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是中國當前及未來幾十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許多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關注于農村勞動力轉移、耕地保護、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農業現代化發展、農民工市民化等方面問題，較少涉及新型城鎮化對農民階層分化的影響問題。因此，展開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民階層分化問題的專項研究，既是理論必然，更是實踐應然。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民階層逐漸流動起來，并日益多元化
職業結構的變遷是農民階層分化的啟動器，農民階層由此打破了原有單一、固定的傳統身份，并向著多元、流動的方向發展。如今，農民除涉足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工業等傳統行業外，還進軍了物流、信息、教育、休閑旅游、醫療保健、文化娛樂等現代高端服務業，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當前，源于職業結構變遷而形成的農民階層大致可分為農業勞動者、農民工、雇工、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工商戶和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鄉鎮或集體企業管理者、農村社會管理者等八大階層。農民八大階層的形成，不僅體現了城鎮化對農民職業結構變遷的深刻影響，而且也形塑著農民階層分化的外在態勢。
國際上，農民階層分化的途徑通常是基于城鎮化和工業化驅動，使農村剩余勞動力一元化為產業工人，如歐美發達國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中國的農民階層分化的最初驅動力并非來自城鎮化和工業化，而是源于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的變化和調整。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背景下，國家逐步放開了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流向城鎮，從事非農產業，原來固化的農民階層逐漸流動起來并日益形成多元化的階層結構。既有通過升學、參軍等途徑進入城市成為市民的，也有通過經商、撤村建居、土地征用等途徑融入城市生活并獲得身份認同的；既有“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工人和個體工商戶，又有“離土又離鄉”的外出務工者；還有“不離土不離鄉”的鄉村建設者和創業者，也有“離鄉不離土”的農工或農商兼業者，等等。
當前，中國農村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農民階層的分化也正處于轉型階段，表現出較強的不穩定性特征。相對于其他社會階層而言，農民階層比較自由和開放。在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導向下，人們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與機會，自主選擇進入或退出某個階層，或同時進入兩個或兩個以上階層，進而兼具多重階層身份。如一個私營企業主，可以是個體勞動者，還可以是農村社會管理者，農忙時也可以是農業勞動者。此外，中國農民受傳統觀念及其對土地收益預期等因素的影響，其階層分化的不穩定性還表現為較普遍的“兼業農戶”現象。這些反映出處于階層分化過程中的農民，依然沒有真正地、完全地脫離農村，與農村和土地之間尚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農民階層分化的界限很難確定，邊界比較模糊，極容易導致“階層回流”。
中國農民階層分化經歷著三個環節，并順次展開、依次遞增，即“農民從職業轉移起步，經歷地域遷移，最后躍遷到社會身份的徹底改變”。然而，當前中國農民的職業分化已相對成熟，地域遷移也正在發生并有加速趨勢，但農民身份的改變尚處于起步階段。一方面，中國農民身份的變遷往往與其家庭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中國近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家庭戶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均高達90%以上。由此可推斷，現階段農民階層分化受家庭因素影響較大，個體的階層分化常常因家庭而趨向模糊；另一方面，起始于職業轉移的中國農民階層分化，其流動性較高，為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農民完全可以在各階層間自由進出，這種變動不斷的欠穩定狀態，很難使階層成員自覺形成一致的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不利于農民階層良性流動。
拓寬向上流動渠道，促進中農階層崛起
第一，構建雙維度分列前行的分化路徑。社會階層分化既是利益性的又是功能性的。中國農民階層的分化肇始于1978年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民階層在市場化的經濟大潮中，幾經曲折，由原來高度一致的利益群體分化為基于不同職業及其收入的多個利益群體。這種由利益分化而引致的農民階層結構變遷和農村社會轉型，即為縱向維度上的利益等級性階層結構分化。不同利益群體的縱向結構變遷，同時也是社會不同功能部分在橫向維度上的分化與整合。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系統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各子系統同時多軌運行。這種因功能不同而出現的農民階層結構變遷和農村社會轉型，即為橫向維度上的功能性系統結構分化。由于中國目前處于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階段，社會結構也處于轉型過程中，其階層分化和系統分化尚不穩定和成熟。因此，中國農民階層并不能如西方發達國家一樣雙維度并軌前行，而是縱向維度上的利益等級性結構分化與橫向維度上功能性系統結構分化的雙維度分列前行。
第二，促進中農階層崛起。所謂中農，是指基于土地自發流轉，有機會實現20-50畝土地規模經營、且依靠農業收入居于中等生活水平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者。我們把這種由于土地流轉而形成的農村社會結構新因子稱之為中農階層。在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脫離土地的農民數量會越來越大，土地流轉的頻度及面積必將快速增長，進而承接流轉土地的中農階層也必然趨向壯大。據相關研究，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中有10%左右的中農階層，并且這個階層還在不斷擴大，最終將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主流，推動著農村社會結構發展變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產階層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中農階層作為當前農村社會結構中的中間階層，以其獨特的社會稟賦及其在階層結構中的特殊位置，在農村社會治理和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釋放的特有中間價值——“中農價值”，潤滑和整合著分化的農村各階層，維護著城鎮化和市場化沖擊下的農村社會秩序，是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激發農村發展內生動力的基礎力量。
第三，拓寬向上流動渠道。近年來，關于“階層固化”的討論不絕于耳，尤其是農民階層固化問題，媒體和學界討論較多。一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結構趨向穩定與成熟，社會的機會資源及其配置方式和結構逐步穩定，其成員改變自身地位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減少，成本卻在增加；另一方面，歷史遺留下來的制度性障礙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新的公平合理的制度及其體系仍在建構中，但社會各階層仍然在自我“再生產”。當前不均衡的社會資本在其使用過程中極易形成“馬太效應”，不斷被“再生產”的農民階層較難有機會獲得更為優質的教育、就業等資源，其邊界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難以逾越，向上流動并進入社會上層的渠道收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農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農民階層的良性流動將有助于促進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增強農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信心，促進農村現代化進程。因此，迫切需要改變目前農民階層向上流動渠道收窄的現狀，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形成充分而合理的社會流動。
注：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計劃項目“河北省新型城鎮化與農民階層分化互動影響研究”（項目編號：SD151077）、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化河北省城鎮化空間布局的戰略重點與創新思路”（項目編號：HB14SH03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薛晴,河北工程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治理與戰略管理、城鄉關系與區域發展;陳會謙,河北工程大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網201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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