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中國鄉村治理的場域發生著重要變化：從表象而言，出現鄉村的邊緣化、荒蕪、空心化；更為嚴峻的挑戰是，鄉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自治制度的失語失效、鄉村治理的精神呈現斷裂。為此，我們主張因地制宜將新時期的鄉賢吸納到鄉村治理體系中，積極發揮他們的作用。當前以及今后應在文化與制度建設兩個維度下大力氣，長期堅持，使新鄉賢推進當代中國鄉村治理成可承繼的傳統。
【關鍵詞】鄉賢；新鄉賢；鄉村治理
當代中國鄉村治理與古代明顯不同之處就在于：后者沒有納入到王朝的官僚治理體系之內，而是全面依靠鄉賢或鄉紳來主導（尤其是宋以前），是自下而上的自治。古代的鄉村治理之所以能處于自治狀態，概括來講主要有三大原因：王朝的經濟命脈依賴于小農經濟、社會結構受制于宗法關系、政令傳播受限于交通渠道。當代中國鄉村治理的情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1949年以來，在國家發展戰略與規劃的主導之下，中國的各項建設長期以城鎮為中心，鄉村處于相對邊緣甚至依附的地位。以基層政權為主導的鄉村治理，也受到種種的制約與影響。特別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全面展開與深入，以村落為生產生活共同體的治理環境，遭遇到了嚴重的沖擊，滋生、誘發了諸多顯性或隱性的問題。
一、當代鄉村治理受到的沖擊和面臨的問題
考察分析當代中國的鄉村治理難題，首先要擯棄的立場是：不能將它視為單一的“治理”問題，也不可將之視為僅僅是“鄉村”的問題。毋寧說，這是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中遇到的綜合性難題的一個縮影。因此，應在一個宏大的政治社會生態系統之中，來觀察理解這個關乎全局的“草根性”難題。
據統計，2011年中國的城鎮人口首次超過了農村人口，所占比例達51.27%。著名作家馮驥才經過調查，得出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中國每天有300個村莊在消失。這不得不引人深思：人口結構的變化到底說明了哪些問題？鄉村民眾生產生活家園的消失又揭示了哪些更為深層的問題？面對這樣的人口結構和治理場域的重大變化，當代中國的鄉村治理又將經受什么樣的挑戰？
1.直接、表象的問題
當代中國的鄉村治理首先要直面的問題就是治理場域的變化。那種安土重遷的故鄉情懷、血濃于水的脈脈溫情、禮俗主導的熟人社會，已經在不少鄉村蕩然無存。據有關研究成果，中國的鄉村正在經歷不同程度的解體：有的傳統治理資源還比較豐富、共同體保留尚好，有的部分解體，有的已經基本解體甚至嚴重萎縮。[1]
這些（自然）村落的解體只是問題的表象，值得追問的是：何以解體？是自然的解體還是人為的解體？一般而言，（自然）村落的解體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關。[2]如果現代化是無法抗拒的發展潮流，那么現代化未必是村落解體的罪魁禍首，問題在于我們如何理解與推進現代化。實質上，我們的發展觀與發展政策才是村落解體的關鍵因素。從單一（以政治掛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二元（物質與精神）發展，再到全面、協調、統籌、科學、人文（五位一體）發展，從城鄉二元分立制定發展政策，轉向城鄉一體化布局公共政策，再到城市反哺鄉村、工業反哺農業這樣的發展方略變革，這些無不說明以城鎮為中心的發展主義左右了曾經禮讓、溫情、自成一統的村落的命運。
長期以城鄉二元分立發展為主導，帶來的首要問題就是鄉村邊緣化。城市中心主義的發展理念是西方某些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從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變遷史來看，它是扎根于廣袤的鄉村的。農耕是理解中華文明的鑰匙，也是推進中國現代化發展必須考慮的一個歷史性前提。盲目效仿某些西方國家以城市、工業、商業為主導的發展路徑，最終使鄉村被人忽視、輕視，乃至成為“歧視”的標簽。
對城鎮化發展的扭曲推進，致使部分鄉村淪為荒蕪之境。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對城鎮建設提出的要求是：“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其實質就是要糾正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偏失不當問題。國家要實現綜合發展，就絕對不能以犧牲鄉村為代價來過度發展城鎮。經過多年的探索，國家提出了“建設美麗鄉村”的長遠發展戰略，就是要還鄉村青山綠水的本來面貌，就是要使鄉村成為民眾生活的宜居地、靈魂的安放所，讓落葉可以真正歸根。
市場化機制的驅動與急于求成的城鎮化發展模式，致使為數不少的鄉村空心化。鄉村的邊緣化在本質上是對農民身份的歧視，是對國民平等待遇的褻瀆，是在固化乃至強化社會不公的藩籬。從對大量涌進城市做工的農民的稱呼變化（盲流、流民、打工族、農民工、務工人員等）可見一斑。再加上社會交往的世俗化、物欲化、利益最大化，影響著農民的社會行為與職業選擇。擠進城市，改變命運，成為不少農民的生存動力與行為邏輯。鄉村成為不少人的不歸路，甚至成為一生背負的“精神枷鎖”。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成了當代中國鄉村“獨特”的人造“風景線”。
2.間接、根本的問題
鄉村的邊緣化、荒蕪、空心化還只是當代中國鄉村治理面臨的表層問題。它們是制約治理的外部條件。但外部條件極具誘導性，會擴散農民對國家治理的失望情緒，農民再也不會踏上曾經充滿希望的田野上。如果從國家治理體系的完整結構來看，鄉村治理一旦陷入困境，就會使國家治理的基石動搖，使國家的治理能力弱化。因此，我們應追問：鄉村治理到底是誰在治理？鄉村治理的制度是否形同虛設？鄉村治理的精神支撐究竟是什么？這些問題，才是當代中國鄉村治理遭遇的根本性問題。
進城務工浪潮，致使鄉村的精英人士大量流失。鄉村治理所必需的人才，出現匱乏、后繼無人的現象，無賴、地痞、流氓、惡霸、黑勢力把持村委會的情況層出不窮。那些屈指可數的精英是激勵鄉村社會發展所需的榜樣，是無數農民不斷向上奮斗、覺得生活有奔頭最直觀的模范。我們不鼓勵英雄造時勢，但倡導精英引導鄉村社會走上公正持續的繁榮發展之路。
自治制度的失語失效。基于鄉村的聚居傳統，再加上20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行，農村經濟向農民家庭本位回歸，促使鄉村家族（勢力）出現復興現象。[3]有的地方比如徽州村莊，開始大力挖掘和利用保存完善的族譜，增強鄉村社會的認同，使其成為一個自洽的村莊。[4]通過家族勢力以及族譜、祠堂等傳統資源，實現鄉村的自我治理，使國家行政主導下的村民自治制度處于失語狀態。還有的地方，通過建立老年人協會滋養了社區的公共性，恢復了村莊的價值生產能力，緩解了農民的焦慮感，使他們得以找到生命的歸屬感和行為表達的制度化依據，有利于維護社會轉型期農村社區的秩序穩定。[5]進而彌補了村民自治制度效力發揮不足的問題。
更為嚴重的是，鄉村治理的精神呈現斷裂。鄉村邊緣化、荒蕪、空心化造成的最大惡果是文化或精神的斷裂。像徽州那樣具有良好的合作傳統、互助傳統、信任傳統、自治傳統等善治資源的村莊[6]，畢竟是少數。近年來鄉村社會出現的信仰體系混亂和價值扭曲、倫理精神蛻變和道德滑坡、宗教迷信盛行等諸多問題，一定程度上與鄉村傳統文化（精神）的破壞[7]以及價值信仰的崩解或者異化有根本的關系[8]。作為凝聚鄉村社會文化基因之一的“鄉愁”“鄉情”，對不少本土農民或外出農民已經失去了吸引力、感召力。曾經拼命要“安身”的那些農民，又將“立命”何處？
二、新鄉賢制度建設的可行性
在2014年9月召開的全國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作經驗交流會上，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奇葆指出，鄉賢文化根植鄉土、貼近性強，蘊含著見賢思齊、崇德向善的力量。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利萬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志良推崇“鄉賢文化的上虞現象”，為的是解決城市化浪潮下農村空殼化背后的鄉村治理現代化問題。[9]這說明，通過鄉賢文化和制度來解決鄉村治理的困境，已有成功的先例，并已進入國家宣傳與決策的層面。為此，需深入省察的核心問題是：從制度建設層面將新時期的鄉賢吸納到鄉村治理體系中，逐步改善鄉村治理現狀，是否具有可行性？我們認為，有四個重要的因素使其具備可操作性。
1.鄉土社會的存續是實行新鄉賢制度建設的基礎條件。
費孝通先生曾在《鄉土中國》中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擠壓和沖擊下，今天的鄉村是否失去了“鄉土性”？盡管有不少的鄉村處于嚴重的解體過程，治理的傳統資源遭到致命破壞，但還是要清醒地看到，“傳統社會的架構沒有完全坍塌，鄉村社會中錯綜的人際交往方式，以血緣維系的家族和鄰里關系依然廣泛存在于鄉村之中”[10]。鄉土性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依然是要正視的真實狀態。那些扎根于本土的鄉賢，對鄉村社會秩序的維護和鄉村生活的改善，自然起著重要的規范與引導作用。更何況，有的地方還充分利用孝悌文化來促進社會善治[11]，不少的鄉賢正是孝悌文化的踐行者、捍衛者與弘揚者。
2.選賢與能的觀念是實行新鄉賢制度建設的思想資源。
中國社會重視賢能的觀念古已有之。在《禮記·禮運》中記述了孔子所憧憬的理想社會即“天下為公”。為實現這個理想社會，最重要的是選賢與能和講信修睦。在《論語·為政篇》中曾記載魯哀公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何為則民服？”孔子認為，必須正確使用“直”者（正直之人）與“枉”者（不正直之人）才能使天下民眾誠服，“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孔子的學生仲弓請教道，如何才能將賢人舉薦出來呢？孔子認為，“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子路篇》）每個人都把自己了解的賢人推舉出來，賢人就不會被舍棄了。墨子對賢能尤其崇尚，在《尚賢》中主張，“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這特別有利于國家治理，“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因此，他認為，尊重賢人是治國理政的根本，“尚賢者政之本也”。孟子主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孟子·公孫丑上》）。甚至警告當時的國君，“不用賢則亡”（《孟子·告子上》）。正因為這樣，歷朝歷代的諫諍之臣都告誡君王，“親君子，遠小人”。可見，尚賢、選賢與能早已深入到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國家治理原則之中，為當下中國鄉村社會實行新鄉賢制度建設提供了非常深厚的思想資源。
3.鄉紳自治的傳統是實行新鄉賢制度建設的歷史依據。
中國古代社會的鄉村治理，在先秦時期就已仰仗鄉賢或鄉紳來主導，秦漢以后便推行以“三老嗇夫”為鄉村最高領袖的鄉治制度。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士大夫居鄉者為紳”。他們退居鄉村成為鄉村社區具有社會-文化威權的階層，在地方學務（如社學、義學、族學甚至私塾）、地方公產（如社倉、義倉以及族產、學產等）、地方公務（如道路修筑、橋梁構建、學宮營造，甚至寺廟修繕）等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說，“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鄉紳或鄉賢始終是鄉村社會建設、風習教化、鄉里公共事務的主導力量”。[12]到北宋時期，藍田的呂大忠、呂大鈞兄弟等地方鄉賢自發制定、實施的《呂氏鄉約》，為鄉賢主導鄉村治理開創了制度建設的先例。明清以后，鄉約由自發的道德自治組織變成官僚政府的下屬機構，并與保甲相結合 (比如呂坤的鄉甲約)，甚至逐漸出現了軍事化的傾向。[13]盡管如此，鄉紳自治這一傳統依然被傳承下來，成為當代鄉賢協同或自主鄉村治理的重要歷史依據。
4.濟世安民的抱負是實行新鄉賢制度建設的精神支撐。
孔子曾說：“君子疾沒世而無名。”一個人要對國家和社會有用，才能有好的名望，去世之后才能為后人紀念。只要社會清明，就應該積極出來效力于國家，“邦有道，則仕”（《論語·衛靈公篇》）。孔子曾帶領弟子周游列國，四處游說國君，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其目的就是要有用于世。孟子也常游歷諸國，曾達到“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的排場，還說過自信滿滿的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上》）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推銷自己的王道。可見，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儒者具有強烈的經世意識，這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自覺學習和發揚這種經世精神，并將其作為自己重要的責任。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這種抱負的最好寫照。濟世安民的抱負致使退居鄉村的士大夫熱忱獻身于桑梓的各種建設事業，為鄉村社會的文化、風俗、教化、公務等發揮著其他平民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為此，自東漢以降，迄于明清，各州縣均建有鄉賢祠，以供奉歷代鄉賢人物，使之成為家族、鄉村以至后世頂禮膜拜、效仿的對象。這種對國家、社會安定發展的道義擔當，亦可成為當今鄉賢制度建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撐。
三、積極發揮新鄉賢在當代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價值之實現，主要表現為“德”、“言”與“功”三個方面，《左傳》將之定為“立德、立言、立功”。古代的鄉賢亦受此熏陶。他們之所以被旌表，主要是在五個方面發揮作用：崇文重教、敦化民俗、管理公產、促進公益、協和鄉村。之所以如此，除了他們公認的德行與強烈的責任感外，還在于人格的相對獨立，以及古代鄉村治理體系的自治性與自洽性。也可以說，鄉賢在鄉村社會一直有用武之地，一方面在于它形成了一種沁入人心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還在于它有一套約定俗成的禮法體系。從編撰《呂氏鄉約》的呂氏兄弟來看，他們被人譽為“一門禮義”，希望將自己道德關切付之實施，“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馮從吾：《和叔呂先生》，《少墟集》卷19）。還喜好《周禮》，“以為周禮必可行于后世”。[14]
由上可見，要積極妥當發揮新鄉賢在當代中國鄉村治理中的作用，亦可以在文化與制度兩個維度下大力氣，長期堅持，終望成可承繼的傳統。
1.文化建設舉措
從文化建設來推動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有兩個方面的工作需要切實進行：
一是繼承與光大古鄉賢的精神遺產。鄉村社會要結合本地的歷史實際，如果確有古鄉賢留存的遺跡，就應花大力氣去整理相關的文獻和發掘可能存在的文物，像浙江上虞區那樣，成立必要的古籍整理與文物保護工作小組，組建鄉賢研究會，以便專門研究總結歷代鄉賢的精神遺產。還要借助各種平臺和載體，尤其是在幼兒教育、小學教育的相應讀物和文化活動中，以簡單明了、通俗有趣的故事來傳播古鄉賢的嘉言懿行。如果還有留存的鄉賢祠，應積極組織修繕，以便時人游訪和瞻仰。如果本地確實沒有古鄉賢的遺跡或沒有記載的古鄉賢人物，一方面可以在更大的區域（如省、市）去學習汲取古鄉賢的精神，另一方面還可以整飭族譜和祠堂，從家族發展史的角度去探尋值得后人感念的先人的事跡或文物典章。通過上述做法，不僅使我們睹物思人，更要效仿先賢的精神而化為建設美麗鄉村的具體行動。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和行動直接繼承的就是《呂氏鄉約》，而呂氏兄弟并非梁漱溟故鄉的先賢。他主要借助“鄉農學校”來進行改造中國鄉村之運動。他說：“所謂鄉農學校這個東西，是補充改造后的《鄉約》中自然要有的機關。這個機關主要的是講求進步；而同時我們即以鄉農學校來表示《鄉約》，表見我們的組織。”（《鄉村建設理論》）這說明，當下倡導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并不取決于本土是否有古鄉賢，而在于對賢人或者精英的尊重，在于對德才兼備者的敬仰與期待，在于形成尚賢用賢愛賢的人才觀與醇厚民風。
二是培育與凝聚新鄉賢的文化路徑。今天的中國鄉村社會，已經不可能存在像古代那樣退居鄉里的士大夫了。一代之事必有一代之人為之。新的時代必將有契合它的各種秀異分子。因此，不同的鄉村區域，應結合本土實際，著力培育和凝聚新鄉賢，比如紹興組織部門正在實施的民間人才“萬人計劃”，為有一技之長的農民評星級。在我們看來，應從以下方面積極塑造新時代的新鄉賢：
情感認同。一方面以故土情來激發本地民眾或者吸引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同鄉對家鄉的熱愛、眷戀，使他們積極去參與、支持乃至組織建設美麗鄉村的各種事業；另一方面還要充分考慮我們當下在鄉村推行的各種政策制度，是否契合民眾的“喜、怒、哀、懼、愛、惡、欲”（即孔子說的人之七情），是否是以普通人的具體情況為出發點、落腳點，制定、調整各項政策制度。孔子講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孔子家語·禮運》），務必要引起政策制度制定者、修訂者的高度重視。只有這樣，我們在鄉村社會推行的各項舉措，才可能引起民眾包括新鄉賢的情感上的共鳴與認同。一項明顯違逆人情、人欲、民俗的措施，是難以被民眾所認可并廣泛實施起來。上個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所以能夠迅速而全面推行，不僅在于尊重了農民的首創精神，更重要的是它順應民心、契合人情、滿足民欲。
價值引領。中國古代的鄉賢，一方面“他們在地方上熱心公益，保家衛國，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又積極“推行以儒家為主的社會價值觀，維護鄉村社會秩序的穩定”。[15]那么，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否可以扎根鄉村？依靠什么樣的力量和載體來扎根鄉村？在我們看來，首先要弄清楚鄉村社會民眾的價值追求是什么，他們的價值追求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什么關系。這其實涉及一個核心的問題：價值觀是國家自上而下塑造起來的，還是社會大眾自發養成的？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農民賦予現實生活意義的一套價值系統是“傳宗接代”，“通過傳宗接代，個體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子子孫孫向下傳遞的無限事業中，產生永恒意義。”但如今農民的“這種傳統價值與現代社會中個人奮斗、自我實現的價值并不相容，正被作為愚昧落后觀念被遺棄”。[16]當下農村出現了基督教文化盛行，從側面隱性反映了農民當前信仰缺失這一令人深憂的問題。[17]因此，可以說在中國廣大的鄉村社會，民眾面臨著安身立命的價值如何構建的重大問題。到底構建什么的價值觀來促進鄉村治理呢？我們認為，應從人本性、鄉土性、親善性和現實性四個要素來綜合思量、培育和傳播鄉村社會的發展目標，使之成為本土的文化共識，使之成為“與基層治理相適應的價值文化與社會認同”[18]。一般而言，友善、誠信、互助、和睦、公道、安康，是鄉村社會民眾樂于接受、愿意遵守和易于傳承的價值信條。我們應該以多樣化的方式來涵養、弘揚與鞏固它們，使其真正沁入人心，外化于行，融貫于各種舉措之中。新鄉賢正是熔鑄和傳播這些價值的積極力量和重要支柱。
榮譽認可。“鄉賢”在中國古代社會本身就是對有德行、有貢獻的社會賢達去世后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是對他們人生價值的肯定，是一種榮譽認可。地方上還建有供奉他們的鄉賢祠，以便世人銘記他們的嘉言懿行、學習他們的獻身精神、懷念他們的恩德善行。這更是一種令家人、族人和鄉黨倍感榮光的無上榮譽。當下，對新鄉賢的激勵可以通過多樣化的形式：頒發牌匾，讓世人矚目；匯編成曲，令世人傳唱；繪像于墻，使世人觀瞻；列入館藏，供世人感念；載入方志，俟來者效仿。
教育涵養。古鄉賢及其事跡已經不可復原和再現，但他們的道德精神與力量通過文獻和文物在代代相傳，這就形成了鄉賢文化之傳統。他們的道德精神和力量主要體現為六個方面：“宗儒守道，匡扶正義，崇文右學，敬宗收族，樂善好施，務本求實。”[19]我們當下培育和凝聚新鄉賢，不僅利在當代，更是功在千秋。為此，就要形成新時代的新鄉賢文化。這樣他們的道德精神和力量才可以傳承下去，才可以成為涵育鄉風、敦化民風、醇厚人心的持久力量。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要總結出每一地域新鄉賢的道德精神，然后再通過兩種常態化的途徑加以傳播、頌揚與承繼：第一、融入蒙學內容，使孩子自小就對鄉賢有向慕之心，以他們為榜樣，激勵他們端正德行，立志貢獻地方和國家。第二、載入族譜，形成家訓，以便垂范后人，供他們傳習和效法，使家族永沐榮光。
2.制度建設舉措
如果說，通過多項文化建設舉措，使敬鄉賢、學鄉賢、當鄉賢成為一種風尚的話，那么還應在制度建設方面下功夫，為積極、持續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多樣化的途徑和渠道。
一是完善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并不等于要廢棄既有的基層民主自治制度，而是進一步完善這種正式制度。作為“民主”制度，它應暢通民意、民情表達的管道，使鄉村社會的各種意見、聲音得以公開表達，促成各種符合本土實情的發展建設決議得以出臺和執行，最終使民眾的各種愿望、理想可以有序達成。新鄉賢正是民意、民情的匯聚者和代言人。作為“自治”制度，它應想方設法拓寬和開辟包括新鄉賢在內的民眾的參與治理的機會、渠道。可以主動聘任新鄉賢擔任鄉村管理機構的顧問，根據他們的特點和長處，再分成各種顧問小組，增強議事的專門性和專業性；可以像有的學者建議的那樣，直接請新鄉賢掛職“村官”和鄉鎮長助理[20]；還可以直接選任他們擔任鄉村管理機構的有關職務，具體參與決策和治理，改善鄉村治理的干部結構，提高決策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學化水平。
二是自主成立議事監督組織。新鄉賢作為公民群體中的組成部分，可以依據憲法法律以及相應法規規章的規定，自主成立三種組織：研究性的組織，比如鄉賢研究會，側重對古鄉賢的發掘與傳承，進而提出相應的改進鄉村治理事務的各種建議；協商性的議事組織，比如鄉賢參事會，直接就鄉村治理過程中遇到的、出現的問題、情況、矛盾等，進行具體商議，形成一定的決策性意見，直接上報有關機構；親善性的組織，比如鄉賢宗親會，直接就家族內部事務及其與外部事務的融洽相處、和諧發展進行協調解決，將各種矛盾、糾紛有效化解，“起到彌合社會分歧的作用”[21]。
三是培育發展協同治理機構。為了加強鄉村社會的協同治理，新鄉賢還可以利用自己的名望，有計劃有步驟地成立各種組織：根據年齡差別、興趣愛好成立各種協會，比如老年人協會、舞蹈協會，使社區的公共性精神得以復興，增強社區共同體的意識，喚醒或復興每個人內心中的精神歸屬感；根據鄉村事務的類別，成立如水利、道路、學校、通訊等保障與修繕工作隊，維護鄉村社會的公產，激發和凝聚共同利益意識；根據推進鄉村社會發展的各種特色、專門項目，成立如農業種子研發、良種家禽飼養、有機蔬菜種植、特色水果開發等合作社，夯實建設美麗新鄉村的各種事務，加強并制度化合作共贏的意識與能力。
* 項目來源：重慶市永川區委宣傳部橫向課題《培育鄉賢文化推進鄉村治理》、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項目《鞏固民族團結實現民族復興的社區文化協同發展路徑研究》（2015-GM-200）。
作者簡介：顏德如（1972—），男，法學博士。現為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系主任，兼國家民委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基地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國近代政治思想、中國政治。
[1]劉偉：《村落解體與中國鄉鎮治理的路徑選擇》，《中國行政管理》2014年5期。
[2]同上。
[3]胡曉霞、陳彤：《儒家文化與中國農村基層治理》，《新疆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4]李遠行：《鄉村社區重建與善治的傳統資源——以徽州村莊為例》，《學習與實踐》2008年第7期。
[5]趙曉峰、付少平：《通過組織的農村社區文化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為——以農村老年人協會為考察對象》，愛思想網。
[6]李遠行：《鄉村社區重建與善治的傳統資源——以徽州村莊為例》，《學習與實踐》2008年第7期。
[7]同上。
[8]賀雪峰：《農民價值觀的類型及相互關系——對當前中國農村嚴重倫理危機的討論》，《開放時代》2008年第3期。
[9]《浙江“鄉賢文化”與鄉村治理的采訪和思考》，《光明日報》2014年7月2日。
[10]《用鄉賢文化滋養主流價值觀——訪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光明日報》2014年8月15日第2版。
[11]于詠華：《孝悌文化與社會善治——兼論平安建設中的社會管理創新》，《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12]王先明：《鄉賢：維系古代基層社會運轉的主導力量》，《北京日報》2014年11月24日第19版。
[13]吳飛：《從鄉約到鄉村建設》，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8678347/。
[14]牛銘實：《中國歷代鄉約》，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15]胡彬彬：《鄉賢文化與核心價值觀》，《光明日報》2015年5月21日第11版。
[16]賀雪峰：《農村價值體系嚴重荒漠化》，http://www.aisixiang.com。
[17]吳理財、張良：《農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轉化？——對農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人文雜志》2010年第2期。
[18]文軍：《社會文化共識是基層治理的支點》，《文匯報》2014年5月8日。
[19]《鄉賢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見”的——蘇州大學教授羅時進談鄉賢文化》，《光明日報》2014年8月13日第2版。
[20]黃海：《重視“軟約束”“軟治理”：用新鄉賢文化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人民日報》2015年9月30日。
[21]張頤武：《重視現代鄉賢》，《人民日報》2015年9月30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理論探討》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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