身特點，充分借鑒產業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等研究成果，利用理論模型推導市場機制與政府主導的行為邊界，推動鄉村振興研究的理論創新。進一步深入挖掘計劃行為理論、帕累托最優理論、人地關系系統理論等在鄉村振興研究中內涵和外延的運用，切實起到指導鄉村振興工作和實踐的作用。
（二）加強鄉村振興的規律、趨勢和效果評估研究
當前研究主要以觀點闡述類的定性分析為主，大部分文獻采用定性觀點表述、個案調查分析、歷史經驗回顧、簡單描述性統計等方法，隨著鄉村振興的深入開展和進一步推進，相關的研究應從觀點性表述向發掘鄉村振興的機理性、特征性、規律性和差異性轉變。應從單項個案研究向研究鄉村振興問題的趨勢和規律性轉變，應從定性分析向構建大樣本數據庫進行計量實證檢驗轉變。未來應加強鄉村振興相關目標指標體系的構建和量化研究，建立鄉村振興效果評估以及影響因素數據庫，探討鄉村振興微觀實證計量模型的構建和應用，注重計量研究與鄉村振興結合的緊密性，探究鄉村振興的規律、趨勢和實施效果。
（三）加強鄉村振興與其他“三農問題”的交叉融合以及有機銜接研究
在研究內容方面，當前研究存在鄉村振興與其他重要“三農問題”銜接研究不夠，相互割裂的問題。鄉村振興與糧食安全、脫貧攻堅等問題的互融互促以及協同銜接機制應是今后研究的著力點。開展鄉村振興與糧食安全、脫貧攻堅的互融互促效果評價、風險和矛盾的識別評價機制研究，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將農業、植保等關鍵環節與經濟學分析手段相結合，建立多層次多維度的銜接評價指標的構建研究，評估鄉村振興與脫貧、糧食安全等其他“三農問題”的協同推進效果，識別內在的矛盾和風險點，推動“三農問題”的協同交融機制的構建。
作者簡介： 牛坤玉，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鐘鈺，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普蓂喆，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基金： 中國農業科學院科技創新工程人才專項“全球化視角下提升我國農業資源配置效率與保障糧食安全研究”（ASTIP-IAED-2018RC-01）的階段性成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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