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空間認知上，要完成從農村建設到鄉村發展的理念轉變。
在日常交流中,更多地談論的是“城市”、“農村”這樣的字眼，而很少提“鄉村”這個概念。旅游的發展給農村帶來了新的道路選擇，讓“鄉村”以“鄉村旅游”的方式再次躍入了人們的視線。不過，只有從空間認識上真正弄清楚這兩個詞之間的差異，鄉村旅游才會有更深入的發展。
在工業化社會，之所以把某個地理空間稱為“農村”，是因為這個地理空間中主要的產業形式是農業，強調其務農特性、農業特性，關注的是從事農業生產勞動人群在特定空間的聚集。但是今天重新發現鄉村的空間價值，并將旅游填充進這個空間的時候，不是簡單地看中它的農業生產方式，而是在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并逐漸開始用后工業化的視角來看待前工業化空間以及這個空間中各種潛在的價值時，看中的是在這個地理空間當中，有著與工業化催生的城市不一樣的風光、文化、歷史傳承與人際關系，是在“鋼筋水泥叢林”待久之后，對千百年來與人類維持了更久遠關系的“籬笆泥土”的重新審視與發現。
也就是說，鄉村被重新提起，是因為它的空間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提到“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所強調的也是鄉村的空間要素。鄉村旅游創客行動的核心還是空間。把鄉村作為跟城市平等的空間，這個空間就有無數種可能，農業生產只是最傳統的一種利用方式。
一旦把“城市”和“鄉村”對應起來，重溫錢穆先生《湖上閑思錄》中對兩者關系的描述，就可以看到鄉村旅游、鄉村休閑發展的全新意義和空間。錢穆先生寫道：“一個城里人走向鄉村，他只覺得輕松解放，要休息，要遺忘。他的生活是退嬰的，逃避的。……他卻是來養息精力的。在他那孤獨與安定中，重與大自然親接，他將漸漸恢復他的心力體力，好回頭再入城市”。
只有從空間認知上完成了從農村建設向鄉村發展的轉變，開始跳出農業的傳統認知，關注這個空間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愉悅性價值、社會療傷價值，賦予這個空間更多創新的可能，鄉村旅游才能跳出對農業資源的傳統依賴，鄉村和鄉村旅游才能夠走向更廣闊的天地。
第二，文化把握上，完成從鄉村文化到文化鄉村的理念轉變。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在鄉村旅游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挖掘、整理鄉村自身的文化和歷史，讓傳統的元素在現代的消費中“復活”，為時尚的消費輸入古老文化的“血液”。這是大多數鄉村在發展旅游時都會做的工作。
可是馬上就會出現兩個問題：第一，挖掘鄉村文化，要挖掘鄉村文化中的哪個部分?如何保證鄉村文化的原真性?如何在鄉村發展的過程中還原鄉村文化的原真性?應該還原誰眼里的原真性?如此等等。
第二，我們這一代人除了挖掘、整理、傳承前人的文化外，還應該做點什么呢?如果只是傳承已有的鄉村文化，那后人會如何評價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貢獻?在文化長河中，這一代人除了“接力者”之外，還能不能扮演更值得評點的角色?
在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要明確，鄉村文化的原真性不是靜態的、固化的，而是遵循鄉村自身的發展規律的一種客觀呈現。真正決定包括鄉村文化在內的各種原真性的是這種文化、這片土地的主人，而不是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政府官員需要做的是給這片土地的主人更多的選擇方案，在這個文化、這片土地的主人的賦權范圍內進行文化的創新，用專業的智慧和執行的能力為鄉村在文化內涵和文化元素的豐富與生長上給予更多的幫助和指導，而不應該出現各種各樣“越俎代庖”的事。
相對于鄉村文化是一個客觀存在，文化鄉村則是一個主觀感知。鄉村旅游是旅游者對鄉村的文化層面的體驗，旅游者通過對鄉村傳統的文化、現代的文化、本底的文化、創新的文化的體驗，在自己的主觀世界里記錄下鄉村的圖景，是鄉村具象這個生活世界在旅游世界中的主觀投射(評價)。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變遷和市場需求，需要在挖掘傳統鄉村文化的同時，通過創意讓鄉村空間的文化更加豐富，在鄉村建設和創客行動兩者結合的過程中，給鄉村帶來更多的文化增量，通過對鄉村文化內涵的賦予和增進，培育新的文化在鄉村空間中發展，從而生長出一個文化鄉村。
第三，經濟體系上，完成從農業經濟到鄉村經濟的理念轉變。
空間認識的轉變將極大地影響到農村原有經濟體系的轉變。這一點可以從中國林區經濟轉型的軌跡中得到啟示。林區最初的主要功能就是砍樹，也就是俗稱的“木材經濟”;后來逐漸意識到只靠砍木材的不足，開始從“木材經濟”向“林業經濟”轉型，重視森林培育、木材加工以及其他副業興起，但主體仍然是木材生產;最后發現林業經濟自身的局限性，無法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均衡可持續發展，“林業經濟”開始向“林區經濟”轉型，這次從產業經濟向區域經濟的轉型，真正打開了林區經濟發展的空間。
這種經濟體系的轉型同樣適用于鄉村。鄉村不僅需要農業經濟的提質增效，需要通過休閑、旅游等非農經濟的發展來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更需要立足于鄉村空間開拓思路。鄉村是包括農業經濟在內的多元經濟類型協同共生的空間。在這個大空間，上演的不再是農業經濟這個“樣板戲”，鄉村將是“百花齊放”、“劇目豐富”的大舞臺。
相信鄉村為創客行動所提供的創作和創新的空間一定比只圍繞著農業經濟做文章時要大得多。在鄉村這個大舞臺上，拓展訓練、高端會議、稻田酒店、主題民宿、農機展覽、文人雅集、露天電影、先鋒劇院、鄉間民謠、鄉村音樂、播種收割、藝術創作，如此等等，都可以與鄉村傳統相得益彰。總之，經濟形態的多元豐富、協同共生是推動鄉村經濟不斷向前發展的根基。
第四，發展理念上，完成從消費鄉村到鄉村消費的理念轉變。
城市人旺盛的消費能力為鄉村帶來了新的繁榮，讓很多鄉村重新煥發了生機。但這并不說明城里人成了鄉村人的“救世主”，相反地，可以說因為城里人“走得太快，靈魂跟不上了”，鄉村人容留了城里人“被拉下的靈魂”。
實際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鄉村一直是“被消費”的角色。鄉村以自己的付出、代價支援了城市的發展。這其中包括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戶籍制度實施后造成的城鄉不平等(教育、消費、發展機會等)、農村土地征用補償等方面做出的“犧牲”。如果在新的發展時期，鄉村還要為城市人的“鄉愁”去服務，將鄉村視為城市人記得住鄉愁的空間載體，那么發展鄉村旅游的出發點就走歪了。
發展鄉村旅游的根本是要為鄉村發展找到新的道路，發展鄉村消費。盡管城市人希望有一個兒時、記憶中的鄉村去重溫、回望、體驗，但人們不能冀望讓鄉村再度成為城市的“附庸”，鄉村不是為城市人的鄉愁而保留的物理空間和憑吊載體。不同于城市人，鄉村人對鄉村的期望是生態依然青山綠水、生活富足現代、鄰里關系和諧的美麗鄉村、魅力鄉村。在他們眼里，鄉村應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因此，在發展鄉村旅游的過程當中，一定要發自內心地敬畏鄉村、幫助鄉村，而不要再想著去對鄉村有更多新的“剝削”。
對鄉村的敬畏既是城市對鄉村所作“犧牲”的反省，也是對生養我們的這片土地的感恩。相對于短暫的城市化進程而言，那片土地才是穿越了漫長的歷史的“家園”。在發展鄉村旅游的過程中，應秉承樸素的思想，采取各種必要的措施，讓每一個鄉村的居民都能夠參與其中而獲利。
只有這樣，鄉村消費才能落實到鄉村人的消費上。只有這樣，鄉村人的消費能力才能提高，消費選擇才能多樣，消費福利才能增進。只有這樣，城市與鄉村才能在一個平等互見中聯系、交往、融合，新型的鄉村形態才能孕生，城鄉一體化才是一個真正可以實現的藍圖。從這個意義上看，從消費鄉村時代對鄉村的“攫取”，到鄉村消費時代對鄉村的反哺，所展現的將不僅僅是發展理念的轉變，更是人性光輝的閃耀。
第五，治理模式上，完成從村民自治到精英共治的理念轉變。
鄉村發展往往容易出現兩種極端。一種情況是，由于血緣、家族等因素，本地的村民非常團結，外部力量很難進入，鄉村發展完全依靠內在的力量。當鄉村社會是封閉運行、自我發展時，這種模式可以很好地保持鄉村社會的穩定。但如果鄉村社會的發展需要依賴于引入外部需求、在與外部的交流中發展的話，那么由于鄉村原住民對外來需求了解不多、不透，就無法更好地在本地供給能力和外部需求結構之間尋求平衡。盡管通過村民自治方式發展鄉村旅游，可以將外部引入的消費全部沉淀在鄉村，但要想在總量上有更好的發展、要想通過旅游把鄉村消費的“盤子”做得更大，必然會面臨諸多困難與問題。
另一種情況是，因為在鄉村發展過程中，缺乏發展所需資金、人才，需要外部引入投資者，結果外來精英在鄉村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外來精英的發展理念、利益訴求及文化理解很可能會跟當地居民存在沖突，在利益分配中往往也更強勢。因為利益分配不公平而導致鄉村居民與外來資本之間的矛盾沖突時有發生，形成所謂“刁民”與“奸商”的對立。
上述兩種方式都無助于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鄉村旅游發展的治理模式上，需要根據具體開發方式的差異(“設施投資、項目建設”模式、“整村開發、全面啟動”模式)，有效推動外來精英與當地居民之間聯合共治。
一方面，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引導鄉村成立旅游協會等相關組織，以便鄉村居民通過組織的形式提高議事、談判能力。除了貫徹國家有關農村土地改革政策外，還要積極探索鄉村居民在宅基地以及集體土地等土地所有權方面的創新，通過資源所有權方面的改革來增加當地居民在談判中的砝碼。
另一方面，政府要轉變思路和工作方式，不再代行當地居民的談判權利;涉及當地居民所有權的交易與合作時，要構建“政府—投資者—當地居民組織”三方協商談判機制。在全域旅游成為越來越多旅游目的地基本發展理念的情況下，“境化吸引物”的所有權歸屬問題將日益重要，在引進資本的過程中，如何有效處理這部分吸引物的所有權并實施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也是未來鄉村旅游發展中外來資本與當地居民能否和諧相處的關鍵。
第六，族群進化上，完成從走出鄉村到走進鄉村的理念轉變。
現實的觀察是，鄉村居民不斷地向城市流動，并導致很多“空心村”和“城中村”的出現，無論對鄉村還是城市而言，這都是棘手的問題。鄉村人口流入城市，為城市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同時也要看到，鄉村人口進城后未必能夠適應城市的節奏。錢穆先生寫到，“一個鄉里人走向城市，……懷抱著滿腔的熱忱與血氣，運用他的智慧情感意志氣魄來奮斗，……同時卻也是來消散精力的”。
鄉村人走進城市是不是能夠找到自己的路和滿意的歸宿，還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而可以肯定的是，走出鄉村的人一定是鄉村建設和發展最需要的人，尤其是走出鄉村的往往都是年輕人。一個鄉村發展如果不能吸引更多年輕力量的加入，衰落是必然的命運。
怎樣才能讓更多的當地居民愿意留在鄉村、從鄉村流走的能人重新回到鄉村，甚至讓更多的城市人群愿意走進鄉村呢?
在這方面，我國臺灣地區民宿的發展可以提供一些借鑒。目前大陸很多地方都在學習臺灣的民宿，但多數都沒有深挖臺灣民宿背后的反向流動機制。臺灣地區民宿經營者中有很多城市人，這既包括原來從鄉村出來的城市人群重新回到鄉村，也包括原來在城市生活的人開始走進鄉村。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族群進化以及這種城市人群向鄉村流動背后的新理念推動了臺灣民宿的發展。這個新理念就是“新財富革命”。“新財富革命”認為，財富不僅僅是錢，財富還表現在健康、心態等方面。相對于犧牲健康拼命掙錢、然后用掙來的錢不斷放到醫院里為自己的健康買單的行為，這種走向鄉村、發現自我、升華自我的做法更值得倡導。人們在為鄉村更好地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也讓自己能夠更加心安理得地在健康的環境中找到新的自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旅游報》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