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格局的變化看，當前農民增收的難度和局部減收的風險顯著增大，不容忽視。當前完善農民增收支持政策體系具有緊迫性，要把培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與短期穩定機制有機結合起來；當前促進農民增收要在繼續重視總量增長的同時更加重視結構性問題，更加關注“一低兩主一貧”農民增收問題；加強對創新創業培訓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支持，拓展農民增收的思路；著力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融合發展，完善農民農業增收的長效機制；謹慎注意政策和環境變化帶來的農民減收問題，采取有效的防范機制。
【關鍵詞】農民收入 農民收入局部減少的風險 防范風險 農民增收的結構性問題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4.006
姜長云，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服務業發展的理論與政策、農村經濟理論與政策、中小企業發展。主要著作有《三農問題的多維透視》《鄉鎮企業融資問題新探》《科技進步示范區建設：理論與經驗》等。
近年來，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增速明顯高于“十二五”規劃預期目標（7%），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農民收入的較快增長，對于擴大消費、帶動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對于促進城鄉社會的穩定和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繼續加大，農民增收的難度明顯增加，出現區域性、群體性農民減收的風險也在顯著加大。與以往相比，最近兩三年，應進一步重視農民增收問題，著力構建農民增收支持政策體系，尤其要做好區域性、群體性農民減收的防范應對工作。
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的基本格局
農民人均收入在總體上呈現較快增長態勢，但近年來增速已明顯趨緩。按可比價格計算，“十五”期間（2001～2005年）、“十一五”期間（2006～2010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年均增長5.3%和8.9%。相比之下，“十二五”期間，農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速明顯提高，其增速也由之前的慢于GDP，轉為快于GDP（見圖1）。按可比價格計算，2011～2014年的4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遞增10.1%。2015年，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1422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07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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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繼2012年以來，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農民收入增長已經呈現明顯放緩的趨勢。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較上年實際增長11.4%，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分別較上年實際增長10.7%、9.3%和9.2%。2015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上年實際增長7.5%（見圖1），雖然統計口徑的調整增加了收入增速的不可比性，但據此可見農民收入增速放緩的態勢。2015年、2016年第一季度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較上年實際增長8.9%和7.0%，增速放緩的趨勢更加鮮明。
城鄉收入差距進入縮小軌道，但不同收入層次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33倍，2010年、2014年和2015年分別下降到3.23倍、2.97倍和2.90倍。2015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73。從2010年開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態勢得到扭轉，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態勢逐步形成。2015年，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速，快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0.9%。
值得重視的是，近年來不同收入等級的農民收入差距呈現擴大態勢（見表1）。按五等份分組，2010年高收入戶（20%）農民人均純收入相當于低收入戶（20%）的7.51倍，2013年擴大到8.24倍。2013年高收入戶（20%）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低收入戶（20%）的7.41倍，2014年擴大到8.65倍。2013年低收入戶（20%）的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77.9元，2014年較上年減少3.8%。2015年不同收入等級農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態勢有所改變，出現中低收入戶收入增速最快，中高收入戶收入增速最慢，高收入戶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低收入戶的倍數縮小到8.4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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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是農民收入的兩大主要來源，近年來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民增收的第一大來源。從2013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對之前分別進行的城鄉住戶調查進行了一體化改革，統一了城鄉居民收入指標名稱、分類和統計標準；從2014年開始用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了農民人均純收入指標。②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或經營凈收入）構成農民收入的主體。如2015年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分別為4600元和4504元，占40.3%和39.4%。長期以來，農民的家庭經營收入（或經營凈收入）一直大于工資性收入。但由于近年來工資性收入的增長均明顯快于經營性收入的增長，在201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和2015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均超過家庭經營收入（或經營凈收入），躍居為農民收入的第一大來源。按當年價格計算，從2013年到2015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9429.6元增加到11422.0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分別增加947.5元和562.9元，分別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總增量的47.6%和28.6%（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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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收入統計口徑由純收入向可支配收入的調整，導致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都出現了下降，但工資性收入降幅更為明顯（見表2）。以2013年為例，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8895.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分別為4025.4元和3793.2元，分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5.3%和42.6%，工資性收入已經躍居為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第一大來源。但在同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9.6元）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分別為3652.5元和3934.8元，分別占38.7%和41.7%，工資性收入仍少于經營凈收入。
財產性收入的增速在波動中保持較快增長，但對農民增收的影響仍只處于輔助地位。近年來農民人均財產性收入或財產凈收入的增速波動較大（見表2），但2013年以來，農民人均財產性收入或財產凈收入的增速已由之前慢于農民人均純收入，轉為快于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2015年財產凈收入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2.2%，從2013年到2015年，農民人均財產凈收入由194.7元增加到252.0元，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總增量的2.9%。財產性凈收入仍只處于農民收入補充來源的地位。從2013年開始，農民收入統計口徑由純收入向可支配收入的轉變，導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財產凈收入較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財產性收入有較大幅度減小，對應指標占農民收入的比重也有較大程度的下降（見表2、表3）。雖然不排除在少數地區，財產性收入可能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但就總體而言，多數地區集體資產存量少；通過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土地流轉機制創新等，釋放對農民增收的制度創新紅利，都需要經歷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因此，財產性收入難以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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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農民轉移性收入增速趨緩但占比仍呈提高態勢，對農民增收的影響值得關注。近年來，在農民人均收入中，無論是按老口徑的轉移性收入，還是按新口徑的轉移凈收入，都呈數量擴大、占比提高的態勢，且其增長明顯快于農民收入總量的增長（見表2）。從2010年到2013年，轉移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7.7%增加到8.8%，增加1.1個百分點。從2013年到2015年，轉移性凈收入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7.5%增加到18.1%，增加了0.6%。2015年，農民人均轉移性凈收入2066.0元，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1%。按當年價格計算，從2013年到2015年，農民人均轉移性凈收入增加418.5元，占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總增量的21.0%。轉移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影響雖然次于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但值得進一步重視。
2013年以來，農民收入統計口徑由純收入到可支配收入的調整，擴大了農民轉移性收入的統計范圍，導致農民轉移性收入的數量明顯擴大，占比明顯提高。以2013年為例，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784.3元，但人均轉移凈收入達到1647.5元；分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8.8%、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5%。
當前農民增收的難度和局部減收的風險顯著增大
農民工資性收入和來自于非農產業的經營性收入增長難度加大，局部減收的風險增加。首先，近年來全國農民工總量和人均月收入水平的增長均呈現明顯的放緩趨勢，這種趨勢的延續將會制約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詳見圖2和圖3）。2011年農民工總量較上年增長4.4%，2012、2013、2014、2015年農民工總量增速分別下降到3.9%、2.4%、1.9%和1.3%。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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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今后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和持續，農民工總量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進而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面臨的制約將會進一步凸顯；④農民來自于非農產業的經營性凈收入增長，也會受到日趨嚴重的負面影響。當前，在越來越多的企業或地區，為了穩定熟練勞動力隊伍，選擇通過減少勞動力工作時間的辦法，應對市場需求減少引發的企業減產困境，導致農民工隱性失業問題不斷加重。由此形成的對農民工收入水平的負面影響，甚至大于因裁員導致的顯性失業問題。今年內，經濟下行壓力在總體上難以明顯緩解。即使經濟下行壓力不會進一步加大，經濟下行壓力的持續，也會通過影響農民工就業和收入水平，加重對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的負面影響。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和持續，還會通過產業鏈、產業集群內部企業間的傳導效應，以及經濟增長放緩向居民增收放緩的轉化，影響農戶從事非農產業的經營性凈收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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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和庫存壓力的持續凸顯，及相關去產能行動如果操作力度過大，將很容易通過產業鏈、產業集群內部的傳導效應，增加部分產業鏈、產業集群蕭條衰退甚至產業鏈斷裂的風險，加劇局部地區區域主導產業連片萎縮衰敗的困境，并通過加重顯性、隱性失業和企業效益下降問題，增加行業性、區域性農民群體減收的風險。這種現象在鋼鐵、煤炭、水泥等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尤其是關聯行業集群化程度較高、區域主導產業較為集中的地區表現尤甚。特別是，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和持續，受國內外市場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嚴重化的影響，許多企業正在經歷從“去利潤”到“去就業”的階段轉變。雖然從長期來看，通過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有利于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新的經濟發展動能；但傳統產業、傳統技術、傳統業態、傳統模式的衰退往往是快變量，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往往是慢變量，當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帶來的新增長空間填充不了傳統產業、傳統技術、傳統業態、傳統模式衰退形成的塌方體量時，區域性、群體性減收往往很難避免。
第四，近年來農民工就業結構的變化及其與農民工月收入增速的錯位分布，也不利于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的提高。近年來，農民工就業呈現在中西部地區和服務業比重提高的趨勢，在服務業比重提高主要集中在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在中西部地區從事服務業的農民工比重提高更為顯著。但這些行業和地區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恰恰較低。⑤今后，部分行業特別是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和房地產庫存壓力的凸顯及制造業去產能、房地產業去庫存的推進，很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因在制造業和建筑業失業，轉向在服務業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服務業就業。從前文分析可見，這對于提高農民工的月均工資性收入水平是不利的。
部分農產品價格下行壓力加大制約農業經營性收入的增長，提高了主產區農民局部減收的可能性。近年來，農民收入的持續較快增長固然有多種原因，但從前文分析可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產量和價格的同時增加，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保護農民利益和種糧積極性，我國從2004年和2006年起在主產區分別對稻谷、小麥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從2008年開始，國家先后在部分主產區實行了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食糖臨時收儲政策。2008年以來，鑒于糧食生產成本上升較快，國家連續7年提高稻谷和小麥最低收購價，2008～2014年7年間，秈稻、粳稻和小麥最低收購價的提高幅度分別超過90%、100%和70%。同期，玉米臨時收儲價格提高了近50%。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和玉米臨時收儲價格的提高，有效促進了市場糧價的提升，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支撐。
由于多年來國際糧價下跌、國際能源進而海運價格暴跌，以及2014年前持續多年的人民幣升值等綜合作用，近年來多數糧棉油糖產品的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價格，并且差距較大。近年來，我國主要農產品進口迅速擴張與此有密切關系。因此，在糧食連續12年增產的背景下，糧食及其中的稻谷特別是玉米庫存達到歷史峰值，小麥庫存也處于歷史高位；國家為此支付的財政補貼壓力不斷加重，去庫存的緊迫性迅速凸顯，主要糧食品種階段性供給過剩問題日趨突出。⑥與此同時，近年來，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世界經濟增長持續低迷，導致農產品深加工需求增長乏力或部分萎縮，部分畜產品也出現增長乏力的局面。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增加了國內農產品尤其是糧食價格上漲的難度和下跌的可能性。最近兩年來，糧食最低收購價、主要農產品臨時收儲價由之前的較大幅度增長轉為增幅放緩、持平或下降，甚至棉花、大豆、油菜籽臨時收儲政策的取消，⑦也對主要農產品價格發揮了重要的拉低效應。最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放緩，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
在主要農產品價格增長乏力甚至下降的同時，國內農產品生產成本迅速上升、比較利益下降，導致農民來自于農業的經營凈收入增長困難加大，部分行業、部分地區農業減收的可能性顯著增加。部分主產區由于農民來自于農業的收入減少或入不敷出，退出主要農產品生產的農戶明顯增加，農戶農業經營副業化更為普遍。這種現象在我國部分棉花、大豆、油菜籽主產區已經出現，在糖料主產區日趨嚴重，并向谷物特別是玉米主產區蔓延。如糖業是廣西省重要的優勢產業，近年來全區糖料蔗種植面積、原料蔗和食糖產量均超過全國的60%。雖然國內食糖產量仍然供不應求，但近年來面臨國內生產和加工成本上升、價格下降，以及國內價格明顯高于國際價格導致進口激增等多重擠壓，國內糖業產業鏈面臨的困境日趨凸顯，蔗農減收、制糖企業虧損，甚至蔗農、制糖企業入不敷出的問題日益嚴重和普遍。許多農戶已退出糖料蔗生產。目前全國有蔗農4000萬人，其中廣西蔗農2600萬人，糖企工人20余萬人。廣西糖業已經連續3個榨季虧損，糖料面積從1648萬畝萎縮到1200萬畝；糖料蔗的價格由2011/2012年榨季的500元/噸，連續下降到2014/2015年榨季的400元/噸，低于糖料蔗的平均種植成本。全自治區因收購價格下調，3個榨季蔗農累計直接損失62.5億元。⑧糖料蔗種植的宿根周期通常為3～7年，遇到價格大幅下跌時，農民很難通過短期的規模調整，來壓縮產能降低市場損失。如果壓縮規模和產能，由此形成的對糖料蔗生產和農業增收的負面影響往往會延續幾年。
又以玉米為例，盡管短期市場價格的變化有漲有跌，但玉米價格總體向下的趨勢難有根本改變。綜合考慮國際國內因素，2016年玉米價格出現上漲和下跌的因素都是存在的。推動玉米價格上漲或抑制價格下跌的因素主要有：（1）歷史上較重的尼爾尼諾現象，可能導致2016年世界糧食減產，推動國際糧價在總體上呈現走高趨勢；但由于世界經濟復蘇艱難，抑制玉米等主要糧食品種的需求擴張，國際糧價即使出現上漲，幅度也不會很大；（2）全球糧食價格處于連續5年來的低點，這可能會抑制未來糧價的進一步下跌；（3）2016年人民幣匯率仍將呈現波動特征，但自2014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貶值的趨勢很可能延續，從而對玉米進口和國內外價差的擴大形成抑制效應。
推動玉米價格下跌的因素主要有：（1）國際玉米、小麥和大豆庫存處于歷史高位。（2）繼玉米臨時收儲價格2014年停止增長、2015年9月下調后，玉米價格的下行加劇；2016年國家將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補貼”新機制，由此可能加速玉米價格的下探過程。（3）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世界經濟增長低迷的狀況短期內難有根本改觀，這仍將通過制約需求擴張增加玉米價格下行的壓力。綜合權衡，2016年國內玉米價格很可能出現較大波動，但下跌的可能性要明顯大于上漲的可能性。據筆者2016年5月對安徽宿州市的調研，玉米市場價較上年同期跌幅超過30%。
除價格外，2016年推動玉米主產區農民農業經營凈收入下降的因素還有：（1）國家推進玉米結構調整，鞏固玉米優勢產區、適當調減非優勢產區的種植面積，重點是將“鐮刀彎地區”中非優勢產區的玉米種植面積調減。2015年11月農業部發布的《“鐮刀彎”地區玉米結構調整的指導意見》要求到2020年，將該地區玉米種植面積調減5000萬畝以上，2016年調減1000萬畝以上。但預計2016年很可能實際調減2500萬畝上下。盡管調減的路徑和方式多種多樣，從中長期的角度看大多有利于提高農業的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但其對2016年農民收入增長的負面影響值得重視。如恢復大豆—玉米輪作，固然有利于土壤環境的改善和病蟲害防治，但是近年來農民減少大豆增加玉米種植的主要原因在于大豆種植比較效益低。大豆市場高度開放，國內外市場的聯動性強，增加國內大豆種植，還會增加國內大豆價格上漲的難度。即使玉米價格下跌導致玉米—大豆比價關系會向有利于大豆種植的方向轉化，激發農民增加大豆種植的積極性；部分玉米非優勢產區恢復大豆種植，也會導致這些地區相對于之前種植玉米，農民種植大豆的絕對收益減少。（2）盡管鞏固優勢產區、適當調減非優勢產區的玉米種植有可能抑制玉米平均生產成本的提高，但近年來玉米生產成本增加的趨勢短期內仍難以明顯改變，成本侵蝕收入的現象仍將持續。近年來人工成本的上升，成為農產品成本上升的重要推手。當前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已經長期低于每桶40美元，進一步下跌的空間已經不大；一旦國際原油價格出現回升，將會帶動化肥、農藥等價格上漲，推高玉米等農產品成本。（3）在糧食連年增產的背景下，部分主產區玉米收不了、儲不下、銷不掉，許多玉米長期露天存放，增加了霉變的可能性和銷售價格下降的風險。（4）經過歷史罕見的糧食12連增，今后糧食減產帶動農業減收的可能性正在明顯增加。
轉移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增長的難度也在加大，農民通過土地流轉形成的財產性增收形勢可能逆轉。當前“三農”問題仍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三五”規劃將共享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因此，可以預見，國家加強對“三農”發展的支持，仍會帶動農民轉移凈收入的繼續增長。但是，近年來財政收入增速明顯放緩，會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農民轉移凈收入的增加。通過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和完善資源開發收益分享機制、探索資產收益扶持制度等，促進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雖然具有較好的長期潛力，但需要假以時日，短期內難以立竿見影。“十二五”期間，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迅速推進，對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農民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形成的財產凈收入增長，很可能出現形勢逆轉。
2011年上半年，全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總面積2.07億畝，占承包耕地總面積的16.2%。⑨2014年底，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擴大到4.03億畝，較上年底增長18.3%；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面積的30.4%，較上年底提高4.7個百分點；有8個省家庭承包耕地比重超過35%。在全部流轉耕地中，以轉包和出租方式流轉的分別占46.6%和33.1%；流轉入農戶的占58.4%，較上年下降1.9個百分點；流轉入農民專業合作社和企業的分別占21.9%和9.6%，分別較上年提高1.5個百分點和0.2個百分點。⑩雖然向企業流轉的土地流轉占承包地流轉總面積的比重不大，但卻是帶動土地流轉價格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前，工商企業進入農業生產處于加速狀態，主要來自三方面的推動。一是工商企業進軍農業在總體上處于初級階段，對農業投資的復雜性估計不足，對投資收益有理想主義情緒；二是糧食和主要農產品價格上漲；三是地方政府對土地流轉“求大、求快、求好看”，時常采取行政干預手段動員農民流轉土地，動員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并通過較強的補貼激勵引導企業連片、大規模流轉土地。
近年來，隨著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生產的推進，以及糧食價格下行壓力的加大，進入農業生產后慘淡經營、朝不保夕的企業越來越多，導致老板“跑路”、農民土地流轉收入難以兌現的風險迅速增加，有的甚至容易形成區域性、群體性事件。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許多地方財政增收明顯放緩，甚至財政減收問題凸顯；政府在民生和防風險方面的支持卻有增無減。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行政干預、動員和財政補貼刺激企業連片、大面積流轉土地的行為，可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工商企業在流轉土地時“財大氣粗”，不計成本、抬高流轉價格的行為可望得到明顯收斂。農民在選擇土地流轉對象時，基于避險考慮，對向工商企業的流轉也會趨于謹慎。綜合來看，今后幾年與“十二五”時期相比，農村土地流轉價格的提高幅度可能明顯減小，土地流轉價格不升反降的可能性也會明顯增加；土地流轉速度很可能明顯變慢；土地流轉對農民財產性增收的帶動作用也會明顯減弱。在局部地區，因老板“跑路”、農民土地流轉收入不能兌現，導致農民財產性收入減收的現象，也會越來越多。
結論與啟示
當前完善農民增收支持政策體系具有緊迫性,要把培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與短期穩定機制有機結合起來。從前文分析可見，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已明顯放緩，尤其是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隨著農產品供求和價格形勢的重大變化，農民增收的難度和局部減收的風險明顯增加。因此，與之前相比，當前乃至“十三五”期間完善農民增收支持政策體系更為關鍵，更具緊迫性。完善農民增收支持政策體系也更加需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將促進農民收入中長期持續增長與培育農民增收的短期穩定機制結合起來，防止農民增收形勢逆轉，妨礙“十三五”規劃實現“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的目標；更要防止因區域性、群體性農民減收，引發區域性、群體性社會不穩定事件。
當前促進農民增收要在繼續重視總量增長的同時更加重視結構性問題，更加關注“一低兩主一貧”農民增收問題。按照中共十八大確定的二0二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我國要“在提高發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續性基礎上，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考慮統計口徑調整因素，按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速大致相當進行粗略計算，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農民收入增長的目標要求，2016～2020年間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需要年均增長4.8%。“十三五”規劃未專門設置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目標，但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5%以上作為預期目標。要確保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5%以上，難度更大。當然，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看，只要經過努力，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但當前農民收入的增長日益呈現分化趨勢。由于農民增收的難度和局部減收的風險都在顯著增大，對于低收入農戶、糧棉油糖等主要農產品主產區、以農為主的普通農戶和貧困地區的農民增收問題應該給予特別重視。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對應農戶、對應地區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低，抗風險能力弱；第二，近年來已經展開并可能進一步加快的農產品收儲政策和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對于這部分農戶、這部分地區農民收入增長的短期負面影響，可能明顯大于其他地區和其他農戶。尤其要關注這些農戶、這些地區可能出現的減收問題。“十三五”期間加大脫貧攻堅力度，要求解決7000萬人口的脫貧問題。但是如在解決7000萬人口脫貧的同時，又出現1000萬、2000萬人口進入貧困的問題，很難說打贏了脫貧攻堅戰。
加強對創新創業培訓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支持，拓展農民增收的思路。客觀地說，在當前乃至“十三五”時期，農民收入的增長也有一系列有利條件，如深化改革特別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會帶來制度創新紅利，促進農業提質增效升級；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有利于加速農業發展方式轉變，促進農業向價值鏈高端躍升，拓展農民增收空間；2016年生豬價格呈現上漲趨勢，對農民增收的積極效應會逐步凸顯起來。但是，這些有利條件對農民增收的影響，往往是長期的、潛在的，如深化改革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或短期區域性、群體性的，如生豬價格上漲的主要受益者為規模化生豬養殖戶。要拓展農民增收的思路，還是要提高農民創新創業的能力，優化創新創業環境，提高創新創業的質量和效益。為此，要把加強對創新創業培訓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支持，放在突出地位。
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和持續，一方面，會導致農民工資性收入和來自于非農產業經營性收入的增長難度加大，減收風險增加；另一方面，也為加強農民創新創業培訓提供了良好的契機，有利于降低其成本和機會成本。創新創業培訓往往是一次培訓，長期受益；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質量、提高產業素質和競爭力，也會產生重要的潛在影響。加強對創新創業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支持，提高其服務質量和服務惠及的廣泛性，有利于降低創新創業的成本和風險，增強創新創業的可持續性；對于提高整個社會創新驅動的能力，也會產生重要的支撐作用。加強對創新創業培訓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支持，要克服重硬件、輕軟件，重基礎設施建設、輕運行機制和服務能力建設的傾向，按照需求引領、功能導向、能力為重的方針，加強典型案例和商業模式的宣傳推介，加強對試驗示范和創業輔導師的支持，著力提升其帶動創新創業的效果。
著力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融合發展，完善農民農業增收長效機制。當前，雖然家庭經營收入占農民人均收入的比重低于40%，來自于農業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更低。但是，農民來自于農業收入的穩定增長仍是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重要基礎。為此，要按照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要求，著力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促進農業在節本增效降低風險中實現增收，在創新發展思路中實現增收。
“十三五”規劃已經明確要推動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種養加一體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等戰略方向。當務之急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統籌推進農業政策轉型，培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如完善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支持政策，培育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發展服務鏈接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為農業節本增效降低風險，為提高農產品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創造條件。通過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揮其對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和農民增收的帶動作用。基于國內外經驗，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支持，應該更加重視本土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成長。因為相對于通過工商資本投資農業形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和農民合作社等本土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更容易規避土地“非農化”“非糧化”問題，更容易因其社區親和性減少對農村環境、文化和普通農戶利益的損害。
要按照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方向，加強對農產品冷鏈物流、儲藏保鮮等流通基礎設施特別是特色農產品產區預冷工程建設的支持，鼓勵通過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和涉農服務業，促進農業延伸產業鏈、打造供應鏈、提升價值鏈，提升農業發展的科技內涵、文化內涵和創新能力，拓展農業中高端市場，拓寬農民增收空間。
謹慎注意政策和環境變化帶來的農民減收問題，采取有效的防范機制。面對糧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三量齊高”的嚴峻形勢，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分品種施策、漸進式推進”的辦法，加快推進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是繞不開的難題。在此方面早改早主動，晚改多被動。但此項政策如果力度過大、推進過猛，很容易加劇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主產區、以農為主的普通農戶減收問題，并容易形成對糧食生產能力的區域性、群體性傷害。在當前推進玉米臨時收儲政策改革的基礎上，對于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的改革應該積極謀劃，分階段有序推進。在雙邊或多邊貿易談判中，不僅要密切關注我國直接參與的國際貿易談判對我國的直接影響，還要重視與我國有競爭、替代或互補關系國家參與的國際貿易談判對我國的間接影響。要加強對農產品國際貿易環境變化的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研究，特別關注其對相關農產品集中產區的影響，及其實行相關貿易救濟措施。對區域性、群體性農民減收問題嚴重的地區或行業，或受貿易政策影響較大的地區，建議借鑒國際經驗，設立結構調整專項支持資金，加強轉崗轉業培訓、實行再就業補貼，鼓勵產業轉型；也可實行有期限的農民收入援助政策或收入補貼政策，幫助因調結構減收的區域和農民渡過今后幾年的暫時性難關，防止因此加劇經濟社會運行的不穩定。今年我國已宣布將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補貼，在推動玉米價格市場形成機制的同時，建立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借此促進優勢產區玉米種植收益基本穩定。建議對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設置一定的退出期限，以便農民穩定對未來發展的預期。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產業鏈視角下的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研究”以及2016年農業部軟科學課題“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增加農民收入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批準號分別為12&ZD056、201601-1）
注釋
①在本圖中，201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數據缺失，用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代替。
②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口徑，農民人均純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
③本文關于農民工的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歷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整理所得。
④近年來農民工總量增長放緩，與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特別是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也有較大關系。這導致在農民工總量中40歲以下的年輕農民工比重持續下降，多數農村地區可轉移勞動力已轉移殆盡。
⑤參見國家統計局：《2015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國家統計局網站2016年4月29日。
⑥筆者認為，雖然當前的小麥是產需基本平衡，產略大于需；但考慮到小麥庫存量已超過當年消費量，當前的小麥供求也不是基本平衡，而是階段性供給過剩。只不過稻谷特別是玉米階段性供給過剩問題更重而已。
⑦如2015年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維持2014年水平不變；2016年稻谷最低收購價早秈稻每公斤下調0.04元，中晚秈稻、粳稻和小麥最低收購價維持2015年的水平不變。玉米臨時收儲價2014年維持2013年水平不變，2015年9月從上年的平均每公斤2.24元下降到2.0元。從2014年開始國家取消了棉花、大豆臨時收儲政策，啟動東北和內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試點。從2015年起，國家取消了油菜籽臨時收儲政策。
⑧韋星：《正在消失的‘甜蜜蜜’——廣西糖業調查》，《南風窗》，2015年10月11日。
⑨新華社：《全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總面積已經達到2.07億畝》，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1年12月28日。
10農業部經管總站體系與信息處：《全國2014年農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轉情況》，《農村經營管理》，2015年第6期。
The Change in the Current Trend of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Its Insight
Jiang Changyun
Abstract: Looking at the farmers' changing income growth pattern in recent years, the current difficulty of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the risk of reduction in the income of farmers in certain places have both become significantly greater, and cannot be ignored. Currently, there is a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farmers' income policy support system, so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cultivation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a short-term stability mechanism;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the poor farmers while continuing to value the growth of total amount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support trainings relating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building of public service platforms, and expand the thinking o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strengthen effort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improv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take good care of income reductions due to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adopt effective prevention mechanisms.
Keywords: farmers' income, risk of local de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risk prevention, structural problems on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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