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印度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數量少得驚人，這使得許多高工資的工作沒有人做。本文表明，印度勞動力市場的這種不合理分配，部分要歸因于其完善的農村保險網，這種完善的保險網為成年男性繼續留在村莊提供了激勵。給富裕家庭提供私人信貸或者給貧困家庭提供政府安全網的政策，將鼓勵更大程度的城鄉移民，但也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勞動力市場）分配結果。
在印度，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率極低，根據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數據，在1961-2001期間，印度城鄉人口的變化說明，工作年齡的成年男性（年齡在25-49歲）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率從4%到5.4%不等。
在2005年進行的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印度人口發展調查的數據顯示，印度男性的進率為6.8%，而印度人口和健康調查機構（DHS）對男性的抽樣結果顯示，進城率為5.3%。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些數據，我們對比了巴西的情況，1997年巴西DHS數據顯示巴西男性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率幾乎是印度的兩倍，為13.9%。
印度異常低的進城率也可以通過其城市化率反映出來。圖1顯示了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尼日利亞這四個大的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我們可以看到，在1975年，這四個國家的城市化率都很低，但是到2000年，印度卻已經遠遠落后于另外三國。
圖1 1975—2000四國城市化率的變化
Source: UNDP2002
先前的研究已經表明，印度的城市化率比其他類似的發展中國家要低整整一個百分點。除此之外，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也比其他人均GDP相當的國家低了15%。
也許最相關的就是與中國的比較。盡管中國有土地所有權的限制，但是在過去三十年里，中國經歷了爆炸式的經濟增長，也伴隨著史無前例的城鄉移民，而印度并沒有類似的明確限制，但是卻沒有類似大規模的城鄉移民，這需要進一步的分析。
比較城鄉工資差距
關于印度農村到城市的低遷移率，是否是因為城鄉工資差距下，從而降低了勞動力移民到城市的欲望？我們在圖2中比較了印度和中國、印度尼西亞的城鄉工資差距。
圖 2. 三國間的城鄉工資差距比較
Source: 2006Chinese mini-census, 2007 IFLS, 2004 NSS
為了避免教育在城鄉勞動力市場回報差異的混淆，我們僅關注受小學以下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在城鄉兩個勞動力市場，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勞動者會從事簡單而卑微的工作，所以他們的工資差距可以解釋為一個城鄉套利的機會。
圖2顯示，印度的城鄉工資差距超過了45%，事實上遠高于另外兩個國家只有10%的工資差距。盡管城市工資高于農村工資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城市的生活成本更高，但當我們考慮生活成本的差異后，印度工資差距下降到27%。
盡管中國和印尼的數據不允許我們做出相同的調整，但這些國家名義的工資差距其實就是實際工資差距的上限。由此可見，相比中國和印尼，印度的實際城鄉工資差距至少比這兩國要高16個百分點，很顯然，一些摩擦性因素阻止了印度的農村工人去追求更有利可圖的工作機會。
農村保險對勞動力流動性的負面影響
在我們看來，印度勞動力的流動性之所以這么低，是因為農村保險網絡運行良好，同時包括政府安全網、私人信貸在內的正式保險網絡缺位。
當保險網絡比較活躍的時候，收入增加的家庭會以現金或實物的形式，向保險網中一個或多個受到負面收入沖擊的家庭提供緩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平滑了每個家庭的消費，并使得風險厭惡型的家庭生活得更好。
構建這種保險網絡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保證網絡里的各個家庭實施救助承諾，而社會制裁有助于解決這個承諾問題，不出所料，全球范圍內的互助保險安排都是圍繞著行之有效的社會組織而組建的。
在印度農村，非正式的保險網絡基于種姓構建。在印度，婚姻的基本規則并不允許不同種姓之間的通婚，同種姓家族之間都存在頻繁的社會交往和密切的聯系，這使得成千上萬的家庭盡管分散在村莊，但卻能支撐異常廣泛的保險網絡。
有成員移居到城市的家庭，就會更少被納入到農村種姓保險網絡，原因主要有兩個：
首先，已經進城的勞動者不會因為違背救助義務而輕易被種姓保險網絡所懲罰，更重要的是，與回到村子相比，他們的家庭現在有優越的外部選擇（如果家庭被排除在保險網絡之外）。由此可見，有成員移居到城市的家庭，其在未來遵守救助承諾的可信度要低于同等條件、但沒有成員進城的家庭。
第二，還存在移民收入不能被觀察到的信息獲取問題。如果家庭被保險網絡視為一個集體單位，那它總是有動機謊報其遷移到城市之后的收入。
如果農村勞動力進城增加的收入少于因保險網絡收窄造成的損失，那么勞動力就不會流向收入更高的區域，大幅的城鄉收入差距將持續存在；而且，這種非正式的保險網絡越發達，勞動力市場的扭曲程度就會越嚴重。
克服對勞動力流動限制的策略
為了不限制勞動力流動，一個策略是把一個村的成員作為一個整體搬遷至城市，這樣，這些成員之間就可以互相監督、實施集體懲罰、解決信息獲取和實施承諾等，同樣，他們也可以互相幫忙找工作。
印度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確實具備以種姓為基礎的城市網絡的形成和演化的特征，有時甚至在多個代際之間存在。但是，這個策略的一個不足之處是，在這種社區內，為了啟動新的網絡需要足夠大的沖擊，而這樣的沖擊卻很少發生。因此，成員相對較少的種姓社區（偶然地）可以輕松整體遷移，但絕大多數潛在移民在需要遷移的時候會缺乏社會性的支持。
第二個策略旨在通過降低信息獲取和執行難度來減少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也就是臨時遷移策略，也叫季節遷移，這種勞動力流動在印度逐漸在增加。但是，臨時遷移策略的主要不足是它不會滿足許多特定的公司或者具備特定學習任務的公司簽訂長期勞動合同的需要。
這兩種策略都將會被用于農村家庭和種姓家族之間來促進流動，但是我們研究的中心假設是，大多數成年男性會因為在農村保險網絡遭遇的損失而放棄進城，由此，鑒于城鄉之間存在較大的工資差距和男性勞動力的低流動性，勞動力市場就難以出清。
測試保險網絡和移民之間的聯系
測試我們上述假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比較兩個不同群體（享受種姓保險網和不享受種姓保險網）的人口遷移率，但是這樣的測試是不可行的，因為種姓網絡無處不在。為此，我們采取的方法是在同種姓內，找到從種姓保險中獲益比較少的家庭，然后繼續分析這些獲益較少的家庭是否有成員遷移到城市。
描述保險網絡的一種方式是它組織了幸運成員（暫時的）和不幸成員之間的財富轉移。另一種等效描述互助保險的方法是通過網絡把每個時期所產生的收入匯集，然后在家庭分布的基礎上，預先確定收入分享規則。
大部分對互助保險的研究都涉及事后風險共擔的程度——也就是說，很大數量的家庭都愿意提供轉移一旦他們的收入被了解，同時，網絡的規模和收入分享的規則也被考慮在內。但是為了獲得網絡和永久移民之間的聯系，我們需要退一步并分析事前參與決策和收入分享規則的優化設計。
在我們的框架中，家庭既可以留在村里參加保險網絡，又可以把一個或多個家庭成員送到城市，增加他們的收入但失去保險網絡的服務。這時候，收入分享規則就被用來權衡決定哪些家庭選擇留下來。
一個標準的經濟學假設是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如果假設成立，然后生成的保險安排的總剩余可以改善收入再分配，那么這樣相對貧窮的家庭平均消費就會超過收入。這種再分配的收益必須權衡網絡內成員的獲取成本以及伴隨而來的規模下降，因為相對富裕的家庭將更可能會離開，而越小的網絡越不太能夠穩定消費。
我們發現，在合理的條件下，收入分享的規則將被設置來保障一定數量的分配平衡。這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相對富裕的同一種性的家庭從網絡中的獲益減少，因此更可能移民。這是我們提供的第一個預測理論。
盡管印度的男性永久移民率極低，但是女性結婚時總是搬到不同的村莊。這種與婚姻有關的遷移擴大了種姓網絡的范圍，增加了收入的多樣化。通過一個類似的論點，男性家庭成員的遷移分散了家庭的收入，因此通常認為這降低了家庭的收入風險。
框架中隱含的假設是，在印度的社會背景下，保險網絡的損失可以通過以成年男性占主導地位的家庭遷移帶來的收入多樣化中彌補。此前，農村家庭收入面臨更高的風險，因此，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保險網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不太可能有男性愿意移民。這第二個預測是區分我們的理論和其他解釋印度城鄉工資差距大和低移民率理論的關鍵所在。
缺乏流動性的另一個解釋是，沒有種姓網絡的支持，個人不能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其他的解釋也包括種姓制度中的諸多限制加劇了相對富裕的家庭退出該網絡的步伐。但這些解釋意味著面臨更大的農村收入風險的家庭應該不太可能會移民。的確，如果缺乏保險網絡，我們就會做出相反的預測，這些家庭就會讓成員移民到城市使得他們的收入多樣化。
移民的權衡: 保險網絡的損失和收入多樣化之間的對決
我們現在開始對我們的理論進行評估，我們的理論表明在種姓家族之間有大量的收入再分配，依據是從印度ICRISAT面板調查和最近（2006年）的農村經濟發展調查（REDS）以及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對印度農村家庭的調查還有由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在過去四十年間的多個時間點調研所獲得數據。
跟進這一最新結果（根據2006年農村經濟發展調查對農村的人口普查數據），我們發現種姓家族內相對富裕的家庭更有可能把一個或多個家庭成員送到城市，永遠離開村莊。
強調農村收入風險在移民決策中所起的作用，我們也發現，農村收入中，變異系數較高的家庭——那些從農村保險網絡中獲益更高的家庭——不太可能移民。另一個結果直接支持我們模型的關鍵假設，即移民應該跟保險網絡服務的損失相關聯。
在發現證據與理論相一致的基礎上，我們繼續估計模型的參數結構。移民和收入分享規則在模型中都被共同確定。我們對收入分享規則的估計表明，在種姓家族之間存在大量的再分配，這與證據的描述與理論的測試結果相一致。
正式保險對移民的潛在積極影響
用反事實模擬的方法來量化正式保險對移民的影響（不考慮農村網絡保險），我們可以發現，擁有移民成員的家庭會在風險分擔方面獲得50% 的改善（這還是有一部分來自于完整的風險分擔），這些改善也會使得移民率兩倍以上的增加——從4%到9%。相比之下，在正式保險方面沒有任何改變的情況下，幾乎下降一半的城鄉工資差距——從18%降到10%僅僅減少了不到一個百分點的移民率。
另一個反事實模擬用來研究下面這個政策的影響，即通過給富裕家庭提供私人信貸或者給貧困家庭提供政府安全網來鼓勵移民。這些政策在最開始產生了特別引人注目的成果。由于私人信貸的自由化，富裕家庭退出保險網絡所造成的損失被移民所帶來的好處所彌補，這大大增加了他們的遷移率。
但是對于他們種姓家族中那些相對貧困的家庭，并不能直接從這項政策中受益，甚至在以下兩個方面變得更壞：
首先，保險網絡的規模和范圍因為富裕家庭的退出而減小，這使得它變得越來越沒有作用，并且使得一直存在的家庭消費差異更加嚴重。
其次，為了讓一些富裕家庭留在這個保險網絡中，再分配的水平（由收入分享規則決定）將下降，這將會降低貧困家庭的消費水平。
以增加城鄉人口遷移率為出發點的公共政策如果取得成功可能會因此產生意想不到的分配結果，這就強調了發展中國家在政策制定時需要考慮底層網絡聯系。
翻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牛帥文
本文選自Microeconomic Insights博客，作者Kaivan Munshi為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Mark Rosenzweig為耶魯大學經濟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思想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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