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快,老年人口數量日益增加,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后可能出現的多種經濟社會問題引發廣泛討論。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4年年末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達到2.12億,占總人口比重為15.5%。預計到2053年中國老年人口將繼續增長到4.87億,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達到35%。而伴隨農村青壯年人口向城鎮轉移,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和老年人口數量又要高于城鎮。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農村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為9928萬,是城鎮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的1.3倍,在農村人口中所占比重為15.0%,比城鎮高出3.3個百分點。據預測,在2050年以前,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將始終高于城鎮。因此也有學者提出“從現在到21世紀中葉,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中心在農村”的觀點(黨俊武,2014:19)。
與人口老齡化相伴隨的勞動力老齡化問題也是社會的關注焦點之一。農村勞動力老齡化關系著新農村建設和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全局。根據全國第一次農業普查結果顯示,1996年底,我國農村住戶從業人員一共有56147萬人,其中年齡在51-60周歲的有5873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10.15%,年齡在61歲及以上的有3916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6.97%;而根據全國第二次農業普查結果匯總,2006年底,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為53100萬人,其中51~60周歲的占農村勞動力的20.7%,年齡在60歲及以上的所占比例為25.0%。對比二者數據,我們不難發現,十年間我國農村老年勞動力增長迅速,這充分說明我國農村勞動力人口不僅進入了老齡化階段,同時也進入了高齡化階段。
北京市作為國家首都、北方最發達的城市以及主要人口流入地,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問題和特點兼具全國的普遍性和自身的特殊性,也代表了很多大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深具研究之必要。本報告將系統地梳理北京市農村和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現狀及引發的問題,以及目前北京市在應對農村和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方面所進行的探索性實踐,并針對面臨的現實問題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基本情況
(一)北京市人口老齡化基本情況
1.北京市戶籍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
1990年,北京市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已經超過109萬人,老年人口比例超過10.1%,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近年來北京市戶籍老年人口數量及其在戶籍人口中所占比例都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如表1所示,2006年,北京市戶籍老年人口202.4萬人,戶籍人口1197.6萬人,老年人口在戶籍人口中所占比例為16.9%;到2013年,北京市戶籍老年人口279.3萬人,戶籍人口1316.3萬人,老年人口在戶籍人口中所占比例達到21.2%。2006年—2013年的7年間,北京市戶籍老年人口數量增加了76.9萬人,在戶籍人口中所占比例增加了4.3個百分點。
雖然北京市戶籍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但受外省市大量青壯年人口流入的影響,北京市常住人口老齡化程度變化不大。60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從2006年的12.6%增長到2013年的13.2%,僅增加了0.6個百分點(見表1)。
2.北京市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增加
根據2000年北京市人口普查、2010年北京市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北京市6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口數量達到40.4萬人,比2000年增加3.6萬人,在農村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為14.7%,比2000年增加2.6個百分點。與2010年全國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15.0%)相比,北京市農村老年人口在農村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比全國農村老年人口在農村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低0.3個百分點,在全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中排名第11位。2000年~2010年的10年間的增長幅度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8個百分點,增長幅度排名第22位(如表2所示)。
(二)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基本情況
1.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
2000年北京市農村勞動力主要集中在30~34歲、35~39歲以及40~44歲三個年齡組,所占比例分別為12%、12.7%和10.7%,而65歲及上勞動力占全體農村勞動人口的10.4%,超過16~19、20~24以及25~29歲組占全體農村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到2010年,北京市農村勞動力主要集中在20~24歲、45~49歲以及65歲及以上三個年齡組,分別為13.4%、10.7%和10.7%。對比2000~2010年北京市農村勞動力的年齡構成狀況可以看出,16~44歲的各組除了20~24歲組外,其余組的農村勞動力所占比例均有下降,而45歲以上各組所占比例均有上升。
從全國來看,2000年全國農村各年齡組勞動力占總體勞動力比例最大的是30~34歲組(13.3%)、25~29歲組(11.8%)、35~39歲組(11.1%),與北京市農村地區勞動力年齡分布狀況略有不同,其中,65歲及以上勞動力占全體勞動力的10.1%。到2010年,全國農村勞動力所占比例最高的分別是65歲以上組(12.4%)、40~44歲組(11.4%)以及20~24歲組(10.5%)。
2.2010年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水平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北京市45歲及以上農村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44%)在全國排名第12(如表3所示),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3.8%)0.2個百分點,而60歲及以上農村勞動力占農村整體勞動力的比例 (16.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8.5%)2.4個百分點。從全國勞動力中位年齡看,歲數較大的三個省市地區是重慶(46.4歲)、江蘇和浙江(45.1歲),其中北京市農村地區勞動力中位年齡為41.7歲,略低于全國農村地區平均水平(41.8歲)。根據這三個指標,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市農村地區老齡化嚴重程度在全國各省市中雖然不是最嚴重的,但仍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作為極具示范和指導作用的特大城市,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現狀亟須重視(見表3)。
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的后果與挑戰
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問題加劇,已經和正在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集中體現在誰來種地、如何種地,誰來養老、如何養老,誰來治理、如何治理這三個主要方面。
(一)誰來種地、如何種地
農業勞動力減少和老齡化與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相伴而生,最直接引發了“誰來種地、如何種地”的問題。2012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等6部門專題研究 “誰來種地”的戰略問題,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及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均提出應如何解決 “誰來種地”的問題。北京市農業雖然在三次產業中所占比例很低,但農業是根本、是基礎,特別是發展都市農業,具有生產、生活、生態等多種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從北京市農業勞動力這一重要的人力資源來看,情況不容樂觀。北京市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45歲以下年輕勞動力銳減,45~60歲老年勞動力成為了北京市農業生產的主力。2000~2010年,北京市除55~59歲年齡組的農業勞動力增加外,其他年齡組的農業勞動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少,其中45歲以下農業勞動力減幅均超過50%。同時,25歲以下青年人代表著新進入農業行業的勞動力群體,這部分人在農業勞動力中所占比例也從 2000年的 8.6%下降到 2010年的4.3%。具體到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指標上,2010年北京市45歲以上農業老年勞動力所占比例達到60.1%,比2000年提高13.5個百分點;60歲以上農業老年勞動力所占比例為11.1%,比2000年提高3.9個百分點;中位年齡為47.6歲,比2000年增加了7歲。依此態勢,北京市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程度將進一步加深,速度可能更快。
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北京市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程度較高,且速度較快。2010年全國有7個省市地區45歲及以上老年農業勞動力所占比例超過50%,分別是浙江(71.8%)、江蘇(69.5%)、上海(65.2%)、重慶(60.9%)、北京(60.1%)、湖北(53.5%)、福建(51.4%),農業勞動力中4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最大的浙江省(71.8%)比最小的西藏(25.2%)高出了46.6個百分點,其中,北京市45歲及以上農業勞動力占總體農業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居于全國第5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3個百分點。除去1990年數據缺失的五個省份,從1990~2010年,45歲及以上老年農業勞動力所占比例增長最小的是青海、海南、云南,分別增長了9.2個百分點、11.8個百分點以及12.9個百分點,比例增長最大的是福建、北京、浙江,分別增長了32.2個百分點、35.7個百分點和45.3個百分點。
(二)誰來養老、如何養老
伴隨農村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以及青壯年人口外出務工,全國60%以上的偏遠農村出現了“空心村”現象,這是指大量的農村青壯年都涌入城市打工,農民工除去回鄉過年短短十幾天的時間,其他的時間均在城鎮地區生活、工作,農村的常住人口大都是老弱婦孺。這一現象導致了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嚴重沖擊,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家庭代際養老日趨弱化。原因包括農村勞動力人口外流導致的代際間居住距離增加,傳統大家庭制度解體引發老年父母資源控制力喪失,傳統“孝”文化約束力下降等。農村老年人可能面臨家庭經濟保障和照料保障的雙重弱化。因此,“誰來養老、如何養老”的問題成為“十三五”及以后“人的新農村”建設需要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之一。
1.農村老年人經濟收入低且內部差異大
根據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家庭其他成員供養、勞動收入和離退休金收入是目前北京市農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來源。其中,有52.7%的老年人收入主要來自于家庭其他成員供養,17.0%的老年人收入主要來自于勞動收入,14.9%的老年人收入主要來自于離退休金收入。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2011年數據則顯示,北京市農村老年人的平均收入為19481.0元。同年北京市農村居民家庭年平均收入已達到4.5萬元左右,是北京市農村老年人平均收入的2.3倍。
雖然北京市農村老年人平均收入相對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收入較低,但老年人內部也存在極大的異質性。北京市農村高收入老年人平均年收入達到60844.7元,而低收入老年人的平均年收入僅為2055.3元,二者相差58789.4元。從收入類型來看,高收入組老年人的財產性收入數量極為可觀,高達48862.2元,養老金收入(5419.4元)也遠高于其他組老年人。
2.部分農村老年人面臨喪偶、空巢、無人照料的局面
從生活照料方面來看,當農村老年人在完成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和器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IADL)面臨困難、需要幫助時,主要生活照料者依次是配偶(44.9%)、子女及其配偶(31.1%)、其他親屬(7.1%)、其他非親屬 (1.8%),其中無人幫助的占到了15.1%。在被調查的北京市農村老年人中,配偶是農村老年人生活上最重要的陪伴者和照料者。這與不少研究的結論一致,即朋友、鄰居等非親屬很少可以充當日常家務料理者和生病時的照料者(Cicirelli,1981;StollerandPugliesi,1988)。有研究認為這是老年人基于互惠原則,在自己可能沒有機會償還幫助時,不愿給鄰居和朋友增加負擔 (JonasandWellin,1980)。從婚姻狀況來看,有配偶的北京市農村老年人比例(70.6%)遠高于無配偶(29.4%)的老年人。隨著老年人年齡的增加,有配偶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不斷減少,而沒有配偶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不斷提高。
在年齡差異方面,60—69歲和70—79歲的兩個中低年齡組農村老年人的配偶是其主要生活照料者,尤其60—69歲的農村老年人的配偶照料占到56.4%,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伴隨農村傳統文化和家庭結構變遷,農村老年人對基于孝道倫理的子女照料要求的降低,對基于愛情語義的配偶照料依賴性的增強。也可能是在子女外出務工的情況下,農村老年人“被動地自我照料”的表現。但80歲以上高齡組農村老年人的主要生活照料者由配偶轉向了子女,其中9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的子女照料達到63.6%,這主要與高齡老年人喪偶率高有關。在沒有配偶照料的情況下,子女充當了補充照料者的角色。
(三)誰來治理、如何治理
鄉村治理是指通過對村落布局、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和管理,促進當地經濟、政治、社會發展以及生態環境狀況改善。我國目前已有的鄉村治理模式在推動農村進步、農業發展、農民富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伴隨經濟社會發展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村青壯年人口外出打工,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很多農村變成了空心村、老人村,這就給村莊的村民自治、治安環境、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帶來了嚴重影響。“誰來治理、如何治理”成為了我國農村進一步深化改革、激發發展活力的重要課題。農村人口老齡化對鄉村治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制約農村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目前,農民主要以村民自治的方式參與村級公共事務管理,村民自治在保障農民民主權利、組織鄉村經濟社會建設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導致農村中青年人口大量外流,使得村民自治的效果大打折扣。
2.影響村莊的社會治安和道德水準。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導致農村人口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嚴重失衡,其社會治安環境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3.妨礙基本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隨著青壯年勞動力外流,農村留守兒童、婦女、老人占據大多數,基本公共服務的供求面臨嚴重失衡的難題。
應對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的對策建議
農村勞動力老齡化是影響農村改革發展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并制定相應的公共政策加以積極應對。我們主要圍繞誰來種地、如何種地,誰來養老、如何養老,誰來治理、如何治理這三個主要方面,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一)加快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
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可以將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開展適度規模經營,這有利于農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金技術密集型轉變,將老年農業勞動力從農業勞動中分離出來,是有效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舉措。從本研究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北京市農村居民在已完成流轉土地效果的示范和帶動效應下,具有較強的土地流轉意愿。2014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對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作了一系列非常具體的規定。農業部長韓長賦認為該《意見》是今后10-20年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業經營制度改革創新的指南。在此,我們特別強調以下幾點:一是不能將農村土地流轉與地方政府政績以及村干部工作業績掛鉤。歷史經驗表明,再好的公共政策一旦與干部的政績掛上鉤,一切都可能被扭曲,最后常常帶來事與愿違的結果。各級干部一旦有了某種工作的政績壓力,就會利用手中不受制約的權力壓迫農民就范,最后變成權力主導下的土地流轉運動。這樣的教訓非常多,不可不加以防范。二是要把土地流轉的自主權交給農民。農村承包土地流不流轉,關鍵看農民的意愿。農民可以流轉土地,也可以不流轉土地,這完全是農民的基本權利。任何強迫農民流轉或強制農民不流轉的行為,都是對農民權利的剝奪,必須受到法律制裁。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建立農村土地流轉的政策制度體系,農民在這土地制度體系中,可以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和自由選擇。政府可以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流轉。在農村承包土地的承包農民和經營農民上,政府應當保持中立,并且公平維護承包方和經營方的各自權利,不得因為強調推動土地流轉就壓制承包方而偏袒經營方。在農村承包土地的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承包方與經營方都是中國的農民,都需要得到公平的法律保護。三是要培育和規范土地流轉市場,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政府重在制定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制度,為土地流轉的流出方和流入方提供制度平臺,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突出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拓展農業社會化服務領域,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加快實現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規模化、精細化和現代化。
(二)加快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促進農業科技創新、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是轉變傳統農民與農業形象、吸引新興勞動力參與到農業生產中來的重要途徑。北京市作為我國首都和人口超過2000萬人的超級大城市,培養新型職業農民的著力點主要有:一是要保護和提升一大批傳統農民。對于已經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傳統農民,既要保護他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又要與時俱進地提升傳統農民的綜合素質。二是要培養和造成一大批新型農民。鼓勵和引導城鎮年輕人返鄉從事現代農業生產,著力吸引一批擁有農業學科背景、立志農村經濟發展的青年農業接班人加入到北京農業行業中來,大力培育“現代農業創客”,為他們加快成長為京郊現代農業的“新農人”創造條件、提供服務,推動新時期互聯網+農業的發展。三是吸納和保護一大批外來農民。非京籍外來務農人員已逐漸成為北京市農業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應對北京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最直接的重要力量源泉。各級各部門要從現代農業發展的戰略高度,妥善解決外來務農人員的農地經營權和基本公共服務等諸多現實問題,切實維護外來務農人員的基本權益,使外來農民與本地農民一樣享有平等的權益。四是切實加大農業從業者的培訓力度。要把農業從事者的全面培訓作為重中之重,切實加大農業人力資本投入,特別是加大對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經營者、農民合作社帶頭人、農業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農業社會化服務人員、返鄉農民工的培訓力度,不斷提高農業從業者的思想文化水平、專業技術水準、市場競爭與合作能力。五是要推動農業科技創新,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減輕農業勞動強度,提高農業生產率。六是要大力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長農業產業鏈條,大力發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這一郊區農村經濟新的增長點,鼓勵和幫扶農業勞動力開展多種形式的休閑旅游觀光采摘營銷模式,切實提高農民的農業就業者的實際收入,全面開放農業全產業鏈的就業空間,讓更多的人從事農業全產業鏈服務。
(三)加快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推進城鄉一體化,加快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有效應對農村和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加快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核心,就是要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廢除城鄉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建立城鄉平等的公共政策,實現城鄉居民權利平等。一是要通過城鄉一體化改革,廢除農業戶籍制度,建立農民職業制度,從體制機制上保障農業成為體面的職業。一方面使農民不再是一種不平等的戶籍身份,而是一種平等的職業身份;另一方面使農業這種職業與其他所有職業一樣,平等向全體人員開放,農業不再是傳統戶籍農民才能從事的封閉性產業,而是所有人都可以選擇的現代開放性產業。通過改革,使農業成為有希望的體面產業,使農民成為有尊嚴的現代勞動者,使農村成為休閑宜居的樂園。二是要按照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要求,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鼓勵和幫助農村居民帶著財產和家庭進城定居生活,特別是要重點保護家庭的價值,使農民家庭不被城鎮化所分割,切實讓城鄉居民在城鄉之間自主選擇職業和居所,自由追求幸福生活。三是要健全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遠行化,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社會保障水平,使職業農民與其他行業就業人員一樣享受均等的醫療、養老、救助等社會保障待遇,特別是要建立普惠型的農村老人福利制度和家庭福利制度,不斷提高老人福利和家庭福利保障水平。
(四)加快提高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
隨著農村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農村養老已成為最現實、最迫切的經濟社會問題。保障老年農民安度晚年,過上幸福的晚年生活,提高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依、老有所樂,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一是要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有序推進承包土地流轉,培養農業接班人,將老年農民、特別是高齡農民從繁重的農業勞動中解放出來,使他們過上農業退休后的生活。二是要著重解決農村留守老人的孤獨和缺乏照料的問題,尤其是失能、高齡、喪偶的留守老人群體。政府應明確和強化對農村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職責,重點加強對高齡、喪偶、失能、留守等特殊困難老年人的生活托底保障作用。在政策支持上,應通過減免稅收、購買服務等優惠政策和扶持措施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辦小型家政護理公司,培育發展農村老年人自治組織(老年協會)、非營利性老年服務組織和志愿服務組織;同時政府應從保障、救濟的目標出發,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緩解農村高齡、喪偶、失能的留守老年群體的無人照料難題。在財政投入上,應增加對農村養老照料服務中心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盡快建立市、區(縣)、鄉(鎮)三級財政養老服務補貼專項撥款的長效財政保障機制。三是要加快試點建立覆蓋城鄉的老年人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在建立和完善農村老人醫療、養老保障的基礎上,積極推進與農村當地相適應的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加快建立老人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建成全面覆蓋城鄉的養老服務體系。四是針對農村老年人內部分層明顯的特點,要充分發揮市場和社會在養老服務上的積極作用,促使不同層次、多樣化的社會養老服務業發展,更好地滿足不同層次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需求。
(五)加快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民族之所以幾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的崇高價值追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我國不正常的人口老齡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背離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必須從中華文明中吸取智慧與營養。一是要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農本文化。中國是著名的農業大國,從“農為天下之本”,到后來的“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再到近些年來中央強調要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看出當政者頭腦中始終存在的重農理念。但在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農業被削弱、農村被掠奪、農民被歧視的問題相當突出。我們亟須從中華傳統農本文化中吸取經驗,重新認識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巨大價值。二是要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孝道文化。儒家強調“百善孝為先”“罪莫大于不孝”。所謂孝,就是子女贍養父母的責任和擔當。孟子所說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將子女對父母的感恩之情與贍養之責推而廣之,由家庭延及至全社會。我們正在面對的老齡化社會,迫切需要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孝道文化,倡導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營造讓每一個老人都能過上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三是要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鄉村自治文化。中國歷史上有“皇權不下縣,縣下靠自治”的傳統。20世紀以來,連續不斷的革命,完全摧毀了鄉村自治傳統,國家權力全面深入和控制鄉村。特別是在城鄉二元體制下,鄉村的精英單向地向城鎮流動,造成鄉村治理人才的嚴重欠缺。我們要將中華傳統自治文化與現代民主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形成適應鄉村需要、體現時代特征的現代鄉村民主自治。
(六)加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長期以來,北京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最嚴格的地區之一。現在,北京也是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城市之一。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經過長期的嚴格執行后,都可能產生新的問題,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改革與完善。實行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齡化,已經使人口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重大變化。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正視農村人口老齡化嚴重問題,加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
(七)加快老齡化社會法治建設
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但有關老齡化方面的法治建設卻明顯滯后。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進程中,要加快建設有關人口老齡化方面的法治建設。特別是有關立法部門,要承擔起應有的立法責任,不能“為官不為”。一是要加快建立敬老、養老、助老法律法規體系。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于201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是我國最重要的老年人權益保障專項法律,但相關法律體系建設明顯不足。要參照國際經驗,加快敬老方面的系列立法,建立系統的敬老、養老法律體系。建議專門制定《老人福利法》,全面建立和保障老年人社會福利。二是要修訂或制定與《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相配套的養老、敬老行政法規和地方規章。比如該法第十八條規定:“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保障贍養人探親休假的權利。”但現行《國務院關于職工探親待遇的規定》卻規定:“已婚職工探望父母的,每四年給假一次,假期為20天。”建議重新制定有關探親待遇條例,不管未婚或已婚,均規定一年一次探親假,并報銷往返路費,以鼓勵子女經常看望不在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同時,建議每年農歷九月初九敬老日放假一天,國家領導人應在敬老日發表敬老、養老、助老講話,有關部門要開展相關敬老、養老、助老活動,舉辦敬老、養老、助老相關儀式,表彰敬老、養老、助老優秀人物。三是要改革住房和稅收制度。要著眼于鼓勵家庭成員與老年人共同居住生活,全面改革相關住房制度、稅收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凡是與老人共同居住生活的家庭,在住房面積、住房貸款等方面給予全面的政策優惠與支持,個人所得稅等方面給予減免,在家庭福利保障上給予實質性生活補貼等,切實為家庭的團聚、和睦、幸福提供政策法律保障。此外,其他有關涉及老年人權益和生活水準問題,都要建立健全體現中華傳統敬老養老美德與現代福利國家精神的法律制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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