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時代發展和戰略全局的高度，針對減貧形勢變化，在扶貧開發頂層設計上提出了精準扶貧的基本方略。精準扶貧重要思想是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來的，之后又進一步詮釋為“六個精準”“五個一批”，其實質是指針對不同區域環境、不同貧困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采取不同對策的治貧方式。這一戰略思想是對減貧理論的傳承和創新，是對我國扶貧方略的集成和重塑，是涵蓋“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治理”的科學體系。
在扶貧實踐中，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積極探索創新，涌現了一批好典型、好經驗、好做法。然而，在精準扶貧戰略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主觀和客觀上的定向偏差，引發了一系列需要高度關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因此，當前必須立足“精準”二字，科學研判現階段扶貧工作的新特征、新瓶頸、新癥結，通過更具針對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調整，有效處理好精準扶貧過程中影響全局的若干重要關系，保障精準扶貧戰略順利推進，確保實現預期脫貧目標。對于精準扶貧不精準、靶向療法脫靶偏向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并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將“精準”二字落細落小落實。
識別機制重在自下而上。逐步改變“自上而下”定規模、分指標的甄別方法，探索實行自下而上、層層累加、精確計算、全面科學的多元識別機制，推動實現由數字式減貧轉向實質性減貧。一是社區化識別。在農村社區內部實行公開測評和比選，由農戶自我申請或集體推選，通過對象摸底、民主評議、入戶調查、村內公示等流程，最終確定扶貧對象。進一步加大貧困信息公開力度，每一戶貧困戶都要在村里公示基本情況，接受村民監督，每個縣的總體貧困情況都要向社會公開。二是臺賬化管理。以鄉鎮為單位，依托鄉級政府扶貧、財政所力量，利用農民補貼網，對每一名貧困人口都建立登記卡，準確記錄家庭、收入、身體等詳細狀況，并實現信息聯網，隨時更新，隨時可以查閱。三是指標化測定。借助專家力量，研究構建科學的多維貧困評價標準，做到既以收入標準衡量“貧”，又綜合反映健康、就業、住房、教育等生活方面的“困”。四是動態化退出。不論是貧困縣，還是貧困人口，都要能進能出，可上可下，動態調整。同時，建立正向激勵機制，引導和鼓勵貧困地區主動脫貧。
幫扶機制重在分類施策。區別不同地區的貧困原因、發展潛力等因素，按照“五個一批”的思路，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突出特色發展，一區一策、一域一策，不能搞“一刀切”。一是在“發展生產脫貧一批”中，通過適當的政策優惠，引導民營資本到貧困地區設立加工生產基地，促進當地就業。支持扶貧經濟組織參與精準扶貧，采取貸款貼息、項目扶持、財政銀行保險聯動等方式，鼓勵和引導工商企業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扶貧對象通過直接幫扶、委托幫扶、股份合作等模式結成利益聯結共同體。二是在“易地搬遷一批”中，開展搬遷主體后期發展扶持專項行動，重視易地扶貧搬遷的質量、可持續性和風險防御能力建設。三是在“發展教育脫貧一批”中，引入市場機制，尤其是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特別是就業培訓上，改變以往分指標的方式，通過設置準入門檻和政府采購，確定多種類型的定點培訓機構，貧困人群憑政府發放的培訓通知，可按需選擇培訓項目和培訓地點，切實提升培訓效果。四是在“生態補償脫貧一批”中，加快健全貧困地區質量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創新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生態產品市場交易、生態保護多元補償協同推進機制；推進貧困人口生態護林員選聘，通過政府購買勞務促進貧困人口就業。五是在“社會保障兜底一批”中，加快推進低保標準和脫貧標準“兩線合一”，實現政策內部銜接，形成兜底扶貧合力。
治理機制重在協同善治。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行善治，增強貧困地區自我治理、自我發展能力。一是政策制定要共同參與。在扶貧制度設計層面，充分吸收基層政府尤其是縣鄉一級的智慧，充分尊重其利益和訴求。二是政策實施要共同推進。整合分散在扶貧、發改、財政、農林水等部門的扶貧資源，拼盤做菜、各記其功，打好政策“組合拳”，形成扶貧合力。同時，在扶貧對象確認、扶貧需求評估、扶貧項目選擇、扶貧項目實施、扶貧績效評估等方面，全面提高貧困戶的參與度，不能搞“關門扶貧”“單邊扶貧”。三是政策創新要共同探索。借鑒“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建立精準扶貧領域的“PNP”（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模式，采取政府購買、以獎代補等多種方式，充分利用NGO在精準幫扶方面的“精準性、專業性、服務性”優勢，對接貧困戶個性化、多元化、碎片化需求，在政府和貧困戶之間搭建橋梁樞紐。
（作者系湖南大學經貿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 2017年0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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