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對城鎮化的研究和推進由來已久，但新一屆政府對城鎮化高度的新定位還是被廣大學者賦予“擴大內需的戰略性作用”的意義，并被認為是新一屆政府推動經濟改革的重要方向。
對于新型城鎮化，李克強總理曾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提到三個核心主張：一是發展鄉鎮企業，實現農民就地城鎮化，二是參與城市化建設，實現剩余勞動力轉移，三是打破戶口界限，實現人口均衡轉移城市。
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新一屆政府提出“新型城鎮化”代替了過去的“城鎮化”詞匯，所謂的“新型”與以前的政策有多大的區別，其內涵是如何變遷和演化的呢？本文就新型城鎮化之“新”，試圖梳理剖析十八大以來中央關于新型城鎮化政策邏輯。
1新定位：從擴大投資到擴大內需
上世紀90年代，李克強先后攻讀北大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1994年，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獲得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該論文提出，中國不能從二元結構直接進入一元結構，而要經歷三元結構的過渡階段。
由于城市現代化工業部門的就業增長率遠遠低于勞動力增長率，現代工業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同時鄉鎮企業帶動了城鎮的發展，推動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實踐表明農民要大規模直接參與工業化進程，只能通過進入農村工業部門來實現，只能走從農業部門到農村工業部門再到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路線。
在這里，李克強提出發展鄉鎮企業、發展農村工業部門，以此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論文最后部分建議因勢利導使農村人口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逐步發展成中小城市，逐步打破城鄉分割的社會體制，使戶口政策隨之松動，并使進入農村工業部門的農村人口繼續向現存城市轉移。
這些當年求學期間的思考，現在看來也是恰逢其時。當時以簡單城市擴張、圈地為特征的城市化，盲目擴大投資，把城市造大，通過城市發展獲取紅利，既不關心農村人口如何有效整合進城市，也不關心農村居民生活的改善，可謂是擴大投資下的單方面城市化，已經顯露出弊端。
本屆政府把城鎮化看作是擴大內需的重大戰略。李克強關于城鎮化是中國最大內需的觀點，貫穿于他近幾年的一系列講話、報告之中。比如，2009年12月，正值全國人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他在廣東考察時指出，把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擴大國內需求和調整經濟結構的主要抓手。
2010年6月，李克強在上海會見市委書記、市長“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專題培訓班全體學員時表示，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促進發展最大的潛力也在城鎮化。
2011年12月，李克強在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時強調，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于城鎮化，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富余勞動力，城鎮化蘊涵的內需潛力巨大。
2013年3月，李克強在會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境外代表時指出，13億人口向工業化、城鎮化邁進，產生的內需是巨大的，其中最大的內需就是城鎮化。
在方塘智庫看來，城鎮化是中國發展最大的內需，這是李克強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深刻把握。
2新動力：從低端產業到農業工業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拉開了全國改革的序幕，對于農村的改革發展主要集中在發展鄉鎮企業，但是那時的鄉鎮企業帶來了很多污染和環境問題，為此發展符合鄉村本地的產業而不是靠城市轉移的落后產業成為最大的共識，這在當前綠色成為五大發展理念下更是顯得突出。
對此發展理念的最新演繹是，用工業的思路發展農業，把“糧倉”變成收益更高的“廚房”。
在2015年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談起了自己10多年前國外考察的經歷。在加拿大考察現代農業，對方介紹情況時從不簡單地說“農業”（Agriculture），而是始終堅持用一個完整的詞組“農業產業”（Agriculture Industry，直譯為“農業工業”）。加拿大當地是用工業的思路在發展農業。”
在李克強主政河南時，主張就地深加工，打造出一系列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把河南這個“糧倉”變成了收益更高的“廚房”。這套組合拳，被河南人贊譽為“小麥經濟”，為農業第一大省的河南，種下了“工業”種子和“城市”意識。
此外，在李克強破解“三農”的棋局中，要想讓農民盡早富起來，一定要讓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齊頭并進”。而常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則被他視為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
對于農村產業工業化發展以及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關系，李克強在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時曾提到，要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的目標，必須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工業化處于主導地位，是發展的動力；農業現代化是重要基礎，是發展的根基；城鎮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夠一舉托兩頭，有利于促進工農和城鄉協調發展，可以有效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城鄉居民收入。
3新主體：從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
2013年新年過后不久，李克強到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時，首次明確表示：“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
李克強說，要走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不能人為“造城”，要實現產業發展和城鎮建設融合，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鎮。要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提供市場，實現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
此后，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成為媒體報道熱點。
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提出，要著重解決好“三個一億人”的問題：即到2020年，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就地城鎮化。
很顯然，對于城鎮化發展中長期存在的“半拉子城鎮化”現象，中央是非常清楚的。
2012年4月，李克強在其發表在《求是》雜志上的文章中指出，推進城鎮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堅中破解深層次矛盾，圍繞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戶籍和社會管理、資源支撐和生態環保等問題。
可以說，在李克強的“新型城鎮化”字典里，“人”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因素。
2015年1月2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對針對居住證制度為主的戶籍改革說：“千萬不能把過去的暫住證換個牌子，變成‘暫時居住證’，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并要求各地結合本地實際，抓緊制定居住證暫行條例實施細則，使有別于以往各類暫住證、含金量更高的居住證制度覆蓋全部未落戶的城鎮常駐人口，讓他們盡早在居住地享有義務教育、就業、醫療、法律援助等多項基本公共服務。
深化推進居住證制度覆蓋全部未落戶常住人口，將有力推進新型城鎮化。李克強強調，在這一過程中，配套的公共服務必須跟上，同時一定要杜絕“走樣”、“換個帽子”的問題，“居住證不僅僅是一張證，更要和若干相應的公共服務掛鉤，要有‘含金量’！”“以人為本”不是說在嘴上，而是干在實踐中。
4新關系：從單向發展到城鄉互動
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包括新中國成立后的30多年的實踐，都是以城市發展、城鄉二元體制為基本架構的發展，這也是長期造成農村發展不均衡和滯后的根本原因。
在一次公開場合，李克強十分動情地說，過去30多年來，農民工兄弟姐妹棄老棄小掙血汗錢、辛苦錢，支撐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李克強還在一個場合讓政府官員思考：要先搞清楚究竟是市長提供了就業、給了農民工飯碗，還是農民工通過就業繁榮了城市，然后養活了市長。
這些觀點不是李克強后來主政一方時候的思想，其實早在他的碩士論文《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就被提出，他通過分析我國建國后到70年代末的工業化發展歷程后認為，這20多年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是犧牲農業實現的，或者說采用了農業向工業增長支付費用的方式。這使得農民的負擔過重；農村不僅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而且城市與農村的差距擴大。
對于城鄉互動，李克強曾提出重點要放在縣域經濟的關鍵環節上，在其看來，縣域經濟具有一手托鄉鎮，一手托城市的樞紐節點作用。
2006年3月，李克強在遼寧省法庫縣等地考察時，提出要發展壯大縣域經濟，具體方針是：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堅持以工促農、以城帶鄉，使中心城市和縣域經濟、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發展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要大力實施工業強縣戰略，依據比較優勢確定縣域經濟主導產業，建設縣域工業園區，不斷提高產業集中度，形成聚集效應和專業特色；要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積極發展農村第三產業，促進農村人口、生產要素集聚，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通過不斷壯大縣城和小城鎮經濟，發展具有地方優勢和特色的工業，大力發展服務業。同時逐步完善城鎮功能，發揮農村區域性經濟文化中心作用。
5新目的：從經濟發展到富裕農民
經濟學有一個淺顯的悖論是，一個地區財政收入強并不代表當地的農民富裕，只能代表這個地區有雄厚的公共服務支出能力，這些財政收入轉化為農民致富需要有一個過程。
其實，對于城鎮化，批評和質疑從未停歇，會不會“城鎮神化”？是否變成新一輪的投資躍進，出現新的圈地運動？會不會造成農村空心、城市糟心？農民的土地會不會被“掠奪”？政府干預是否適當？等等。
在李克強履新國務院總理的第一次記者會上回答的11個問題中，新華社記者關于“城鎮化”的提問被評價為質量最高：政府主動力推城鎮化是否有違市場化規律？失地農民會否成為城市貧民？
面對疑慮，李克強繼續強調富民與市場化改革思路：其一，新型城鎮化的直接作用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其二，新型城鎮化將帶動系統化的改革。他提出要敢于直面城鄉、區域這兩個最大的差距，直面8億多農民和5億市民之間的涉及人口最多的城鄉差距，逐步使其縮小。
在李克強看來，富裕農民不僅需要農民自己增收，還需要政府提供堅實的公共服務，確保他們無后顧之憂。要加速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使得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統一，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漸實現醫療、養老保險異地報銷、異地接續，以便于勞動力流動。
李克強還特別提到了“促進社會的縱向流動”，表示將逐步提高高等院校中農村學生的比例。
對于農村自身的造血功能也是李克強一直關注的，在互聯網行業爆發式增長的今天，他對農村發展的理念又帶上了“互聯網思維”。2014年，李克強在基層調研時，曾先后考察“網店第一村”和幾家快遞公司。他稱贊這些快遞員“為千家萬戶帶去了歡樂”。
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他強調，發展農村網購市場、消費市場，不僅能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發展新產業、新模式，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升級。
2014年7月，李克強在山東德州期間，專程考察了德強農場。李克強深入田間地頭，了解農業機械化、測土施肥、土地流轉等情況，對農場創新經營模式充分肯定。
2013年3月，在江蘇常熟的田娘農場，對“公司+若干家庭農場”的新型合作發展模式稱贊有加。他認為農村的發展需要走規模農業和集約農業，只有這樣才能有規模效益。“互聯網+農業”以及家庭農場就是克強總理提出農民致富的有效良方。
路漫漫其修遠兮，新型城鎮化是一個新的課題，也只是剛破了題，這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中國新型城鎮化的邏輯勢必將“遭遇”各種復雜性和不確性的挑戰，只是，這是中國國家變革中必然面對的，也將是中國對全球新一輪變革從理念到實踐的重要價值貢獻之一。
參考資料：
1.肖楠：《李克強的“農心”與“農經”》，2015年2月4日人民網；
2.《李克強的城鎮化思路梳理：碩士論文首提城市化》，2013年3月25日，載《瞭望東方周刊》；
3.《李克強：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新任總理記者會全觀察》，載《瞭望東方周刊》；
4.張占斌：《李克強總理城鎮化思路解析》，載《人民論壇》2013年第19期；
5.李克強：《新型城鎮化貴在“新”寫好“人”》，2014年9月19日中國政府網。
（方塘智庫新型城鎮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方塘智庫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