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從當初的“兩權分離”到今天的“三權分置”，堅持不變的是村集體經濟性質，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近年來，貴州農村推行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三變”改革，以產業為平臺，以股份為紐帶，打造“股份農民”，做到“產業聯體、股份連心”，形成了一種推動生產發展的新的力量，對于實現土地有價值的流轉，帶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再造和鄉村治理模式的重構，推動城鄉發展要素的雙向流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再造重構 農村“三變” 集體經濟 鄉村治理
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從當初的“兩權分離”到今天的“三權分置”，堅持不變的是村集體經濟性質，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近年來，貴州六盤水市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實現“貧者有其股”，實行農村股份制合作，著力打造“股份農民”，建立“雙層經營”體制，探索推進農民由“分”到更高層次的“合”，做到“產業聯體、股份連心”，通過產業和股份把農業企業、村集體、合作社、農民特別是貧困群眾的利益聯結起來，促進了農民生活增收、農業生產增效、農村生態增值，激活了城鄉自然資源、存量資產和人力資本，可能是對“雙層經營”體制的一次成功嘗試，是鄧小平同志農村改革“第二次飛躍”的一個實踐方向［1］。
一、從要素集聚發力，再造雙層經營“統”的功能
六盤水市位于貴州西部烏蒙山區，國土面積9965平方公里，總人口334萬，其中貧困人口41.65萬。近年來，六盤水市在深入總結農村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積極開展了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初步走出了一條有別于東部、不同于西部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新路，其改革的發力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三變”改革的第一基礎，在于要素集聚。針對村集體有資源無資產、農民有權利沒利益等問題，六盤水市強化資源要素集聚，確保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讓分散的資源聚集化、模糊的產權清晰化、集體的資產市場化，切實解決集體經濟發展“無本辦事”難題。
首先是集聚資源要素。在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前提下，對農村的耕地、林地、草地、河流和“四荒”地等自然資源進行登記備案、確權頒證、評估認定，折價集中入股經營主體，通過股權合作，使資源變為資產、進入市場，推動規模化、組織化、市場化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水城縣玉舍海坪村將351畝集體荒山入股野玉海景區，村集體按30%分紅，再在分紅收益中按50%比例分配給村民，2015年，全村112名貧困群眾人均分紅961元。2014年以來，全市共有45.95萬畝集體土地、8.68萬畝林地、24.66萬畝“四荒地”、30余處自然風光、5.86萬平方米閑置房屋、28項基礎設施、23個城市停車場產權入股經營主體，村集體從中獲取股權收益。
其次是集聚資金要素。在不改變資金使用性質的前提下，將扶貧開發項目資金、精準扶貧財政補助資金以及各級財政投入到農村的生產類發展資金、農業生態治理資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等量化到村集體，通過合作社的形式，集中投入到有實力、信譽高、效益好的經營主體，通過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產業平臺，讓分散的資金聚集起來、充分流動，以資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促進集體經濟收入的最大化。2014年以來，爭取中央和省的支持，建立400億元“三變”扶貧產業基金；整合財政資金6.56億元，引導1.22億元村級集體資金、4.25億元農民分散資金、40.56億元社會資金，集中投入打造了656個“三變”經營主體，通過股權分紅壯大集體經濟。
第三是集聚政策要素。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關鍵在于政策支持，確保集體經濟發展有序推進、健康持續。在實施“三變”改革中，六盤水出臺了《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實施方案》《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工作方案》，全面開展農村資源資產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已完成土地權屬調查面積465萬畝；制定了《農村產權交易管理辦法》，水城、盤縣產權交易中心已經運營，共受理產權交易138起，成功交易116宗，交易金額1056萬元，市級產權交易中心不久掛牌；制定了《“三變”改革股份合同管理辦法》，扎實推進“兩權”抵押貸款試點工作，截至目前，全市共發放了“兩權”抵押貸款1270萬元。
二、用化零為整牽引，創造農民參與社會分工體系環境
（一）規模牽引。六盤水市耕地破碎，山高溝深，生態脆弱，推進現代山地高效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成本和門檻較高。為此，六盤水從土地經營權入股入手，實現了土地的流轉和集中，促進分散的、已承包到戶的土地資源流轉集聚和規模經營，盤活閑置的、未承包到戶的集體資源和實物資產。2013年以來，2年多的時間，六盤水市土地流轉率提高了10.3個百分點。盡管從統計數據來看，六盤水市的土地流轉率、土地經營規模率只有18.6%，這個數據比全國平均水平大概要低11個百分點，但是我們要看到，這個數據不能簡單地進行對比，因為在全國的土地流轉率里面，這個數據包含著大數量的農戶之間進行的無效流轉，缺乏經濟學意義上的流轉。很多地方就是代耕代種，全家都不在家，親戚朋友幫忙種地，這也被稱為流轉，但是對地方政府，對農業的發展，對土地資源的利用來說，更關鍵的是，向新型經營主體的流轉，才是有價值的流轉，2015年底，六盤水市向合作社流轉土地的面積為42.03萬畝，占流轉總面積的48.8%；向企業流轉的面積為34.37萬畝，占流轉總面積的39.9%；向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其它經營主體流轉的面積為9.73萬畝，占流轉總面積的11.3%。看土地流轉，不應只看它到底比率有多高，而應看它流轉給誰，流轉之后的利用效率怎么樣，這才是最關鍵的方面。土地流轉的規模性特征應表現為一種有價值的規模性流轉，這樣的流轉和我們農業的轉型升級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它不應是一種通過代耕代種的流轉方式，也不應是原有的生產方式的沿襲［2］。這種代耕形式的流轉，農戶走了以后，沒有改變你原有的生產方式，它仍然是一種基本是自給自足的方式，種什么，種多少，收多少，都不重要。六盤水通過“三變”，實現了土地的規模牽引，前景是可喜的。
（二）產業牽引。六盤水市“三變”改革實施后，土地流轉的過程催生了新的產業，推進了農業產業化經營、規模化布局、標準化生產、規范化管理、品牌化經營。通過推廣“三變”模式，集中連片發展特色產業，提升了產業規模經營水平，推動全市建成連片種植萬畝以上的基地有25個，其中規范化程度較高的有12個，形成了水城米籮萬畝紅心獼猴桃基地、六枝大用萬畝車厘子基地、水城龍場萬畝富硒茶基地、盤縣老黑山林場萬畝核桃基地等核心示范基地。六枝特區郎岱鎮引導2919戶農民，以6000畝承包土地經營權入股天地人和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共同建設獼猴桃產業基地，土地股權占總股本的10%。水城縣米籮鄉俄戛村，通過農民變股東，以土地入股貴州潤永恒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發展獼猴桃產業6000畝。盤縣通過組建村級合作社承接產業管護、市場運輸和品牌開發等工作，大力實施農業產業化，整合資源發展全域產業。全縣現有30個農業示范園區，實施規模化種植136.6萬畝，發展刺梨、核桃、軟籽石榴、精品水果（紅梨、獼猴桃等）、茶葉、花卉、元寶楓等8大主導產業150萬畝，實現“產、加、銷”一體化，推動農業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發展。這是一個土地流轉所驅動的產業更新、產業創新型發展，我們從中看到了一三聯動產業融合發展的基本趨勢。這種趨勢的發展一定有土地要素配置的重要支撐，如果土地仍然在一家一戶小規模的分割化發展，就不可能為我們的鄉村旅游這種高水平的發展提供資源性的支撐。經過兩年多的實踐努力，六盤水市“三變”改革取得了積極成效，一是資源變成了資產，有集體土地51.48萬畝、“四荒地”28.92萬畝、水域68.3萬平方米、房屋5.86萬平方米入股；二是資金變成了股金，整合財政資金6.6億元，引導和撬動1.25億元村級集體資金、4.28億元農民分散資金、45.71億元社會資金投入“三變”改革；三是農民變成了股東，有38.89萬戶農民變為股東，入股受益農戶達128.25萬人；集中打造了656個產業平臺，29萬農民在產業平臺務工。
（三）技術牽引。新的主體的加入，對周邊農戶產業示范性加大，構建技術服務方面的鏈接、產品銷售、農戶投入方面的鏈接條件成熟，產業發展的帶動性和輻射性表現日益充分，使得新的產品新的技術的引入成為可能，將農民組織起來獲取技術支持和指導成為可能。盤縣普古鄉舍烹村的農民企業家陶正學以前從事煤炭、運輸、餐飲等行業，2012年他回村帶領鄉親們成立了盤縣普古銀湖種植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種植獼猴桃、藍莓、刺梨等，聘用本村農民在合作社務工，聘請省農科院專家現場指導，使農民在田間地頭就可以學到果樹管理的新技術，勞動技能明顯提高。此外，農民每天乘坐合作社專門購置的中巴車上下班，在職工之家食堂就餐，成為名符其實的職業農民。
（四）精英牽引。土地流轉，農民必然是主體。土地流轉中工商企業的進入，在土地流轉中有明顯的選擇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指望工商資本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在相當多的地區是較難的。調動農村內部要素，吸引返鄉人才、能人大戶在土地流轉中扮演重要角色非常關鍵。與工商資本相比，從規模上看，返鄉人才、能人大戶在土地流轉中規模雖然相對較小，但是更具有穩定性，更具有規模理性［3］。工商企業很多流轉帶有明顯的不理性，它瞄準的是政府的政策，要的是政府的資金，流轉的土地成不成功對它來說是次要考慮的問題。而返鄉人才、能人大戶失敗的概率反而比較低，因為穩定性較強，盲目性較小。六盤水“三變”過程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態勢，即大戶成長為土地流轉的主體，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把土地流轉制度創新的重點適度地瞄準到流轉大戶、鄉村精英上，這是非常明智的，非常具有智慧的選擇，是具有創新性的探索。盤縣淤泥鄉巖博村采取“村企聯建”的方式，組建了全縣第一個村企聯建模式的聯村黨委，把好干部、能人作為村級發展的最大生產力，通過“雙向進入”，推薦14名有技術、懂管理的農民黨員進入企業擔任中層管理人員，從企業黨員中吸納4名有思路、懂發展的中層管理人員兼任聯村黨委委員，為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撐。這個聯動我們把它視為同步帶動了一些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的再造，實際帶來的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新再造的過程，帶來了鄉村治理模式重構的過程，它已經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土地流轉給誰的變化，通過土地流轉的過程，我們可以觀察到它的治理模式，它的集體經濟運營方式都會同步在發生一種重要的變化。關注“三變”，更應關注所引起的制度性的變遷，這是未來六盤水農業發展中更關鍵的源動力。
（五）開放牽引。貴州農村“三變”改革，改變了城鄉發展要素單向流動的狀況。城市工商資本依托土地流轉制度的吸引，持續規模化地進入農村。這種進入農村的過程，其實就是管理人才、技術、資金要素向農村的滲透。這一變化，改變了長期以來農業發展只靠政府資金、只靠農民自己推動的緩慢的狀況。返鄉農民工、農村能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三變”激活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帶來的要素，是逆向流動的結果。貴州農村的“三變”改革，創造了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戶參與社會分工體系的商業環境、社會環境、政策環境，讓農民在農業產業化發展鏈上直接投資和受益，推動貧困群眾脫貧攻堅奔小康。2014年以來，直接帶動22萬貧困群眾脫貧，貧困村從615個減少到476個，貧困人口從60.37萬減少到41.65萬，貧困發生率從23.3%下降到15.67%。創新了扶貧開發“五定五看”評價體系（定人頭看責任、定地頭看產業、定龍頭看就業、定戶頭看保障、定年頭看成效），把分散的各種資源要素集中起來，以股份合作為聯結，讓農民從原來的小生產經營者變為大產業大企業的股東，從原來的僅獲得土地租金、務工收入轉變到股權收益、務工收益和創業就業收益兼得的效果。水城米籮俄戛村的農民王順友全家共有5畝地，過去種稻谷每畝一年純收入不到800元。2014年，他把承包地流轉給潤永恒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種植獼猴桃，土地流轉期限為20年，前五年土地租金每年600元，以后每五年遞增。此外，公司還聘用他管護20畝獼猴桃基地，每年保底工資24000元，在獼猴桃成熟收獲后，將享受這20畝地純利潤的30%作為勞動管理分紅，預計盛產期年收入總額可達60000元左右。
三、以利益聯結創新，重構和優化鄉村治理體系
貴州農村“三變”改革，是具有普適性和復制性的創新經驗。
創新點之一：強化農民主體。六盤水實施“三變”改革的過程中，土地流轉有兩種并存方式，即大戶、合作社流轉與工商企業、工商資本為主體流轉并存。就全國情況看，大規模的工商資本流轉土地的同時在一些地方出現了大規模的“跑路”現象，而跑路現象的主體就是工商資本，同時大規模對農民產生擠出效應的也是這個主體［4］。六盤水“三變”過程中，沒有忽視經營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農戶仍占大多數這個基本農情，對廣大小農戶與直接經營種養業的工商資本的利益關系處理得較好，鼓勵工商資本積極投入現代農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如品種繁育、加工營銷、品牌打造、質量安全、農產品加工等，盡量不在生產種植過程和農戶進行低水平競爭，著力“帶動”農民而不是“代替”農民、“融入”農民而不是“擠出”農民，形成了一個有效的互補性的基本經營格局和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六盤水市在土地流轉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家庭經營優勢，企業不單純追求土地的物質形態流轉，而是采取以支付一定成本控制實際管理權的方式，農戶仍然來經營果園、經營土地，雖然形式上土地經營權沒有變，但實際的經營方式發生了重要變化，農民怎么生產，怎么使用農藥，怎么使用肥料，怎樣來進行質量品質控制，完全由公司把控，形成了農戶與公司雙贏的格局。在這種流轉方式上，家庭經營農業的高效優勢沒有被削弱，對農產品的銷售、質量控制、品質提升等關鍵性產業轉型升級過程由公司把控。
創新點之二：推進股份合作。現在普遍的情況是，土地流轉只是一時的流轉，農民往往只能獲得低位、低價、固化的土地流轉收益，產業發展的增長性收益農民往往無法分享［5］。雖然一些地方還有一點變化，如每年每畝遞增20元、30元，但缺乏一個產業發展收益的分享機制。比如種茶葉，過去只有1000元收益，現在有10000元收益，但農民無法分享這之間的收益。同時，單純的土地流轉，普遍存在一種對農民的擠出效應，雖然說有一部分農民可以就近打工，既有土地流轉收益，還有務工收益，但是公司流轉土地后用工規模總體上必然是降低的，由于種種原因，相當一部分農民并不一定能實現就近務工，而是外出，而且還有一部分年老體弱的農民沒有能力打工，這已為許多地方的現實情況所證實。雖然股份合作方式實現土地流轉也有障礙，一些農民基于對未來風險的不確定性，不愿意也不輕易采取承擔風險的入股方式，較為普遍地存在觀望態度。綜觀六盤水“三變”在農民從觀望到響應問題上的成功突圍，主要取決于當地有威望的鄉村精英能動性作用的發揮。股份合作的成功往往和當地的一個能人有密切的關系，它是一個更具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土地流轉方式，因為它和農民的聯系更緊密，農民對合作社盈利的關切度更高。六盤水把土地股份合作作為一個重點推進的方向，在這方面已經成功破題。
創新點之三：催生組織再造。六盤水“三變”較好地實現了土地流轉與集體經濟組織變革的同步推進。這是實施“三變”改革意想不到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創新。很多地方都在搞土地流轉改革，但是他們的土地流轉，往往就是先搞確權，搭建平臺，配套一些金融支持。但在中國的現實背景下，集體經濟組織的再造是一個不可回避的任務，如果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特別是以合作社流轉、以土地股份合作社流轉為一個重要方向，它就有可能為我們集體經濟組織再造發展尋找到一個新的出路。雖然說絕大多數經濟組織都是一個空殼，沒有經營性資產，但是它卻有大量的資源性資產，如果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把資源性資產進行盤活，進行股份化的量化，實際上集體經濟組織就在擺脫現在所面臨的困境，從六盤水的實踐可以看到這是一種趨勢。［6］
創新點之四：優化鄉村治理。六盤水實施“三變”改革過程中，將集體資源、閑置資產以及財政資金入股等方式，進一步提高村級組織在“三變”改革中統籌服務能力，加強了村級組織建設，增強了村級組織治理能力。一是健全了鄉村治理領導體系。組建了50個聯村黨委，構建了鄉鎮黨委——聯村黨委——村黨組織三個層級的鄉村治理領導體系；二是完善了鄉村治理結構。完善了聯村黨委領導下的多種經濟組織合作的鄉村治理結構，變內化式管理和外向型管理，形成村集體與市場緊密結合、黨的領導與各種經濟組織和農民的銜接互動的社會治理體系；三是推進了治理方式現代化。“三變”改革通過“聯產聯業、聯股聯心”，讓農戶專心發展產業，改變農民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思維方式，推進治理方式現代化。水城縣阿戛鎮松綠村的農戶李金品曾是一名典型到京上訪的“京哥”，在他長達7年的上訪時間里，上訪材料就有十幾斤，多年的上訪，耗費了時間、花光了積蓄。“三變”推進中，鄉村干部做工作，引導他用土地承包權入股企業發展種養業獲得分紅，有效改變“京哥京姐”生活方式，從過去“帶頭上訪”變為現在“帶頭致富”。盤縣按照基礎設施連建、水體河道連治、垃圾污水連處、扶貧產業連片、美麗鄉村連線、基層組織連手、黨員干部連心“七連思路”，整合一切資源要素、財力物力、工作力量向農村傾斜，實施集中連片開發、整鄉整村推進，努力實現水電路、村寨房、山水林、產供銷、農旅文“五個一體化”，淤泥鄉巖博村、羊場鄉納木村等8個試點村已實現“三個合一”目標，即貧困村出列與小康村達標合一、現代農業與全域旅游合一、人居環境整治和人文素質提升合一。在發展農民股份合作的過程中，六盤水涌現出了許多以農民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等致富帶頭人為主的新型農民。2014年以來，共開展新型農民培訓99.6萬人次，2455戶5029人成為農民脫貧致富的帶頭人。
四、從拓展空間深化，加快現代山地特色農業發展步伐
第一，選好改革主體。農業屬于弱勢產業，“靠天吃飯”，風險較高，選擇好農業經營主體至關重要。改革允許錯誤失敗，有容錯機制，但是農民經不起顛覆性的錯誤，不能讓農民成為新的債主。要大力發展現代山地特色高效農業，因地制宜選擇潛力大、有市場前景的特色產業，選擇經濟實力強、企業效益好的農業經營主體，選擇有社會責任、有經營能力、有擔當意識的企業家，特別是本土的企業家來承擔“三變”改革的任務。同時，要充分尊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村集體和農民意愿，依法行政，不搞強迫命令。
第二，建好改革機制。一是建立風險保障機制。建立健全資格審查、項目審核、風險保障金制度，加強對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的監管和風險防范，對租地條件、經營范圍和違規處罰等作出規定。二是建立股份聯結機制。引導農民、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承接經營主體依法訂立合同或協議，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股份聯結機制。三是建立股權量化機制。在農村集體資產評估量化、資金量化、合理劃分股權結構的基礎上，合理確定入股主體和承接經營主體所占股比及收益分配辦法，通過簽訂股權分紅協議約定相關事宜。四是建立收益分配機制。探索建立靈活多樣的股權收益分配機制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引導經營主體按照合作制原則完善股權結構和治理方式，確保村集體和農民履行股東的職責、行使股東的權力、參與重大的決策。
第三，搭好改革平臺。一是搭好農村產權交易平臺，保障農村產權依法自愿公開公正有序交易。制定農村產權流轉的管理辦法等相關配套文件，完善交易規則和流程。建立交易監督機制，強化監管，確保產權交易規范透明運行。二是搭好農村產權評估平臺，滿足農村資產和權益評估需求。村集體和農民以承包土地經營權或者其他財產權利入股農業經營主體，需要評估作價的，可以協商確定，也可以委托法定評估機構評估。三是搭好農村產權融資平臺，拓寬“三農”直接融資渠道。穩妥開展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創新和完善林權抵押貸款機制。完善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深入推進信用農戶、信用村組、信用鄉鎮和農村金融信用縣等農村信用工程建設，開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信用評級與授信。四是搭好農村產權擔保平臺，擴大融資擔保業務規模。探索融資擔保新模式，鼓勵組建政府出資為主、重點開展涉農擔保業務的縣域融資性擔保機構或擔保基金，探索企業、合作社等經營主體、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共同出資組建的行業性擔保公司。
第四，搞好改革創新。一是激活存量資產。將財政投入農村形成的鄉村公路、機耕道、土地整治、廠房、大棚、小型水利設施、集體房產、村集體機械設備、村集體積累資金等存量資產和財政投入到農村的涉農資金量化為村集體的股金（補貼、救濟、應急類資金除外，扶貧資金可量化到貧困戶），集中投入到各類農業經營主體，按股比獲得收益。二要激活自然資產。抓好農村產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引導農村集體所有的耕地、林地、宅基地、草地、荒地、山嶺、灘涂、水面和尚未開發利用的土地等經營性自然資產使用權和經營權有序流轉，重點是將山水林田湖以及村落資源、古樹資源、民俗資源、氣候資源等折股量化，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真正讓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三要激活農村人力資本。引導農民自愿將承包土地經營權和個人的資源、資產、資金、技術等入股農業經營主體，參與分紅成為股東。引導農民在參與“三變”改革中轉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提升農民群眾的素質能力，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有資金、會經營的農民企業家、新型職業農民。
第五，做好量化工作。農村集體資產構成具有復雜性、成員資格具有模糊性、村級組織具有多樣性等特點，現階段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嚴格限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進行，切實防止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少數人侵占、支配集體資產，防止外部資本侵吞、控制集體資產。各地關于農村集體資產折股量化的方法也多種多樣。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探索具體的途徑和方法，集體資產股權設置應以個人股為主，是否設置集體股，歸根結底要尊重農民群眾的選擇，由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公開程序自主決定。可結合實際研究出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股權管理辦法》，對人員界定、股權結構、增資擴股以及新增資產股份量化等問題作出明確規定。通過股權管理做大做強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經濟的競爭能力、發展活力和對成員的服務能力。研究出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收入分配管理辦法》，對于改制后的集體經濟組織收入分配進行規范，逐步縮小集體福利分配的范圍。在把集體財產權轉變為共同持有股份的時候，對集體組織共同的持有股份應分配給集體成員持有。對實行股份合作制進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對股份分紅征收的稅收給予返還或減免，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分類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對經營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三類資產既可以分類量化，又可以同步量化，還可以有序量化。也可以先量化經營性資產，暫不量化非經營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資源性資產可以不量化，但因土地被征用等集體經濟組織所得的土地補償費和集體資產置換增值等增加的收益，應及時足額追加到集體資產總收益中，以保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集體收益分配權。對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重點是將資產折股量化到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更多權能，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
貴州開展的農村“三變”改革，其核心是打造“股份農民”，實行的是“股份制合作”，把握的要義是城鄉統籌聯動。通過“三變”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實現了土地有價值的流轉，催生了新的產業，出現了新的經營主體，引入了新的產品和新的技術，帶動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再造，帶來了鄉村治理模式的重構，推動了城鄉發展要素的雙向流動，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找到了突破口，給農民參與制度創新提供了新路子，在全省乃至全國都有著重要的示范意義。
【作者】1羅 凌 研究員 碩導 貴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貴州貴陽550002；2崔云霞 副研究員 貴州省委政策研究室農村處處長 貴州貴陽550002；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經濟》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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