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城鄉出身與累積優勢:對高學歷勞動者的一項追蹤研究
【提要】本文研究城鄉戶籍出身的高學歷勞動者之間是否存在累積性的不平等及其具體過程機制。通過分析“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兩期就業數據，發現城鄉戶籍出身對高學歷勞動者工作收入的凈影響隨時間推移而擴大，而后來的差異又可以由初期工作特征的差異——例如職位晉升機會和教育匹配情況——來解釋。用更為綜合的就業質量來代替工作收入進行分析，上述發現仍然成立。這驗證了累積優勢理論所預期的不平等“擴大效應”和“中介效應”。本文還進一步發現，高學歷勞動者中城鎮出身所帶來的累積優勢，與高等教育獲得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差異關系不大，而主要來源于其他一般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
【關鍵詞】戶籍 累積優勢 高學歷勞動者
1950年代建立起的戶籍制度一直深刻地形塑著中國的社會分層體系。在改革開放之前，城鄉差別經常被總結為中國社會最根本的不平等結構（Cheng & Selden, 1994），農村戶籍出身者的生活機會受到了結構性的限制（Wu & Treiman, 2004）。改革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政府對人口地域流動的行政控制逐漸放松，但對戶籍身份轉變的政策控制依然嚴苛，從而導致了數量龐大的“流動人口”現象。結果，基于城鄉戶籍劃分的二元體制在繼續存在的同時，還將這一隱形的身份界線從農村與城市之間進一步延伸到了城市內部（Chan, 1994）。
過去10多年來，社會學界對城鄉出身與不平等關系的實證研究大量集中在教育和就業兩個領域。在教育獲得上，無論是考察受教育年限還是高中或大學升學率（李春玲，2003；2014a；吳愈曉，2013a），無論是關注中學擴張還是大學擴招（吳曉剛，2009；李春玲，2010），無論是研究一般人口還是“80后”（李春玲，2014b），也無論是否考慮教育分流體制（吳愈曉，2013b），均一致發現城鄉不平等有擴大趨勢。在就業結果上，也普遍發現“農民工”與城鎮工人之間存在職業隔離、收入差距乃至工資歧視，即使考慮到戶籍所在地和戶籍“農轉非”也并不改變這一基本結論（參見李駿、顧燕峰，2011；吳曉剛、張卓妮，2014；鄭冰島、吳曉剛，2013）。這些研究從教育和就業兩個方面分別論證了城鄉出身的重要性，但還需進一步研究城鄉出身的勞動者在獲得相同教育的情況下是否仍然存在就業差異，如此方能檢驗城鄉出身在中國社會不平等結構中的根本和長遠意義。
在此研究目的下，獲得了大學教育的高學歷勞動者就成為一個很好的“試金石”。根據我國長期以來的戶籍政策，只要考上大學就能自動獲得大學所在地的城鎮戶口。1995年開始，國家取消對大學畢業生實行包分配的政策，但戶口需隨本人“農轉非”遷入學校。2003年以后，招收的大學生可自愿選擇是否辦理戶口遷移手續（梁嘉琳，2014）。所以，高等教育在農村人“跳農門”、小城鎮子弟進入大城市等社會流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那么，已經獲得高等教育（同時也獲得了城鎮戶籍）的勞動者，在就業結果上是否仍然受到城鄉戶籍出身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否隨時間而變化？其影響機制又是什么？在回答這一系列問題時，累積優勢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累積優勢作為一種不平等現象和機制，在國際社會科學界已被廣泛用來研究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但在國內還沒有引起注意。因此，本文將先介紹累積優勢理論及其在勞動力市場研究中的應用，再結合高學歷勞動者提出具體研究假設，隨后呈現數據分析結果，最后作出總結與討論。
一、累積優勢理論下的勞動力市場研究
1968年，默頓（Merton, 1968）在對科學界的研究中提出了“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這個概念，他引用《圣經》中的故事，形象地論述了科學家的早期成就和聲望通常會帶來后期更大的成功，即便他們不再具有突出的才能和貢獻。其后，許多類似的概念被不斷提出，例如組織和市場研究文獻中的“首發優勢”和“路徑依賴式的回報遞增”以及社會學研究文獻中的“聲望效應”和“光環效應”等。這些論述可統稱為累積優勢（cumulative advantage）理論，其核心思想是，某一個人或群體相對于另一個人或群體的優勢（或不平等）隨時間而增長或累積（DiPrete & Eirich, 2006; Zuckerman, 1988）。
迪普雷特和艾里奇（DiPrete & Eirich,2006）將累積優勢區分為兩種基本形式：嚴格意義上的和布勞—鄧肯式的。前者遵循指數增長這一數學模型，它意味著兩個比較對象在初始點上的不平等會隨時間而遞增。例如，如果兩個銀行戶口的初始存款額分別為1000美元和100000美元，假設年利率為5%不變，那么其差值起初為99000美元，5年后為126000美元，10年后則為161000美元，依次呈指數增長。布勞—鄧肯式的累積優勢則強調的是群體間不平等的持續效應和交互效應，倒不一定意味著這種不平等隨時間而增長。布勞和鄧肯（Blau & Duncan, 1967）在其名著《美國的職業結構》中首次論證了白人男性相對于黑人男性的累積優勢：一方面，前者擁有更多的社會經濟資源，例如白人的教育水平高于黑人；另一方面，前者所得到的社會經濟資源的回報也更高，例如白人的教育回報率也高于黑人。
追隨默頓的工作，累積優勢理論在對科學家這個特定勞動力市場的研究中被不斷發展和實證檢驗。例如，科爾等人（Cole & Cole, 1973）提出了一個關于科學家職業生涯分層的動態理論；阿利森等人（Allison et al., 1982）給出了一個關于科學家職業生涯特征的數學模型，并證實了累積優勢的某些理論預測與實際情況確實相互吻合。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科學家的性別差異及其背后的不平等機制開始成為一個研究焦點。朗和福克斯（Long & Fox, 1995）發現，女性科學家的相對劣勢，由于累積機制對起點差異的放大效應，在職業生涯的前10年中一度擴大；但在職業生涯的中后期，這種累積不平等機制不再發揮作用。謝宇和舒曼（Xie& Shauman, 2003）的著作論證了科學界的性別差異有減弱趨勢，并且這種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性別之間在學術職級、所屬機構、研究資源上的差異來解釋。他們還發現研究成果的差異與研究資源的多少有密切關系，這與默頓最初的闡述一致，雖然沒有明確檢驗科學工作者職業生涯中是否存在累積不平等機制，但從一個側面回應了累積優勢的理論預期。
性別不平等是否存在累積機制也在其他特定的勞動力市場上被檢驗。畢爾比等（Bielby & Bielby, 1992）通過分析美國電視編劇的工資性別差異在1982-1990年間的變化，比較了累積優勢、持續優勢、下降優勢三種理論假設。他們以工作經驗、以往的就業經歷、以往的工資水平與性別之間存在強化性的交互效應作為識別累積優勢機制的標準，結果發現這種效應并不存在，因而傾向于持續優勢而非累積優勢理論。然而，他們對好萊塢電影編劇的工資性別差異的類似研究卻發現，工作經驗對男性的回報確實要高于女性，從而導致了性別工資差異隨時間的擴大，這又似乎傾向于支持累積優勢理論（Bielby & Bielby，1996）。
失業對勞動者之后的就業結果也會產生持續性的負面影響，這往往被稱為“失業創傷效應”（scar effects of unemployment）。許多研究都發現，以往的失業經歷與將來的失業風險存在相關性，并且它是獨立于勞動者的個人特征而存在的（DiPrete, 1981; Ellwood, 1982; Heckman & Borjas, 1980）。可能的原因是，失業削弱了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磨損了勞動者準備工作的心理意志，降低了勞動者對潛在雇主的吸引力，因而形成了一種綜合性的“創傷效應”。它在時間上的持續性，使其符合布勞—鄧肯式的累積優勢概念。
對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研究也揭示了累積優勢不平等機制的存在。羅森鮑姆（Rosenbaum, 1979）在這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他研究公司內部晉升的錦標賽模式（tournament model），首次提出并檢驗了早期晉升理論——即首次晉升時間越早的員工會在將來的晉升中有更多的機會。后來的研究指出，羅森鮑姆的模型存在瑕疵，因為他直接比較了不同層級的晉升率，而現實情況中金字塔式的晉升空間則意味著不同層級的晉升率是不能直接比較的；但在考慮了晉升率隨層級而降低的事實后，他的早期晉升理論也得到了數據支持（Brüderl et al., 1991）。顯然，關于公司內部晉升的這個具體的理論表述與累積優勢的理論內涵是一致的。
近年來，一些研究開始致力于在更長的時間范圍內檢驗累積優勢機制的作用。對美國戰后“嬰兒潮”一代的研究發現，生命歷程中的時間因素——具體來說是青年期獲得高等教育的時間早晚——導致了中年期的工資差異，作者將此歸因于較早獲得高等教育所帶來的職業生涯開局優勢，而這又對后續發展具有累積效應（Elman & ORand, 2004）。對荷蘭勞動力市場的研究也發現，最初以失業狀態進入勞動力市場會給勞動者帶來長期的負面影響，而且，最初失業的時間越長其負面影響也越大（Steijn et al., 2006）。
二、關于高學歷勞動者的研究問題與假設
從上文提到的勞動力市場上種族之間、性別之間、有無失業經歷者之間的比較研究來看，累積優勢理論已被廣泛用來研究群體之間的不平等。遺憾的是，該理論似乎還沒有引起國內學者的注意。本文嘗試用它來分析城鄉戶籍出身的高學歷勞動者在就業結果上的差異。具體來說，本文研究三個問題，并提出相應的三組假設。
首先，同樣作為高學歷勞動者，城鎮戶籍出身與農村戶籍出身相比，在工作收入或就業質量上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并且這種優勢是否隨時間而擴大？以往的戶籍分層研究大多關注的是（當前）戶籍身份而非（原有）戶籍出身對勞動者的影響，只能模糊地預測城鎮戶籍出身者可能具有相對優勢。但少量針對大學生的研究確實發現，城鄉背景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他們的初次就業結果（肖富群，2014）。進一步，從上文介紹的累積優勢理論出發，還會預期這種就業差異隨時間而擴大，不妨稱之為“擴大效應”。這是因為，雖然研究者們在擴展和應用累積優勢理論的過程中提出了多樣化的具體形式，連“嚴格意義上的vs.布勞—鄧肯式的”這對基本區分也不再足以涵蓋，但不平等隨時間而增長始終是累積優勢的一種主要表現（DiPrete & Eirich, 2006）。相應地，上文提到的許多實證研究都將“擴大效應”作為檢驗累積優勢是否存在的主要或先決條件（例如Long & Fox, 1995; Bielby & Bielby 1996）。但是，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高學歷勞動者是一個經過了層層能力篩選的人群，其同質性程度較高，所以可能已經擺脫了家庭出身的影響（Breen & Jonsson, 2007; Torche, 2011）。國內對大學生就業的一些研究也發現，家庭背景對應屆生的就業機會沒有影響（岳昌君、丁小浩，2004；李春玲，2012），父代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大學畢業生的地位獲得沒有直接影響（王衛東，2013）。按照這種觀點，則會預期城鄉出身的高學歷勞動者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就業差異。因此，本文提出關于“擴大效應”的兩個競爭假設：
假設1a：城鎮戶籍出身者與農村戶籍出身者相比，在工作收入（就業質量）上更具優勢，并且這種優勢會隨時間而擴大。
假設1b：城鎮戶籍出身者與農村戶籍出身者在工作收入（就業質量）上沒有顯著差異。
如果城鄉戶籍出身的高學歷勞動者之間確實存在累積性的不平等，那么其具體過程機制又是什么？累積優勢理論預期，不平等除了在數量程度上有“擴大效應”之外，還在過程機制上有“中介效應”，上文提到的許多研究都含有這種思想。例如，默頓（Merton, 1968）的經典闡述就曾指出，科學家的早期成就和聲望有利于對稀缺研究資源的占有，因而會帶來后期更大的成功；早期晉升理論也指出，首次晉升時間越早的員工會在將來的晉升中有更多的機會（Brüderl et al., 1991；Rosenbaum, 1979）；美國戰后“嬰兒潮”一代的家庭背景對中年期工資水平的影響，也正是通過它對青年期獲得高等教育時間早晚的影響而實現的（Elman & ORand, 2004）。這意味著，如果“擴大效應”確實存在，那么它應該是通過初期工作特征的差異來實現的。具體來說，這種“中介效應”可能來自于高學歷勞動者初期工作的兩個特征。
一是職位晉升機會，即初職是否有職位階梯可供晉升以及晉升的可能性。從事有職位階梯的工作意味著有職業生涯、職業規劃和職業發展，它不僅比無前途的工作更好，而且是區分內部與外部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標志。國外的大量研究表明，職業生涯和內部勞動力市場對勞動者的結構位置和工資水平具有顯著影響（Osterman & Burton, 2005; Rosenfeld, 1992; Spilerman, 1977）。另一個工作特征是教育匹配情況，即勞動者的教育水平與他/她所從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之間的相稱或不相稱狀況，根據兩者的相對高低可以區分為適度教育、過度教育和教育不足（Freeman, 1976）。對教育匹配——尤其是過度教育——與收入回報關系的大量研究表明，過度教育者與適度教育者相比在收入回報上會處于劣勢。例如，麥吉尼斯（McGuinness, 2006）所回顧的已有研究都發現過度教育對收入水平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估計系數的平均值大約為-15%。國內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發現與結論（武向榮，2005；黃志嶺等，2010），即使是用傾向值匹配等方法來校正過度教育的選擇效應（李駿，2016）。因此，本文提出關于“中介效應”的兩個平行假設：
假設2a：城鎮戶籍出身者與農村戶籍出身者相比，初期工作欠缺晉升機會的可能性更低，并且這種差異部分解釋了兩者后來的工作收入（就業質量）差異。
假設2b：城鎮戶籍出身者與農村戶籍出身者相比，初期工作發生過度教育的可能性更低，并且這種差異部分解釋了兩者后來的工作收入（就業質量）差異。
最后一個研究問題是，城鄉戶籍出身的高學歷勞動者之間的累積性不平等，是來自于戶籍身份本身的影響，還是來自于高等教育獲得過程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這是要探尋兩組人群之間的差異來源，可以稱之為“來源效應”。國內針對大學生群體的研究發現，家庭背景不僅影響到就讀高校的類型層次或教育質量（文東茅，2005；葉曉陽、丁延慶，2015），也影響到學業成績和干部行為等在校表現（李鋒亮等，2006）。因此，探尋城鄉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差異，需要往前回溯他們在高等教育獲得過程中可能早就存在的差異。另外，戶籍出身只是家庭背景的一個方面，其他方面還包括父親的職業地位、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的經濟收入水平等，這些在地位獲得或代際流動研究中都是反映家庭背景的更加一般化的變量。在上文提到的大學生研究文獻中，也較多地討論了這些一般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本研究也有必要進一步區分戶籍出身與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就“來源效應”提出兩個平行假設：
假設3a：城鄉戶籍出身者之間的累積性不平等，來源于高等教育獲得過程的差異。
假設3b：城鄉戶籍出身者之間的累積性不平等，來源于其他一般化家庭背景因素的差異。
三、數據、變量與測量
本文所用的數據來自“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Beijing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BCSPS）。該調查以2009年為起點，隨機抽取北京市15所高校的2008級（時為大學一年級下學期）和2006級（時為大學三年級下學期）學生，共5100名，每年追蹤一次，到2012年已完成4次年度追蹤調查。盡管其抽樣范圍僅限于北京，但鑒于北京高校類型的多樣性，這個樣本仍然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詳見李路路主編，2013）。由于本文要研究高學歷勞動者工作收入（就業質量）的動態變化，所以只選取2006級學生進行分析。他們于2010年進入勞動力市場，但當年數據由于調查時點的原因詢問的是畢業簽約時而非真實入職時的情況，故而舍棄。也就是說，本文最終分析的是2006級學生在2011年和2012年的就業情況。
本研究的因變量主要是（月）工作收入和就業質量。工作收入包括工資、獎金、住房補貼、交通補貼、伙食補貼、實物收入等等。工作收入是衡量就業質量的核心指標，但還不是全部。就業質量研究起源于美國的“工作生活質量”研究，近年來也開始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但在概念內涵上尚缺乏共識（參見張凱，2015）。對大學生的就業質量研究也存在類似問題（參見王廣慧等，2015），但從經驗層次來看，大多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對就業質量進行多維度測量，具體指標依調查內容或數據可得性不盡相同。例如，有從就業機會和就業滿意度兩個維度進行測量（潘文慶，2014），有從行業與單位、工作與發展、報酬與保障、職業風險感知、工作滿意度五個維度進行測量（梁英，2015），有從就業狀態、單位性質、薪酬水平、就業滿意度、人職匹配度、職業發展前景六個維度進行測量（劉敏、陸根書，2015）。因此，筆者基于調查數據中工作收入、工作福利、工作滿意度、晉升機會、教育匹配五個方面的問題，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ive factor analysis）方法構建了一個綜合性的就業質量測量指標。圖1和圖2分別給出了2011年和2012年的測量模型，它們都將工作收入對潛變量“就業質量”的負荷固定為1，并且都假定工作收入與工作福利的殘差項相關。此測量模型雖然不能完全擬合2011年數據（p=0.006），但RMSEA值僅為0.058，CFI和TLI值分別達到了0.958和0.895；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完全擬合2012年數據（p=0.933）；同時，在兩年數據中，五個方面的具體指標與潛變量“就業質量”的相關性都通過了顯著檢驗，工作收入與工作福利的殘差項也確實統計顯著。所以，此測量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晉升機會和教育匹配在檢驗“中介效應”時也會被用作因變量。關于晉升機會的問題是：“在未來的幾年內，您在單位或公司里得到提拔和升遷的機會有多大？”本研究將“不可能晉升”編碼為1，將“可能晉升”編碼為0，從而得到“欠缺晉升”這個二分變量。關于教育匹配的問題是：“您認為這份工作需要由哪種教育程度的人來做才適合？”原始回答選項包括“初中或更低”、“高中”、“大專”、“本科”等，由于受訪者都是本科畢業生，所以回答非本科畢業就可以做的被視為“過度教育”（編碼為1），回答本科畢業才能做的被視為“適度教育”（編碼為0），它構成了“過度教育”這個二分變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變量是戶籍出身，它是根據受訪者考入大學之前的戶籍身份類型來界定的一個二分變量，0表示農村戶籍出身，1表示城鎮戶籍出身。除了城鄉戶籍出身之外，本研究還涉及家庭年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父親職業三個家庭背景變量，都是以受訪者考入大學之前的情況來界定。家庭年收入是一個連續變量，指受訪者父母當時的年收入之和，包括農產品、工資、獎金、補貼、分紅、股息、保險、退休金、經營性純收入、銀行利息、饋贈等所有收入在內。父母教育程度是一個分類變量，指受訪者父母當時已經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以較高的一方為準），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三個類別。父親職業也是一個分類變量，指受訪者父親當時或以往從事時間最長的職業（以就業狀況為準），包括農民、體力與非體力、專業或管理人員、干部、其他五個類別。
本研究還涉及兩個方面的控制變量。在受訪者的個人情況方面，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和年齡。在受訪者的就業情況方面，控制變量包括地區、部門、行業、職業、組織規模（人）、周工作時間（小時）等。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贅述。
在以工作收入為主要因變量來檢驗“擴大效應”和“中介效應”研究假設時，筆者采用了最嚴格的樣本限定，只分析那些在兩期數據中都出現、兩期就業身份都是雇員，并且在模型將要用到的所有變量上都沒有缺失值的個案，一共有595人（以下稱為核心樣本）。這是為了保證本文所檢驗的累積性不平等或累積優勢確實是對同一樣本而言，而不會受到兩期樣本可能在人員構成上有所不同的影響。但在檢驗“來源效應”研究假設時，筆者放松了樣本必須在兩期數據都出現的嚴格要求。在以就業質量為主要因變量來重復檢驗上述三組研究假設時，也放松了樣本必須在兩期數據都出現的嚴格要求。放松樣本限定，一方面是為了盡量減少樣本損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
四、研究發現
核心樣本在主要變量上的描述統計見表1，其中城鄉戶籍出身者分別占67.6%和32.4%。從家庭背景來看，城鎮戶籍出身組明顯好于農村戶籍出身組。例如，前者的家庭年收入高出19%，父母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的比例高出45.57個百分點，父親職業為專業管理人員或干部的比例高出32.25個百分點。從學校層次來看，城鎮戶籍出身組畢業于以北大/清華/人大為代表的精英大學的比例要高于農村戶籍出身組（14.93% vs.10.36%），但畢業于211大學的比例相反卻更低（32.09% vs.39.38%），因此他們進入“好大學”的機會差異并不明確。從在校期間的學業成績、工作經歷、政治資本來看，兩組之間只在入黨變量上存在明顯差異，表現為農村戶籍出身組的入黨比例較高（23.8% vs.17.7%）。從工作特征來看，欠缺晉升機會和發生過度教育這兩種情況都較多地見于農村戶籍出身組。2011年時，城鎮戶籍出身組欠缺晉升機會的比例為45.3%，而農村戶籍出身組的相應數字為52.3%；城鎮戶籍出身組發生過度教育的比例為26.4%，而農村戶籍出身組的相應數字為36.3%。2012年時，城鎮戶籍出身組欠缺晉升機會的比例仍然比農村戶籍出身組低3.9個百分點，他們發生過度教育的比例也仍然低7.7個百分點。最后，就本研究關注的兩個主要因變量來看，城鎮戶籍出身組具有相對優勢，并且這種優勢在隨時間而擴大。2011年時，與農村戶籍出身組相比，城鎮戶籍出身組的月工作收入高出254元，就業質量得分高出0.02分。到2012年時，這兩個數字分別上升至710元和0.05分。
以（月）工作收入（取對數）為主要因變量的分析結果見表2-表4。表2的OLS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影響之后，2011年時，城鎮戶籍出身組比農村戶籍出身組的月收入平均高4%（e^0.039=1.04），但這種差異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到了2012年，前者的月收入優勢擴大到高12%（e^0.110=1.12），并且具有統計顯著性（p<0.01）。因此，實證結果支持“擴大效應”假設（即假設1a）。
類似地，右欄模型2將過度教育引入對2012年月工作收入的OLS回歸模型后發現，它除了本身具有負向凈影響以外（p<0.001），還部分解釋了城鎮戶籍出身組相對于農村戶籍出身組的收入優勢（系數從0.110降至0.095，z值為-2.14）。當右欄模型3將2011年的這兩個工作特征同時引入對2012年月工作收入的OLS回歸模型后發現，欠缺晉升和過度教育本身仍然具有負向凈影響，城鎮戶籍出身的影響系數進一步降低。總之，右欄模型1至模型3的結果一致表明，城鄉戶籍出身組之間在2011年工作特征上的差異部分地解釋了他們在2012年月工作收入上的差異。至于這種差異的具體表現，正如左欄兩個模型所顯示的，就是城鎮戶籍出身者欠缺晉升機會和發生過度教育的可能性都更低。因此，關于“中介效應”的假設2a和假設2b同時得到支持。
表4進一步考察上述累積性不平等及其過程機制，到底是來源于戶籍身份本身的效應還是高等教育獲得過程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效應。左欄是對2011年工作是否欠缺晉升機會的二項logit模型結果，模型1是基準模型，發現城鎮戶籍出身具有顯著影響（p<0.05）；模型2控制了學校層次、“掛科”數目、工作經歷、中共黨員、學生干部經歷變量后，戶籍出身的影響基本不變，雖然就讀北大/清華/人大這三所精英大學以及在校期間有過工作經歷確實會顯著降低欠缺晉升的發生率；模型3控制了家庭年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父親職業三個家庭背景變量后，則發現城鎮戶籍出身的影響失去了統計顯著性。中欄是對2011年工作是否發生過度教育的二項logit模型結果，同樣發現，控制高等教育獲得過程變量并不能解釋戶籍出身的影響，而控制其他家庭背景變量則能解釋戶籍出身的影響。右欄是對2012年月工作收入的OLS回歸模型結果，仍然發現，控制高等教育過程變量只能解釋很小一部分戶籍出身的影響，而控制其他家庭背景變量則能基本解釋戶籍出身的影響。在右欄模型3中，雖然家庭年收入、父母教育和父親職業這三個其他家庭背景變量中只有第一個顯著，但這并不意味著城鎮戶籍出身組的優勢只來源于家庭年收入的差異。事實上，補充分析表明，無論單獨控制哪個家庭背景變量，都能完全解釋戶籍出身的影響。綜合來看，城鄉戶籍出身組之間的累積性不平等，并非來源于戶籍身份本身的影響，也非主要來源于高等教育獲得過程中的差異，而是來源于其他更加一般化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因此，關于“來源效應”，假設3a沒有得到足夠支持，而假設3b得到了充分支持。
最后，用更為綜合的就業質量測量指標來重復檢驗“擴大效應”、“中介效應”和“來源效應”，結果見表5。左欄是對2011年就業質量的OLS回歸模型結果，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城鄉戶籍出身組之間并不具有顯著差異。但右欄對2012年就業質量的OLS回歸模型1結果顯示，兩組之間出現了顯著差異，城鎮戶籍出身組比農村戶籍出身組的就業質量平均高出0.049分（p<0.01）。所以，“擴大效應”假設（即假設1a）仍然得到支持。右欄模型2進一步發現，當控制了2011年的兩個工作特征——是否欠缺晉升機會與是否發生過度教育——之后，城鎮戶籍出身組的相對優勢不再具有統計顯著性，回歸系數也從0.049降到了0.021。而且，欠缺晉升與過度教育都對2012年的工作質量具有顯著負向影響（p<0.001）。所以，“中介效應”假設（即假設2a和2b）仍然得到支持。右欄模型3發現，控制高等教育獲得過程變量仍然無法有力解釋城鎮戶籍出身組的相對優勢（系數僅僅從0.049降至0.047）；而右欄模型4發現，控制其他一般化的家庭背景因素再次基本解釋了戶籍出身的影響，其回歸系數從0.049降到了0.015，并且不具有統計顯著性。所以，對“來源效應”假設的檢驗結果也仍然支持假設3b，而不支持假設3a。綜上，不管是用工作收入還是用就業質量來作為主要因變量，本文的發現是一致的。
五、總結與討論
累積優勢是指某一個人或群體相對于另一個人或群體的優勢（或不平等）隨時間而增長或累積。作為一種不平等現象和機制，它在國外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和檢驗，但在國內尚未引起關注。本文將該理論與城鄉戶籍分層和大學生就業研究結合起來，考察城鄉戶籍出身的高學歷勞動者之間是否存在累積性的不平等及其具體過程機制。通過分析“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的兩期就業數據，依次回答了三個研究問題。
首先，同樣作為高學歷勞動者，城鎮戶籍出身與農村戶籍出身相比，在工作收入或就業質量上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并且這種優勢是否隨時間而擴大？研究發現，這種相對優勢確實存在并且具有“擴大效應”。但是，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追蹤調查數據觀察時間有限，目前只分析了2006級大學生畢業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前兩年，因而結論仍有待于更長時段的分析檢驗。
其次，如果城鄉戶籍出身的高學歷勞動者之間確實存在累積性的不平等，那么其具體過程機制又是什么？研究發現，城鎮戶籍出身者在初期工作上欠缺晉升機會和發生過度教育的可能性都比農村戶籍出身者更低，而這種初期工作特征的差異又（部分）解釋了他們在后期工作收入和就業質量上的差異。這表明，城鎮戶籍出身所帶來的相對優勢，不僅在數量程度上具有“擴大效應”，還在過程機制上具有“中介效應”。
最后，城鄉戶籍出身在高學歷勞動者中所造成的累積性不平等，是來自于戶籍身份本身的影響還是來自于高等教育獲得過程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一方面，本文發現，高等教育獲得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差異并不能較好地解釋城鄉戶籍出身的大學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累積性不平等。描述統計曾顯示（見表1），城鄉戶籍出身組進入“好大學”的機會差異并不明確，在校期間也只在入黨而不在學業成績和工作經歷上存在明顯差異。這可能與本研究使用的調查數據抽樣框僅限于北京而非全國高校、又將分析對象限定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畢業生有關，尚有待后續研究在分析全國在校大學生代表性樣本的基礎上得出更為嚴謹的結論。但重要的是，考慮了高等教育獲得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上述差異并不能較好地解釋城鄉戶籍畢業生之間的不平等“擴大效應”和“中介效應”。另一方面，本文卻發現，不管是對城鄉戶籍出身組之間累積性不平等的程度還是機制而言，都并非來源于戶籍身份本身的影響，而主要來源于其他更加一般化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例如家庭經濟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父親職業等。對數據的補充分析進一步表明，城鄉戶籍出身者在找到初期工作的渠道上存在顯著差異。城鎮戶籍出身者更多地憑借了家庭的人際關系，而農村戶籍出身者更多地借助于招聘會、求職網站等市場化的公開渠道。這解釋了為何他們在初期工作特征上具有顯著差異。因為，通過關系網絡找工作，可能有利于求職者事先更加了解該工作是否有職業前途（在本研究中表現為晉升機會變量）以及是否適合自己（在本研究中表現為教育匹配變量）。
中國的戶籍制度一直在進行改革，最近幾年不少省份統一城鄉居民戶口登記和推出積分落戶政策，201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這些可能會使城鄉戶籍身份的區分日漸式微。然而，本研究的一個政策啟示是，對于削弱中國社會不平等的代際傳遞來說，取消城鄉戶籍的區分只是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絕非一勞永逸之舉，因為潛藏在城鄉戶籍差別背后的是更加一般化的家庭背景、資源以及文化差異。所以，不平等削減政策不應該只是“貼標簽式”地惠顧農村學生，而應該是在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下將家庭作為真正的評估對象，對弱勢家庭——包括貧困家庭、單親家庭等——的青少年實施有針對性的社會福利或發展政策。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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