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隨著金融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糧食市場與貨幣市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聯動關系日趨緊密，國際主要糧食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也愈演愈烈。當前，糧食價格已不再簡單地僅僅由糧食的供求關系所決定，而是越來越多地受到貨幣和資本的影響，糧食的金融屬性日益突顯，糧食這一傳統產業正面臨非傳統因素的威脅。
一、糧食金融屬性的形成原因
糧食作為傳統的農業產品，因其低彈性的生產供給和剛性的消費需求等特點，歷來是衍生品套期保值的主要交易對象。隨著衍生品市場的不斷創新與蓬勃發展，糧食的金融屬性逐漸形成并日益突顯。此外，在農業的現代化進程中，農產品包括糧食，都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能源化傾向，糧食的金融屬性通過與能源市場進而衍生品市場的間接聯動進一步得以強化。
（一）衍生品創新與交易賦予糧食以金融屬性
期貨起源于糧食的遠期交易，以標準化合約的形式和保證金交易制度，賦予了糧食等大宗商品以最初的金融屬性。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糧食的金融屬性并不明顯，糧價的波動幅度比較小，大的復合性價格波動更是鮮有發生。199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創新，交易電子化、網絡化等新技術的應用，全球衍生品市場規模迅速增長，在進入21世紀后，更是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數據顯示，到2013年，全球場內衍生品（期貨、期貨期權與期權）交易量已經達到216.43億手，較上個世紀末的24.06億手，翻了9番。也正是從21世紀開始，全球衍生品交易量的上升與食品價格指數關系的內在聯系日趨明顯，糧食的金融屬性日益增強。
通過對2000-2013年之間的全球衍生品交易量與國際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兩組數據的回歸分析及相關性檢驗（結果見表1），我們發現國際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與全球衍生品交易量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Pearson相關系數約為0.97），但不排除這一結果受到兩組數據自相關性的干擾（無滯后線性回歸D-W值約為1.53）。進一步研究發現，一階滯后回歸檢驗后，自相關性顯著改善（D-W值約為1.82，更接近2），表明全球衍生品交易量與國際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之間影響幾乎沒有延遲現象，二者運行的方向與幅度幾乎是一致的。這與國際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與全球衍生品交易量同步上漲的趨勢是相吻合的。
在全球衍生品交易市場如此龐大的當下，糧食等大宗商品的貿易方式早已突破了個別企業談判決定交易價格的模式，商品期貨交易本身也已突破了發現價格引導價格的功用，而對商品價格起到一定的決定作用。糧食價格不再僅僅是由糧食的供求關系簡單地決定，而是更多地受到衍生品市場成交量的影響。當衍生品交易量增大時，意味著，糧食等大宗商品獲得了全球更多資本的關注與追逐，由此就在糧食與衍生品之間形成了一個聯動紐帶，糧食表現出了商品屬性與金融屬性并存的特點。同時，與巨大的衍生品交易量相比，傳統的以供需為基礎的糧食貿易規模則顯得比較小，糧價更容易受到衍生品波動的影響，也就是說，衍生品規模的擴大增強了糧食的金融屬性，并加劇了糧價的波動。
（二）能源應用與開發強化糧食的金融屬性
糧食金融屬性強化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受到業已被金融化了的能源的影響。能源對糧食金融屬性的強化，主要通過能源應用與新能源開發兩個路徑完成。
一方面，糧食產業的能源依賴助長了糧食的金融屬性。從糧食生產角度看，化肥、農藥、燃料動力、機械作業等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對糧食的生產成本影響顯著，而這些生產資料的價格變化與煤炭、石油或天然氣等能源產品價格的變動密切相關。從糧食運輸角度看，運輸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能源，而能源價格的上漲將直接推高糧食的運輸成本。隨著全球食品工業對能源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原油等期貨市場對糧食的市場價格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糧食的金融屬性通過與能源期貨市場的聯動得以強化。
另一方面，生物燃料的開發強化了糧食的金融屬性。原油不僅是糧食生產、運輸中的能源成本，也是生物燃油發展的推動力量。早在2007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就已經確立了轉向植物纖維提取乙醇的必要性。法案要求到2015年，美國15%的乙醇生產都要來自植物纖維，到2022年這個比例要提高到44%。這意味著，美國僅靠其現在的玉米產量根本不可能實現乙醇的生產目標[2]。因此，生物燃料的開發不僅在能源市場與制造生物燃料的農作物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系，又因為生物燃料的農作物對其他糧食作物的替代種植，使得能源市場與更廣泛的農作物之間建立起間接的聯系。
通過對2000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9日之間的美國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和美國芝加哥黃豆期貨價格的月度收盤價的回歸分析及相關性檢驗（結果見表2），我們發現，原油期貨價格與黃豆的期貨價格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Pearson相關系數約為0.86），但也同樣不排除這一結果受到兩組數據自相關性的干擾（無滯后線性回歸D-W值約為0.23）。進一步研究發現，原油期貨價格滯后一階后，自相關性顯著改善，D-W值驟然躍升至1.52，這表明原油上期值對黃豆當期值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原油價格變化在先，帶動美國黃豆期貨價格正向變化，而且二者價格變化的銜接時間并不久遠，美國黃豆期貨價格能快速地跟隨美國紐約原油期貨價格變化而變化。
能源類大宗商品期貨的金融化程度較之糧食類商品期貨的金融化程度要更為成熟，因此，糧食產業的能源密集型投入與新能源開發進一步強化了糧食的金融屬性。
二、糧食的金融屬性對我國糧食安全構成新威脅
糧食金融屬性增強對衍生品市場尚且不夠發達的我國而言，是一個新的重大隱患。與傳統影響因素不同，糧食金融屬性的增強，使得糧價的波動不再完全受供需等傳統因素影響，而是與衍生品市場的波動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及時認清形勢，調整思路，找到科學的對策，就容易陷于被動、危險之中，難以確保中國的糧食安全。
（一）糧食金融屬性增強后糧價波動更加劇烈
糧食作為一般商品遵循普遍的價值規律，但隨著糧食金融屬性的增強，糧食價格已不再簡單地由當期的糧食供求關系所決定，而是越來越多地受到貨幣和資本的影響。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表明，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主要糧食價格的平均波動呈現出明顯增長的態勢。2000年迄今，世界谷物總產量年均波動在1.46%左右，世界谷物消耗量年均波動約為1.55%，世界糧食供需總體上處于緊平衡狀態，但是同期全球谷物價格指數平均波幅卻高達14.32%，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后，世界糧食價格年均上漲超過20%，呈現出明顯的加速波動特征。
隨著糧食期貨市場的發展，現貨市場上的糧食價格不再單純地由供求關系所左右，糧食價格的波動還會受到貨幣供應、投資資本、世界主要貨幣匯率和其他商品價格等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全球貨幣發行量的增長和全球衍生品規模的急劇膨脹，糧食的金融屬性日趨明顯；另一方面全球糧食的產量和庫存增速并沒有太大變化。這就意味著，過剩的資本在追逐產量和存量較少的農產品，從而使得金融資本對全球糧價的影響力量或者說操縱力量變得越來越大。
鑒于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供應國，其資本的富裕程度、衍生品規模的擴張程度又都在全球處于絕對領先地位，美國因素對全球糧價的左右能力越來越強。盡管亞太地區的衍生品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但一直到2013年，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CMEGroup）依然高居世界第一的位置。美國衍生品市場對全球糧價的影響力巨大，這種影響力不僅使正常的供求平衡被嚴重扭曲，而且，使得期貨原本具有的發現價格、平抑價格波動的作用遭到嚴重扭曲。規模巨大的衍生品交易在進入21世紀以后的這十幾年中，成為推動糧價長期持續上漲和導致糧價短期暴漲暴跌的重要力量。
以美國農產品中代表性的品種黃豆、小麥以及玉米為例。我們采用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三季度數據檢驗其波動性（季度標準差）時發現，自2003年第三季度開始，原有的波動常規狀態被打破以后，這三種農產品期貨價格波動愈演愈烈，至今沒再恢復到2003年第三季度之前的常規波動當中，暴漲暴跌幾乎成為常態。并且，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農產品期貨代表品種之間的相關性都非常顯著，只要有一個品種產生強烈的波動，就會影響到其他兩個品種跟著產生強烈的波動。
以大豆為例。2003年8月7日，美國黃豆主力合約價格從515.4美分開始上漲，到2004年3月24日，已漲到1063.6美分，8個多月的時間漲幅高達106.36%。而后又暴跌，到2005年2月4日，跌到498.4美分，10個多月的時間，跌幅達53.14%。2006年9月13日，美國黃豆主力合約從536.6美分開始上漲，到2008年2月29日，上漲到1539美分，漲幅高達186.8%，而后又快速下跌，到2008年4月1日下跌到1106.4美分，短短的一個多月的跌幅就達28.1%。接著又是暴漲，到2008年7月3日漲到1654美分，3個月的漲幅為49.49。隨后又是暴跌，到2008年12月5日，已經下跌到776.2美分，短短的5個月時間跌幅就達到了53%。玉米和小麥的波動也是如此，2003年以后，波動幅度都明顯加大，暴漲暴跌幾乎成為常態。
（二）糧食金融屬性增強后帶來的威脅和挑戰
糧食金融屬性的增加會嚴重影響中國的糧價穩定，越是對外依存度高的品種受國際糧價的影響越大也越明顯。有學者利用Johansen檢驗和VEC模型，對大米、小麥、玉米、大豆等四類糧食品種國內外價格的傳遞關系研究了研究，結論是，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國際糧價的變動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糧價。
糧食金融屬性的增加會破壞中國自身的調節機制。這些年來的情況表明，每當國際糧價暴漲的時候，國內就會加大相關品種的播種面積，產量的提高與國際糧價隨后的暴跌合二為一，推動中國增產的糧食品種大幅下跌。次年，農民往往會減少該品種的播種面積，減產又往往遭遇國際資本推升糧價……如此循環往復，使中國自身的糧價調節機制遭到嚴重破壞。
糧食金融屬性的增加會加大中國企業的經營風險。國際資本往往在中國面臨自然災害的時候快速推高糧價，將中國糧食企業的進口成本推到不可承受之重。等中國企業在高價進口糧食以后，國際糧價往往又迅速暴跌，使得一些企業在短時期內出現嚴重虧損甚至破產倒閉。從2003年至今，幾乎每一輪國際糧價（尤其是像大豆等中國對外依存度非常高的品種）的暴漲暴跌，都會導致國內一些企業陷入困境，甚至面臨生存危機。
糧食金融屬性的增加會壓縮中國的應對空間。國際糧食貿易的壟斷程度非常高，在糧食金融屬性增強的情況下，增強了國際糧商通過衍生品市場操縱糧價的力量，使中國的應對、騰挪空間被進一步壓縮。美國的ADM、邦吉、嘉吉和法國路易達孚（即ABCD四大糧商），控制著全球80%的糧食交易，牢牢地掌控者定價權[4]。當這種壟斷與資本結合起來以后，他們對價格的操縱力量變得更為強大，不僅提高了中國進口糧食的成本，也加大了中國通過糧食貿易解決自身糧食安全問題的難度。
三、糧食金融屬性增強背景下的應對措施
面對糧食的金融屬性日益增強，國際資本對糧價的操縱能力越來越強，以及國際糧價波動性越來越大的現實，中國應該采取相應措施及早應對。
（一）鼓勵資本投資農業，促使農業走向規模化生產
中國要確保自己的糧食安全，首先要立足于自力更生。中國近年來土地撂荒現象日益嚴重，造成大量土地浪費，如果從另一個面來看，這恰好為走農業規模化生產路線提供了良好的契機。政府應該鼓勵資本投資農業。因為，資本的進入不僅使得土地保護與土地的可持續生產成為可能，而且，能夠更好地促使農業與科技的結合，提高農業科技含量，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及農業的產量、質量。農業的規模化生產、經營比分散的小農式的農業生產模式更符合當下的國情與中國未來的發展需要。通過鼓勵資本向農業領域投入，不僅有利于農業科技的推廣，降低生產成本，也有利于釋放出大量農村勞動力，這將有利于解決“人口紅利”結束的情況下的“用工荒”難題，從而，為中國工業、農業及虛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二）科學運用衍生品工具，對糧食安全成本進行套期保值
中國應該根據糧食金融屬性日益增強的特點，借助已經非常成熟的衍生品工具，規避風險，確保中國的糧食安全。早期的套期保值以規避風險為主要目標，意在確保生產、經營的延續性，相對保守。隨著時代的發展，套期保值的目標逐漸由單純地以規避風險為目的，向以提高盈利水平、競爭力、規避風險的多重目標演進。在多重目標之下，套期保值實際上融入了投機的部分特點，較之傳統的較為保守的套期保值理論，略顯“激進”。但是，這種多重目標下的套期保值，在運用得當的情況下，也能夠對生產、經營活動的擴張和競爭力的提升發揮出更大的促進作用。“ABCD”等跨國糧商之所以能夠兼并、收購我國植物油壓榨總量的85%，控制我國大豆進口量的80%，就是由于他們充分利用了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優勢，而國內的油脂加工企業則由于沒有參與套期保值而被跨國糧商兼并、收購[5]。跨國糧商通過現貨與期貨市場的結合，能夠對國際糧價產生更大更直接的影響力。
但是，時至今日，我國許多農產品生產、加工企業，對套期保值依然非常陌生。這需要國家培養、發現和利用好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同時關聯企業也要做好相應的人才儲備，讓企業家們逐漸認識到，在糧食金融屬性日益增強的趨勢下，通過套期保值的方式規避風險，提高自身競爭力的重要性。政府可以通過加強氣象預測部門、農業部門等的協調，為企業套期保值提供更準確、更具前瞻性的信息。比如，如果氣象部門預測某一時期內，國內糧食主產區或我國依存度較高的國際相關糧食品種（如大豆）主產區可能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時，提前通過套期保值的方法，在國際市場上買入期貨合約，就能減弱或避免因未來糧價大漲而對中國糧食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一方面，提前買入期貨合約，使得自己的需求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削弱或消除國際投機資本借機推高糧價的理由，從而平抑糧價，不僅能夠降低我國維護糧食安全的成本，也有利于提高我國企業的競爭力。
（三）積極拓展海外投資，加強與周邊國家的農業合作
中國在強化國內耕地保護，修復遭到污染的耕地的同時，還要積極主動地在海外承包土地。早在20世紀初，人多地少的日本就開始在拉丁美洲開墾耕地，二戰后，日本在海外投資的耕地項目更是持續增長。日本政府一直鼓勵企業加大在海外的農業投資。2009年底，日本三井公司在巴西購買了10萬公頃農田以種植大豆（相當于日本本土可耕種農田面積的2%）。現在，日本擁有的海外農田超過國內農田達3倍之多。
近年來，沙特、阿曼等國在海外投資重金屯田，開發農業。甚至，就連美國這樣的超級農業大國也積極到海外屯田，2007年時，美國企業在墨西哥的三個省份種植了超過1.7萬公頃的農田。2008年，僅美國的摩根士丹利公司就在烏克蘭購買了4萬公頃農田。
糧食最終要由耕地這個載體來實現，但中國人多地少，對糧食安全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缺陷。從1999年到2011年，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從0.10公頃下降到0.08公頃。從絕對值來看，美國的人均耕地面積是中國的6.4倍，俄羅斯的人均耕地面積是中國的10.6倍。與美國和俄羅斯相比，中國的糧食安全保障要脆弱得多。
我國可以向土地大量閑置的國家（如烏克蘭等國）租用耕地，通過租用海外耕地來彌補國內耕地不足的缺陷。內外結合，提高我國糧食的自給自足率，減輕對國際糧食市場的依賴。中國還要特別注意與周邊的糧食出口國哈薩克斯坦、泰國等建立起長久、穩定的農業合作與糧食進口關系，和美國、俄羅斯等農業大國相比，中國與這些國家合作具有更大的空間。以哈薩克斯坦為例。哈薩克斯坦有超過2000萬公頃的可耕地面積，2005—2012年，哈薩克斯坦年均糧食產量1720萬噸，2011年甚至達到創記錄的2690萬噸[7]。哈薩克斯坦經濟生產總價值的40%來自農業生產，但哈薩克斯坦近年來的固定資產投資以及海外對哈薩克斯坦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采礦和交通通信業，對農業的投資比較少，制約了其農業擴大再生產的能力[8]。再以水利設施為例。哈薩克斯坦的農田水利設施落后，致使其自獨立20多年來，農業灌溉用地的面積縮減43%，糧食生產基本是靠天“吃飯”，使其單位產量難以提高。2012年的干旱導致其糧食產量比2011年銳減50%，產量的大起大伏暴露出哈薩克斯坦農業生產方面的局限[9]。這為中國在哈薩克斯坦進行農業投資提供了契機，但中國對哈薩克斯坦農業的投資反而較為忽略。中國應該在重視與哈薩克斯坦等國進行能源合作的同時，加大在農業方面的合作，既可以利用哈薩克斯坦地廣人稀的特點，承包其耕地，也可以通過投資的方式，獲得穩定的糧食進口，這對中國的糧食安全意義更為重大。
糧食金融屬性的日益突顯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趨勢，為我國糧食安全帶來了新的威脅。我們要正確認識糧食產業發展過程中的金融化、能源化傾向，加速推進國內農業的現代化，減少對國際糧食市場的依賴，積極拓展與周邊國家就糧食問題的貿易與合作，主動參與到糧食類衍生品的市場交易中，規避糧食價格風險，維護糧食安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央黨校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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