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扶貧以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為理論基礎，以文化發展的滯后性和非均衡性為現實依據，以總體協調發展和文化均衡發展為目標導向，以追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為行動邏輯，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價值旨歸，具有先導性、價值性、層次性、浸潤性、生態性和發展性特征，是中國特色減貧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扶貧聚焦文化貧困、經濟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精神貧困和區域貧困，從發展公共文化、開發文化資源、推進文化賦能、改善文化治理、調適文化心理、優化文化布局等實踐維度，緩解多維貧困，釋放綜合減貧效應，體現出復雜的減貧機理。
關鍵詞：文化扶貧；減貧機理；鄉村振興；共同富裕
文化扶貧在調動廣大貧困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脫貧內生動力，消滅絕對貧困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銜接鄉村振興戰略和推進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深化對文化扶貧理論內涵和減貧機理的研究，對于進一步發揮文化幫扶在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中的作用，推進脫貧地區鄉村文化振興以及豐富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都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和理論意義。
一、文化扶貧的理論內涵
（一）概念演進：從政策話語到學理視域
對于文化扶貧是什么、扶什么、扶持誰、怎么扶等問題，理論界眾說紛紜，而實務界則多有困惑。從學理上講，厘清文化扶貧的概念，明晰其范疇邊界，既是相對貧困治理中整合文化領域幫扶政策和統籌文化領域幫扶活動的客觀需要，也是豐富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應有的理論自覺。在推進國家減貧事業進程中，文化扶貧最初是以政策話語的方式出現，隨著實踐探索的深入和理論研究的深化，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學術概念。學術界大多從幫扶的角度對文化扶貧進行概念界定，如岑家峰、陳前恒等學者將文化扶貧限定為對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幫扶；章軍杰等認為文化扶貧概念涵蓋公共文化扶貧與特色文化產業扶貧；歐陽雪梅、納麒等將其外延擴大到貧困地區思想文化宣傳領域；丁士軍、李小云等則將其內涵上升到對貧困地區文化生態的重構。此外，在相關的理論和實踐層面也出現了“精神扶貧”、“知識扶貧”、“信息扶貧”、“心理扶貧”、“語言扶貧”等關聯概念。
文化扶貧的概念是文化扶貧理論的重要支撐，需要以馬克思主義減貧理論為理論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文化扶貧實踐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文化精準扶貧事業為實踐基礎，以鄉村文化振興和相對貧困治理中的文化幫扶為現實需求，并在整體上適應國家“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要求。本文認為，文化扶貧是國家為激活欠發達地區或困難群眾內生動力，提升社會文明程度，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針對區域文化建設和特定群體文化生活實施的支持政策與幫扶活動的總稱。具體而言，文化扶貧概念所涉及的欠發達地區在2020年年底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之前屬于貧困地區，在當下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銜接鄉村振興戰略期間屬于脫貧地區，在未來屬于相對貧困治理中的發展滯后地區；困難群體既包括擺脫絕對貧困前的貧困群眾，也包括相對貧困治理中的相關弱勢群體；激活內生動力所涉及的客體對象既包括激活欠發達地區所擁有的歷史文化、自然生態資源等資源，也包括激發干部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等人的主體性，還包括創新和發展有關文化服務、文化治理等的體制機制。文化扶貧是對所謂精神扶貧、知識扶貧、信息扶貧、語言扶貧、心理扶貧、公共文化服務扶貧、藝術扶貧、旅游扶貧等概念的抽象，涵蓋了“兩個文明”語境下的精神文明范疇以及“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下的文化建設范疇。在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新時代，文化扶貧與教育扶貧、科技扶貧、生態扶貧等方面的幫扶行動存在著交叉融合的密切關系。
（二）意涵詮釋：一個多維度的分析框架
文化扶貧的概念經歷了從實踐到理論、從政策到學理的發展過程。為準確把握其豐富的理論內涵，需要從不同的視角進行立體式詮釋，本文為此提供了一個基于多維度視角的分析框架。
1.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
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從四個層面為文化扶貧奠定了理論基礎。一是從哲學層面揭示文化貧困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堅持物質決定意識且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并可對物質發生反作用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指出，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礎，是一切社會貧困、精神沉淪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物質經濟的脫貧只是為精神生活的脫貧創造了條件，而精神生活的脫貧還需要依靠精神生活本身來解決。二是從制度層面揭示了貧困的發生根源。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即使在對工人最有利的社會狀態中，工人的結局也必然是勞動過度和早死，淪為機器，淪為資本的奴隸，發生新的競爭以及一部分工人餓死或行乞。這表明只要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被消滅，工人階級的貧困就不會消滅。當前，中國提前10年完成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進入實質性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階段，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人類減貧事業中巨大的制度優勢。三是從類型層面揭示了精神貧困的表現形態。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認為，與工人階級經濟貧困相伴隨的是精神或文化的貧困，是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人類日益迷失在金錢或資本邏輯所編碼的文化產品中，精神層面的物化、異化、惡化、虛化導致人的主體性、創造性被嚴重削弱，整個社會精神層面趨向墮落。四是從需要層面彰顯了文化扶貧的客觀需要。馬克思主義認為，需要是人的內在規定性，人的需要滿足程度是個人發展程度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新時代，在消滅絕對貧困滿足物質層面的需要之后，人民群眾對于社會層面、政治層面、精神層面的需要將越來越凸顯，文化幫扶成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客觀需要。
2.現實依據：文化發展的滯后性和非均衡性
在中國特色減貧實踐中，國家一直面臨文化建設滯后于經濟建設、城鄉區域文化發展不平衡兩個基本現實問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處于文盲或半文盲的狀態，國民受教育水平非常低。一些少數民族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文化發展基礎非常薄弱。經過近50年的不懈努力，2001年1月1日，我國如期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略目標，掃盲運動取得巨大成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為快速提升國家經濟實力和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黨和國家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和支持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來。與此同時，文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結構性問題日益彰顯。從城鄉區域階層結構看，東中西部地區的區域文化發展水平、同一區域內部的城鄉文化發展水平、農民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質量等都呈現兩極分化的傾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下，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指引下，黨領導人民如期打贏了脫貧攻堅戰，消滅了絕對貧困，但文化建設相對滯后的整體局面尚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民族地區、革命老區、邊疆地區、連片特困地區等區域的社會文化發展水平還較低，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的欠賬還存在。實現文化發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是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本標志。在邁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中，鄉村振興戰略是持續推進減貧事業、實質性推進共同富裕的總抓手，文化幫扶是其重要方面和不可或缺的補益。針對文化領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問題，文化扶貧勢必將伴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過程，是一個長期性的歷史過程。進而言之，只要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群體之間還存在文化發展水平上的差距，文化扶貧就始終有其存在的價值；只要文化和思想輿論領域還有紅色、黑色、灰色“三個地帶”，文化幫扶就需要始終在路上。
3.目標導向：總體協調發展與文化均衡發展
社會系統中各構成要素的良性互動和協調運行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重要目標和主要標志。針對社會運行系統中文化發展的滯后性、文化建設的非均衡性等現實，黨和國家將實現文化建設與其他建設的協同性以及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特別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為矢志不移的奮斗目標。文化扶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具體的階段性目標，具有鮮明的目標導向。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即將取得全面勝利之時，黨在謀劃國家經濟建設的同時，擘畫了文化建設和文化扶貧工作的主要方向。毛澤東指出，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中華民族要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文化扶貧的階段性目標是徹底打破與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相適應且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舊文化制度、舊文化體系，建構起與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促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新文化制度、新文化體系。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文化扶貧的目標主要聚焦于服務國家扶貧戰略，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文化扶貧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的地位更加凸顯。國家以“扶智”“扶志”為抓手，實施了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到文化精神的系統性文化扶貧行動。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中，文化扶貧被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并實現系統性重塑，其新的目標轉變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銜接鄉村振興戰略，實質性推進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特別是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4.行動邏輯：追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
馬克斯·韋伯提出了社會行動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學術思想，工具理性決定于對客體在環境中的表現和他人的表現的預期，行動者會把這些預期用作“條件”或者“手段”，以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標；價值理性決定于對某種包含在特定行為方式中的無條件的內在價值的自覺信仰，其追求的是行為本身的價值意義，而不看重行為結果的成敗。作為中國減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扶貧具有“工具”和“價值”的雙重理性。一方面，這種雙重理性決定于文化建設的雙重屬性。一般來講，文化建設包含公共文化與文化產業兩大領域，兩者在演化淵源、功能定位、動力機制和現實條件等方面存在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公共文化側重的意識形態屬性與文化產業強調的產業屬性，決定了文化建設內隱著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另一方面，這種雙重屬性也決定于減貧事業在戰略要求上的位次安排，即無論是在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階段，還是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階段，國家減貧戰略都具有明顯的物質優先性和意識形態性，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化扶貧在凸顯工具理性的同時需要高度重視價值理性。在歷史性消滅絕對貧困后，物質短缺不再成為減貧事業的主要矛盾，非物質手段的價值性會更加凸顯，文化扶貧需要在突出價值理性的同時，高度重視工具理性的價值。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銜接鄉村振興戰略和實施相對貧困治理中，應推進文化幫扶的理念傳播和跨界融合，以實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融合。
5.價值旨歸：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文化扶貧是服務于物質扶貧又高于物質扶貧的全面性、徹底性的扶貧，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防止大面積返貧的根源性舉措，內隱著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旨歸。首先，理想信念賦予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導向?！懊總€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內涵豐富的命題是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憧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消除物質匱乏、深化文化扶貧都是在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打基礎、創條件。黨領導下的大規模、體系化、史無前例的減貧行動本身就蘊含著對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價值追求，而文化扶貧自身所具有的價值引導、精神幫扶等扶貧功能決定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已內隱在文化扶貧的偉大實踐之中。其次，初心使命賦予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定位。從消滅絕對貧困到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既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也是黨領導人民的自覺行動。文化扶貧在消滅絕對貧困的實踐中既產生了一定的物質減貧效應，也為整個減貧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歷史性消滅絕對貧困、實質性推進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特別是實現全體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文化扶貧在新的歷史方位上的價值定位。最后，人類情懷賦予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追求。為人類進步事業做貢獻、為世界人民謀大同是黨百年“堅持胸懷天下”基本經驗的體現。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共同發展中以及對非洲等欠發達地區的援助中都始終堅持文化建設的共容、共融和共榮原則，不斷加強中華文明與異質文明的交流互鑒，為全世界人民擺脫貧困、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厚植文化基礎和條件。
二、文化扶貧的基本特征
（一）先導性：文化扶貧的功能發揮
文化扶貧的先導性主要是基于各類扶貧手段的相互關系而言的。在國家減貧體系中，文化扶貧一直發揮著先導性功能。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思想觀念、價值理念、思維方式等精神文化層面的因素成為其擺脫貧困的制約因素。這些制約因素往往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和時代背景，具有相當強的頑固性，曾被學術界稱為“貧困文化”。破除“貧困文化”的消極因素是推進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的首要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擺脫貧困首要并不是擺脫物質的貧困，而是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貧窮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頭腦空空，怕的是知識匱乏、精神委頓。充分發揮文化扶貧的先導性特征，一要激發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主體性。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既是幫扶對象，也是脫貧主體。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自身的主體意識如果沒有被激發起來，缺乏脫貧的志向和意愿，脫貧攻堅戰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二要激活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內生動力是實現穩定脫貧和鄉村振興的決定性條件。要從機制層面消除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中一度存在的“等、靠、要”意識，離不開文化扶貧的有效介入。三要提振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精氣神。提振幫扶對象的精氣神是扶貧工作的重要內容，脫貧攻堅戰之所以能夠取得偉大勝利離不開人民群眾飽滿的士氣和決戰決勝的豪情。
（二）價值性：文化扶貧的內在本質
文化扶貧的價值性主要是基于文化扶貧的內在本質而言的。文化建設在貧困地區“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發展中發揮著培根鑄魂的作用，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和價值導向性，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引導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興國之魂，是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擺脫貧困、走向美好生活的文化之基。在文化幫扶中要牢牢掌握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權，構筑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團結奮斗、擺脫貧困、邁向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礎。二是引導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樹立現代文明理念?，F代文明理念是現代社會個人的重要生存法則，是貧困群眾擺脫貧困、奔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素質。文化扶貧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加強貧困地區移風易俗工作，促進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三是引導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堅定擺脫貧困、邁向共同富裕的自信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致富貴在立志，只要有志氣、有信心，就沒有邁不過去的坎。貧困地區大都有豐富的文化資源、美麗的自然風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光榮的革命傳統，這些都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資源。文化扶貧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發現自身的文化優勢，提振文化自信，樹立擺脫貧困的志氣和信心。
（三）層次性：文化扶貧的內容結構
文化扶貧的層次性主要是基于文化扶貧的內容結構而言的。一是幫扶對象呈現“個體—群體—區域”的層次性。扶貧對象精準到戶、到人是實現精準扶貧的重要要求?；谖幕ㄔO的特殊性，文化扶貧在實踐中除了要落實精準到戶、到人的基本要求，還需要精準到群體、區域兩個更高的層次。二是幫扶內容呈現“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的層次性。針對貧困地區文化建設的發展現狀，文化扶貧的幫扶內容既包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物質層面的幫扶，也包括文化領域體制機制改革、制度創新等制度層面的幫扶，還包括社會心態、輿論導向、精神追求等精神層面的引導和幫扶。三是幫扶資源呈現國家行政管理體制的層次性，即在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下，文化扶貧在項目建設、資源投放方面呈現出與國家行政區劃同構的層次性。例如，有的文化幫扶項目是在國家層面推進實施的，有的幫扶資源來自省級和市級層面，有的則來自縣級層面，有的甚至來自于社會組織和鄉鎮層面的自籌資金。
（四）浸潤性：文化扶貧的效應釋放
文化扶貧的浸潤性主要是基于文化扶貧的減貧效應而言。不同于物質扶貧所產生的減貧效應呈現快、監測評價易操作等特點，文化扶貧主要是通過潤物細無聲的建設累積，在不知不覺中實現成風化人的目標。具體而言，文化扶貧的浸潤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文化扶貧的減貧效應釋放慢。文化扶貧主要是在人的頭腦里搞建設，通過以文賦能、以文啟智、以文涵志等方式提高貧困群眾的精神境界和發展能力，提升貧困地區的文化建設水平。而以文賦能等幫扶方式需要經歷由量變到質變的緩慢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是文化扶貧的功能發揮輻射廣。文化扶貧中信息、知識、技能等方面的幫扶以及對思想意識、精神境界和社會風氣等的正面引導具有廣泛的滲透力，能夠浸潤到脫貧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發揮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三是文化扶貧的幫扶效能測量難。隨著信息技術對人類社會結構的滲透和重塑，文化領域已經不再是與經濟、政治相分離的、外在的、孤立的存在方式，而是成為人類生存的自覺方式和社會各個領域存在的機理與圖式。文化扶貧的幫扶范疇遠遠超出國家行政管理體制下文化主管部門的工作范疇，這給文化扶貧工作的效能測量增加了難度。
（五）生態性：文化扶貧的適應機制
文化扶貧的生態性主要是基于文化扶貧的適應性而言的。有研究認為，文化生態其實是在某個相對獨立的文化系統或者文化體內，在多元文化共生的語境下，各種文化元素和形態呈現出的相互關系。貧困地區大都屬于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革命老區，這些地區或由于長時期的交通閉塞，或由于具有宗教信仰傳統，或由于具有深厚的少數民族文化傳統，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了不同于發達地區的文化生態結構。文化扶貧實質上是將外源性的文化資源植入貧困群眾的思想意識中，使之與其既有文化生態發生有機聯系，進而實現重塑文化生態的目的。植入的外源性文化資源如果能夠契合貧困地區既有的文化生態，那么文化扶貧就能夠有效發揮其應有價值，起到重塑文化生態的作用；如果不相適應，就會發生文化沖突，以致文化扶貧失效。因此，文化扶貧不僅需要始終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切實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的吸引力、凝聚力，為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提供更多高質量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發揮文化扶貧引領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的作用，還需要尊重和了解被幫扶對象的既有文化生態，大力挖掘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文化優勢和資源優勢，使之與外部文化環境和市場環境有效對接，真正激發起貧困地區文化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而促進貧困地區文化生態自內而外的重塑并逐步縮小貧困地區與發達地區的文化差距。
（六）發展性：文化扶貧的行動取向
文化扶貧的發展性主要是基于文化扶貧的幫扶取向而言的。貧困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針對貧困采取的幫扶行動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聚焦絕對貧困或生存型貧困的救濟式幫扶，旨在讓幫扶對象維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一種是聚焦相對貧困狀態下的發展性扶貧，旨在讓幫扶對象獲得發展需要。無論是從理論上分析，還是從實踐中看，當前，我國的文化扶貧都已超越維持貧困群眾基本生存需要的救濟式幫扶，其幫扶基點主要在于提高貧困群體的基本生存技能或社會適應能力，屬于典型的發展性扶貧。從我國的文化扶貧實踐看，無論是旨在滿足貧困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文化物質幫扶（即重在挖掘利用文化資源、發展文化經濟，進而升級貧困地區產業結構的文化經濟幫扶），還是旨在提高貧困群眾的思想意識、精神境界和貧困地區的社會文明程度的文化精神幫扶，都是以提高貧困人口的綜合素質及其現代社會適應能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是“授人以漁”的發展式幫扶。我國的減貧事業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等各個歷史階段，我國的減貧事業在解決困難群眾生存需要、溫飽需要的同時，從來沒有放棄發展性取向，既以解決物質匱乏為第一要務，又始終堅持文化扶貧不缺位的扶貧導向，從而在實踐中形成了文化扶貧的中國經驗。
三、文化扶貧的減貧機理
貧困是一種多維現象，文化扶貧，重在精準?；谖幕膹碗s性和文化建設的層次性，文化扶貧在實踐中具有多維性，即其在文化貧困、物質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精神貧困、區域貧困等不同維度釋放減貧效應，呈現出復雜的減貧機理。
（一）發展公共文化：保障文化權益、緩解文化貧困
文化權利與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一樣，是公民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對保障公民基本文化需求，扶助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衡協調發展做出了明確規定。文化貧困指的是顯性的文化設施和文化服務的貧困，主要表現為貧困地區公共文化設施體系不完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貧困群眾基本文化權益得不到保障等情況。在國家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中，從中央到地方依法確立了國家標準、省級標準、市級標準和縣級標準，這些標準一般都涵蓋公共文化設施免費開放、送戲曲下鄉、收聽廣播、觀看電視、觀賞電影、讀書看報、少數民族文化服務和殘疾人文化體育服務等內容，并成為各級政府履職盡責和人民群眾享有相應權利的基本依據，在很多情況下也為提高文化幫扶工作的針對性、精準性提供了依據和方向?；诠参幕ㄔO維度的文化扶貧旨在使每一位貧困群眾都能就近就便享受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務，讓所有貧困地區都建立起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設施網絡體系和服務供給體系，以徹底改變欠發達地區文化設施、文化服務稀缺以及文化產品、文化服務供給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的局面，現已成為緩解貧困地區群眾文化貧困的重要幫扶方式。
（二）開發文化資源：發展文化經濟、緩解物質貧困
由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滯后，很多貧困地區獨特的文化資源和自然風光沒有得到有效的開發和利用，資源優勢沒有轉化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通過文化資源開發進行文化扶貧就是要依托地方特色文化，挖掘文化資源，彰顯文化特色，發展文化經濟，改善貧困地區產業結構，擴大文化領域的就業機會，增加貧困群眾的經濟收入，形成文化經濟增長點，最終通過涓滴效應緩解貧困地區物質貧困。具體而言，一是要重視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利用。文化扶貧工作可以在貧困地區有重點地開展考古調查研究，推動文物保護利用與新型城鎮化建設、扶貧開發、產業轉型升級相結合；挖掘革命老區紅色文化資源，發揮革命歷史文物資源在紅色旅游中的優勢和重要作用，推動老區經濟社會文化持續健康發展，帶動貧困群眾穩步脫貧。二是要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資源開發的潛在價值，要特別重視那些具有較好傳承潛力且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結合緊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使之成為開展文化扶貧的重要抓手。在實踐中，可以通過改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發展的設施條件，鼓勵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建立“非遺工作坊”，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擴大就業、增加收入的文化產業相結合，使之產生緩解物質貧困的經濟效應。三是要大力支持特色文化旅游產業的培育和發展。要把發展鄉村文化旅游作為文化扶貧的重要切入點，發揮其擴大就業、增加收入、推進物質減貧的載體作用。培育和發展特色文化旅游產業要以地方特色文化為基本依托，重點選擇具有富民效應、示范效應的文化產業集聚區和特色文化產業項目進行幫扶，以推動貧困地區文化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
（三）推進文化賦能：提升就業素質、緩解能力貧困
阿馬蒂亞·森基于可行能力的視角，認為貧困必須被視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推進文化賦能，就是要以提高貧困群眾的綜合素質尤其是就業能力為著眼點，增強貧困人口在現代社會中的適應能力及其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力，以幫助貧困人群提升自我發展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教育引導，各地要辦好各種類型的農民夜校、講習所，通過常態化宣講和物質獎勵、精神獎勵等形式，促進群眾比學趕超。為此，一要發揮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的賦能作用。要依托貧困地區的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通過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傳承、剩余勞動力轉移轉崗培訓以及開展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等活動，實施語言扶貧、知識扶貧，以提高貧困群眾的綜合素質。二要發揮東中西部跨區域勞務輸出的賦能作用。要依托東中西部幫扶協作機制，深入推進跨區域勞務合作，把幫助貧困群眾前往發達地區務工就業、開拓眼界作為一種重要的賦能途徑。為此，勞務輸出地和輸入地要不斷完善幫扶協作機制，組織實施好人力資源培訓、轉崗就業、社會融入等幫扶項目，推進貧困群眾中的剩余勞動力實現轉崗就業、增加收入。三要把貧困地區干部人才隊伍作為重要賦能對象。貧困地區人才隊伍建設是擺脫貧困的關鍵性因素，要把貧困地區人才隊伍建設作為文化賦能的重要對象，發揮高素質干部人才隊伍的關鍵作用，通過有針對性的文化賦能，增加貧困群眾擺脫貧困的人力資本，以達到緩解能力貧困的目的。
（四）改善文化治理：釋放文化活力、緩解權利貧困
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貧困地區文化建設的重要短板。改善文化治理的重點在于通過完善多元協同的文化治理體系，擴大貧困群眾的文化參與和社會參與途徑，增強貧困群眾的社會資本和發展能力，達到緩解權利貧困的目的。具體而言，一要強化從制度層面對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文化權益進行保護。由于利益聯結機制不完善以及從業者文化水平、素質技能存在短板，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在文化旅游產業開發式扶貧中享有平等的文化資源收益權、文化參與權、文化尊重權、文化創造權、文化話語權等仍面臨一定的現實困難，對此要從法律法規、體制機制等制度方面著手，切實保護好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文化權益。二要積極拓展貧困群眾參與文化治理的渠道和空間。政府供給的公共文化服務活動能為文化參與人群提供人際交流、社會交往的機會與平臺，有助于實現貧困群體社會資本的增長，強化其社會參與能力，起到緩解權利貧困、發揮減貧效應的作用。為了有效拓展貧困群眾參與文化治理的渠道和空間，要充分尊重貧困地區存在的民族性、地方性習俗，充分尊重貧困群眾的文化主體地位，通過完善群眾文化需求表達機制，積極促進政府“大傳統”與社會“小傳統”的良性互動，引導貧困群眾主動參與各項文化治理活動。三要引導貧困群眾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費方式。免費開放的圖書館、文化館等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及其開展的全民藝術普及活動和豐富多彩的民族節慶、跨區域的文化交流活動等平臺，有利于增強貧困地區民間藝人、基層精英與社會、國家的關聯，增強貧困地區群眾的社會交往和社會參與能力，促進其社會資本的增長。
（五）調適文化心理：消解貧困文化、精神貧困
精神貧困指貧困人口因其精神需要未被有效滿足而表現出以志氣貧困與智識貧困為主要特征的思維困境，外顯為精神生活匱乏的不理想生活方式。作為一種客觀存在，貧困人口的精神貧困具有深層次的文化心理根源。在社會轉型期，一部分群眾的心理調適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對外界的文化幫扶或新生事物持自負心態，對脫貧致富懷自卑心理，陷入封閉保守、得過且過、精神萎靡、不思進取等貧困文化心態不能自拔，如果不加以干預，還存在代際傳遞的可能，形成“愚、懶、妄、頹”的頑固惡性循環。作為文化扶貧的重要實踐維度，調適貧困人口的文化心理重在通過系統的精神文明建設和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機制，消解客觀存在的貧困文化，使貧困群體徹底擺脫精神貧困的束縛。具體而言，一要以鄉風文明建設為載體，持續推進貧困地區群眾的文化心理調適。在實踐中，要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核心，以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為載體，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全面提升貧困群體的精神面貌，加快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農村社會心態。二要以專業社會工作為補充，完善貧困地區心理健康公共服務體系。要有針對性開展精神困境群體的心理健康幫扶工作，健全基層治理的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機制。三要以基層治理為保障，摒除精神貧困生存土壤。要積極發揮村規民約的約束作用，引導貧困群眾改變陳規陋習、樹立文明新風，同時加強榜樣的示范引領作用，營造勤勞致富、積極上進的社會氛圍。
（六）優化文化布局：促進文化聯動、推進區域振興
我國文化建設的歷史淵源、發展現狀呈現為明顯的民族性、區域性特征?；趪倚姓^劃的統一安排，同一文化區域常被劃分為多個行政區域，而不同行政區域的交界地帶往往成為文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的地區。優化文化布局旨在最大程度地減少行政管理體制對區域文化整體發展的束縛，推進區域文化振興。為此，一方面要實施區域文化協調發展戰略，聚焦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銜接鄉村振興的目標，建立自上而下的區域文化規劃制度，促進區域內文化資源合理布局、錯位發展，構建區域內公共文化服務均等、歷史文化資源共享、文化旅游產業錯位的發展格局；另一方面要統籌區域文化生態建設，克服相關地方治理主體在履行區域主體責任時可能產生的矛盾和摩擦，以避免因區域整體文化定位而產生的族群與地緣糾葛，建立健全以保護文化資源完整性和推進文化資源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目的的區域文化共建共享機制，厚植區域文化高質量發展的文化生態基礎，以促進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與減貧事業發展的統一。
（注釋、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州學刊》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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