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發布的《2016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顯示：高等職業教育成為農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徑，高職院校農家子弟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已達到53%。高職畢業生月均收入連續五年增長，畢業3年后月收入5020元。
高等教育作為社會流動的重要渠道，為農家子弟提供了階層跨越和人生突破的通道。農家子弟要想融入城市，實現從“農村人”到“城里人”的角色轉變，接受高等教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徑。“過半高職生為農家子弟”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農家子弟擁有“跳出農門”的機會，能夠過上比祖輩、父輩更加體面、更有尊嚴的生活。
高職院校農家子弟的逐漸攀升，既得益于國家大力發展高職教育的公共政策，也和農村家庭教育觀念的轉變密不可分。伴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普通高校畢業生不僅面臨著就業困境，薪酬待遇也不盡如人意；與之相對應的是高職畢業生不僅好就業，而且收入并不錯。在理性選擇深入人心的當下，高職教育的社會認同不斷提升，“過半高職生為農家子弟”在本質上是價值排序更新的產物。
高職畢業生薪酬待遇較好，說到底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一種體現。高職畢業生大都為實用型、技能型人才，勞動的價值可以迅速轉化；而普通高校培養的畢業生，有一些并不具備扎實的學識和較強的創新能力，所從事的工作具有很強的可替代性。與其讀一個二三流本科高校，還不如讀一個高職院校，成為不少農村家庭的“生存理性”。
“過半高職生為農家子弟”既有主觀上的主動選擇的因素，也和堅硬現實的擠壓有關。在城鄉教育資源失衡的格局下，“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旋螺”一旦成為一種常態，就會加劇階層之間的鴻溝。利益固化、階層板結的“寒門難出貴子”盡管存在有失偏頗的地方，但農家子弟進入重點高校變得越來越困難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結構中，農村學生大多都分布在中下層，優質教育資源相對缺失的地方高等院校以及高職高專院校聚集了大量的農家子弟。在農村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整體提升的同時，進入綜合型、研究型高水平大學的農家子弟的比例卻在降低。近年來，國家從“弱勢補償”的角度出發，對農村學生給予一定的傾斜和照顧，提升了農村學生上重點大學和本科院校的機會。盡管如此，大多數的農家子弟依然只能進入高職院校求學。
對就業前景的預期也在制約著農家子弟的選擇。在分析就業現象時，美國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曾提出了“弱關系”和“強關系”的概念。所謂“弱關系”，是指和聯系不頻繁的人的關系，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強關系”。實證研究表明，當前社會求職過程中“強關系”的力量更為強大，家庭背景、社會關系深刻影響就業質量。
置身一個人情社會、關系型社會，就業不公平競爭依然是農家子弟不得不承受的痛點。農家子弟所依靠的熟人網絡在社會資源配置格局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通過“強關系”幫助他們就業的能力十分薄弱；缺乏社會資本、“無爹可拼”的農家子弟只能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人力資本，能夠學會一技之長、靠本事安身立命的高職教育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次優選擇”。
教育對一個農民家庭的意義之大，可以從路遙先生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哥哥孫少安對弟弟孫少平說的一句話里體現出來。這位后來被稱之為農村首批萬元戶，也經歷了諸多坎坷的農民說，“這家里只要有一個上學的，這個家就有希望。”教育對于一個農民家的孩子來說就如一盞明燈，能夠指引著他掙脫土地的束縛，并且還意味著整個家庭有機會借此過上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也正因為此，筆者認為，“過半高職生為農家子弟”既讓人喜悅，也讓人擔憂。
撥亮高等教育這盞希望之燈，激發社會活力，需要在提升教育公平上多一些改革和創新。一方面，要通過教育信息化等多種手段，縮減城鄉之間在教育資源上的差距，讓農家子弟有更多平等機會去參與公平競爭；另一方面，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釋放利益空間和發展空間，讓規則公平得到守衛，讓機會充沛“不擇地而出”。只有讓社會流動渠道更加暢通和多元，讓農家子弟擁有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整個社會才會更有生機和活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2016年07月27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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