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不從實際出發盲目發展產業，有的集中資源‘壘大戶’、‘堆盆景’，有的政績觀錯位，層層加碼患了‘急躁癥’，有的督促檢查滿天飛，基層苦不堪言。有的地方自認為脫貧任務不重，犯了‘拖延病’。有的制作展板表冊只為應付檢查。”8月29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受國務院委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脫貧攻堅工作情況時指出，當前扶貧工作中，形式主義問題凸顯。
2015年底，中國啟動扶貧大攻堅，計劃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之后，全國由上至下、方方面面，廣泛投入到這場浩大的扶貧行動中。
效果如何呢？劉永富做了全面總結。
他說，扶貧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2013年至2016年，中國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由9899萬人減少至4335萬人，年均減少1391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至4.5%，年均下降1.4個百分點。每年減貧幅度都在1000萬人以上。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10.7%。
如何識別貧困人口，是一大難題，基層扶貧工作的很多矛盾，由此而來。
從劉永富介紹來看，這項工作十分艱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他表示，2014年，全國組織80多萬人進村入戶，共識別12.8萬個貧困村，2948萬貧困戶、8962萬貧困人口，基本摸清了我國貧困人口分布、致貧原因、脫貧需求等信息。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全國動員近200萬人開展建檔立卡“回頭看”，補錄貧困人口807萬，剔除識別不準人口929萬。
2017年2月，有關部門又組織各地對2016年脫貧不實開展自查自糾，245萬標注脫貧人口重新回退為貧困人口。2017年6月，組織各地完善動態管理，把已經穩定脫貧的貧困戶標注出去，把符合條件遺漏在外的貧困人口和返貧的人口納入進來，確保應扶盡扶，這項工作將于8月底結束。“建檔立卡使我國貧困數據第一次實現了到村到戶到人”。
劉永富坦承，扶貧工作還存在多項問題，除了前述形式主義問題，還包括：
貧困人口總量大。貧困人口規模在300萬人以上的省份還有六個（貴州、云南、河南、湖南、廣西、四川）。越往后脫貧成本越高、難度越大。西藏和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四川涼山、云南怒江、甘肅臨夏等深度貧困地區，生存環境惡劣，致貧原因復雜，交通等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缺口大。
2016年底，全國貧困發生率高于10%的省份還有五個（西藏、新疆、貴州、甘肅、云南），貧困發生率超過20%的縣和貧困村分別有100多個和近3萬個。同時，因病致貧占比高。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比例從2015年的42%上升到2016年的44%，醫療支出負擔重，解決這些人的貧困問題，成本更高，難度更大。
一些地方扶貧脫貧不夠精準。在貧困識別上，有的地方貧困識別簡單算收入、“搞擺平”，人為割裂低保和扶貧政策。有的地方未將因病因災因殘新增貧困人口及時納入。在精準幫扶上，有的政策措施不顧貧困戶真實需求。有的地方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措施跟不上，搬遷戶無業可就。在貧困退出上，有的地方“三保障”（編者注：指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安全住房）未實現，就宣布脫貧。有的地方算賬脫貧、突擊脫貧，脫貧基礎脆弱，存在返貧風險。
部分貧困群眾內生動力不足。有的地方為圖省事、趕進度，大包大攬、送錢送物，“干部干、群眾看”，不注重提高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從貧困群眾來看，有的安于現狀，單純依靠外界幫扶被動脫貧。有的習慣“等靠要”，依賴政策不愿脫貧。
扶貧資金使用管理有待加強。隨著扶貧投入逐年增多，使用管理權限下放到縣，貪污、擠占、挪用等老問題仍時有發生，資金閑置滯留等新問題逐步顯現，一些地方項目規劃不科學不合理，接不住、整不動、用不好。
扶貧政策實施的針對性不強。一是對貧困縣與非貧困縣、貧困村與非貧困村的貧困人口在扶持政策上不一致，造成部分非貧困縣非貧困村的群眾不滿意。二是建檔立卡貧困戶得到的政策支持比較多，而接近扶貧標準的邊緣戶得到政策支持很少，造成部分農戶心理不平衡。三是部分脫貧戶自我發展能力較弱，脫貧質量不高、穩定性不強，脫貧后扶持政策減弱，極易返貧。
劉永富表示，將采取有效措施，糾正不嚴不實不精準問題。特別是要糾正形式主義問題，嚴防弄虛作假，不斷提高貧困識別、幫扶、退出精準度。
他還表示，要建立脫貧攻堅大數據平臺，推進信息共享，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填表報數和檢查評估，切實減輕基層負擔。（記者/汪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2017年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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