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杜鷹，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的“門生”。
作為“三農”問題專家，每年全國兩會，杜鷹關注的焦點都離不開“三農”。
3月4日，李克強到鐵道大廈參與經濟、農業界別的聯組討論時，他當面就此提出建議。
談改革背景
政策價高于市價、收購市場一片冷清
北青報：去年糧食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很受中央高層關注。有媒體用“刻不容緩”來形容，您怎么看這項改革？
杜鷹：2004年，國務院發出《關于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取消保護價收購，放開市場，必要時實行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政策，初衷是為了給農民托底。從實際執行情況看，有成效，但也有問題。從成效看，調動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為同期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問題是，政策性收儲價格提得太快、太頻繁，特別是2008年以后每年都往上提，而且補貼的品種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形成了所謂的“政策市”，也就是說，政策價跑到市價上面去了。在這種情況下，加工企業、飼料企業、用糧企業等收購主體都沒有入市的積極性，高價收了賣不出去，低價收又收不到，所以收購市場一片冷清，只有靠國家收。
更嚴峻的問題是，把國內糧價提上去了，而同期國際市場糧價是往下走的，導致進口沖擊壓力不斷加大。為什么會大量進口？加入WTO后我們對糧食進口實行配額管理，配額內低關稅，配額外高關稅，當國內價格高于配額內完稅價格時，配額內的糧食進口就會大量增加。于是，就出現了所謂的“三增”怪象：產量增、庫存增、進口量增，說明這套定價機制和收儲機制是不可持續的。
北青報：國家為何要不斷提高糧食收購價格？
杜鷹：因為這個時期農民的種糧成本上升較快，一塊是物質費用，比如種子、化肥、機械；再一塊是人工費用，就是勞動力價格，這兩塊長得太快，頂著收購價格往上走。
談分品種施策
光有補貼不夠，必須要有托底機制
北青報：那么怎么改革呢？
杜鷹：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市場定價，價補分離”、“分品種施策，漸進式推進”。“市場定價”就是恢復市場機制的作用，讓價格真正發揮調節供求的作用；“價補分離”就是把隱含在價格里的補貼分離出來，改為生產者直接補貼，以彌補生產成本上升帶來的損失，保護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北青報：分品種施策具體怎么做，改革的成效如何？
杜鷹：新疆棉花試點搞的是目標價格改革，總的來看是成功的，取消臨時收儲價，收購價回歸市場，國內外價差大幅縮小，包括紡織服裝產業在內的整個產業鏈扭虧為盈。
現在三年試點結束了，下一步怎么辦？有同志建議說，把目標補貼改為定額補貼，我是不同意的。因為目標價格是反周期補貼。比如說，新疆棉花目標價格是18000元一噸，而市場價格是12000元一噸，中間差6000元由國家補貼。也就是說，當棉花市場價格低的時候，補貼額就大，棉花價格高的時候，補貼額就少，這叫反周期補貼。如果改成定額補貼，就弄反了，反而變成價高時多補，價低時少補了。據我所知，多數同志是同意繼續采取目標價格補貼辦法的，當然具體辦法也要完善。
東北玉米的價格和收儲制度改革跟棉花和大豆改革不一樣，2016年取消臨時收儲價格后，直接采取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辦法。改革的效果十分明顯，超出預期。市價回落，進口量大大減少，各類主體入市積極，把整個產業鏈都帶動起來了。
當然啦，農民有痛苦，甚至有怨言。因為價格最高的時候，東北的玉米是1.12元一斤，現在掉到0.75元一斤，你說差多少？這里的差價損失，雖然國家拿了一大筆錢實施生產者直接補貼，但是不可能全部補上。這對農民來說，是一個痛苦的調整過程，但是老靠政府定價機制支撐，農業沒有前景。現在非常好的現象，是農民已經跟著市場走了。
小麥和稻谷的改革又和以上品種不一樣，仍然要保留最低收購價的政策框架，但是要調整定價機制，使它變得更有彈性，不能只升不降，該降的時候也要降。
北青報：那就是說，稻谷、小麥還是保留最低收購價？小麥和稻谷的價格改革方案出了嗎？
杜鷹：是的，因為不同品種的情況不一樣，重要性程度不一樣。稻谷和小麥是口糧品種，我們講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核心是確保口糧安全，而口糧指的就是小麥和稻谷。小麥和稻谷生產的直接效益低、社會效益大，而且可替代性差，生產又非常分散。要調動農民種植小麥和稻谷的積極性，我認為光有補貼是不夠的，必須要有托底機制，否則不足以調動農民種植的積極性。所以，分品種施策很重要，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漸進式推進就是要通過試點再推廣，而且不能把不同品種改革都集中在一個時點上，要錯峰推進。據我所知，國家發改委和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小麥和稻谷的價格改革方案。
談庫存消化及供給側改革
要加大飼料轉化和深加工的力度
北青報：庫存怎么消化，特別是陳化糧怎么處理？
杜鷹：玉米、小麥、稻谷三種糧食整個庫存相當于一年的產量，這肯定是不合理的，合理庫存遠遠要不了這么多。
尤其是東北玉米的庫存量很大，要抓緊消化。好在玉米的產業鏈比較長，要加大飼料轉化和深加工的力度。盡管出庫要給一些補貼，但我認為早出比晚出好。反過來想，如果不出庫，天天堆在庫里，總的看補貼更大。玉米加工轉化還要廣開門路和渠道。
我是主張多搞點燃料乙醇。因為庫存量太大，完全靠正常的飼料轉化和淀粉加工消化庫存的時間拖得太長。搞燃料乙醇，第一，技術上已經過關；第二，三噸玉米轉化成一噸乙醇，在國際油價50多美元一桶的情況下，企業加工基本上可以不賠錢，而且可以大量使用陳化糧；第三，目前東北地區所有的車用柴油、車用汽油都必須加10%的乙醇，將來所有治理霧霾重點地區都可以這樣做，這樣汽車尾氣的PM2.5排放量可以減少15%到20%。庫存消耗完了怎么辦？目前，纖維素乙醇轉化技術已經具備產業化條件，將來做燃料乙醇還可以用秸稈。
北青報：您怎么看農產品價格改革跟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系？
杜鷹：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就指出，新形勢下，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矛盾轉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供大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面。這個分析和判斷一語中的。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玉米、小麥、稻谷多了，供大于求，同時大豆短缺，大量從美洲進口，而且農產品的品質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要解決這些矛盾就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價格形成機制，這樣才能有效引導農民按照市場需求來進行生產，所以農產品的價改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改革。
理順農產品價格機制的改革已經有3年了，現在是第4個年頭，我估計，再有兩三年大的檻兒就可以邁過去了。(本報記者 鄒春霞 李鐵柱)
作者系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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