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06年農業稅的取消，農村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比如越來越如閻云翔所說的“原子化”與“個體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基層干部與群眾的聯系減少所致。然而，種種政策的變革與農村自身的發展（可以用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來形容當前的農村轉型），會帶來對農村直接的影響。有學者斷言，當前中國三農問題研究已經陷入到“終結”的危機當中，換而言之，就是已經沒有什么“搞頭”，筆者不敢茍同。竊以為，伴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村現在的主要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農村的土地流轉問題。“誰來種地”是目前討論的比較熱的一個話題，主要是因為城市化的進程過程中，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入城鎮當中，而“老人農業”日漸衰退，他們甚至直接拋荒。筆者在調查H省的一個地方發現，在還未有“大戶”入駐之前，農村的土地呈現出兩種發展模式：一個是轉租給他者，多半是“相好的”或者“親戚”。之所以是這些人的主要原因在于，信任感。當“我”不想在城市了，還可以回去收回土地，有一個保障機制在其中，往往他們處于彼此的信任而不簽訂合同，而且轉租的費用也較市場低。但是，并不是說，在其他的地方就如此。如今的土地私有權與繼續集體所有制爭執不下，到底該如何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是未來的一個爭論焦點。
第二，農村的扶貧問題。7000萬的農村貧困戶，到底該如何幫助他們脫貧致富？這是當前擺在學界和政界的一個難題。有的地方，直接打出“要致富，先立志”的標語，鼓勵當地農民有志氣把自己“搞的富起來”。關鍵是，沒有資源和渠道，怎么富？有的地方直接采取“一幫五”的策略，即但凡黨員干部，無論收入多少，都去幫助他們脫貧，采取的是自己直接輸血的方式，長期來看，并不是個好辦法，反而可能造成黨員干部一起貧困。為了不得罪領導，完成指標的如此扶貧方式，是不可取的。扶貧問題的重點在于，引入資源和技術，轉變農民觀念，比如有“互聯網+”思維，由此在富農治村的背景下，一起富裕。筆者還通過調查發現，有的地方直接培育農民組織，這樣大家互幫脫貧，前提是需要有一個得力的組織者。
第三，農村的政治問題。鄉村政治主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鄉村選舉問題，一個是政治沖突問題。前者往往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就開始被學界注意，比如張厚安等人，在基層進行村民自治的實驗。如今的鄉村選舉陷入到一個癱瘓的地步，有的地方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來當村干部，且有的地方，直接無人愿意干這個“吃虧不討好”的事情。伴隨著農業稅的取消，“油水”等可以撈到的外快減少，而且稍不注意，還容易得罪農民，故而無人愿意。選舉當中，也存在賄賂等現象，學界有人建議，一方面，村民自治的落實才是唯一的出路，另外一方面，賦予農民的公民身份對待，以此來解決他們的維權和使用權利的困境問題。同樣，沖突的政治往往并不是選舉而引發，而是利益糾紛。往往多半的集體上訪、群體性事件等都是利益的沖突演化為政治的沖突，但是農民依然還是在訴求利益，而不是權力。
第四，農村的社會保障問題。第二次醫療合作給農民了一定實惠，但是大病依然是“等死”或者“自己想辦法”（自殺），這是當前農村的醫療保障發展不力所導致的。農民最害怕的消費，主要是三個方面：第一，醫療費用；第二，教育費用；第三，人情費用。所以，如果看病貴，看不起病，那么無疑會導致農民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并且還可能導致家庭的入貧。同樣，教育費用如果不下來，那么一個家庭從小學到大學畢業所花費的10多萬，于農民而言，是很大的一筆數字。還有人情越來越高，有的直接“趕”到500-1000不等，這是農村現在很大的一個風俗轉變。這些都給農村家庭造成了負擔。還有農村的養老，如今多半采取的是“子女養老”，這也是農村的一個幾千年的傳統，但是“子女養老”與“家庭養老”真的可靠嗎？在城市化的今天，他們不但不能養老，還不得不幫助子女看管孩子和照顧家庭，甚至繼續從事體力勞動。
第五，農村的留守兒童問題。農村留守兒童，特別是類如畢節地區的災難，讓人深思。他們往往是因為父母去城市打工，但是又因為戶口、生活成本等得不到解決，從而很難跟隨父母一起去城市里生活，入學。在農村，他們多半與爺爺奶奶等親戚一起生活，一方面，有人照看，父母也放心，另外一方面，開銷小。比如農村的上學費用等就相對較低。那么，問題也就來了，當缺少父母監管和愛的留守兒童成為問題的時候，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不僅僅是他們是否能夠成才，更是擔憂他們的生命保障。
第六、農村生態安全問題。生態安全這幾年提的比較多，特別是媒體的大肆報道，讓人們越來越關注農村的公共衛生安全。一方面，對于飲水、呼吸等都有影響，另外一方面，容易造成土地的板結，不利于循環使用。由此，農村生態安全危機造成了農村的生活垃圾，污水到處都是。這與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第七，農村的食品安全問題。在農村，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假冒偽劣的商品充斥在小賣部里，看似便宜，但是并不安全。這不利于農民的健康，更不利于在家中的小孩成長，因為父母或者爺爺奶奶喜歡帶他們吃這些不衛生的零食。有的甚至因為爺爺奶奶的照顧不周，而得口蹄疫，就醫也不方便，故而這對于兒童的成長很不利。
第八，農村的風俗問題。近些年來，從B省的跳艷舞到各種農村的鬧婚事件等，都看得出我們越來越關注農村的風俗。風俗，固然是長久形成的，但是在簡化的同時，也流變為流氓文化，低俗文化。風俗的治理，可以用法治來引導，但是關鍵是農村觀念的轉變。同樣，需要法治治理的還是“打牌成風”。筆者曾經與一位鄉鎮干部訪談的時候得知這么一個事情，某省領導到F村視察的時候，當地到處都是打牌的現象，當這位領導走進該村的一戶農家，有人在不知道其是來視察的官員的情況下，喊其一起來玩。可見，賭博對于鄉村而言，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并且我們調查H省的一個農戶，國家的直補錢，他們直接用來打牌，并且補的越多，打的越大。這是一個什么問題？本來國家是為了減免農民負擔，但是他們并不“領情”，而是把直補得來的錢用來揮霍。
第九，鄉村債務問題。鄉村債務可謂是一筆爛帳，現在的情況是，采取“能拖一天是一天”的解決辦法。以往，因為農委會的“利息”高，很多農民把錢不是存入銀行而是存入到村集體的手里，由村干部來保管。這種集資，因為各種原因（比如換屆等），導致農民的錢最后要不回來了。還有村債務的產生，是因為村里欠其他機構的錢。村莊的合并，往往也容易導致這筆錢是“死賬”，《黨建文匯月刊》的一篇2006年第11期的文章《全國鄉村債務規模巨大》表明，這個數額達到了5355億，平均每個縣就有2億多。如何解決？
第十，農村的離婚問題。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很多農民到城市成為“二等公民”，也稟賦了兩種角色，一個是工人，一個是農民。據《論農村離婚案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一文表面，“當前農村離婚糾紛越來越多，其主要原因是打工外遇、婚外生情、草率處理婚姻問題、重婚、非法同居或包辦買賣婚姻等違法行為、家庭暴力的存在等。”有的為了保全家庭，在城市組建“臨時夫妻”，過年過節，和家人團聚的時候，互不干擾。這是一個多么有意思的現象。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因為上述原因導致的離婚，不僅僅會增加犯罪的概率，而且還會導致農村的孩子，成長過程中得不到該有的愛護，最后往往容易走向失范當中。這并不利于我國社會穩定建設。
第十一，鄉村建設問題。建設新型農村一直是一個熱點問題，當前有的村莊開展旅游業，引入一些資本，特別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打出自己的品牌，搞農村生態游等。還有的，采取政府補助一些，自己掏一些，建設一些在馬路邊的新房子，讓土地整合起來更為容易，也讓農民生活的更“高級”一些。這都是惠民工程。有些學者，已經注意到臺灣、韓國、東南亞等地區的農村建設，甚至把目光投向德國等歐洲國家。通過外部的“經驗”來解決中國本土的問題。但是基于文化的同類，更多的是在思考臺灣的經驗。
這是我國當前的十一個農村的問題。有的則相當嚴重，有的則稍微嚴重一些，但是就目前而言，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依然困擾著基層政府和學界相關領域的一些研究人員。如何破解這些問題，是接下來我們進行深入研究，提出對策的重中之重。基層是中國的根基所在，只有把9億農民（包括2億農民工）的生活安危處理好了，那么中國的發展才真正的可以說得上是“真發展”，而不是形式主義，“口號上的發展”。同樣，解決這些問題，有的則需要政府和市場的合力來完成，通過引入市場來解決農民的一些問題，比如電商下鄉等。讓他們真的能富裕起來，擺脫貧困。所謂的小康社會，也就距離我們的農民們不遠了。然而，問題遠非只有扶貧這么一個。這些農村轉型期所遇到的問題，解決起來并不簡單，但是需要社會不同的主體來齊心協力，特別是需要政府的引導。
作者系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城市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知識分子社會學、網絡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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