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社會的下降線
摘要：鴉片戰爭拉開了西方意義上的中國城市化帷幕，在沒有工業支撐的情況下，農村事實上承擔了當時保持王朝舊制與辦洋務的雙重稅負。辛亥革命后的軍閥混戰，太平天國后即已露端倪的鄉紳的劣質化和武裝化，使中小城市與農村成為戰亂的犧牲品。國民黨統治時期，政府官僚資本的擴張以及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迅速發展，使得城市取代農村成為當時凝聚各方力量的中心。建國后，我們選擇了一條以體制力量犧牲農村、發展城市的蘇聯式道路，造成制度上的城鄉二元結構。盡管其間曾有過三線建設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兩次著名的逆城市化運動，但也只是暫時維持了農村的秩序。經過一個較長時間的人為抑制期，改革開放后，中國迎來城市化高潮，大量農民工涌進城市，一方面造就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奇跡，另一方面卻使農村日益空心化，“城里待不下、鄉村回不去”，反映的不僅是農民工這一制度化游民今日面臨的尷尬，也是改革開放近４０年后，中國經濟發展與國家治理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關鍵詞：鄉村社會；逆城市化運動；城鄉二元結構；農村空心化
從被逼打開大門那時起，中國的城市化就已經開始了。雖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古代最發達的工商業，也因此有了作為政治和商業中心的大都市以及作為商業據點的名鎮，但是在清朝，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卻處于低潮。在朝廷崇本抑末的高壓之下，不僅傳統的商道和商業重鎮暗無顏色，就連北京、南京這樣的大都市也失去了過去的光彩。說清朝時期的中國還處于自然經濟狀態，倒也未必，但農村的商品化程度的確比之于明朝要低一個格。雖說農村的集市貿易依舊存在，但一口通商的外貿格局，流通量有限的茶馬古道和張庫大道，使得絕大多數農民跟對外貿易無關，跟國內貿易的關聯度也很低。
鴉片戰爭之后，五口通商體系建立。但在清政府的暗中抵制下，除了上海之外，五口名開實未開。除了對長江三角洲的商品經濟有一點刺激之外，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就是鴉片貿易。鴉片貿易的泛濫，對中國農村最大的影響，是鴉片的本土化生產和流通。鴉片貿易事實上合法化之后，國產的“土藥”很快就壓倒了進口的“洋藥”，鴉片，成為中國農村的一種特殊的經濟作物。這種經濟作物極大地刺激了農村經濟的市場化，吸食鴉片的人越多，這個市場就越大，種植鴉片的農民也就越多。因太平天國戰爭而征收的厘金，到了后來，其中土藥的收益已經占了舉足輕重的份額。但即使如此，在鴉片戰爭后的最初十年，中國農村依然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
一、國門洞開與中國農村走向破敗
中國農村真正的變化是在１８６０年英法聯軍用武力將中國拉入西方體系之后。此后，中國的開放才名副其實。中國的城市化，或者說西方意義上的城市化，才真正拉開帷幕。那些被列為通商口岸的城市有了越來越快的發展，這樣的發展，又由于有租界在，多半有了西化的意義。
沒有自主關稅的對外貿易，的確比較迅速地導致西方商品進入中國，也刺激了中國農村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但缺乏關稅保護和遍地厘卡的中國市場，對于被拖入這個市場的農民來說，的確是一種潛在的災難。況且，這種災難，又得到了鴉片貿易的推波助瀾。
當時的清政府，需要為王朝舊制和興辦洋務提供財政支撐；而現實情況是，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都進展有限，農村破敗相當普遍。一方面，破敗的農村產生大量浮生人口無法就業；另一方面，許多新式產業，通過外商或者國有洋務企業的幌子來逃避厘金。政府沉重的稅收負擔最終還是落在農村，而農村唯一的支撐就是種植鴉片。
清政府只是在其末期才意識到需要解決國內產業發展的制度瓶頸問題。然而，一場革命，突如其來地打斷了清政府的改革進程。新生的共和國陷入軍閥割據的狀態。軍隊越來越多，厘金制度依然存在。有些大城市借助于外國勢力的存在，可以抵抗軍人的橫暴；但中小城市和農村，則往往成為軍閥勒索和混戰的犧牲品。盡管各地的情況不一，但農村的破敗，已經成為知識界的一個共識。
清朝中期之前的中國農村，比之于一般的市鎮，在文化上和道德上還具有一些優勢。那時，市鎮里的商人和其他脫離了土地的人，包括衙門里的衙役和家人，顯然跟鄉村的士紳沒法相提并論。即使高官，致仕之后，也可能選擇退居鄉村。然而，這樣的文化優勢，隨著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的出現以及鄉村的逐漸破敗，慢慢消失了。一方面，隨著自來水系統的建立，城市的衛生狀況得以改善，現代城市生活的享受以及戰亂時期的相對安全，都是鄉村完全不能比擬的。另一方面，自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后，鄉紳的劣質化和武裝化開始顯現。原有的文治派的鄉紳，被大量軍功出身的鄉紳所取代；原來鄉村的文化威權，變成了武化統治。軍人統治的盛行，鄉村經濟的衰敗，使得“鄉村重建”一度成為一個重大的國家課題，從知識界到各類鄉村精英甚至部分軍人，都參與到這一運動中來，并交出了各式各樣的答卷。
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大規模的內戰雖然結束，而且也大體上統一了貨幣，實現了半個關稅的自主，但困擾中國城鄉經濟的割據問題、苛捐雜稅問題、統一市場問題等等，始終沒有解決。隨著政府官僚資本的迅猛擴張，民營資本失去其原有的發展空間和自由。這一時期，一方面，城市化速度加快，上海、天津、漢口這些口岸城市迅速擴張；另一方面，破敗的鄉村產生了大量的城市工業無法吸納的流民。人口日益向城市集聚，到了這個時期，中國的中心，已然是城市，尤其是那些現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
二、蘇聯模式與中國城鄉二元結構
通過農村包圍城市取得革命勝利的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一條蘇聯式的現代化道路。這種道路的特點，即以體制力量犧牲農村、發展城市。建國初，我們也曾經嘗試過放手讓農民進城，以超常的速度實現趕英超美式的現代化飛躍。但這樣的嘗試最后無疾而終，進城來的成千上萬的農民，又被遷回了農村。而今天備受詬病的城鄉二元結構，也從此得以穩固下來。
到1960年代，中國城市化處于停滯狀態，甚至還發生過兩次逆城市化的運動。一次是三線建設，即在非戰爭狀態下，把沿海都市里的工廠遷進內地，在內地中小城市甚至鄉村，平地建設工業新城。另一次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成千上萬的城市中學生，被遷往鄉村，在農村扎根落戶。這種逆城市化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就是，那個時候的農村，人們的平均文化水平還是挺高的。一些農村的小學和中學，可能會有分配或者發配下來的大學生甚至大學教授，一些有心向學的農家子弟，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當時農村的黨、政、群、團的體制相對完善，此外，雖說整個農村的現代化程度仍然很低，但體制性的各種農村衛生站、農技站和供銷社的存在，的確可以保證農村的秩序。只是我們必須承認，這種秩序，是建立在農民普遍貧困、整個農村社會生活水平都低的基礎上的。當時農村雖然人口多，但經濟發展水平仍然相當有限。大部分農村交通、通訊都非常落后，連拖拉機這樣簡單的農業機械都沒有，農業生產還處于牛拉犁杖的水平。在很多地方，農民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而且，經過歷次運動，傳統的鄉村精英已被徹底掃蕩，傳統已經消失，鄉村的自治不復存在；在文化上，此時的鄉村已然徹底淪為城市的附庸。這個時代的逆城市化運動，并沒有遏制清末民初即已出現的農村的衰勢；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農民的地位和待遇嚴重低于城里人，所以，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想跳農門，進城去。
三、農民進城與農村空心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浪潮無論從時間視角、在歷史上，還是從空間視角、在世界范圍內，都是空前的。涌向城市，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民，實際上已經提前讓中國實現了城市化。他們不僅改變了中國產業工人的構成，替代原來的產業工人實現了工人身份的轉換，而且眾多服務業也被他們改變。甚至相當多的企業家，也是由農民工轉換而來。如果說，改革將近４０年有什么奇跡的話，農民進城才是這個奇跡的真諦。所謂改革開放高速發展的人口紅利，其實就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帶來的紅利。
但是，此番城市化跟歷史上的城市化不同。歷史上，進城務工的農民最終會變成城里人，即使頭幾代會遭遇歧視，但他們的身份在進城定居之時即已經改變了。可是，今天進城的農民，由于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壁壘，哪怕已經在城里待到第二代、第三代，從戶籍上他們依舊還不是城里人。對于務工地的管理者來說，他們只希望農民做候鳥，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直到今天，有些人在考慮解決城市工人失業問題時，首先想到的還是將農民工趕回農村去。這么些年來，戶籍制度的松動，還僅限于中小城市，其中主要是縣城。事實上，進城的農民，尤其是那些把家人都帶出來在城市定居的農民，農村他們是已經回不去了，不僅僅在于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理念已經城市化，還在于他們的第二代已經不會干農活了。但悲劇的是，這些農民工在城市也無法永遠待下去，因為與戶籍緊密結合的他們的孩子，上學、醫療和社保等權益都只能留在原籍。進城的農民工，就這樣變成了“城里待不下、鄉村回不去”的制度化游民。
與此相對應的，是鄉村已經嚴重空心化。尤其是那些偏遠地方的山區，一個自然村一個自然村的空置著，十室九空，即使有剩下的人，也只是些無法走動的老人和留守的孩子。
人走空了，土地自然也荒蕪了。很多進城的農民，家中的土地基本都是承包給別人耕種。受政策限制以及利益驅使，這些承包人既沒有制度保障其長期料理這些土地，也無動力去善待土地和農村的環境，結果必然是農村土地拋荒與環境的惡化。
人走空了，這些人承載的傳統也消失了。在歷史上的城市化進程中，進城的農民基本上是按照地緣線路進城的，進城之后，各個地緣派系依舊存在，比如上海的蘇北幫、江陰幫、揚州幫等等。就業的行業和生活的區域，也有相對的集中性。或多或少，原來在鄉村的傳統，還能剩下一些；進城的農民，跟自己的家鄉也能保持相對固定的聯系。但是，今天進城的農民，最初也許是按地緣路線走的，但進城之后都被分解到現代大都市的汪洋大海中了。農民原來的文化和規范，都是熟人社會的產物，一旦進入一個陌生人社區，自然就百無禁忌了。傳統禮儀在這些進城務工的農民身上已經不見蹤影了。在很多農村，春節親人團聚，變成了賭博炫富；如果說，婚喪嫁娶上還能剩下些傳統形式的話，也不過是些空殼。如果說，在改革前，農村的傳統文化已經只剩下些殘余的話，那么，眼下正在走向衰落的農村，原來的傳統基本上已經蕩然無存。倫理道德、社會規范、信仰和禁忌，如果還沒有消失的話，也正在消失之中。
四、結語
從理論上講，只要中國還處于現代化的過程中，只要有一個相對長的和平時期，就肯定會有大規模的城市化浪潮，農民進城不可避免。但是，眼下的城市化高潮因此前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段的人為抑制期而爆發突然，來勢兇猛，從政府到民間，都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以至于問題迭出，困難重重。當然，縱觀世界各國的城市化過程，農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尤其像中國這樣人口密集的后發國家，更是如此。但衰落不等于衰敗，更不等于衰亡。城鄉格局演變到一定程度，一定會出現一個新的平衡點。到了那個時候，鄉村還可以在一定的范圍重建，獲得新生。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城市化走的是一條超快速發展的高速路，由此帶來的鄉村衰敗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筆者認為，這樣的城市化，病灶在鄉村，但最終還是會波及整個社會，給中國今后的發展帶來一系列的難題。而這才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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