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的中國鄉村
有研究者從相對長時段的歷史看到，中國農村的發展沿著一條下行線，這或許也有道理，但是這樣的看法也可能有失全面，更缺乏辯證的視角。在我看來，農村的發展并非一條直線可以形象描述，其現實狀態更符合一條曲線，這是一條螺旋上升的曲線，總體而言，中國鄉村發展的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即使在當前的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多的困境和問題，但我們也總是能夠看到很多令人欣喜和鼓舞的事件，而且這樣的事件正成為鄉村內更多精英和大眾的一致行動。
一、稅費改革：反哺農村進程的開啟
2002年的稅費改革開始，這也是是從制度層面開啟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其意味著一直存續了2000多年的農村稅賦制度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對于農民而言，正如他們口中所說的，“再也沒有比這個時期更好的日子了”。種地不但不收取稅費，而且還能夠獲得國家的種地補貼、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等。以稅費改革為開端，之后中央還啟動了鄉鎮綜合配套改革，這讓原本已經相當緊張的基層干群關系得到了緩解。稅費改革的同時，為了緩解農民看病難的問題，2002年，國家推動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4年，為了盤活土地經營權，土地流轉政策應運而生，在地方的實踐中，諸多的創新舉措得以出現，農業的活力再次彰顯。以此為契機，2006年中央啟動了新農村建設的戰略，這讓原本虛弱的鄉村獲得了來自國家財政的大量資源，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經濟發展、村民富裕等成為農村發展和建設的一致目標。盡管從后期的成果上看，這場運動所取得的成果有限，卻讓鄉村獲得了重新發展的生機。2009年，由中央推動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讓農民養老難的問題得到了國家政策的回應，盡管保障水平較低，但被廣大農民歡迎。2012年，全國范圍內大修農田水利，農業基礎設施得到大幅度的改善。2013年，家庭農場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代表獲得了國家的高度重視，發展現代農業成為全國上下一致的方向。同年底，中央提出了建設美麗鄉村的倡議，中國美必須鄉村美，建設美麗中國首先要建設美麗鄉村，自此鄉村的環境衛生得到了新的提升。2014年，中央對農村土地制度開啟了又一輪的深化改革，提出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的意見，這大大激活了農村土地制度的活力，也為農民土地權益保障和收益提升開拓了新的途徑。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提出，到2020年實現在現行標準下全部貧困人口脫貧。
也許在一些人看來，中央如此多的政策、意見和戰略只是政府的一廂情愿，其并沒有獲得來自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我卻不這么認為，通過長期的實地調研，我們能夠看到大量的基層首創正在與政府發展鄉村的意愿形成合力，這些自發和自主性的行動正為我們鄉村的發展注入根本性的力量。
二、群眾首創：鄉村發展的持久動力
農村人、財、物的外流一直被視為是導致農村衰落的重要原因，這一點我們不可否認；因打工潮的興起而帶來的農村空心化也成為鄉村治理的難題，稅費改革后，因基層財政空乏，鄉村治理能力捉襟見肘，農村基礎設施無人管護和田地荒蕪等報道不絕于耳。但農村并非只有這些讓人痛心疾首的問題，同樣還有大量讓人欣慰和欣喜的事件不斷涌現。下面我們就舉例進行說明：
中間階層農民在村莊崛起。在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中部地區進行調研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那就是村莊內中間階層的農民正在村莊經濟、政治和社會舞臺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中間階層農民，因其社會稟賦的特性，其或許無法外出打工，或是外出打工后重新回到村莊從事農業生產。對于這類農民而言，其在政治層面關心村莊選舉且熱心村莊公益事業，希望能夠有優秀的村干部帶領村民致富和發展，甚至其中的一些中間階層農民成為了村組干部；在經濟層面，這樣階層的農民，其收入主要來自土地和農業，其對農業生產有很高的熱情，通常情況下其農業生產技術也在村莊內比較突出，其流轉有一定面積的土地從而使得其可以在村莊內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因為，這類農民的經濟來源依托土地和農業，他們對農業基礎設施有較高的需求，也自愿管護農業生產類基礎設施。在社會層面，中間階層農民的社會交往關系主要在村莊內部，且因經濟基礎較好，其在村莊內擁有較高的社會聲望，在村莊內的公共事務決策有較大的影響力，村民之間的糾紛調解也有賴于這類人的出面。為什么會出現中間階層農民的崛起呢？主要原因是：在各項改革措施的推動下，農業可以獲得與城市務工相當的收入；農村不僅是一個產業空間，更是一個飽含親戚、文化、社會記憶與價值的場域，在這里農民可以追尋自己的意義；村莊仍是當前多數農民的歸宿，也許可以在外面打工幾十年，但根仍在村莊。
農業經營基層創新席卷鄉村。農業領域的基層創新，我們并不陌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是來自于農民的首創。在21世紀的今天，農業經營方面的農民首創同樣普遍，我們以土地股份合作社為例進行簡單的討論。2000年初，在深刻體會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不足的基礎上，四川崇州的農民自發開始了新型農業經營制度的探索，而后他們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即在不改變土地所有權和承包權的基礎上，農戶自愿將土地交給合作社統一經營，這樣既解決了土地分散細碎的問題，同時還克服了農地產權問題帶來的經營障礙，既能夠解放農業勞動力，同時也激活了土地產權權能。而后，這樣的基層首創就變成了國家政策，之后關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就變成了政府的中心工作，鼓勵土地流轉、土地“三權分置”等也成為了農民首創基礎上的政策創新。如果，土地股份合作社這樣的合作組織已經遍布各地，盡管在發展的過程中仍面臨諸多的問題，但其帶動農民增收和創新農業經營形式的價值則是實實在在的。在農業經營領域的創新，不僅僅是土地股份合作社，還有土地托管、家庭農場、資金互助、新型職業農民等。這些來自基層的創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經過實踐檢驗而后成為了全國性政策。從基層農業經營的角度看，農民的首創精神得到了尊重，這里來自一線的經過實踐檢驗的農業發展路徑也獲得了政策層面的積極回應。中國的諸多政策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這與其對基層創新的尊重和重視是分不開的。政府與農民之間并非是相互封閉的獨立系統，而是在多個層面進行著積極的互動，沒有一廂情愿而是互聯互構。以陜西省眉縣獼猴桃的種植為例，該產業在不同的村莊有著顯著的差異，而導致這種差異出現的重要原因是有的村莊有熱心技術傳播與幫扶的“鄉土專家”，而有的村子沒有。政府和高效推廣的獼猴桃新技術在農戶應用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轉化的過程，而“鄉土專家”正是實現這種轉化的良好途徑。在得知這一情況后，眉縣地方政府將“鄉土專家”的培育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不僅將村莊內那些有公益心和技術基礎的農民選了出來，還針對他們制定了多年度的培訓計劃，最后還給予這些“鄉土專家”一定額度的經濟補助。這樣就建構起了從縣到鄉鎮到村的三級農技推廣體系。最終，眉縣也成為了國家級的獼猴桃產業示范區，該縣更是參與制定了該產業的行業標準。這正是基層創新與政府政策結合的優秀示范。
農村打工青年投身公益，建設美麗故鄉。在太多的人對故鄉滿懷感傷的時候，有一群人已經開始了建設家鄉的行動，而這些人不是別人，是從村莊中走出去的打工者、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公務員和其他人。2016年的春節，對我來說是不一樣的，因為多年的對故鄉惆悵的思緒已經轉化為行動。從2015年9月底，我家鄉所在的自然村就發起成立了一個公益紅包群，去年的農歷臘月二十，我們從微信群籌集的資金中拿出了2700元，為自然村20個65歲以上的老年人每人送去了一桶油和一袋大米，到目前為止，公益群剩余的公益資金大約是4000元。在當下，微信紅包已經紅透了手機客戶端，但使用微信群進行公益籌資的恐怕還不多。盡管這樣的現象并不普遍，但是各種類型的社會公益都在鄉村社會展開。有為農村貧困戶發起的慈善捐款，有為貧困村整體脫貧而發起的社會樸素公益，有為村莊環境整治而自發組織的義務勞動，有為村風文明而進行的趣味春晚、運動會和好媳婦好婆媳評選。如此種種，我們無法一一列舉，但這已經成為了一種趨勢，這就愛故鄉建故鄉，不同人都在用行動去表達他們對故鄉深沉的愛，也在用實踐去觸碰著內心深處那故鄉的魂。對于鄉村，我們不應是旁觀者，而是要置身其中，要將自己的憂慮或是信心轉為實際行動，如此故鄉才不至于成為消費鄉愁的自留地。
在諸多的研究中，農民似乎都被視為鐵板一塊，但實際上，農民的快速分化已經提示我們類別化地看待今天的農民，更要類別化地看待當今的鄉村社會。我們的鄉村面臨諸多的困境，但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績，僅從脫貧方面看，我們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這一點也是可貴的。而今，對于城市和鄉村，越來越多的村里人開始變得清醒了，他們不再盲目城市生活，對于家鄉多了自信和熱情，農村的廣闊天地讓他們覺得仍是大有可為。
三、鄉村發展的螺旋線
嚴格來說，鄉村發展的螺旋線是一條螺旋上升的曲線，從個別時段看，其可能處于停滯甚至是倒退的狀態，但從整體情況看，農村的發展仍是整體向好的。任何事物的發展歷史都不可能是直線式的，螺旋曲線則表達了一種正常態，發展與曲折是并存。中國農村向何處去，這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區，農村人正在想法設法進入城市，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城市人來帶村莊，租下農家房舍到這里體驗恬靜的鄉土生活。隨著國家惠農政策的大量出現，隨著城市生活困境的多發，返鄉成為眾多務工者的選擇，通過創新與創業，他們在農村也創造和實踐著自己的精彩。
對于鄉村的未來，我相信一種說法，那就是：你眼中的鄉村是什么樣的，她未來就會是什么樣。也許這樣的一種判斷有點唯心的意味，但實際上，卻充滿深意。如果，我們滿眼看到的都是鄉村的丑陋、衰敗與落寞，那么在同情鄉村的時候，你可能會選擇漸漸遠離；但如果你能夠在鄉愁中發現希望、自信和動力，那么你就會與鄉村靠近一些。唱衰鄉村，只能讓更多的人、財和物逃離鄉村，而不盲目樂觀地建設和發展鄉村，才能讓鄉村聚集更多成長的力量，根植于我們記憶和血脈中的文化和價值觀念才不會被割裂。對于農村留守問題，我想換個視角分析，留守現象的出現在中國農民家庭在殘酷的市場經濟中為維持家庭再生產而做出無奈選擇，從家庭看，農村家庭仍具備一定的結構彈性，這或許是他們仍能在當前社會形勢下較好生存的基礎，為了家庭的整體而犧牲了被留守者。在家庭代際分工合作的格局中，農民家庭仍維持著自身的運轉，一旦這種結構被打破，農民家庭的處境就更加艱難了。所以，在農民工進城的問題上，我們需要冷靜，務工者能留則留，不能留則返回鄉村。我期待鄉村的未來更加美好，我也會用實際行動去助力期待的實現。
作者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村社會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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