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鄉村建設與國家治理專題
我一向認為，三農問題是宏觀制度變遷造成的，對此，尤其不可以簡單化地厚此薄彼。如果缺乏對資本主義大時代的世界地緣戰略變化的了解，缺乏對中國這個亞洲原住民大陸上最大發展中國家應對列強壓力、追求工業化以維護主權的歷史重任的了解，就往往會片面地看待向國家工業化貢獻了巨大剩余的弱勢農民和貧困農村，甚至把殖民地掠奪形成的大規模農業當做榜樣來歧視性地討論原住民農業的復雜困難！至于鄉村治理，也得從本源說起。中國當前的基本體制矛盾是城鄉二元結構，但幾千年的鄉村治理都是穩態的，支撐著國家安全；與國家正規制度體系也是相輔相成的上下二元文化（非對立）。十多年前我就用“皇權不下縣”來簡單歸納這種上下層不同的治理結構，現在看來，鄉土社會的社區自治，乃是人均治理費用最低的制度體系。相對而言，西方人在城市建立的現代化代議制民主和條塊分割的法制框架的治理體系，則是人類歷史上成本最高、從來沒有在發展中人口大國有效運作過的制度體系。與其好高騖遠奢談西方中心主義經典而言不及義，不如腳踏實地多研究些本土問題。本專題這四篇文章遠近高低各不同，從國家安全與鄉村治理的相關性這種宏大敘事，到鄉土社會中的社火承載對不同族群聚落的展演表達，再到維系鄉村穩態治理結構的孝道文化和小賣鋪這種新興公共空間的微觀分析。選取的文章從國家戰略到村社文化，內容豐富、觀察細致，論述全面、分析到位。瀏覽之余，覺得這個專欄收入的文章有結構感。
——本專題特約主持人：溫鐵軍
導語：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逐步納入全球化軌道，鄉村社會越來越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考察鄉土文化和鄉村治理的視角，也應超越“國家 －鄉村”二元框架而采取“全球 －國家 －鄉村”的宏觀視野。一方面，資本全球化的制度成本轉嫁對我國鄉村治理造成嚴重負外部性，尤其是會帶來糧食、經濟、生態、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風險；另一方面，則是治理劣化造成的內生性風險。兩者疊加導致我國鄉土社會風險承載能力日益弱化，最終影響國家綜合安全。鄉土文化作為農業文化系統、農民文化主體、農村文化場域的整體范疇，對于鄉村治理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也為生態文明的孕育提供了主體認同、組織創新和在地經濟的物質與精神資源。因此，為了促進鄉村善治，我們需要依靠以生態文明為核心的政策空間，更需要鄉土文化主體的培育、組織創新、在地知識創新以及在宏觀敘事上改寫以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為中心的歷史敘事，傳承百年鄉村建設的家國情懷。這是本專題的第一篇文章。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劇，我國鄉土社會呈現快速衰敗趨勢，其承載風險的能力也日益弱化。全球化體系對社會文化、生態環境轉嫁嚴重的負外部性，加大了我國鄉土社會的風險因素，最終影響國家綜合安全。為了實事求是地認識問題，本文跳出以往“國家-鄉村”的二元邏輯，建構“全球-國家-鄉村”宏觀視角，重新評價鄉土文化與鄉村治理對于國家安全的意義。在全球傳播日益廣泛而密切的時代，我國鄉土文化在應對全球資本文化的侵蝕中，是否有勝算？本文特別強調拋開“先進-落后”的現代化邏輯，而是以生態文明為導向客觀認識鄉土文化的特質，從而為政策制定、調查研究、鄉村建設實踐提供科學的建議。
一、研究問題與宏觀框架
面對全球化時代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國國家安全戰略已從傳統的單一安全觀轉向總體安全觀，全面涵蓋政治、軍事、領土、經濟、文化、技術、信息、生態、社會、糧食、資源和核安全等領域。[1]筆者團隊近期研究指出，除軍事與核安全外，國家綜合安全的諸多領域與鄉土社會均有不同程度的關聯；尤其是鄉村社會關系、鄉土文化、糧食安全、鄉村生態環境、鄉村經濟可持續等方面，不啻為國家綜合安全的主陣地之一。[2]總體上，我們認為：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首要的安全問題，是如何應對全球化背景下嚴峻的國際外部性風險疊加本國內生性風險的復雜挑戰。大量歷史經驗教訓、實例研究和比較研究表明，我國鄉村社會因其“外部風險內部化”機制而具有“穩定器”功能，尤其是建國以來經歷的八次經濟危機的軟著陸，三農的承載作用可謂是中國向全世界公開的最大秘密。[3]相關研究此處不再贅述。本文重點探討鄉土文化對于鄉村治理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意義。
為了澄清問題，客觀理解中國發展的真實經驗，理論上我們主張走出“國家-鄉村”二元對立邏輯，建構“全球-國家-鄉村”宏觀框架。從近代以來歷史看，我國鄉村治理格局改變，乃是工業化需要內向型的從農村地區提取剩余完成資本積累所致，必然將國家發展階段的演變乃至鄉土社會的衰敗納入“國家-社會”的關系研究。然而，從西方經驗衍生出來的這套“國家-社會”范式潛在地預設了兩者的對立關系，既不符合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語境，與當前中國參與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全球化競爭之歷史使命也不相符。事實上，改革以來宏觀經濟波動與農村治理危機的演進軌跡表明，鄉村的興衰安危已經不可避免的與全球化進程發生關聯。[4]特別是我國在2001年全面加入西方主導話語權的WTO之際，基本完成了銀行業市場化取向的改制；接著是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之前完成四大國有銀行的股改上市，可以說基本具備了參與金融資本全球化競爭的制度條件。這勢必讓我們高度警惕全球化的本質屬性，因而理論上我們借鑒薩米爾·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論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簡言之，西方主流資本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造成的危機代價，主要是向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轉嫁，這是造成發展中國家貧困的主要原因。我們將在后文較詳細介紹成本轉嫁論。
以上全球宏觀框架的另一層意義，則是從國際比較研究的視角看待三農困境與出路問題。在全球三大農業類型中，大農場只適合于美國、澳大利亞等殖民地國家，那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擴張時期大規模驅逐甚至消滅原住民（小農）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工業化發展的主導趨勢下，這種以規模化、資本化、產業化、商品化、化學化的大農商主義，其實難以可持續發展，它不僅需要依靠政府補貼，而且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和立體交叉污染。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小農經濟基礎上的鄉村社會，其實并不具備此種現代化農業的條件。當上個世紀80-90年代我國開始提倡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的同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走出的卻是綜合農協的模式，政府給予一系列惠農政策，讓農民從諸如餐飲、旅游、加工等二、三產業中獲得高收益。另外，歐洲則是以高補貼、高保護、市民化的小農場業，一方面可以通過經營者的其他產業受益抵消掉一部分農業風險，而且在環境保護和生態標準的高門檻下順應城市中產階級的要求。由此橫向比較可見，雖然歷史上我國的農業現代化以效益為導向為國家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跳出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現代化困境。隨著全球化自由貿易的深化，我國主要大宗農產品幾乎都出現了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價格的“地板高于天花板”現象，總體上缺乏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5]農業困境如此深化，勢必需要尋找新的出路。
將我國鄉土文化和鄉村治理置于全球語境加以考量，還需認清信息化時代西方中心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傳播環境。頗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軟實力”的概念。作為綜合國力的一個指標，不僅學界對此有大量論述，而且它已進入我國官方話語體系，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導意義。問題是，“軟實力”容易被當作宣傳工具而失去它的理論意義和價值，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在全球傳播中出現主體缺席或失語。實際上，在全球信息日益自由共享的時代，“軟實力”強調的不只是怎樣講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的內容，故事由誰來講。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約瑟夫?奈坦承，美國軟實力的核心是“如何用行動來印證敘事，（比如奧巴馬獲勝的大選）讓全世界看到美國人民能夠踐行（其美國的）價值觀，實行其政治制度……美國的軟實力即文化吸引力主要來自公民社會的自由和活力”。[6]盡管奈氏在近期訪談中對我國有較為中肯的評價，但我們仍需警惕概念本身裹挾的西方意識形態。談論“中國特色”的軟實力有意義嗎？如果說中國鄉土文化是國家文化不可分割的核心部分，那么鄉土還有文化吸引力嗎？它又如何應對全球資本文化的碰撞和侵蝕？這樣的全球語境，有助于我們重新評價鄉土文化與鄉村治理對國家綜合安全的積極意義。
上述理論框架充分考慮全球視野下的政治經濟、制度安排和文化因素，由此重新詮釋鄉土文化和鄉村治理與國家總體安全的邏輯關系。本文接下來簡要回顧外生與內生風險雙重作用下鄉村治理的重負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然后根據多年來的鄉村建設經驗和觀察，對鄉土文化進行重新詮釋，特別從生態文明敘事的角度闡述鄉土文化對鄉村治理和國家安全的積極意義。本文最后就如何發揮鄉土文化對鄉村治理的價值提供若干建議。
二、雙重風險作用下的鄉村治理問題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一）全球化的制度成本轉嫁對鄉村治理和國家安全的影響
1980年代西方核心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大旗下從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階段過渡，其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從產業資本危機向金融資本危機的形態演變；這種形勢下，“任何國家的發展都不可能逃開西方這種金融資本階段泡沫化擴張造成的全球危機，以及西方應對危機所內生性地對外轉嫁成本。”[7]新世紀伊始我國開始全面擁抱全球化，鄉土社會必然要直面全球化的風險與挑戰。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在鄉村加速積累其負面效應，從而威脅國家綜合安全。其表現可概括為：鄉村經濟中的生產力“三要素”（資金、土地、勞動力）多形式外流，鄉土社會低成本穩態治理秩序隨之解體，主流意識形態上“鄉/土”成為問題與必須克服的目標對象；外加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制度代價向發展中國家弱勢群體和資源環境遞次轉嫁這一宏觀國際背景，共同產生著“鄉土社會整體性衰敗”的普遍后果。
首先是糧食安全。我們已在過去研究中提醒國際糧食金融化隱含的風險，即一國糧食對外依存度越高，越要被迫承擔全球虛擬資本泡沫通過糧食市場轉嫁的危機代價。[8]我國目前包括大豆在內的糧食進口率已近20%，遠遠超過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2008-2020）制定的5%目標警戒線。須知：自從加入世貿組織以來，農民談判一直是非常棘手的難題，糧食安全和農民福利一直是繞不過的議題。2012年聯合國的一份特別報告中指出，WTO規則制約了發展中國家保障糧食安全和小農生計的有效手段。[9]環顧世界，2007-2008年縈繞全世界約30個國家的糧食危機至今令人記憶猶新，糧食價格的上漲造成了多國民眾的恐慌、不滿和抗議。[10]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有研究者認為“食物”除了經濟屬性之外，還應具有生存必需品、國家公共品和戰略品等多重屬性，發展主義支配下糧食和食物在總體上被剝離成單一的商品屬性，從而把農業和農民推向弱勢的境地。[11]
其次是生態環境安全。過去三十年，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帶來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生態環境惡化的代價逐漸凸顯。據2012年我國官方報道，中國環境污染損失增速超過GDP增速，根據國家環保部公布的2009年環境經濟核算數據，“環境退化成本和生態破壞損失成本合計13916.2億元，較上年增加9.2%，約占當年GDP的3.8%（GDP增長率為8%）……[據報道]60萬個村莊污染治理處于空白”。[12]根據2014年國家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公布的調查結果，我國土壤污染總超標率16.1%，耕地污染總超標率19.4%，其中重度和中度污染面積近3%，屬于不宜耕種范疇；其中工礦企業和農業自身依然是主要污染源。[13]嚴重依賴化石能源和工業化技術的農業是僅次于工業的溫室效應氣體貢獻者；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農業生產國，無論是農業源溫室氣體排放占總排放的比重，還是甲烷和氧化亞氮兩大農業源溫室氣體排放占各自總量的比重均居全球最高。[14]鑒于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占比最大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國家[15]，我國在氣候談判和減排努力上，恐怕非常被動。
再者是經濟安全。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我國大量出口導向型企業破產，截至2008年底全國至少有15萬家鄉鎮企業關停，14萬個體戶關閉，農民農業收入顯著減少；金融危機造成2500萬人失業（且貧困地區農村勞動力受到的沖擊更為嚴重）。這個數字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無法承受的，所幸我國廣袤的農村社會的勞動力“蓄水池”功能，這些失業人員還有回得去的鄉土。
第四是社會安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也是西方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向發展中國家推銷的過程，工業化、城市化取向的發展成為不二選擇。為了維護維系西方富裕現代化生活方式的大量產品，大量社會成本被轉移到弱勢群體身上（例如農民工缺失社會保障），生態環境也隨著產業轉移而轉嫁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工廠，由此導致大量社會問題和沖突，群體性事件頻發。例如2008年第四季度，廣東一省的“兩搶一盜”案件立案數就達八萬余起，省公安廳負責人表示，這一數字遠遠高于往前，而且形勢還會進一步嚴峻，各類勞資糾紛、土地拆遷問題會層出不窮。
第五是文化安全。全球化時代，文化安全作為國家綜合安全的重要因素，已引起重視，但是文獻顯示，我國農村的文化安全形勢還缺乏廣泛深入研究，有的只是在宏觀論述國家文化安全戰略時順便提及鄉村社會。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普及，錯綜復雜的全球文化已經可以通過各種日常生活交流和娛樂方式進入中國社會；鄉土社會的文化安全狀況已經被推至全球傳播層面而成為一個巨大的全新的課題。
通過文獻分析，理論上有幾點值得警惕。首先是在論述文化安全時的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話語，有的甚至依然停留在中國社會從“農耕文明發展到現代化工業文明”[16]這樣的機械化認知。由于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快速發展，甚至成為GDP的重要貢獻者，然而正是受到西方核心國家文化產業的影響（以及派生的文化消費思維），對鄉土文化的認識被局限在先進/落后的二元對立邏輯中，農村文化成為被改造被城市化的對象。[17]另外，近年來我國在軟實力方面投入巨大（如建設孔子學院），根據英國Portland咨詢公司全球軟實力報告（2015年最新版），中國位居第30名，但是從該報告的調查方法和理論依據看，依然是西方意識形態主導的話語體系。[18]另據國家形象調查表明，在國際傳播中，中國國內治理問題依然被認為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挑戰”。[19]事實上，作為基本國情，中國鄉土文化和社會治理或許是與西方世界差異最大的地方，而國際傳播中在這一點上的隔閡，各國人民對此的無知，對中國和平發展來說，恐怕是禍兮福兮，其邏輯后果尚需深入研究。
（二）鄉村治理的內在風險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上述外來風險因素疊加在鄉村社會內生危機上，顯然加重了鄉村治理的困境，加劇了深層次矛盾。雖然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的活力獲得了巨大釋放，但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資金、土地、勞動力三大要素從農村凈流出，農村公共產品長期供給不足，社會文化發展滯后，更談不上有效管理原本由負外部性轉嫁而來的公共議題（例如生態環境污染）。與此同時，鄉村正在成為大量制造安全風險并將風險不斷外溢、從而成為對國家綜合安全產生嚴重負外部性的區域。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在鄉村和“去組織化”改革30多年之后，鄉村幾乎全面地進入了“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的狀態。[20]如果我們把鄉村社區定義為“社會-文化-地理”實體，[21]會發現諸如生態環境污染、糧食安全、經濟安全等關系到國家長治久安的因素，無論是其根源還是后果，都是超越作為鄉村治理個體的社會、文化、地理邊界的，因此需要引起國家足夠的重視。此外，鄉村社會還存在嚴重的內生風險因素。
首先是基層政府公司化導致的治理困境。趙樹凱認為，在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基層政府公司化曾經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國家宏觀經濟環境的改變和鄉鎮集體經濟的沒落，基層政府的公司化行為（對經濟的干預）并沒有削弱，對GDP（公司營業額）的追逐愈演愈烈。[22]例如，90年代以后土地本身成為商品，地方政府通過簡單的土地開發或流轉，就可以獲得遠高于80年代“以地興企”階段的增值收益；而且還意味著，政府公司主義的利益結構發生了變化，地方政府越來越少地依賴土地產業資本的增值收益，而更多地依賴于沒有社區負擔的外資。由此，農村集體在土地資本化中的主導力量被削弱，征地的一次性補償收益被擠壓，農民僅能得到5－10%，村集體經濟組織得25－30%，60－70%為政府及各部門所得，而村集體所得部分也往往由村干部掌控。[23]
隨之而來的第二個風險因素是地方政府債務高企。地方政府債務是一個長期、復雜、多變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有調查顯示鄉鎮政府債務主要由政府辦企業造成；2004年趙樹凱在10個省區20個鄉鎮的調研中發現，4個基本沒有債務，另16個鄉鎮的總債務約5600萬元，平均每個鄉鎮280萬元，最高的鄉鎮達到1000萬元。[24]到了近年來，根據國家審計署報告（2013年），全國有3465個鄉鎮政府債務率高于100%，而地方債務總額近14萬億（2014年），而實際規模有可能高達30萬億，其中融資平臺成為舉債主要途徑。[25]如此狀況，無怪乎政府無心無力于地方的公共事業建設，國家和農民負擔加重，而且正常經濟秩序受到干擾，社會風險增加。
第三個風險因素是基層治理的空心化和黑社會化。在那些遠離城鎮且資源稟賦較差的鄉村，由于無利可圖，基層治理呈空心化的現象；理論上的解釋，一方面是鄉村個體無法承擔組織起來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因為合作產生的預期增量（我們稱之為“合作租”）無法抵充組織成本。[26]一方面是青壯年勞力紛紛外出打工，農村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另一方面是沒有人愿意站出來謀村莊的公共事業，這些年來消失的上百萬個村莊大抵屬于這種類型。而在那些近效或各方資源可被工業定價的地方，基層治理又呈現黑社會化的現象，表現在村委會主任的選舉上，有些地方一張選票值上萬元，人們爭得你死我活，甚至大打出手，農村的派性斗爭也越來越頻繁，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發展。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鄉村組織化程度低下造成的治理風險。我們最近的研究表明，一般的行政村或自然村的社會和資源整合仍然受到或隱或顯的派性力量制約，而“鄉鎮則為各種農村公共活動和社會組織的發育提供了空間。客觀地比較東亞鄉村，只有中國大陸在鄉鎮一級沒有組建綜合性合作社，農民組織化程度最低。另有一些案例表明，在農村中各種經濟和文化力量日益活躍的局面下，鄉鎮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實現治理創新，低成本地撬動各種民間資源，推進農村組織創新與制度創新。”[27]
三、創新鄉土文化：化解鄉村治理困境的可行選擇
民國年間中國飽受內憂外患之苦，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失衡”是根本的原因，遂開出鄉村建設的“方子”，其意在于立足鄉土，立足于尚未被全然破壞的鄉土文化，謀整個中國的建設。今天，如前所述，我們處在了另一個層面的內憂外患之中，其根源，我們仍可在“文化失衡”這四個字中找到，其化解之道，是“重塑中華文化的自信”，而中華文化的根，無疑還是在廣袤的鄉土。
（一）鄉土文化的生態詮釋及其特性
長期以來，伴隨鄉村衰敗的是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二元對立，但是正如國內外學者指出，如果把兩者置于資本主義全球化視野下，揭開落后/先進的靜態表象，本質上是“現代化”進程對多元文化文明形態的拒斥和破壞。[28]在公共話語中，鄉村實際上成為一種被不斷定義的“冗余”范疇，它既可以被當作愚昧落后的他者襯托城市文化的中心地位，也可以被當作浪漫化的對象滿足城市富裕階層逃避現代化危機的想象。鑒于此，我們在理論上要超越文化作為“總體生活方式”或者“心理價值取向”這樣的一般定義，而是從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高度提煉鄉土文化的“理想范疇”，從而闡明它的內涵和外延。下面先從農業作為文化系統、農民作為文化主體、農村作為文化場域進行探討。
首先，鄉土文化的物質基礎應該與農業生產的本質息息相關。如果說工業生產是通過不可再生能源的機械化利用獲得物質基礎，農業生產在本質上需要依靠動植物的生命能量（最終來源于太陽的能量）；同樣重要的是，這種生命屬性包含維系土壤肥力的自然循環規律。這一點，早已被世界有機農業的前驅、英國的艾爾伯特·霍華德正確指出，也從東亞小農的傳統循環農業中得到證實。[29]與農業的自然過程相適應，鄉土文化在本質上還具有內生多樣性。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糧食與農業生物多樣性（例如農作物的各色各樣土種），這是生態文明的應有之義。顯然，遵循此種規律的傳統農業方式對自然環境保護具有正外部性貢獻。工業化大農業可以依靠大量的化學品和能源投入片面追求效率，榨取農業剩余，但是它的標準化、規模化、單一化方式，本質上是去多樣性的，造成嚴重水土流失、肥力下降和環境破壞，因此不符合生態文明的要求，更不符合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農業作物一個文化系統，必須符合生命和生態意義上的統一的整體性。
其次，鄉土文化為農民提供了主體身份認同的資源。從文化形式或表征上講，這些資源包括傳統農業社會的祖祖輩輩為遺留下來的文化習慣、儀式和象征，例如鄉風民俗、宗族信仰、歷史記憶和鄰里親情等，也包括新時期鄉村社會的種種有形或無形資產，比如村民戶口、土地經營制度、鄉村共同體等。[30]盡管文化形式上全國各地村莊存在巨大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但是從文化的物質基礎來看，農民的文化主體表達應該是與其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核心價值。董筱丹等在研究蘇南鄉村工業化的比較制度經濟學分析中發現，傳統上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小農村社制條件下的農戶理性，表現出與西方式“經濟人”不同的行動邏輯，即依托了村社集體的組織力量實現資源分配和內部化出來外部性的“村社理性”，在初期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體現了當代歷史上我國現代化的一項比較優勢。[31]總體而言，隨著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改變、城市化加劇、基層治理轉型、現代信息技術普及等原因，一度建立的農村社區認同總體趨向消解；農民在集體行動中往往呈現認同不穩定、游離性、工具性、甚至非真實性的特點。[32]另外，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縱深發展，出現三個階段性、尚在演變過程中的群體認同問題：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身份模糊，失地農民的市民化認同困境，中產階級逆城市化過程中的半農半X身份。看來，一方面，鄉土文化并非一成不變，但另一方面，從文化的本質屬性而言，依然是誰從鄉土文化中獲得利益的問題。
第三，鄉土文化作為文化場域而言，具有在地性的根本特征。至少，作為一個理想范疇，一個鄉村共同體具有一定的自然、社會、文化邊界的熟人社會，人們在信息對稱和地方性知識的基礎上形成公認一直的規矩，由此塑造農民行為的“鄉土邏輯”。[33]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前述農業生產本質而言，鄉土文化體系的在地性還表現在對一方水土的農耕知識和生態關懷。這是農民與土地的切身關系，無法被不在當地的代理人（例如農商投資者或管理者）所頂替。也正是在這種在地性意義上，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馬赫提出的“適用技術”[34]概念可以成為促進農業生態環境和共同體維護的依據，而不是因為資本逐利或投機造成異化性的生產過剩。相似的，本地社會經濟的可持續，需要盡量讓資金、資源在本地流動。不幸的是，前述農村“三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紛紛流出，正是市場化尤其外向型經濟模式使然。與此同時，逐漸都市化的消費行為越來越依賴遠方的供給，加上教育資源和房地產在城市集中，大量資金無法回流到農村助力經濟社會文化建設，鄉村難以可持續發展。另外，從知識和價值形態上，制式教育的城市化和西方化傾向，輸出大量抽象的表面上全球化的知識，加上大眾傳播“娛樂至死”（尼爾?波斯曼），抑制或破壞了鄉村歷史、文化、生態價值，加劇了鄉土文化的衰敗。
以上關于鄉土文化的定義性闡述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它的價值，特別是它的系統性、主體性、在地性。這讓我們看到，在全球傳播過程中，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話語體系與中國鄉土國情是錯位的，前者所裹挾的“先進-落后”現代性宏大敘事，潛移默化的把鄉村置于被工具化、被城市化、被工業化的境地。當然，國際上不乏理解中國鄉村的有識之士。例如美國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小約翰·柯布，長期關注中國生態文明發展狀況，盛贊中國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并認為中國可以避免西方工業文明發展的錯誤，從而具有直接進入生態文明的獨特機會；而且“中國還有偉大的農業傳統，有大量有經驗的農民，這有助于發展生態農業，而生態農業是生態文明的重要基礎。”[35]正因如此，我們在研究中力圖從“全球-國家-鄉村”宏觀角度重新認識鄉土社會文化的生態地位。
（二）鄉土文化對于鄉村治理與國家安全的積極意義
上文關于鄉土文化的理論勾畫，有助于系統性的理解和判斷廣泛的鄉村建設過程中微觀的文化變遷現象。鄉土文化對于鄉村治理和國家安全的積極意義，正是需要從實踐到理論的螺旋式上升中得到認識。這里的理論基礎是鄉土文化的涌現性（emergent property）。一般而言，“涌現性”是指個體在互動過程中產生不可預測、也無法完全用個體屬性來推演或解釋的（系統性）模式或規律。運用在文化解釋上，也就是說，文化作為象征意義模式，是在個體互動中呈現出來，反過來又成為調動/協調個體行為的共享符號。[36]。例如，近年來，社區支持農業、食物權、春耕節、農耕體驗、社區營造、合作社、合作金融、農耕博物館、社區大學、可持續發展協會等等原來沒有或很少用的詞匯（文化的表征），在新時期鄉村建設實踐中涌現出來，這里面包含了人與人、人與土地的新型關系和價值形態。須知：這樣的文化現象，不是憑空產生，而是在原有鄉土文化資源的基礎上的創新，因此也足以說明保護鄉土文化資源的重要性。雖然這些只是剛剛開始，雖然生態文明的內涵還在不斷嘗試和探討當中，但是就像過去的現代工業文化一樣，一系列新文化現象預示著生態文明全新的敘事是有可能的。
第二，新型合作組織的出現。在農村再組織化的過程中，一些看似初級的活動，例如老人協會、婦女文藝隊、小志愿者團等，可以認為是村民合作的訓練場，在此過程中，熟人倫理關系、長幼之序、族群紐帶、對本地歷史文化的記憶、文藝興趣等鄉土文化要素均有可能被調動起促進組織創新。這在宏觀層面上有助于通過極低的成本培植社會資本水平，從而有利于社會關系的協調和公共事務的解決，最終有利于改善鄉村治理局面。在跨越鄉鎮的較大范圍上，一個絕佳的例子是山西永濟蒲韓的鄉村建設經驗，結合了“科技服務、文化娛樂、學習討論、企業運營、公益事業為一體的‘綜合性鄉村社區’治理模式”。[37]鑒于普遍的原子化狀態，鄉村文化的創新如何融入生態文明內涵，形成新的集體愿景和主體認同，將是理論和實踐上長期的、全新的問題和挑戰。
第三，回嵌社會的多功能農業的大量出現。其一，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面對城市壓力、環境問題和價值困惑，出現逆城市化現象，特別是出于食物安全和生態環境的考慮，越來越多的人以各種形式加入社區支持農業和公平貿易中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約有500多家與市民對接的農場或互助小組）[38]參與其中的主體還包括返鄉青年、社會志愿組織、消費者群體和生態農場等。此外，近年來我國各地興起各種農耕文化體驗和鄉村旅游，很多城里人喜歡鄉下呼吸新鮮空氣，洗洗心，洗洗肺，消費農家的有機食品，享受鄉土文化的氛圍，鄉村又變成了香餑餑。鄉村恢復了生機，社會經濟自然就更加安全。這些與西方資本主義適應性調整的生態努力有相通之處，即建構在地化經濟，例如源自英國的轉型城鎮（Transition Towns）運動，源自意大利的慢城、慢食運動，源自美國的本地活力經聯盟（BALLE），[39]其共同特點是應對化石能源危機、環境污染以及現代城市病而倡導本地社區經濟文化建設（比如食在當季當地、本地化清潔能源），以便提高本地抵御風險的能力（恢復力）。
（三）鄉土文化治理作用的發揮
綜上所述，全球化的制度危機轉嫁對我國鄉土社會、生態環境、文化和經濟造成的威脅，疊加內生性風險，勢必引起嚴重的治理難題。中國三農承載了屢次危機的成本轉嫁，但隨著鄉村文化破壞和治理劣化，其風險承載能力存在極大變數，最終威脅國家綜合安全。但與此同時，通過形式多樣的鄉村建設實踐，我們可以發現鄉土文化的生態文明特質，它的多樣性、在地性、認同性和涌現性，是更加可持續的經濟方式和生活方式得以創新的文化資源。這種擁有生態價值和潛力的活生生的文化形態，恰恰是全球化時代國家軟實力最好的體現，因而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政策上，黨的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的發展戰略，強調生態文明要融入“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這不僅是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也是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 [40]這實質上確立了生態文明在“五位一體”中的基礎作用，為鄉土文化建設、鄉村治理創新提供了廣闊的政策空間。
不過，無論根據理論推導還是實踐判斷，鄉土文化的主體性和涌現性決定了文化變遷與創新無法單靠自上而下的意愿或者口號式灌輸即可實現。又由于鄉土文化本質上的生態多樣性和復雜性，所謂有益的經驗通常不具有復制性，而只能在非常一般化的層面上具有意義（這本身可以說是一個悖論）。以河南郝堂村的系統鄉建實踐為例，以經濟建設、社區建設、社區治理齊頭并進，其中以村民為主的文化建設又是規劃過程中的核心思想，包括保存村莊田地之間的原始形態、關注恢復文化傳統（如廟宇、家祠）、就地取材保留鄉村地域色彩、促進鄉士和熟人關系氛圍、協調兩委關系等等。[41]
其次，圍繞農耕核心的鄉土文化創新，需要一種有別于工業化時代標準化、集成化、大規模化教育模式的新型的生態化教育。這就需要吸取歷史上平民教育的精神，培育在地知識系統和社會參與相結合的教育創新。如果還是延續為工業化服務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制式教育，只能培養出被工業資本利用的勞動力資源，長此以往，生活在數百萬個村莊社區的下層群眾和生活在城市社區的中產階級，就缺乏對鄉土知識的社區共生文化的起碼了解，更不具備適用于一方水土的知識和技能，也就無法支撐起符合本地特征的地方良治體制。與上文的涌現性相適應，我們提倡鄉土文化的主體在自組織中同時采取社區化教育創新和知識創新，把鄉土文化遺產（如鄉土建筑、景觀）的話語權把握在自己手里，這從實際功用來講，也是可以轉化為一大筆可觀的旅游資源。
最后，若要發揚鄉土文化的價值，還需突破以工業文明或城市文明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以生態文明的高度重新書寫城市與鄉村互動發展的歷史，特別對于國人來說，要重新挖掘和傳播鄉村建設的歷史脈絡。回顧歷史，我們發現，當今鄉土社會所經歷的種種，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劇變”。這場劇變的開始，就是梁漱溟所言，“所謂中國近百年史即一部鄉村破壞史……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42]為了緩解這場劇變帶來的危機，迎來新社會的希望，自清末大變局前夕1904年河北翟城村鄉紳米鑒三父子倡導村治以來，廣泛而持久的鄉村建設與鄉村治理就已經拉開了序幕。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晏陽初在一篇演講中說，“[要]掌握永恒的和平……全寄托在整個世界所有的良善人民。這就是我們古人的遺訓：‘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我們不僅是為和平而組織世界，更要為和平而教育世界”。[43]雖然時代已經改變，但是鄉村建設前輩們立足世界歷史的格局和精神，儼然是當代維護國家綜合安全的借鏡。
參考文獻：
[1]標志性事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4年初正式設置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參見新華網報道，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24/c_119122483.htm。另見權威智庫的首部相關出版物：劉慧主編，《國家安全報告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2]福建農林大學課題組（溫鐵軍、張俊娜、邱建生）編著：《居危思危：國家安全與鄉村治理》，東方出版社2016年版，特別是第21頁。
[3]詳見溫鐵軍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4]相關實證研究參見董筱丹、溫鐵軍：《宏觀經濟波動與農村“治理危機”——關于改革以來“三農”與“三治”問題相關性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5]具體分析參加《居危思危》第十四章“中國當前農業農村政策的基本問題”，尤其是第193-196頁。
[6]參見約瑟夫·奈于2011年 2月28日在接受美國公共電視臺（PBS）Charlie Rose節目訪談時的話，視頻網址：https://charlierose.com/videos/14085。亦參考張梅（訪談）：《中國軟實力的現狀、發展與新時期的中美關系——訪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約瑟夫·奈教授》，《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
[7]溫鐵軍：《全球危機下的區域發展》，2013年10月22日晚溫鐵軍在北師大教9-502應學生社團“農民之子”的邀請做了題為“全球危機與區域發展”演講。《南方都市報》評論記者張天潘、實習生金其琪記錄整理。
[8]溫鐵軍等：《糧食金融化與糧食安全》，《理論探討》，2014年第5期。
[9]王東輝、秦天放：《新一輪糧食安全與貿易自由化之爭》，《農業貿易研究》，2012年第7期。
[10]朱利江：《食物權視野下的全球農業貿易體制》，《國際法研究》，2014年第3期。
[11]周立：《從“誰來養活中國”到“怎樣養活中國”——糧食屬性、AB模式與發展主義時代的食物主權》，《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6月第2期。
[12]央視《財經熱點調查第77期》，網址：http://jingji.cntv.cn/cjrddc/hjwr/。
[13]新華網：《從數字看我國土壤污染現狀》，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7/c_1110291606.htm。
[14]米松華：《我國低碳現代農業發展研究 ——基于碳足跡核算和適用性低碳技術應用的視角》，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15]參考美國環保部（EPA）整理的數據，網址：https://www3.epa.gov/climatechange/ghgemissions/global.html。
[16]黃靖：《文化安全在當今中國的重大意義》，中國社會科學網網址（轉載）：http://www.cssn.cn/zzx/gjzzx_zzx/201406/t20140624_1225621.shtml。
[17]例如李文君:《基于國家文化安全的中國文化認同構建》，湖南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127頁。
[18]英國Portland公關公司2015年發布的全球軟實力排名報告，題為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網址：http://www.portland-communications.com/publications/a-global-ranking-of-soft-power/。
[19]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4》，全文網址：http://download.china.cn/ch/pdf/20150318.pdf。
[20]溫鐵軍、計晗、張俊娜：《中央風險與地方競爭》，《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7期。
[21]參考賀雪峰：《新鄉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修訂版，第57-59頁。
[22]趙樹凱：《農村發展與“基層政府公司化”》，《中國發展觀察》，2006年第10期。
[23]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80%來源于土地出讓收益。90年代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帶來了第二次征地高峰，1992年建設占地面積陡然上升，到1993年達到峰值27.1萬公頃。1992、1993年房地產開發土地面積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74.96%、96.61%。分稅制后的1994－1998年，在經濟增長速度逐年下降和中央竭力遏制土地圈占的背景下，平均每年耕地減少規模仍達到21.5萬公頃。參見溫鐵軍：《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東方出版社，2013，第149頁。
[24]趙樹凱：《鄉鎮債務源于政府體制》，《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9月23日，網址（中國網轉載）：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666365.htm。
[25]中國廣播網：《3465個鄉鎮政府債務率超過100%，鄉干部最多工作是找錢》，網址（央廣網轉載）：http://finance.cnr.cn/txcj/201408/t20140820_516257247.shtml。
[26]溫鐵軍、董筱丹：《村社理性：破解“三農”與“三治”困境的一個新視角》，《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0年8月第4期。
[27]董筱丹等：《鄉村治理與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研究——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視角的結構分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第83頁。
[28]潘家恩：《雙面的浪漫與多維的鄉愁》，《讀書》，2016年第5期。
[29]參見艾爾伯特·霍華德:《農業圣典》，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富蘭克林·H·金：《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道德永續農業》，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
[30]可參考賀雪峰：《新鄉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特別是第55-59頁。
[31]董筱丹等：《村社理性：基于蘇南工業化經驗的比較制度經濟學分析》，《制度經濟學研究》，2012年第1期。另見溫鐵軍、董筱丹：《村社理性：破解“三農”與“三治”困境的一個新視角》，《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0年8月第4期，第22頁。
[32]吳理財：《農村社區認同與重構》，《中國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1年第3期。另參見謝偉民、李增元：《利益依賴于工具性認同：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的反思》，《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33]見《新鄉土中國》，第6-9頁。
[34]舒馬赫最初提出的名稱為“中間技術”，見《小的，是美好的》，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部分，第10節。
[35]薛穎（新華社洛杉磯2016年4月21日電）：《美國生態哲學家稱贊中國生態文明理念》，網址（轉載）：http://www.cssn.cn/gj/gj_gjzl/gj_ggzl/201604/t20160422_2980007.shtml。亦參見小約翰·柯布（王偉譯）：《中國的獨特機會：直接進入生態文明》，《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36]參見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家Philip G. Chase對文化涌現性的論述，其著作題為The Emergence of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a Uniquely Human Way ofLife, Springer出版社，2006年，尤其是第2章。上文關于“村社理性”的研究即吸取了“涌現性”概念。
[37]唐興霖、唐琪、王寧鉑：《鄉村治理創新——基于永濟蒲韓鄉村社區的考察》，《行政論壇》，2012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網（轉載）鏈接：http://www.cssn.cn/glx/glx_gggl/201310/t20131022_449185.shtml。
[38]石嫣:《讓世界看到中國生態農業的重新崛起》(2014年全國第六屆社區互助農業大會上的致辭)，五谷網（轉載）鏈接：http://news.wugu.com.cn/article/413774.html。
[39]分別參考嚴曉輝：《城市的未來：來自英國轉型城鎮的啟發》，《中國投資》，2014年第12期；洛藝嘉：《意大利慢城生活》，《大視野》，2008年第5期；彼得·圣吉等：《必要的革命：可持續發展型社會的創建與實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40]新華社（全文發布）：《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2年11月17日刊登，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_9.htm。
[41]王磊、孫君、李昌平：《逆城市化背景下的系統鄉建——河南信陽郝堂村建設實踐》，《建筑學報》，2013年第12期。
[42]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43]宋恩榮主編:《晏陽初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頁。
作者簡介：
邱建生，福建農林大學經濟學院（海峽鄉村建設學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平民教育、鄉村建設與鄉村治理；
汪明杰，浙江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生態文化、鄉村傳播與平民教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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