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生活垃圾問題主要是現代工業消費品進入鄉村后產生的。從問題導向思考，鄉村生活垃圾需要重新定義，至少需要集中處理的鄉村生活垃圾需要重新定義。
生活垃圾需要集中處理，集中程度與運輸費用支出能力又構成約束。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是有限收集、集中處理。
將生活垃圾適度集中，建設一定規模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具有較好的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是值得總結推廣的模式。 我國目前有村莊320多萬個，生活在鄉村的人口數量大約6億。隨著鄉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種現代工業生產的日用消費品普及，必然產生大量的生活垃圾。大量生活垃圾無序丟棄或露天堆放，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不僅占用土地、破壞景觀，而且還傳播疾病，影響環境衛生和居民健康。鄉村生活垃圾收集處理已經成為建設“美麗中國”的短板。
一鄉村生活垃圾的關注重點對于城市居民來說，生活垃圾的定義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或者為日常生活提供服務的活動中產生的固體廢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視為生活垃圾的固體廢物。主要包括居民生活垃圾、集市貿易與商業垃圾、公共場所垃圾、街道清掃垃圾及企事業單位垃圾等”。目前，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日產生量（不包括廢品）一般為0.8-1.0千克。但是對于鄉村，如果還沿用這樣的定義，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可能比城市的要高。家庭燃料產生的灰土量明顯會高，鄉村可生物降解有機垃圾產生量大，這些垃圾包括瓜果皮、蔬菜剩余物甚至農作物秸稈剩余物等。
如果沿用上述生活垃圾的定義，鄉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會面臨很多難以克服的障礙。如：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把鄉村的大量生物質類垃圾集中運送到縣級填埋場進行填埋處理，如果填埋場運行管理不到位，實際的結果可能是把原來分散的垃圾污染變成集中污染；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把鄉村的灰土類垃圾集中運送到縣級填埋場進行填埋處理，否則不僅耗費運力，而且占用縣級填埋場庫容。這也是很多人批評“鄉村生活垃圾集中到城里處理的原因”，他們認為，自古以來，都是把城里的垃圾運到城外處理，對“把鄉村垃圾集中運到城里處理”難以理解。
如果沿用上述生污垃圾的定義，鄉村生活垃圾處理就會引導為生物處理為主。如浙江安吉縣針對有機垃圾處理總結了五種模式：自然生化堆放處理、垃圾集中處理機、沼氣發酵處理、堆肥器處理和生化處理機制肥。浙江一些村鎮使用太陽能處理垃圾，金華市金東區塘雅鎮，有一座8個村聯建、采用太陽能技術的新型堆肥房，每天能處理3噸以上垃圾。該區已為442個村配備了305座太陽能堆肥房。不管是好氧堆肥還是厭氧產沼，處理對象只能是可生物降解有機垃圾，以塑料包裝為代表的現代日用消費品產生的生活垃圾還是需要集中處理。實際上鄉村生活垃圾處理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鄉村生活垃圾問題主要是現代工業消費品進入鄉村后產生的。從問題導向思考，鄉村生活垃圾需要重新定義，至少需要集中處理的鄉村生活垃圾需要重新定義。具體地說，生物質類垃圾、灰土類惰性垃圾可以就地處理，不適宜集中處理。需要集中處理的生活垃圾就是以塑料包裝為代表的現代日用消費品產生的生活垃圾，通俗地說，需要集中處理的生活垃圾主要指“城里來的垃圾”。這樣，需要集中收集處理的鄉村生活垃圾量就會顯著減少（根據調查，人均日產生量只有0.2千克左右），其收運頻次可大幅度降低，相應收運處理成本也將大幅降低。
二鄉村生活垃圾管理面臨的挑戰“村收集”模式無法實現專業化，垃圾池衛生狀況差由于村級單位居住人口少，小的村幾百人，大一些的村也就上千人，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量不到1噸。如果各村負責收集，難以配備專業化車輛，人員（駕駛員）成本也很高。對于經濟不發達地區，農村垃圾收運只能選擇農用車或拖拉機作為收運車輛；對于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即使上級政府出資購買專業垃圾車輛，由于垃圾量少，一天裝不了一車垃圾，至少也需要一個專門駕駛員負責收運，這樣的收運成本大多數村也難以負擔。
近幾年，全國許多地方開始重視生活垃圾收集，許多地方建設垃圾收集池（見圖1）。但由于缺少垃圾分類管理，垃圾池成為蚊蠅滋生地，環境衛生狀況差，難以滿足衛生要求。
鄉村生活垃圾收運成本高現有的口號是“村收集、鄉鎮運輸、縣處理”，現有的技術標準和規范都要求鄉鎮建設轉運站。建設垃圾轉運站本來是為了降低運輸成本，同樣由于這些轉運站投資高，使用效率低，如果全成本核算，通過轉運站轉運，生活垃圾收運成本不是減少而是大幅度增加。但為什么各地還要不斷建設？因為這些建設費用來自上級部門，一般不計入成本。例如，海南某地采用村收集、鎮轉運、市處理的方式，為了推進生活垃圾的收集轉運工作，建設東、西、南、北四個片區五座生活垃圾轉運站，總處理規模280 t/d，總投資3760萬元。5座轉運站年實際收運生活垃圾量約5萬噸，平均運距不到20千米，如果按照噸公里2元估算，采用直接運輸，垃圾收運費用也就200萬元，比垃圾轉運站投資的年財務費用還要低。如果把這些垃圾收運工作量承包（或特許經營）給一個公司，就不需要建設轉運站，收運成本也會大幅降低。鄉村生活垃圾集中填埋處理，污染控制難、成本高、難以持續。一些地區采用“村收集、鄉鎮運輸、縣處理”模式，一方面運輸距離如超過20公里，運輸費用難以承受；另一方面，即使運輸到縣級填埋場，由于這些填埋場規模小，受經費、管理水平、人力資源等因素影響，這些填埋場又成為“規范”的堆放場，使農村生活垃圾由之前的分散污染變成集中污染。此外，填埋場持續占地也使得這種方式難以為繼。對于日處理幾噸到幾十噸的小填埋場，每立方米容積的投資大都在100元以上，對于日處理幾噸的小填埋場即使是簡易填埋，每立方米庫容的投資也接近100元（見下述3例），如果再加上運行費用，并考慮實際收集垃圾量小于設計規模的因素，這些小規模的衛生填埋場總成本費用將在200元/噸以上（還不包括土地成本），高于一般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成本4倍以上。
案例1：青海省興海縣溫泉集鎮簡易垃圾填埋場，設計庫容1萬立方米，日處理垃圾量2噸，設計使用年限10年。項目工程總投資88萬元，折合每立方米庫容88元。
案例2：湖北省恩施市宣恩縣李家河鄉集鎮垃圾填埋場工程，占地面積13畝，平均日處理垃圾規模為2噸，一期填埋區庫容不小于8000立方米。該工程總投資100余萬元，折合每立方米庫容125元以上。
案例3：河南省洛陽市欒川縣冷水鎮一座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填埋庫容11.42萬立方米，規劃占地52.5畝，日處理能力25噸。 項目總投資1600萬元，折合每立方米庫容140元。
填埋沒有出路，一些地區開始推行小型焚燒，但投資成本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鄉村生活垃圾在不能進行填埋的條件下，很容易想到焚燒處理。2008年以來，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廣西等地先后建設了一批小型焚燒爐（見圖2）。這些簡易焚燒爐，投資幾萬到幾十萬元不等。例如，2011年前后，福建省一些地區將鄉村生活垃圾集中到鎮上進行簡易焚燒處理，焚燒爐日處理能力為5噸左右。據福建省住建廳介紹，在福建約有300多座這種類型的“悶燒爐”。這種焚燒爐設備簡陋，沒有煙氣處理設施，噸投資在5萬元左右，運行成本主要為人工成本，折合噸處理成本約為10元。福建省住建廳目前已經不再推廣這種處理方式。前些年，江西省曾經建設數以萬計的小型焚燒爐，幾年以后，這些小型焚燒爐大多成為廢鐵，少數在運行的也是污染嚴重，談不上環保達標。
各類以資源化名義建設的綜合處理廠難以運行。小型填埋與小型焚燒難以有效處理鄉村生活垃圾，許多地方又嘗試各種形式的綜合處理。這些綜合處理廠大多打著垃圾資源化的旗號，工藝技術路線大多采用分選處理及堆肥處理工藝。這些所謂的綜合處理廠建成后基本不能使用，全國類似的案例已經有近百座。例如據公開報道，陜西咸陽旬邑縣2010年投資3200萬元建成的垃圾資源化處置中心就一直沒有運行；江蘇省盱眙縣總投資達6000萬元的垃圾處理廠現已停止運行，其原因主要是該項目生產出來的肥料由于金屬含量超標，達不到有機肥使用標準而不得不停止生產。
近些年，國內在村鎮生活垃圾處理方面已經進行了多種嘗試，如小型簡易焚燒爐、熱解爐、氣化爐、形形色色綜合處理，這些嘗試的結果卻只是無功而返。對這些所謂的“新技術”，社會上還存在許多幻想甚至期待，但從國內已經建成的這些設施的實際運行效果看，這些設施要么不能達標，要么能達標但因成本費用高、管理要求高等因素，最終成為“擺設”。這些現象值得反思。
三鄉村生活垃圾收運處理的思考確立集中收集對象，推進鄉村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小規模的生活垃圾處理衛生填埋場和焚燒廠要達到環保要求，成本高、技術管理要求高，正常穩定運行難，在環保方面和經濟方面都不具有合理性。
生活垃圾需要集中處理，集中程度與運輸費用支出能力又構成約束。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是有限收集、集中處理，如圖3所示。我國農村垃圾可以分為：廢品類可回收垃圾，渣土、磚瓦等惰性垃圾，可降解類有機垃圾，家庭有毒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五類。其中前三類可就地處理：廢品類可變賣給廢品回收站；渣土、磚瓦等惰性垃圾本身對環境無害，可以作為路基土，用于鋪路、填坑；可降解類有機垃圾可依托原有設施與糞便進行厭氧發酵或就地堆肥，腐熟后還田利用。后兩類垃圾采用集中收集、集中處理的方式：有害垃圾集中收集，貯存至一定量運至專業化處理場所；其他垃圾經集中收集貯存后運至縣級垃圾填埋場。
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工作并不順利，對于在鄉村推行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很多人存有疑慮。從實踐看，鄉村垃圾分類收集更具可操作性。首先大多數鄉村人口密度小，流動性小，溝通和交流多，只要政府組織引導得當，完全可以搞好分類收集。此外，鄉村附近有足夠的農田、林地等接受并需要有機垃圾堆肥。
為促進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應建立激勵和補償機制。對于按照要求，將有機質和灰土進行分類的地方，免除或收取少量的居民生活垃圾處理費，村民就地處置利用有機質和灰土，其余垃圾收集和處理費用由縣級以上政府統籌承擔。縣級政府檢查評比村莊環境衛生狀況，重點檢查有機質和灰土以外的生活垃圾收集狀況。
實行“有限、定時、定點”收集，建立專業高效運輸系統。由于包裝類垃圾特別是塑料袋垃圾是鄉村生活垃圾污染的主要來源，采用有限收集、有限處理的方式也符合先易后難、逐步完善的發展規律。目前鄉村垃圾收集運輸設施缺乏，將有限的資金用于垃圾收集運輸設施建設，可在短時間內改變鄉村環境衛生面貌，也為鄉村垃圾收運處理系統建設積累經驗。所謂“有限收集”只是把“城里來的”垃圾（主要是現代工業消費品產生的垃圾如包裝垃圾）收集起來，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后，如果只是包裝類垃圾進行集中處理，必然要打破現有的在城市普遍實行的日產日清制度，可采用1-2次/周，偏遠鄉村可以實行每月1次，隨著通訊的便捷，也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隨時調整。這樣才能顯著降低運輸成本，也才能適應鄉村的生產力水平。此外，由于需要集中的生活垃圾量少而分散，分別建立獨立的運輸系統，將使運輸成本明顯增高，且不利于專業化維護；需要按照物流管理，優化運輸流程，如建立統一的運輸體系，進一步降低運輸成本，適應鄉村的支付能力。總之，建立村鎮垃圾收運體系的重點是人員機構建設，目標是首先對包裝類垃圾進行集中收集、運輸和處理，方法是建立類似目前廢品收購體系的企業化模式。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規劃建設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生活垃圾處理設施沒有規模，難有有效管理；沒有規模，沒有環境保護；沒有規模，也沒有經濟效益。適度集中焚燒發電處理是必由之路。
發達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已經有很好的實踐。德國巴伐利亞州面積70554平方公里，人口1180萬，由18座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覆蓋村鎮生活垃圾處理，年焚燒量達350萬噸（2014年），人均年焚燒量約300千克。瑞士也是實行村鎮生活垃圾適度集中焚燒處理很好的范例。瑞士實現了生活垃圾收集服務全覆蓋，有些偏遠的山區也是通過火車轉運，實現適度集中焚燒處理并熱電聯產余熱利用。瑞士現有30座生活垃圾焚燒廠，年焚燒生活垃圾量388萬噸（2015年），人均年焚燒量約470千克。我國臺灣地區垃圾逐步改為焚燒發電處理，曾提出“一縣市一焚化爐”的規劃，目前投入運行的生活垃圾焚燒廠有24座，總處理能力為24650噸/日。臺灣澎湖縣垃圾產生量少，建設焚燒發電廠不經濟，從2007年開始壓縮打包，轉運至高雄市岡山垃圾焚化廠處理。
將生活垃圾適度集中，建設一定規模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具有較好的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是值得總結推廣的模式。對于經濟不發達地區，沒有那么多垃圾，但有很多剩余農林廢棄物等。把這些廢棄物適度集中起來，焚燒處理并進行能源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煤炭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此外，一方面，生活垃圾焚燒廠建設需要突破行政區域的局限，適當集中處理，實現規模效益；另一方面，需要突破針對單一生活垃圾的局限性。與生活垃圾特性類似的工業垃圾、大件垃圾、農林生物質類垃圾，如秸稈、城市污水廠污泥等可統籌規劃，實現固體廢棄物集約化協同焚燒處理。
四鄉村生活垃圾收運處理成功的實踐與探索一個發達地區鄉村生活垃圾處理的歷程江陰市地處江蘇南部地區，屬于經濟發達地區，2007年以前，該市生活垃圾還是填埋處理，而且當時的填埋場還沒有采用人工防滲，屬于簡易填埋，主要接納市區生活垃圾，并沒有做到村鎮生活垃圾全覆蓋。2007年，該市建成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開始也主要是處理市區生活垃圾，隨著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不斷擴容，實現了生活垃圾收運處理全覆蓋。
光大環保能源（江陰）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2007年建成一期工程，建設規模為800噸/日，配置兩臺日處理400噸的機械爐排爐和一套12MW的汽輪發電機組；2011年建成二期工程，建設規模為400噸/日，配置1臺12MW的汽輪發電機組；2016年開始建設三期工程，規模為1000噸/日，裝機容量達到30MW。三期工程預計2018年投入使用，屆時三期工程總規模將達到2200萬噸。
江陰市生活垃圾處理的歷程是發達地區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的縮影，也是城鄉一體化生活垃圾處理的發展趨勢，這個過程在江蘇省已經得到普遍印證。通過生活垃圾收集服務全覆蓋，保障鄉村整潔；通過現代化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建設，實現垃圾處理可持續。
一個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鄉村生活收運處理全覆蓋的實踐2015年，安徽省來安縣生活垃圾收運處理實現了全覆蓋（見圖4）。來安縣經濟發展水平屬于不發達地區，全縣人均GDP不到3萬元（2015年），低于安徽平均水平和國內平均水平。其值得總結的做法是將全縣生活垃圾集中到滁州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該廠由滁州皖能環保電力有限公司建設運營，設計處理能力700噸/日，總投資約2.59億元，2015年建成投產，服務范圍包括滁州市區以及鄰近的來安縣、全椒縣。來安縣距離滁州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運距較遠的鄉鎮是半塔鎮，生活垃圾收運距離超過50千米。生活垃圾收集全部實現桶裝化，垃圾運輸通過招標實現企業化運營。
此外，由于生活垃圾運輸企業考慮到自身節約運輸費用的需要，會盡可能減少渣土以及可生物降解有機垃圾的集中收運。近半年運行實踐表明，目前在鄉村生活垃圾收運全覆蓋的情況下，實際鄉村生活垃圾人均日產量只有0.3千克左右，生活垃圾熱值高于城區居民生活垃圾熱值。盡管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補貼費用降到45元/噸，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由于可獲得額外的規模效益、發電效益，同樣有積極性促進鄉村生活垃圾集中焚燒發電處理，最終實現多方共贏。
作者系中國城建院總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水工業市場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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