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老祖宗傳下來的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可現實生活中，中國人總是愛走極端。有時不是極左，就是極右。不舉歷史上的例子，就說當下的城鎮化、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吧。一夜之間，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大比例的城鎮化率和大型機械化作業，仿佛成了中國農業和中國農村改革的主流。
貪大求快的發展思路帶來的危害顯而易見，中國的三線、四線、五線城市和小城鎮一轉眼就蓋滿了望不到邊際的高樓。讓中華民族得以延綿五千多年的農耕文明被冠以“小農經濟”并被邊緣化，好像只要和“小農經濟”劃上等號，就一定是落后、狹隘、過時的代名詞。
下鄉越多，和農民朋友交流越深入，就越覺得不能簡單的理解“小農經濟”。在全球都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今天，我們要看到“小農經濟”也有著其積極、科學和不可替代的一面。中國人多地少，不能簡單的套用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農業經驗。即便同是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農業模式也有很大差異。
我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認為，世界農業有三大模式，一是前殖民地國家的大農場農業，即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這一模式因消滅原住民后人少地多的客觀條件而形成，主要包括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二是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中小農場模式，即以歐盟為代表的“萊茵模式”，因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人地關系相對寬松，形成中小農場，也同樣沒有跟大農場進行競爭的條件；三是以原住民為主的小農經濟，即“東亞模式”，因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在這種模式下，唯有通過普惠制才能維持農業和農村居民的基本穩定。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只有“一畝三分地”的客觀條件，卻滿懷大農場主的情懷。湖南永州的農民張劍為了養家糊口，被迫去大城市打工。在山區的老家，他家的0.4畝稻田分散在幾個地方，無地可種的他只能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在我國18億畝耕地中，能實施大規模機械作業的土地不過8億畝左右，還有大量山地、丘陵和貧瘠的土地只能靠“小農經濟”才能維系發展。即便能夠連片種植的8億畝耕地，也不能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否則大量的自耕農該何去何從？
不要說還處于發展狀態中的中國，就是經濟發達的歐洲和日韓，也要堅決把大農場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屏蔽在外。一是不單純強調“大”的種植模式，二是盡可能地保護本國農民，抬高貿易壁壘，不讓其他國家的農產品輕易進入本國。只要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和日韓的農產品就會喪失競爭力，農民收入下降，農業體系很難維持。如果本土的農業體系奔潰，外來的糧食和農產品就會成為他國的“武器”。核戰爭的風險太大，沒有人敢貿然發動，但發動“糧食戰爭”要容易、安全的多。當年如果不是連續應對石油大戰、糧食大戰、黃金大戰和星球大戰，龐大的前蘇聯也不會那么快就解體。在各種戰爭中，糧食戰爭的本錢最低，且效果最好。真到舉國鬧糧荒的時候，拿著黃金也別想買到充裕的糧食。
今年年初，國際社區支持農業聯盟URGENCI副主席、分享收獲CSA創始人石嫣博士受邀參加德國綠黨的“綠色周”聚會。抵達柏林的時候，正巧碰到當地的農民上街游行，抗議資本化的農業體系。
提到“小農經濟”，就離不開有機農業。現在的人都想吃得安全，可大規模的現代化種植只能依靠除草劑、化肥和農藥，只有規模小且風險可控的“小農經濟”，才易培育有機農業。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農耕史，其實就是一部天然的綠色農業、循環農業和有機農業史。
再來看一看歐盟對“小農經濟”和有機農業的態度。近些年綠黨成為德國排名第三的政治力量，據稱在十六個州有八個州農業廳是綠黨領導。一位德國農民對石嫣博士說，他參加了三年的有機農業培訓，三年的農場實習，今年剛租了60公頃土地，現在政府給他很多支持，第一年德國項目支持2.5萬歐元，第二年歐盟項目支持4萬歐元，連續三年都有項目，他很高興可以無顧慮的做有機農業。
到農村采訪，免不了要研究各地的民居。不管建筑風格如何，農村住宅普遍的特點是房前院后可以種菜、喂雞、養豬。這種家庭生產生活模式不僅能最大限度的實現自給自足，還能將多余的糧食、蔬菜、禽蛋和肉食產品供給他人消費。某種程度上講，在中國農村，一個家庭、一個院落就是一個天然的經濟自然體。我國有13多億人口，如果大家都上了樓，誰來種菜，誰來種地，誰來養豬？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小農經濟”在不宜大規模連片種植的地方，仍然是一種科學且易于操作的生產模式。我們要做的是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業發展模式，而不是一味的全盤否定；同時實事求是地看待城鎮化的速度，而非人為地“造城”，拔苗助長；加大小型機械科研力度，讓小家小戶也能享受到現代科技發展的便利；尊重來自農民和基層干部的智慧，制度創新要取得基層認同；認清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千差萬別的客觀現實，出臺政策不能一刀切。
1981年，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起草中央“一號文件”，結束了包產到戶30年的爭論，正式確立其合法性。當時，為克服極左思潮的影響，杜潤生創造性地提出“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做法，即保守派和改革派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論和當地情況開展工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用兩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在全國推開。
道并行而不悖，這既是一種政治智慧，也是“實事求是”精神的具體體現。中國鄉村之聲農民觀察員常為中國的農業該走哪條道路爭吵不休。河南的農民觀察員認為農民工應該退出土地，鼓勵土地流轉，解決土地過于碎片化帶來的低效問題；而在深圳打工的湖南農民觀察員堅決反對農民工退出土地，一來他的老家位于山區，土地不易流轉，二來農民工養老沒有保障，一旦退出土地，大批農民工失去勞動能力后會面臨養老困境。不管哪種主張，都各有道理和龐大的群眾基礎。
在與農民的交流中，我們了解到，有些地方之所以喜歡把土地打包給種糧大戶，迫切地要淘汰“小農經濟”，其真實原因并不是要推行什么農業現代化，而是管理起來省事。還有一些熱衷于土地流轉的城市資本和村里的能人，也并不是真的要種糧、種菜，而是希望通過大規模流轉土地獲得國家的各種補助。看來，“小農經濟”被異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其自身落后，而是源于個別地方的懶政和資本對利潤的追逐，當然可能還有你我的無知和偏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鄉村之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