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精準扶貧采取公共文化攻堅、文化遺產保護、藝術創作扶持、文化產業培育、鄉村旅游開發、數字技術賦能、鄉風文明鑄魂、文化交流互通、文化治理筑基、人才建設固本等行動模式，使脫貧地區的公共文化建設短板得以補齊、文化旅游資源得到激活、文化產業實現長足發展、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得到提高、文化幫扶機制更加完善；形成了堅持文化幫扶與物質幫扶相統一、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統一、區域視野與精準幫扶相統一、供給引導與需求導向相統一、深耕細作與跨界融合相統一、外援助力與內生動力相統一、文化發展與文化安全相統一等基本經驗，對推進相對貧困治理和全體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講好人類減貧事業中國故事具有指導意義。
關鍵詞：文化精準扶貧；行動模式；歷史成就；基本經驗；鄉村振興
文化精準扶貧是精準扶貧的重要方面，被全面嵌入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中，既為消除絕對貧困貢獻了文化力量，又在實踐中探索出了比較成熟的行動策略。學術界在精準扶貧的語境下，從不同的維度對文化精準扶貧展開了較為豐富的研究，包括文化精準扶貧的理論內涵[1]、邏輯機理[2]、實現路徑[3]、對象識別[4]以及圖書館文化精準扶貧[5]、國外文化扶貧借鑒[6]、國內文化扶貧案例[7]，等等，但相關研究還缺乏對文化精準扶貧實踐的系統總結，與其重要的減貧價值和取得的歷史成就不相匹配。在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系統總結文化精準扶貧的行動模式、歷史成就和基本經驗，對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發展動力[8]；高質量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文化幫扶，啟迪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豐富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全面呈現中國特色減貧道路，講好人類減貧事業的中國故事等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文化精準扶貧的行動模式
基于文化的復雜性和文化建設的層次性，文化扶貧在實踐中具有多維性，即其在文化貧困、物質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精神貧困、區域貧困等不同維度釋放減貧效應，呈現出復雜的減貧機理[9]。文化精準扶貧是文化扶貧在脫貧攻堅戰中的特殊呈現形式，同樣受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和文化減貧規律的支配。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特別是在“十三五”期間，國家聚焦貧困地區文化建設的短板和弱項，著眼貧困群眾個人綜合素質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在自上而下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實踐探索的良性互動中，形成了文化精準扶貧的十大行動模式。
（一）公共文化攻堅模式
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起點低、基礎差、投入不足，歷史欠賬多。在貧困地區內部，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滯后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短板；在與東部先發地區的比較中，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設施建設、運行管理、人才隊伍、服務效能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公共文化攻堅模式就是基于國家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標準，全面補齊補強貧困地區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短板弱項，推動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側改革[10]以及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實現跨越式發展。脫貧攻堅期，國家針對839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11]統一實施《“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覆蓋1.29萬個鄉鎮（街道），14.2萬個行政村，3.26億人口，對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歷史欠賬和建設短板進行了集中攻堅。
一是強化組織領導。按照中央統籌、省負總責、縣抓落實的總體要求，建立自上而下、整體推動的工作機制。各地依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協調機制，形成了黨委和政府統一領導、文化部門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工作格局。各級政府把《規劃綱要》落實情況作為政府督查督辦事項，對實施進展、質量和成效進行動態監測評估，將評估結果作為對下一級政府績效考核的重要內容。原文化部還會同有關部門對《規劃綱要》實施情況進行了動態監測，適時開展了中期評估和后期評估。
二是堅持精準施策。按照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標準，對貧困地區縣、鄉、村三級公共文化設施、服務資源、人才隊伍等基本情況開展專項調查。各地普遍制定了以縣為單位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實施方案，形成可操作、可檢查、可評估的工作計劃、時間表和路線圖。貧困地區未建成或未達標的縣級文化館、公共圖書館得到新建和改擴建，每個縣配備1臺用于圖書借閱、文藝演出、電影放映等服務的流動文化車。
三是強化項目依托。《規劃綱要》針對貧困地區重點實施了公共文化設施建設項目4個、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項目6個、增強公共文化發展活力項目2個、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項目2個、公共數字文化建設項目5個、公共文化人才隊伍建設項目3個、文化幫扶項目3個、推動群眾脫貧致富項目2個。中宣部會同原文化部、原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體育總局等部門實施貧困地區百縣萬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示范工程，在貧困地區的每個鄉鎮按照“七個一”[12]的標準建設1個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分兩批在全國共建設1萬個鄉村。實施“中西部貧困地區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提檔升級”建設項目，對839個貧困縣的鄉鎮文化站進行配置提升。
四是強化財政保障。中央和省級財政通過轉移支付對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項目予以資金補助。針對國家安排的公益性文化建設項目，取消縣及縣以下和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地市級資金配套。通過戲曲進鄉村、貧困地區文化活動室設備購置等項目和旅游發展基金，共投入42.96億元，為貧困地區文化建設、旅游發展提供資金保障；國家累計安排中央預算內投入284億元，支持貧困地區新聞出版廣電等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國家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利用設施、旅游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較好改善了廣大貧困地區尤其是“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公共文化設施條件[13]。同時，各地強化了對公共文化服務資金管理使用情況的監督和審計，防止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專項資金“跑冒滴漏”，做到專款專用。
（二）文化遺產保護模式
文化遺產主要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種類型，都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具有深厚的文化價值，而且蘊藏著豐富的經濟價值。受制于資金、技術、人才等多方面因素，貧困地區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總體上處于滯后狀態，豐富的文化遺產處于“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境地。推進貧困地區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是厚植文化自信、盤活文化資源、升值文化資本、改善文化民生、發展文化經濟的重要舉措，實現了文化傳承創新、資源保護利用、擴大就業增收的有機統一，是文化賦能精準扶貧的重要突破口。脫貧攻堅期，國家將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作為文化精準扶貧的重要內容，采取專項扶貧的形式對貧困地區的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進行了集中幫扶，形成了文化精準扶貧的文化遺產保護模式。
一是提高貧困地區文物保護水平。國家在貧困地區有重點地開展考古調查研究，將符合條件的遺址統籌納入大遺址保護規劃。將貧困地區文物保護利用與新型城鎮化建設、扶貧開發、產業轉型升級相結合，讓文化保護賦能脫貧攻堅和高質量發展。實施傳統村落文物保護項目，推動村落業態不斷發展。高度重視、充分挖掘革命老區紅色文化資源，發揮革命歷史文物在紅色旅游中的重要作用，帶動貧困地區穩步脫貧。
二是提高貧困地區博物館影響力。國家加大貧困地區文物征集與保護力度，實施博物館改造提質專項工程，將更多博物館納入財政支持的免費開放范圍，打造了一批博物館精品陳列。一些省級博物館采用“流動博物館”的形式開展服務，將展覽、教育活動和文物專家送到貧困地區去。貧困地區博物館的影響力因此得到了極大提高，社會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務功能得到有效激活。
三是實施“非遺+扶貧”專項行動。強化對貧困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記錄，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和數據庫。通過國家專項轉移支付對貧困地區的非遺代表性項目和傳承人保護予以重點傾斜，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傳承、發展的條件得到極大改善。2018年起，文化和旅游部會同國務院扶貧辦以“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為重點，兼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國家級貧困縣，開展非遺助力精準扶貧工作，支持各地特別是國家級貧困縣設立非遺扶貧就業工坊，幫助“建檔立卡”貧困人員學習相關技能。各地認真貫徹落實《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貧困地區有一定發展潛力和市場前景的傳統工藝項目被列入國家傳統工藝振興目錄，在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得到重點支持。推動高校、企業和相關單位等多元主體在貧困地區設立傳統工藝工作站，幫助當地傳統工藝企業和從業人員解決工藝難題，帶動非遺傳承人群增收致富。
四是推進貧困地區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文化生態保護區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保護孕育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實現“遺產豐富、氛圍濃厚、特色鮮明、民眾受益”的目標。國家對在貧困地區設立的省級以上文化生態保護區加大傾斜力度，大力支持開展相關調查研究、規劃編制、傳習設施修繕、普及教育、宣傳展示、推廣交流等活動。2019年12月正式公布了包括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熱貢文化生態保護區、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區（四川省）、武陵山區（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等在內的7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名單。
（三）藝術創作扶持模式
貧困地區藝術創造生產能力不足是文化貧困的重要方面。全國文化系統通過開展藝術教育、進行文藝志愿服務、培訓貧困地區藝術老師等方式，探索出一系列文藝扶貧的新模式，在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是扶持扶貧題材藝術創作。國家實施“西部及少數民族地區藝術創作提升計劃”，支持各地積極圍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開展主題作品創作。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脫貧攻堅一線，以戲曲、話劇、歌劇、舞劇、音樂會等藝術形式，記錄和再現駐村第一書記的身影、扶貧工作隊的日常、貧困家庭的奮斗、鄉村建設的發展，展現脫貧攻堅的艱難歷程、萬眾一心的奮斗狀態和在富起來、美起來道路上的新風貌、新氣象。民族歌劇《馬向陽下鄉記》《扶貧路上》、歌舞劇《大地頌歌》、話劇《閩寧鎮移民之歌》、兒童劇《螢火蟲姐弟歷險記》、越劇《山海情深》、評劇《藏地彩虹》等成為扶貧題材藝術創作的典型代表。
二是實施院團對口幫扶計劃。實施“中國民族音樂舞蹈扶持發展工程”，支持國家院團和地方院團、東西部院團進行“一對一”結對幫扶。結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題實踐活動，中央和省級直屬院團與貧困地區基層文藝團體以框架協議形式推動建立對口幫扶機制。幫扶內容包括建立基層幫扶聯系點、結合項目在基層聯系點開展人才培養、幫扶培訓和同臺演出等幫扶工作、指導對口幫扶文藝院團的藝術創作、推動對口幫扶的少數民族優秀舞臺藝術劇目走出去等。
三是實施貧困地區藝術培訓。國家實施“西部和少數民族地區藝術提升工程”，面向西部12省(區、市)實施“西部及少數民族地區原創劇目智力支持項目”。實施“戲曲藝術人才培養千人計劃”和藝術領域相關專業人員培訓等項目，促進東、中、西部藝術人才交流合作，扶持貧困地區藝術人才隊伍發展。中國文聯印發《關于開展“文藝扶貧奔小康”志愿服務行動的通知》，在全國范圍實施“文藝扶貧奔小康”志愿服務行動。
（四）文化產業發展模式
以欠發達地區文化資源保護傳承和合理開發利用為核心，通過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等產業化行動，擴大貧困人口就業渠道和收入，促進區域文化振興，形成了文化產業發展模式。
一是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特色文化產業。國家鼓勵貧困地區依托各地民族特色文化、紅色文化、鄉土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力發展貧困人口參與并受益的民族手工藝、民間演出、鄉村文化旅游等，促進特色文化產業發展與民族文化傳承、群眾就業增收、生態環境保護、特色民居保護等融合，建成了一批輻射帶動貧困人口就業增收的文化產業項目。《藏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總體規劃（2014—2020年）》覆蓋四川省甘孜州、阿壩州、涼山州，貴州省畢節市，云南省楚雄州、迪慶州，西藏自治區拉薩市、昌都地區、林芝地區，甘肅省甘南州，青海省黃南州等7個省（區）的11個市（州、地區）760多萬藏、羌、彝等少數民族人口。走廊區域各省區在文化旅游、演藝娛樂、工藝美術、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四大重點領域增加值平均增速超過13.5%，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穩步提升[14]。在優化民族文化產品和品牌培育、促進文化產業與旅游等融合發展、帶動就業創業、助力扶貧攻堅、促進民族地區和諧穩定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是促進邊疆貧困地區動漫等數字文化產品創作推廣。2010年11月，文化部發起了“中國原創動漫推廣計劃”進邊疆項目，先后在青海、西藏等地進行推廣活動，主要通過優秀原創漫畫展、優秀原創動漫作品捐贈、民族語譯制、專家講座等活動，支持邊疆地區的原創動漫事業。脫貧攻堅期，國家在既有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了投入力度，擴大原創動漫推廣活動在邊疆民族地區的覆蓋面，鼓勵當地文化企業依托特色文化資源開發數字文化產品，支持跨地區產業合作并推動文化產業和多產業融合[15]，極大地提高了邊疆民族地區動漫等數字文化產品創作能力，形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是支持貧困地區文化產業項目建設。國家鼓勵貧困地區在文化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2018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國務院扶貧辦、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聯合發布全國金融支持旅游扶貧重點項目推薦名單（計57個項目），作為推進旅游精準扶貧、落實配套優惠政策的核心和載體，有效緩解了企業和項目融資貴、融資難、融資慢等關鍵問題，一批開發建設水平高、精準扶貧機制實、經營管理發展好、示范帶動效果強的旅游項目得以建成，發揮著促進建檔立卡貧困村、貧困戶和貧困人口脫貧增收的牽引作用。
（五）鄉村旅游開發模式
為充分發揮鄉村旅游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的重要作用，各級黨委和政府鎖定鄉村旅游扶貧重點村、建檔立卡貧困戶和貧困人口，聚焦產業融合、創業就業、文化傳承、生態保護、鄉村治理、創新提升等維度精準施策，形成了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共同參與的鄉村旅游扶貧工作機制和跨部門、跨單位、全社會共同參與的鄉村旅游開發模式。
一是堅持規劃先行，做好頂層設計。國家實施《鄉村旅游扶貧工程行動方案（2016—2020年）》，帶動了全國25個省（區、市）2.26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230萬貧困戶、747萬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全國旅游規劃公益行動組織編制了765個旅游扶貧規劃，特別是幫助“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240個重點村免費編制鄉村旅游扶貧專項規劃[16]，同步開展規劃實施指導、人員培訓、旅游開發企業引進等工作。同時，各省對轄區內旅游扶貧重點村也開展了規劃編制工作，指導貧困地區按照規劃推進旅游項目。
二是推廣典型示范，提供發展路徑。各地充分發揮文旅融合優勢，積極開展創意下鄉活動，不斷提升鄉村的文化內涵。各地融合農區、園區和景區，融合生產生態生活，通過優化整合鄉村資源，有效實現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東的發展格局，為貧困村發展鄉村旅游、脫貧致富找到了可行路徑。國家開展旅游“萬企萬村”結對幫扶行動，推出280個全國旅游扶貧示范項目，推廣“景區帶村、能人帶戶、企業+農戶、合作社+農戶”等旅游精準扶貧模式。
三是加強品牌建設，擴大市場影響。發展鄉村旅游扶貧需要因地制宜，挖掘當地的特色資源，積極打造特色品牌。推出全國1000個鄉村旅游重點村，這其中225個都是貧困村。組織全國2000余家旅游企業，采取結對幫扶等方式，幫助鄉村旅游扶貧重點村發展旅游業，將資本邏輯與文化邏輯融入鄉村社會場景中[17]。貧困地區逐步形成了一批優質的鄉村旅游品牌，如甘肅的田園詩畫民俗風情之旅、山東的親情沂蒙紅色人文之旅等等。創新推出“三區三州”旅游大環線，通過組織旅游專列，開展線上線下的推廣活動，切實提升了貧困地區旅游資源和產品的市場關注度和影響力。
四是加強資金保障，改善發展環境。國家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65億元，支持了656個“三區三州”的旅游基礎設施項目，協調金融機構投放貸款近700億元，持續改善鄉村旅游發展環境，推動貧困地區旅游業發展[18]。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重點支持了500個景區帶村旅游扶貧項目，重點支持與鄉村旅游扶貧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中信銀行安排2000多億元人民幣資金，重點支持全國優選旅游項目、鄉村旅游扶貧示范項目和旅游特色小鎮建設。
（六）數字技術賦能模式
信息文明時代，數字權利成為新的人權和文化權利的普遍內容，數字文化權利的滿足和實現不僅是縮小城鄉文化差距的根本手段，也是保持與整個社會數字化轉型步伐同步的重要要求[19]。全國上下以《網絡扶貧行動計劃》為依據，加大貧困地區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推進信息技術與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相融合，開辟了文化扶貧的新境界。數字技術在扶貧工作的社會動員、資源投入、精準識別、精準幫扶、救濟保障、項目管理等環節，在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生態扶貧等領域，在貧困群體生產生活、技能培訓、創業發展、轉移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形成了數字技術賦能的文化精準扶貧模式。
一是實施網絡覆蓋工程。強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實現貧困地區網絡全覆蓋。適合貧困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邊遠地區特點和需求的移動APP，涵蓋了社交、商務、交通、醫療、教育等領域。推廣民族語言語音、視頻技術研發成果，消除少數民族群眾使用移動終端和信息服務時的語言障礙。到2020年底，全國行政村通光纖、通4G比例達到99%，貧困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9%。
二是實施農村電商工程。通過大力發展農村電子商務、建立扶貧網絡博覽會、推動互聯網金融服務向貧困地區延伸等行動，極大地推動了貧困地區農村特色產業發展。脫貧攻堅期，電子商務進農村實現對832個貧困縣全覆蓋，電商和快遞服務基本覆蓋所有鄉鎮，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到2019年達到1.7萬億元，電商的減貧效應明顯。《2021非物質文化遺產電商發展報告》[20]顯示，2020年西部地區商家出售的非遺相關產品達80億，同比增長超過30%，增速明顯快于東部和中部。全國貧困縣商家在阿里零售平臺售出非遺相關產品近30億。過去兩年，淘寶天貓非遺店鋪中，年成交超過百萬的店鋪數量較兩年前增長超過42%；在年成交超過百萬的非遺店鋪數量增幅排名中，前三位均來自西部地區。
三是實施網絡扶智工程。樹立“授人以漁”造血式扶貧理念，通過網絡遠程教育、網絡技能培訓、支持大學生村官和大學生返鄉開展網絡創業創新等行動，使貧困地區教育水平和就業創業能力得到顯著提升。貧困地區中小學（含教學點）互聯網接入率、寬帶接入率大幅提高，出口帶寬普遍達100Mbps以上，城鄉學校數字鴻溝大幅度縮小。
四是實施信息服務工程。將“互聯網+”思維融入脫貧攻堅，發揮信息基礎技術服務扶貧工作的積極作用。建成“一省一中心、一縣一平臺、一鄉（鎮）一節點、一村一帶頭人、一戶一終端、一人一檔案、一支隊伍”的網絡扶貧信息服務體系，為扶貧工作的開展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撐[21]。國家扶貧開發大數據平臺橫向實現了多部委的數據比對和交換，縱向實現與各省扶貧機構建檔立卡數據整合與聯動，推動著精準扶貧體制機制創新，為扶貧和脫貧的“精準性”助力。
五是實施網絡公益工程。通過開展網絡公益扶貧系列活動、實施貧困地區結對幫扶計劃、打造網絡公益扶貧品牌項目等行動，推動互聯網與扶貧公益事業融合發展、相互促進，網絡扶貧杠桿作用得以彰顯，一批有社會責任感的網信企業和廣大網民依托互聯網平臺將愛心和正能量傳遞給貧困群眾，構建起人人參與的網絡扶貧大格局。
（七）鄉風文明鑄魂模式
作為制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深入推進的文化因素，貧困文化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物質層面加大要素投入固然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文化層面的“扶智”“扶志”才是祛“窮病”、拔“窮根”的治本之策。2018年10月，國務院扶貧辦等13家中央機關聯合印發《關于開展扶貧扶志行動的意見》。全國上下結合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普遍開展了扶智扶志、移風易俗等活動，構建勤勞致富、脫貧光榮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導向，形成了鄉風文明鑄魂的文化精準扶貧行動模式，為奪取脫貧攻堅勝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正向激勵激發內生動力。致貧因素多種多樣，諸多客觀條件的制約無疑是主要誘因，但絕不可忽視一些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安于現狀、不思進取、邋遢懶惰、自暴自棄等主觀因素的消極影響。貧困地區結合實際，針對性地開展文化幫扶活動，激發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例如，江西尋烏縣大力開展治賭、治懶、治奢、治不孝、治愚五大治理，有效破除農村不良風氣和陳規陋習，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涼山州布拖縣推行積分制管理辦法，常態開展“倡樹新風·感恩奮進”評選表揚活動，縣域內形成比學趕超濃厚氛圍，極大地激發起脫貧攻堅的內生動力。
二是移風易俗排除脫貧阻力。由于受到傳統文化糟粕與現代市場經濟弊病不當嫁接的影響，很多貧困地區染上了“天價彩禮”“薄養厚葬”的不良風氣，不但導致大量勞動成果的浪費，而且出現“辦事致貧”“人情致貧”等問題。各地黨委政府直面問題，結合實際、發動群眾、因勢利導，穩步推進天價彩禮、大操大辦等不良風氣的綜合治理。例如，涼山州將婚喪嫁娶等相關要求納入村規民約，引導成立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彝俗會等，組建村民文明勸導隊等群眾性監督組織，引導群眾改變婚喪大操大辦、奢侈浪費等陳規陋習，這些措施使婚喪嫁娶從“大辦”變“簡辦”，因婚致貧的建檔立卡戶大幅減少[22]。
三是互幫互助匯集致富合力。不少地方依托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壯大學雷鋒志愿者隊伍，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脫貧攻堅實踐有機結合，促進了資源共享、發展共贏，助推了團結互助、睦鄰友好的風尚，取得了積極成效。湖南湘西州永順縣科皮村探索出“五樹五建”[23]扶志扶智幫扶載體，成立了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鄉賢協會、禁毒禁賭會、文藝協會等群眾自治組織，通過推行“互助五興”基層治理，群眾的思想有了明顯轉變，內生動力越來越足，匯集脫貧致富的合力。
（八）文化交流互通模式
貧困地區文化發展相對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歷史因素造成的交通、信息閉塞，與國內外發達地區的文化交流較少。在國家主導下，引導貧困地區深化對外文化交流是增強貧困地區文化自信、拓展文化發展空間、激活發展內生動力的重要途徑。在中央文化部門引導下，貧困地區在對外交流與合作中不斷提升文化內生活力，形成了文化交流互通的文化精準扶貧行動模式。
一是區域文化對口交流。強化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省區市之間的幫扶式協作。數據顯示[24]：北京“十三五”期間共安排文化援疆項目33個，援助資金6.65億元；對口支援西藏拉薩市文化領域6個項目，資金約1億元；浙江投入8532.5萬元援助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圖書館建設等14個重點項目；上海市支援2097萬元實施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縣、達日縣格薩爾文化展示保護中心等4個重點項目。
二是示范創建結對交流。國家建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與貧困地區結對幫扶工作機制，讓示范區建設成果輻射貧困地區。湖南岳陽市示范區積極承辦“春雨工程”全國文化志愿者邊疆行暨區域文化聯動培訓活動，邀請相關文化專家、藝術學者和技術人才為西藏山南文化工作者授課指導，并邀請文化工作者前往各縣市區參與各級文化部門組織的現代公共文化建設專題講座，交流兩地文化工作相關經驗。
三是推進漢藏文化交流。依托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現有服務基礎，原文化部與四川、西藏、云南、青海、甘肅五省（區）聯合推動實施了“漢藏文化交流項目”，將邊疆萬里數字文化長廊建設模式延伸至少數民族地區，以數字化促進漢藏文化交流融合，提高藏區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能力。“十三五”期間，原文化部安排100名藏區基層公共文化骨干到內地接受培訓。
四是對外傳播引薦交流。國家充分利用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平臺，支持貧困地區優秀文化資源走出國門，支持邊境貧困地區與周邊國家開展文化交流活動。積極選派貧困地區優秀展演項目參與“歡樂春節”等文化交流活動。如2014—2019年，張家界魅力湘西藝術團先后出訪意大利、馬耳他、捷克、伊拉克、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多個國家開展“歡樂春節”文化展演藝術交流活動，對外展示了張家界魅力湘西少數民族文化。
（九）文化治理筑基模式
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推進區域文化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貧困地區文化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文化治理的保障能力不足，主要體現為文化市場體系發育不良、文化市場監管水平不高、文化執法能力不強等。國家針對貧困地區文化治理方面的短板和弱勢采取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形成了文化治理筑基的文化精準扶貧行動模式。
一是開展貧困地區文化市場專項整治。貧困地區加大文化市場的日常巡查和執法辦案力度，加強城鎮營業性演出、互聯網文化、娛樂場所、出版物等市場中違禁內容的重點監管，有效維護文化安全。在農村以廟會、集市為重點地區，以淫穢、色情、低俗演出為重點檢查內容，常態化開展文化市場檢查和問題整治，對“三俗”作品形成了高壓態勢，為建立培育貧困地區健康的文化市場體系創造了條件。
二是提升貧困地區綜合文化執法能力。國家實施貧困地區文化市場綜合執法能力提升項目和2017—2020年中西部地區文化市場綜合能力提升行動計劃，加強東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綜合執法對口交流協作，培養一批貧困地區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業務骨干。廣東省組織珠三角地區與西藏、新疆的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機構開展對口交流協作，通過以案代訓、跟班駐訓提升受援地文化市場綜合執法能力。
三是推進貧困地區上網服務轉型升級。各地鼓勵貧困地區符合條件的上網服務場所與公共服務對接，一些網吧成為公共圖書館圖書流通點和數字圖書資源閱覽站；一些上網服務場所積極發揮區位、場地和技術等方面的優勢，進入到電子商務領域，極大地提高了文化服務能力。貧困地區網吧+餐飲、網吧+棋牌娛樂、網吧+電子競技、網吧+咖啡茶座、網吧+社區便民服務等“跨界”融合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上網服務行業的文化服務能力、公共文化服務效能、以及群眾文化消費潛力都得到了極大提高。
（十）人才建設固本模式
貧困地區文化發展最終靠隊伍和人才。國家針對貧困地區文化人才隊伍建設相對滯后的實際，通過系列幫扶措施，推進文化人才隊伍建設跨越式發展，形成了人才隊伍建設的文化精準扶貧行動模式。
一是實施“三區計劃”文化人才專項。2013—2020年，國家實施《關于印發〈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人才支持計劃文化工作者專項實施方案〉的實施意見》（文人發〔2013〕1號）。截至2020年底，累計選派13.2萬多名文化工作者到“三區”工作或者提供服務，為當地培養1萬多名文化工作者。同時開展“訂單式”人才支援工作，實施鄉村文化和旅游能人項目，組織面向貧困地區的培訓班700多期[25]。
二是實施貧困地區文化干部培訓計劃。從2017年開始，每年舉辦1期邊境地區、新疆、新疆兵團、西藏文化管理干部培訓班，以及西藏文化系統專業技術人才和組工干部培訓班、5省區（甘青川滇藏）藏區文化管理干部培訓班。在全國設立5個旅游扶貧培訓基地，先后辦了38期培訓班，培訓鄉村旅游帶頭人超過8000人次[26]。
三是實施文化科教扶貧興邊行動。在貧困地區推動開展科普宣傳，推動貧困、邊境地區數字文化旅游等業態發展，支持貧困群眾利用文化科技創業致富。推動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機構數字化改造升級，利用大數據、數字多媒體、虛擬現實等技術提高服務效能。扶持貧困地區藝術研究院所建設，借助全國和區域性產教對話平臺，促進藝術院團、園區、企業、社會組織參與貧困、邊境地區人才培養。在邊境、貧困地區建立文體志愿者組織機構，廣泛開展文化體育志愿服務。
二、文化精準扶貧的歷史成就
文化扶貧主要通過發展公共文化、保障文化權益以緩解文化貧困，開發文化資源、發展文化經濟以緩解物質貧困，推進文化賦能、提升就業素質以緩解能力貧困，改善文化治理、釋放文化活力以緩解權利貧困，調適文化心理、消解貧困文化以緩解精神貧困，優化文化布局、促進文化聯動以推進區域振興來釋放綜合性的減貧效應[27]。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化扶貧工作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戰略思想，對貧困地區的文化建設短板和弱項進行了拉網式排查、精準化識別，在“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下，采取了針對性的十大行動模式，文化減貧效應得到有效釋放，文化精準扶貧事業取得了重要的歷史性成就。
（一）公共文化短板得以補齊
到2020年底，脫貧地區基本公共文化服務主要指標整體上達到或接近全國平均水平，制約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提升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阻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破解，脫貧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文化獲得感、幸福感不斷提高。
一是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基本建成。市（州、盟）、縣（市、區、旗）、鄉（鎮、街道）、村（社區）四級設施網絡體系得以建成，固定場館、流動設施和數字服務匹配合理，全面有效覆蓋脫貧群眾。《國家脫貧攻堅普查公報》（2021年2月25日）顯示，國家貧困縣中，有公共圖書館的縣比重達98.1%，有綜合文化站的鄉鎮比重達99.4%，有圖書室或文化站的行政村比重達98.9%。
二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項目標準化供給。建設標準化成為推進均等化的重要途徑。隨著“兩館一站”達標建設在全國范圍的普遍開展，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種類、數量和水平全部達到《國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準(2015—2020年)》的要求和各省（市、自治區）的實施標準。通過查漏補缺，脫貧地區初步建成靈活機動、覆蓋廣泛的流動服務和數字服務網絡，城鄉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平邁上了新的臺階。
三是公共文化服務效能顯著提升。在國家公共設施場館免費開放資金的保障下，脫貧地區的公共文化機構、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等實現了免費開放。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積極擔當精準扶貧責任，拓展服務內容，服務質量明顯提高。一些鄉鎮文化站成為“非遺+扶貧”的實訓基地，成為剩余勞動力從事鄉村旅游業的培訓基地。基層公共文化資源整合力度不斷加強，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積極對接農村電商，給群眾提供上網服務等，真正成為凝聚脫貧群眾開展文化活動、提升綜合素質的公共文化空間。
四是公共文化服務保障切實加強。文化精準扶貧期間，國家出臺了《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公共圖書館法》《鄉村振興法》三部重要法律，對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的匹配進行了說明，相關責任更加明晰，對公共文化服務、鄉村文化建設的財政和人才隊伍保障等做了明確規定。與此同時，三部法律對國家扶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脫貧）地區的文化建設等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成為脫貧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法治保障。
五是脫貧群眾文化獲得感幸福感增強。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打通了文化惠民工程和公共服務的“最后一公里”，極大地增強了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可及性。隨著脫貧地區流動服務、數字化服務的深入，公共文化機構總分館、法人治理結構等改革的推進，特別是社會力量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體系中，群眾需求表達機制和效能評價機制基本建立，脫貧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適應性更強，脫貧群眾的參與度和滿意度更高。
（二）文化旅游資源得到激活
貧困地區集中推動藝術創作生產、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和鄉村旅游開發等文化扶貧活動，極大地激活了脫貧地區的文化旅游資源，增添了發展動能、激勵了發展自信，為消除絕對貧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
一是文化旅游資源成為重要脫貧資源。貧困地區積極發揮自身優勢，把當地文化資源、自然資源、生態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和旅游業，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如依托民間特色文化資源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力發展特色手工藝品制作、傳統文化展示表演和鄉村文化旅游，民族民間民俗文化彰顯出重要的經濟價值。
二是文物保護利用工作取得重大進展。貧困地區的文物征集與保護工作受到重視，一些博物館得到改造升級，貧困地區越來越多的博物館納入財政支持的免費開放范圍。《國家文物保護專項資金管理辦法》明確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脫貧地區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和傳統村落憑著深厚的文化文物資源優勢，日漸成為發展鄉村旅游的熱點。
三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融入生產中。貧困地區在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有效拉動就業，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非遺+扶貧”“傳統工藝振興”等成為文化扶貧的重要抓手。截至2020年6月，全國設立的非遺扶貧就業工坊超過2000所，帶動非遺項目超過2200個，培訓了將近18萬人，帶動將近50萬人就業，帶動了20多萬貧困戶的脫貧[28]。
（三）文化產業實現長足發展
貧困地區極為豐富的文化和自然資源與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經濟結構轉型的進程高度契合，具備依托特色文化和旅游資源發展特色文化產業和旅游業的優越條件。在文化產業培育模式推動下，貧困地區的文化產業整體上實現了長足發展。
一是縣域文化產業普遍實現從無到有的重大轉變。在國家產業扶貧政策指引下，貧困縣旅游扶貧、光伏扶貧、電商扶貧等新模式新業態加快推進，一些貧困縣的文化產業從無到有，甚至發展成為重要經濟增長點，成為帶動貧困人口就業增收的重要產業。在25個省、區、市設立的鄉村旅游扶貧監測點數據顯示，2019年通過鄉村旅游實現脫貧人數占脫貧總人數的33.3%，監測點鄉村旅游對貧困人口的就業貢獻度達30.6%[29]。
二是區域特色文化產業開始呈現集群化的發展態勢。一批具有富民效應和示范效應的文化產業集聚區和特色文化產業項目得以建成。“十三五”期間，涼山州打造出了大涼山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園、大涼山南紅瑪瑙城、彝族服飾、彝族銀飾、彝族漆器、火把文化產業園和德昌傈僳水寨—傈僳族風情文化博覽園等七個文化產業集聚區。統計公報顯示，到2019年湘西州建成旅游等級景區(點)35個，其中4A級以上景區(點)12個，全年實現國內旅游收入526億元，增長20.3%；旅游創匯收入5860.2萬美元，增長7.8%。
三是文化產業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拓展了空間。在新發展階段，脫貧地區與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互補性強，文化資源優勢對先進生產要素的吸引力更加突出，發展文化產業和旅游業客觀上成為促進“內循環”的關鍵抓手。
（四）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偉大斗爭，鍛造形成了‘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脫貧攻堅精神。”[30]脫貧攻堅戰的偉大勝利使脫貧群眾不僅在物質上徹底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同時精神風貌也煥然一新，增添了自立自強的信心和勇氣。脫貧地區總體上形成了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思想觀念、精神面貌、文明風尚、行為規范，社會文明程度得到了脫胎換骨般的提升。
一是沿襲數千年的貧困文化生態得到結構性重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脫貧群眾“跟黨走、聽黨話、感黨恩”的氛圍日漸濃厚；農耕文明和優秀傳統文化得到珍惜，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意識增強；鄉村紅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辦、天價彩禮等問題得到了有效遏制，婚事新辦、喪事簡辦、孝親敬老等社會風尚更加濃厚，農民人情支出負擔明顯減輕。貧困群眾的精神世界在脫貧攻堅中得到充實和升華，發生了從內而外的深刻改變，奮發向上的精氣神得以激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識逐步深入人心，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得到廣泛弘揚。
二是鄉風文明建設管理機制和工作制度基本健全。貧困地區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婚姻登記條例》等法律法規作為推進鄉風文明建設的剛性約束，推進法律法規具體化，建立起推進移風易俗的有效工作機制。鄉鎮黨委和村黨組織把推動革除婚喪陋習、抵制天價彩禮、解決孝道式微等問題列為重要工作內容。各地以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為依托，發揮在推進鄉風文明建設的載體作用。基層普遍建立起紅白理事會等自治機構，村規民約、文明公約等制度普遍建立，移風易俗各項工作逐步落到實處。
三是現代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處于主導地位。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后，脫貧地區群眾既有擺脫物質貧困的“面子”，更有追求精神富裕的“里子”。通過公共文化服務的引領，以及持續開展改水、改廁、改廚、改圈等人居環境整治，脫貧群眾的生活空間、生活實踐和生活觀念整體朝著現代化方向提升[31]，現代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變為文化生活的主流，成為匯聚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精神力量的重要渠道。
（五）文化治理能力得到提高
文化精準扶貧實施以來，在自上而下體系化幫扶下，脫貧地區的文化治理能力得到明顯提高。
一是基層人才隊伍得到加強。貧困地區紛紛出臺過硬舉措，聚焦基層文化人才的挖掘培養與管理使用，使其蘊藏的活力被很好地激發出來。各地結合基層文化人才建設的實際，積極探索農村文化人才教育培訓新機制，不斷提高人才能力素質。截至2020年底，脫貧地區農村基層文化人才匱乏的現狀得到扭轉，農村本土文化人才受到重視，民間文藝團體得到扶持，農村文化骨干隊伍不斷壯大，成為推進鄉村文化振興的基本力量。
二是文化改革發展取得突破。宣傳思想文化領域管理體制改革順利推進，文化“大部門制”有效整合了管理資源。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改革得以完成，培養了一批貧困地區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業務骨干。公共文化機構內部管理體制健全，法人治理機構基本建成，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總分館制初步建立并推廣，農家書屋被逐步納入到圖書館總分館體系，公共文化機構服務能力和基層公共文化資源整合力度明顯增強。社會力量深度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政府、市場、社會共同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格局基本形成。一些服務效能不高的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被專業文化機構托管，為基層提供專業的文化服務。
三是文化市場監管能力得到加強。貧困地區強化了文化市場監管力量，一度存在的非法宗教活動，廟會、集市上的淫穢、色情、低俗演出活動等危害文化安全的問題受到重視和集中整治，營業性演出、互聯網文化、娛樂場所、出版物等市場得到有效監管，文化市場日常巡查和執法辦案機制得以建立和完善。在東西扶貧協作、上級文化部門指導等機制下，文化市場監管的理念、手段、方法等得到較大的改善，脫貧地區文化市場監管能力得到極大提高。
（六）文化幫扶機制更加完善
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各地在實踐中探索出了有效的文化幫扶機制，對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銜接鄉村文化振興，以及相對貧困治理中的文化幫扶都具有重要的制度價值。
一是文化嵌入機制。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推進中，脫貧地區著力在思想認識上、教育培訓上和思想道德建設上下功夫，以期從根本上拔掉“窮根子”。文化幫扶客觀上已經嵌入到發展教育扶貧、發展生產脫貧、生態補償脫貧、易地扶貧搬遷脫貧、社會保障兜底脫貧的方方面面。
二是結對幫扶機制。針對貧困地區的文化發展實際，各地采取合作共建、結對幫扶等形式，建立起國家和省級文化單位、全國文化先進單位（文化先進縣、市、區）、本省區域內發達市（縣）與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結對幫扶工作機制，確保每個縣都有對口幫扶單位，對鄉村振興中的文化幫扶工作進行了有益探索。
三是區域聯動機制。國家確立的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一般都是跨省（市、區）交界地帶，地域文化、貧困狀況的同質性與行政區劃的分割性形成對比，為了順應文化發展規律，在實踐中探索出了毗鄰市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協作機制，推進公共文化設施、文化產業布局、區域文化品牌、文化人才培養等協同共建。區域聯動機制的探索為新發展階段以區域文化框架、文化協定、文化規劃、文化行動等系統化政策模式推動區域文化振興奠定了實踐基礎。
三、文化精準扶貧的基本經驗
文化精準扶貧既具有扶貧開發性質，又具有文化建設性質。八年多時間的文化精準扶貧不僅僅間接服務于物質脫貧，而且直接作用于文化脫貧，是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亮點、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特點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熱點，形成了堅持“七個統一”的基本經驗。這些基本經驗不僅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銜接鄉村振興戰略期間的文化幫扶，以及新征程上實施相對貧困治理、推進全體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都具有指導意義，而且也為如何發揮文化建設在人類減貧事業中的作用提供了中國經驗。
（一）堅持文化幫扶與物質幫扶相統一
堅持文化幫扶與物質幫扶相統一既是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的基本法則，也是推進文化精準扶貧的必然選擇。從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來看，文化幫扶必須服從、服務于貧困地區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通過文化的經濟功能挖掘經濟增長點、擴大困難群眾的收入；通過文化“扶智”“扶志”的育人功能，提高貧困群眾的綜合素質和適應能力。從文化扶貧的方式看，坐而論道式的說教難以達到幫扶的效果，只有讓文化幫扶與物質幫扶相結合，讓文化幫扶滲透、融合于物質幫扶的方方面面，才能在困難群眾的獲得感中彰顯文化幫扶的積極成效。從文化幫扶的抓手看，文化基礎設施短板補齊后，文化扶貧很容易陷入可有可無的尷尬境地，只有實現與物質幫扶相結合才能突破文化幫扶的“天花板”問題，通過跨界融合幫扶實現文化幫扶新的突破。
（二）堅持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統一
文化幫扶是一項體系化的系統工程，堅持政府主導是確保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深入推進文化精準扶貧的客觀需要。同時，文化幫扶具有明顯的社會性特征，對社會力量、社會組織具有天然的依賴性，不能讓政府唱獨角戲。堅持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統一是激發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活文化內生動力的必要條件。要發揮好基層黨支部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主體作用，發揮好基層文化骨干、民間文藝團體的積極作用，把廣大群眾動員起來一起建設文化。堅持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統一是弘揚慈善文化、規范慈善行為、動員民間閑散資源的重要途徑，要通過實施文化志愿服務深化文化惠民項目落地見效，通過文化領域PPP項目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本投身貧困地區文化建設，通過實施稅收減免等機制動員國家第三次分配更多地投入到脫貧地區文化建設領域。
（三）堅持區域視野與精準幫扶相統一
在文化精準扶貧中，除了貫徹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之外，還注重從區域層面謀劃文化發展，始終堅持區域適應與精準幫扶相統一。一方面，文化的貧困往往超越一家一戶，具有明顯的區域生態特征，只有區域文化生態得到了改善，一家一戶的文化貧困面貌才能得到改善。而在具體的文化幫扶行動中，只有樹立精準意識，明確幫扶誰、誰來幫、幫什么、如何幫等關鍵環節，才能提高文化幫扶的效能。另一方面，文化幫扶具有公共性特征，一些幫扶項目在絕對貧困狀態下還算不上貧困個體的必需品，但對一個貧困區域而言，卻是確保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必需品。只有樹立區域意識，在貧困區域內統籌謀劃、配置資源，才能發揮其公共效應，達到最佳的幫扶效果。
（四）堅持供給引導與需求導向相統一
文化幫扶減貧效應的作用機理不同于物質幫扶那樣直觀，其減貧效應的釋放程度取決于文化幫扶供給與文化幫扶需求的適應性。文化精準扶貧推進中，通過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查漏補缺，建構起了脫貧地區基層群眾的現代公共文化空間；通過發展挖掘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形成了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巨大增量，這些對既有文化生態環境、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費方式產生了沖擊，而其引導作用的實現程度則最終取決于貧困地區和困難群眾對相關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接受程度。必須堅持供給引導與需求導向相統一，通過完善幫扶機制實現對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文化幫扶需求的精準把握。基于貧困地區人文地理和發展基礎相差較大、各地的實際需求具有較大的差異性的實際，在實踐中必須堅持供給引導與需求導向的有機統一，采取多種靈活的行動模式。
（五）堅持深耕細作與跨界融合相統一
貧困地區文化建設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短板。文化精準扶貧實踐中之所以總體上取得了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扶貧方式上實現了堅持深耕細作與跨界融合的統一。所謂深耕細作，指的是要堅持國家減貧體系中的文化本位，科學把握文化扶貧的特殊規律性，按照文化建設的邏輯實施文化精準扶貧。所謂跨界融合指的是要充分把握文化扶貧的浸潤性特性，在文化與旅游、文化與科技、文化與教育、文化與產業等的融合上做文章，在跨界融合中開拓文化幫扶的新境界，推進整個減貧體系效能的釋放。
（六）堅持外援助力與內生動力相統一
相對于物質扶貧，文化扶貧的直接目標就是要激發貧困地區干部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活貧困群體的內生動力，讓建檔立卡貧困戶樹立起擺脫貧困的信心和決心、追求美好生活的雄心和志向。在積極爭取外援助力的同時，要在“扶智”方面大做文章，強化移風易俗和鄉風文明建設，提升貧困群體的精神面貌和貧困地區的社會文明程度。要著力提升干部群眾的文化自覺，激發貧困地區加快發展文化事業的文化主動精神和文化創新意識。堅持外援助力與內生動力相統一，極大地提高了文化精準扶貧的效能，推動各地形成了脫貧地區文化振興的長效機制。
（七）堅持文化發展與文化安全相統一
沒有文化的發展，難有持久的文化安全；沒有文化的安全，就沒有文化的發展。堅持文化發展，就是要集中資源，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標準化的要求補齊貧困地區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短板；就是要依托文化資源，讓貧困地區的文化遺產資源和文化旅游資源“活”起來，推動貧困地區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就是要聚焦文化惠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讓貧困地區群眾的文化獲得感幸福感越來越多。堅持文化安全，就是要牢固樹立意識形態陣地意識，掌握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話語權，要在消除絕對貧困中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就是要堅持守正創新，在文化資源開發中，積極防范、主動化解風險，確保文化遺產標本、中華文化基因不被破壞，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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