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有把縣委書記因“擔當”而可能帶來的風險降到最低，才能使這支隊伍中涌現出更多的盡職有為、敢于擔當的人民公仆。
2015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與縣委書記座談時強調，“干部就要有擔當”。各地縣委書記紛紛表態，要牢記黨的宗旨，為人民敢于擔當?！案矣趽敗钡牡湫褪论E也頻繁見諸報端。
如，福建省南靖縣縣委書記張琳光，面對工作中的遺留“舊賬”，他不做“甩手掌柜”;面對干部中的說情之風，他敢于鐵面喝止;面對群眾中的“蠅貪”“蟻貪”，他決不姑息遷就。河北省香河縣縣委書記王凱軍，心系群眾所想，對熱點、難點堅持一天不拖;堅持以身作則，打造風清氣正的干部隊伍。
這兩位書記的事跡確實感人，其勇于負責、恪盡職守的精神確實值得贊揚和學習。但筆者認為，在現實政治生活中，還有一種“擔當”與“風險”緊密相連。你維護人民利益，卻可能因此丟掉“烏紗”或因得罪上峰而影響升遷。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擔當”更是難能可貴的。
1958年到1962年的我國農村，“左”禍橫行，“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猖獗。在政治高壓下，多數官員都隨聲附和，只有少數領導干部敢于為民請命，其中，也有一部分“縣官”。
如：廣西環江縣原縣委書記王定，敢于從實際出發，推行“大社劃小”、“設立分社”、“三包一獎”，“包產到戶”等辦法，有效地解決了社員拉牛退社的問題，使1957年全縣糧食總產量比上年增長17.8%，群眾生活有了較大改善。后來遭到嚴厲批判，并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
再如，黑龍江省明水縣委書記宮瑞、德都縣委書記于祥、湯原縣委書記李景明實事求是地反映了本縣糧食產量不實、征購任務偏重、群眾生活困難和生產積極性下降等問題，分別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到蘭考任職時，極左政策已經有所調整，但“兩條道路斗爭”仍在繼續。在“狠剎單干風”的斗爭中，他靈活地執行“收回‘借地’(將集體耕地‘借’給社員個人耕種)”政策，允許災情嚴重地區“借”給社員的堿地暫不抽回來;在談“包”色變的政治氣候下，他為了多栽泡桐治風沙，接受林業護理員的建議，勇敢地提出了“六包”“六定”責任制。
這幾位“芝麻官兒”的業績和影響可能差別很大，但其“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擔當”情懷，都感人至深，理應名垂青史!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先行者，同樣具有敢冒政治風險的擔當精神。如：安徽省鳳陽縣縣委書記陳庭元，在大躍進年代曾因公開說“賣糧不能賣過頭，老百姓的口糧得保住”而被戴上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但他為了讓百姓不餓飯，仍大膽支持小崗村包干到戶;山東省諸城市的市委書記陳光，頂著來自上下兩方面的壓力，將全市國有、集體企業的90%以上的凈資產賣給了內部職工，實行了股份合作制，使諸城經濟換發了新的生機。
今天，以往那種政治風險可能沒有了。但是，改革不配套、法律政策不協調的問題遠未根本解決，作為多項工作“第一責任人”的縣委書記，仍隨時可能因處理棘手問題不當而被問責;縣委書記的“烏紗帽”，仍然拿在上級領導手中，如果冒犯上峰，可能影響自己的前程。
中部A縣縣委書記劉廣軍(化名)曾經歷這樣一件事：省里決定在高速公路兩旁建立綠色通道，將本來已經存在的綠化帶拓寬至50米。如完成這項任務，本縣需毀掉良田近千畝，除了挪用山區退耕還林資金以外，政府還要拿出幾千萬元補償給農民。很明顯，這是得不償失的形象工程。劉廣軍在聽取大家意見后明確表示：盡最大努力完成任務，但第一，政府不拿補貼款;第二，不能強迫農民毀田植樹。事后，在向上溝通過程中，他極力陳述資金籌措和群眾工作的難處。后來，省里大幅度增加了資金投入，縣里在堅持“兩不”的前提下勉強完成了任務。事后，劉廣軍說，我沒有徹底做到實事求是，只是做好了被通報批評或影響提職的最壞打算，用“柔軟的肩膀”有限地“抗上”了一把。
實際上，這種有限的“抗上”有時也很難做到。中部某省為提高糧食產能，連續多年采用高壓緊逼的辦法抓秋翻地。為了應付檢查，很多地方的基層組織花錢雇機械替農民翻公路兩旁的耕地。F市是糧食主產區，所轄10個縣區的縣委書記背地里都對這種形式主義的做法持有異議，但無一人公開說出來，而且還違心地向下“督戰”。直到2013年，省、市改變了這種抓法，縣、鄉、村干部才緩了一口氣。
大量事實表明，縣委書記們是否敢于擔當，固然與他們本身的思想境界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只有把他們因“擔當”而可能帶來的風險降到最低，才能使這支隊伍中涌現出更多的盡職有為、敢于擔當的人民公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法治周末》201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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