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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興慶:中國全球農產品供應體系多元化離不開一帶一路

[ 作者:葉興慶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06-21 錄入:王惠敏 ]

  綜合考慮農業資源條件、生產和貿易增長潛力,以及貿易平衡、運輸通道、地緣政治等因素,“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可以在我國未來全球農產品供應體系多元化中發揮重要作用。應加強對沿線重點國家農業資源、重點產品生產和貿易增長潛力的數據分析,在重點國家優先布局一批以技術合作為核心的境外農業合作示范區,加強對重點產品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戰略布局,注重發揮農墾企業的探路作用。

  受人多地少水缺資源稟賦的影響,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水平繼續提高和農業生產成本持續上升,未來我國部分重要農產品,特別是土地密集型大宗農產品的對外依存度將持續提高。應對這種變化趨勢,需要對我國未來全球農產品供應體系進行超前謀劃。2014年中央1號文件曾明確要求,“加強進口農產品規劃指導,優化進口來源地布局。”2016年中央1號文件再次明確要求,“優化重要農產品進口的全球布局,推進進口來源多元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優化進口來源地布局,在確保供給安全條件下,擴大優勢農產品出口,適度增加國內緊缺農產品進口。”

  促進重要農產品進口來源多元化,既要考慮各進口來源地的生產和貿易增長潛力,也要考慮貿易平衡、運輸通道、地緣政治等因素,“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在這些方面均具有優勢,可以在我國未來全球農產品供應體系多元化中發揮重要作用。  

我國應逐步建立多元化的全球農產品供應體系

  我國農業對外依存度會長期持續提高,應當從維護農產品供給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高度,促進農產品進口來源地、運輸通道、進口口岸和貿易渠道的多元化。

  自2004年以來,我國農產品貿易已連續13年出現赤字。盡管最近兩年赤字規模有所縮小,但從未來看赤字規模會再度擴大,我國農業對外依存度會長期持續提高。作出這個判斷的基本依據是:最近兩年的赤字規模縮小與國內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棉花和玉米等產品去庫存力度加大等國內因素有關,也與我國主要進口品種國際市場價格下降等外部因素有關,這些影響因素是短期和不可持續的,國內外農產品生產成本差距擴大的趨勢并沒有改變;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程度進一步提高,人多地少水缺的資源稟賦劣勢將進一步顯現,加入WTO時談定的邊境保護和國內支持措施將逐步失去對國內農業生產保護的有效性,國外大宗農產品翻越配額外高關稅之墻進入我國市場的時間節點日益臨近。

只要我國繼續沿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的方向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資源稟賦和市場機制的共同作用下,我國農業對外依存度長期持續上升就會成為一種常態。這雖然會對我國小規模農業的發展、眾多農民的生計帶來嚴峻挑戰,但也有利于減輕國內資源環境壓力、增進消費者福利、對沖工業品貿易順差,總體上利大于弊、符合國家長遠戰略利益。問題在于如何趨利避害,特別是如何提高大宗農產品進口的穩定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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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目前情況看,我國農產品進口有4個突出特點:一是來源地高度集中于新大陸國家。2015年,我國農產品進口額中,南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合計占63.2%,亞洲、歐洲和非洲分別僅占19.2%、15%和2.6%。從國別看,2015年我國農產品前5大進口來源地依次為美國、巴西、澳大利亞、加拿大、阿根廷,合計占進口總額的53.9%。二是品種高度集中于土地密集型農產品。2015年,按大類分,我國農產品進口額中食用油籽占32.9%、谷物占8%、食用植物油占6%、棉麻絲和糖料及食糖占4.8%,加之畜產品占17.5%,而進口畜產品相當于進口飼料糧,這些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合計占69.2%。三是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個國家。與農產品總體貿易額相比,主要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來源地更加集中,前5大進口來源地合計占比普遍在90%以上(見上表)。四是農產品進口的運輸通道高度集中于海運、進口口岸高度集中于東南沿海地區、進口貿易渠道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家大型跨國公司。

  這種高度集中的農產品進口貿易格局,主要是由市場決定的,有其經濟合理性。但考慮到我國市場規模之龐大、未來農產品進口貿易增長潛力之巨大、沿海口岸距內陸腹地之遙遠、農產品市場供應穩定性可靠性于國計民生之重要,這種高度集中的農產品進口貿易格局潛伏著較大風險。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里。應當從維護農產品供給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高度,促進農產品進口來源地、運輸通道、進口口岸和貿易渠道的多元化。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我國未來全球農產品供應體系多元化中應能發揮更大作用

  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生產和出口具有較大增長潛力;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正是我國未來供給缺口較大的產品;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出口我國的競爭力會逐步提高;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獲得我國進口訂單的可能性會逐步增加。

  農業交流和農產品貿易自古以來就是我國與沿線國家的主要合作內容。我國近年來的農產品貿易快速發展,帶動了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2011-2015年,沿線國家對我國農產品出口額、進口額和貿易總額分別年均增長7%、11%和8%,而對全球農產品出口額、進口額和貿易總額僅分別年均增長4.21%、3.16%和3.67%。部分沿線國家已成為我國大米、玉米、棉花、食用植物油、天然橡膠等大宗農產品的重要進口來源地。

  但總體而言,目前我國與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發展是滯后的。從與我國整體貿易情況的比較看,2011-2015年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額占我國全球貿易額的比重分別為24.6%、24.8%、25%、26.1%和25.3%,而我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額占我國全球農產品貿易額的比重分別為25%、23.6%、22.6%、23%和24.05%。這意味著,我國與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密切程度低于整體貿易密切程度。從與我國農產品貿易整體情況的比較看,2011-2015年我國全球農產品貿易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年均增長9%、7%和10%,而我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額、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年均增長8%、11%和7%。這表明,我國與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發展速度慢于我國全球農產品貿易發展速度,尤其是我國從沿線國家進口農產品增長速度明顯低于從全球進口農產品增長速度。沿線國家在我國農產品進口額中所占比重,從2011年的23%下降到2015年的20%。

  造成這種滯后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新大陸國家土地面積廣闊、開發成本低,機械化程度高、農業科技進步快,政局穩定、營商環境相對較好,跨國公司布局早、對農業資源的掌控能力和對市場的開發能力相對較強;沿線國家大多農業經營方式落后、農業科技水平低,政局不穩、營商環境差,農產品市場開拓能力弱。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這種局面會逐步改變,沿線國家在我國農產品貿易特別是土地密集型農產品進口中的份額有望逐步提高。

  第一,從資源條件看,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生產和出口具有較大增長潛力。雖然目前沿線國家總體上呈現農產品凈進口,但纖維、油料、谷物、糖料產量在全球占比較高,有較多剩余產品可供出口。特別是國家之間差異較大,部分國家已是全球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和出口大國。2015年,全球谷物出口量前15位國家中包括烏克蘭、俄羅斯、印度、羅馬尼亞、泰國、匈牙利、波蘭和哈薩克斯坦;棉花出口量前15位國家中包括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埃及;食用油籽出口量前15位國家中包括烏克蘭、羅馬尼亞、印度、俄羅斯、波蘭和保加利亞;食用植物油出口量前15位國家中包括馬來西亞、烏克蘭、俄羅斯、土耳其、捷克和匈牙利;食糖出口量前15位國家中包括泰國、印度和巴基斯坦。進入全球出口量前15位的這些沿線國家,絕大部分屬于人均占有量高、可供貿易量大,只有個別國家屬于人均占有量低,但人均消費量也低才使可貿易量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沿線國家耕地資源豐富,具有發展農業生產的良好條件。有14個國家人均耕地面積超過0.1公頃,其中哈薩克斯坦達到1.73公頃,俄羅斯為0.85公頃,烏克蘭為0.72公頃,甚至泰國也達到0.25公頃。這些國家單產水平較低,在農業科技、農業機械、基礎設施等方面稍作改進即可實現大幅度增產。

  第二,從貿易互補性看,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正是我國未來供給缺口較大的產品。何敏等利用1995-2014年數據所作的定量分析表明,我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具有較強互補性,尤其是中國進口與沿線國家出口的貿易互補指數,明顯大于中國出口與沿線國家進口的貿易互補性指數,互補性最強的依次是中國進口與中亞5國出口、中國進口與蒙俄出口、中國進口與東南亞11國出口。從具體產品看,2015年我國大米進口前5位國家全部為沿線國家,玉米進口前5位國家中4個為沿線國家,棉花、小麥、食用植物油、食糖進口前5位國家中也有沿線國家(見左表)。面向未來,一方面,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將繼續深入發展,農業生產的人工和土地成本將繼續快速上漲,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將進一步衰減;另一方面,受人口增長、收入水平提高的推動,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及其轉化產品的消費需求將繼續增長。這勢必導致未來我國土地密集型農產品供給缺口持續擴大。對我國缺乏比較優勢的土地密集型農產品而言,部分沿線國家可以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逐步擴大對我國的出口。

  第三,從物流成本看,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出口我國的競爭力會逐步提高。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單位重量價值低,對物流成本非常敏感,海運具有明顯優勢。今后我國進口農產品中相當部分還將依靠海運。但也要看到,隨著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推進,新的運輸通道將發揮應有作用。截至2016年底,我國已與沿線15個國家簽署了16個雙邊及多邊道路、過境運輸和運輸便利化協定,通過73個公路和水路口岸開通了356條國際道路客貨運輸線路;建成11條跨境鐵路,中歐班列已從2013年的80列增加到2016年的1702列。這既有望為沿線國家大型農業投資項目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也有望提高沿線國家大宗農產品出口我國的陸路運輸效率、降低貿易成本。我國內陸口岸通過鐵路運輸進口歐亞農產品已實現批量常態化運行。據測算,通過中歐班列進口歐洲肉類產品,運輸時間比海運縮短45天左右,運輸費用比空運低約1萬元/噸。中糧集團也已通過陸路,經滿洲里口岸進口俄羅斯小麥。隨著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我國大宗農產品進口過度集中于海運和沿海口岸的局面有望改變。

  第四,從促進貿易平衡看,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獲得我國進口訂單的可能性會逐步增加。近年來,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持續處于順差,順差額從2011年的143億美元,擴大到2016年的2213.7億美元。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順差占我國全球貿易順差的比重,超過了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額占我國全球貿易額的比重。這種格局不利于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采取措施促進貿易平衡。我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長期處于逆差,對促進整體貿易平衡作出過貢獻,但近年來逆差額趨于縮小,2015年僅為11.6億美元。雖然貿易平衡狀況是由市場決定的,但為了促進貿易平衡、實現持續健康發展,有時甚至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有必要采取措施增加從逆差國的進口,而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往往是重要的選項。  

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我國未來全球農產品供應體系中地位和作用的政策建議

  把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對我國出口的潛力變為現實,需要長期努力,現階段應重點做好基礎性、鋪墊性工作。

  把沿線國家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對我國出口的潛力變為現實,需要長期努力。目前我國面臨著玉米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去庫存的壓力,短期內增加從沿線國家的進口不現實。強調提升沿線國家在我國未來全球農產品供應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多的是著眼長遠。現階段應重點做好基礎性、鋪墊性工作。

  第一,加強對沿線重點國家農業資源、重點產品生產和貿易增長潛力的數據分析。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各方面加強了對我國與沿線國家農業合作的研究,但多為對前些年農產品貿易特征的簡單描述,對市場主體的投資決策幫助不大。應從兩個維度加強數據分析:一是未來我國大宗農產品進口格局,重點是大豆、食用植物油、食糖、棉花的進口增長趨勢,以及在進口玉米等飼料產品還是進口畜產品之間的綜合權衡。二是沿線國家擴大生產和出口的潛力到底有多大,重點是對中亞國家的小麥和棉花、中東歐國家的玉米和食用植物油、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食糖和食用植物油,從資源條件、生產現狀、增長潛力等方面進行精確的定量研究。

  第二,在重點國家優先布局一批以技術合作為核心的境外農業合作示范區。沿線國家雖然農業資源豐富,但農業生產水平普遍較低。只有沿線國家農業生產發展了,才能增強其獲得感,也才能有更多農產品可供出口。對大部分沿線國家而言,我國農業技術既具有明顯的領先性,也具有較強的適用性。應把共建境外農業合作示范區作為推進與沿線國家農業合作的優先領域,以技術合作為核心,通過派遣農業技術專家、培訓農業技術和管理人員等方式,幫助重點國家的重點區域率先分享我國的農業技術和發展經驗。應發揮企業在境外農業合作示范區建設和運營中的主導作用,圍繞種植、養殖、深加工、農產品物流等領域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農業產業鏈條,形成產業集群,增強示范區的可持續性,真正發揮平臺帶動效應。

  第三,培育和布局1000萬噸級的大宗農產品貿易商,加強對重點產品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掌控。從日本經驗看,丸紅、全農、三井、伊藤忠等大型涉農貿易商在按商業原則“買全球賣全球”的同時,對提高本國農產品進口穩定性、可靠性也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國要提高從沿線國家進口農產品的穩定性、可靠性,購買或租賃土地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難度越來越大,應把著力點放在盡快建設若干個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1000噸級的大糧商和農業企業集團,依靠這些大型企業在農產品加工、倉儲、碼頭等產業鏈關鍵環節上進行戰略布局。中糧集團完成對來寶和尼德拉的并購后,大大提高了對南美和黑海地區一手糧源的掌控能力。但目前我國缺乏1000萬噸級的大型企業在中亞、遠東、東南亞等地區對重點產品的產業鏈關鍵環節進行戰略布局,應盡快補上這一空白。

  第四,發揮農墾企業的探路作用。農墾企業具有建設現代農業大基地、大產業的經驗,也具有開展農業對外合作的基礎。廣東農墾在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擁有和控制的海外橡膠種植基地達到200萬畝。云南農墾從2006年起就與老撾合作發展橡膠種植,2015年在老撾成立公司,整合當地橡膠種植園和加工廠。目前農墾系統正在推進集團化改革,著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農業企業集團。應把這項改革與在沿線國家建立規模化境外生產加工儲運基地的戰略謀劃結合起來,在統籌規劃對外合作的目標區域和發展重點的基礎上,鼓勵農墾企業聯合,以合資合作和并購重組等方式開展境外農業投資。國家農業對外合作支持政策應優先向符合條件的農墾企業傾斜,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持實施海外并購專項資金應加大對農墾企業的扶持。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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