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農場是我國源于家庭承包制的一種適度規模經營組織形式，具有經營主體是家庭成員、收入主要來自農業、一業為主、有限雇工、適度規模等特征，在適應農業自然屬性、發揮農業社會屬性、農業生產與家庭特點高度契合、快速有效地預見和規避風險等方面優勢明顯。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了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地位，2014年農業部要求重點鼓勵和扶持家庭農場發展糧食規模化生產，2015年我省提出了到2020年發展3萬戶糧食家庭農場的目標。績效，是家庭農場作為“理性經濟人”進行糧食生產決策和政府扶持的主要依據。為此，我們于2016年11-12月選擇湘東醴陵、湘南隆回、湘中漣源、湘北鼎城4個水稻生產和家庭農場大縣（市、區）31個鄉（鎮）108個村的120個家庭農場進行了走訪座談與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115份。在此基礎上，創建由CCR模型、灰色關聯度和相關分析模型、SBM超效率模型組成的“三步模型法”，對家庭農場不同規模水稻生產績效及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
家庭農場不同規模水稻生產投入產出綜合效率
依據水稻播種面積，將樣本農場劃分為6組，指標值為組內農場相應指標的平均值，結果如表1所示。隨著規模擴大，水稻生產投入和產出都明顯增加，＞33.33公頃的農場總純收益均值是＜6.67公頃農場的15.07倍，說明存在規模效益。
CCR模型測度結果見表2。家庭農場不同規模水稻生產投入產出綜合效率總體較高。其中，第1、第2、第4組綜合效率值均為1，并列第一位，是處于DEA前沿面上的有效率單位，表明規模＜6.67公頃、6.67～13.33公頃、20.00～26.67公頃的農場有效利用了水稻生產要素，純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均達到最優。第5、第6、第3組綜合效率值分別為0.9663、0.9658、0.9609，排第4、第5、第6位，均為非弱DEA有效單位，有減少投入、增加產出的改進潛力，在保持產出不變的情形下，可分別減少3.37%、3.42%、3.91%的投入，因規模報酬遞減，應適度控制規模。
注：-、drs分別表示規模報酬不變、遞減。
環境因素對家庭農場不同規模水稻生產績效的影響
家庭農場不同規模水稻生產環境因素見表3。年齡在55歲以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場主分別占83.48%、64.35%，家庭勞動力水稻生產率達100%的農場占76.52%。農場主越年輕、文化程度越高、家庭勞動力水稻生產率越高的農場，水稻生產規模呈總體上升趨勢。規模擴大，租田費用明顯增高，水稻生產補貼也呈上升趨勢，但與稻谷銷售價格呈非線性關系。調查發現，2016年早稻、中稻、晚稻當季每公頃補貼金額均值少于1500元的農場分別占36.63%、55.36%、59.41%，銷售價低于當年國家最低收購價的農場分別占79.21%、50.00%、74.26%。
注：農場主文化程度按初中及以下、高中、高中以上分別賦值1、2、3；家庭勞動力水稻生產率=（家庭水稻生產勞動力數/家庭勞動力總數）*100%。
灰色關聯度和相關分析結果（表4）表明，各環境因素與總純收益、稻谷總產的關聯系數由高到低排序均依次為租田費用＞水稻生產補貼＞家庭勞動力水稻生產率＞稻谷銷售價格＞農場主年齡＞農場主文化程度。其中，產出績效與租田費用、水稻生產補貼均呈極顯著正相關，說明租田費用、水稻生產補貼是湖南家庭農場水稻產出績效的最主要環境影響因素；與農場主年齡呈顯著負相關，說明農場主越年輕，水稻生產績效越高；與家庭勞動力水稻生產率、農場主文化程度呈不顯著正相關，說明在家勞動力越多、農場主文化程度越高，對水稻生產績效具正向作用；與稻谷銷售價格呈弱負相關，可能的原因一是稻谷銷售價格存在地區差異、各家庭農場稻谷銷售渠道多樣，二是規模較大的農場往往稻谷產量較多，為避免積壓和減少儲損，有時存在低價拋售現象。
注：*、**分別表示顯著、極顯著相關。
家庭農場不同規模水稻生產相對效率
SBM超效率模型分析結果見表5。家庭農場不同規模水稻生產相對效率值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為第1組＞第6組＞第5組＞第2組＞第4組＞第3組，生產規模與水稻生產績效之間呈“U”型曲線關系，最佳相對效率主要存在于小規模和超大規模家庭農場，呈“啞鈴型”分布。
結論與建議
湖南家庭農場水稻生產規模在＜13.33公頃、20.00～26.67公頃范圍內的投入產出綜合效率達到最優；規模＞26.67公頃的農場，應適度控制并縮減規模；規模為13.33～20.00公頃的農場，在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方面都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規模＜6.67公頃、＞33.33公頃的農場相對效率較高，6.67～33.33公頃的農場相對效率較低。對家庭農場水稻生產績效影響最大的環境因素是租田費用和水稻生產補貼，其次為家庭勞動力水稻生產率和稻谷銷售價格，農場主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關聯度較低。基于以上結論并結合調查的其他相關情況，為進一步提升家庭農場水稻生產績效，促進水稻家庭農場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提出如下建議：
1．制訂完善湖南水稻家庭農場經營的“適度規模”指標。水稻家庭農場是湖南最主要的糧食家庭農場，雖然當水稻生產規模超過13.33公頃時，規模報酬呈總體遞減趨勢，但綜合效率仍然較高，且水稻生產規模＜6.67公頃、＞33.33公頃的農場相對效率高于其他規模農場。建議制訂完善湖南水稻家庭農場經營的“適度規模”指標，現階段指標范圍以3～80公頃為宜，同時放寬對農場主的資格限制，逐步形成職業農民的自由準入機制。
2．規范水田流轉管理與服務。租田費用對家庭農場水田流轉意愿及水稻生產績效具有直接影響。但調查發現目前湖南水稻家庭農場存在租金太高、水田不能集中連片，少數農戶挾地要價、擅自毀約等現象。建議在完成土地確權的基礎上，建立鄉、村農田流轉服務站，規范流轉程序，統一合同格式，及時協調和幫助解決“流轉期不長、水田碎片化、租金成本高、履約不嚴格”等問題。
3．增加水稻生產補貼。生產補貼對家庭農場績效具有重要影響，但73.48%的場主認為目前政府補貼少。建議實施新一輪湖南省“百千萬工程”對水稻家庭農場的財政補助。加快推進農業“三項補貼”改革，落實水稻生產支持保護補貼。
4．加強價格扶持。92.51%的場主認為目前農場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是稻谷銷售價格低。建議政府要求中儲糧購銷公司等國有企業優先按不低于國家最低收購價的標準收購家庭農場生產的稻谷，同時鼓勵稻米加工企業進行“優質優價”訂單收購。
此外，加強農田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就地返鄉創業、分類開展技術培訓、培育新型青年農場主、完善社會化服務、拓寬融資渠道、分級示范引領等也是政府應該予以重視的舉措。
(作者分別系湖南省農科院農經區劃所書記、研究員，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南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月刊《研究與決策》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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