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私有”是農民的“天性”。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以及土地改革時期，尊重農民土地私有天性，農民生產勞動積極。集體化時期，過于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采用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使得農民的私有天性漸漸演變為“恐私”、“怕私”，造成了農民主體性的缺失。
關鍵詞:集體化；平均主義；農民；主體性
在學術界，平均主義通常被稱為“農民平均主義”或“小農意識”。農民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勞動力剩余條件下對原始公有制或奴隸主公田制革命的產物，其本質屬性是土地等財產的私有化。建國后，推行農業集體化，有利于集中土地、統籌安排勞動生產條件，有利于推廣新技術和農業機械化，改善了農業生產，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成為我國工業化建設強有力的后盾。而且，農業集體化能夠改造農民小生產者私有的本性，提高農民的集體主義精神，以及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覺悟。從整個集體化時期來看，農民的“私有”天性得到改造，在實踐中顯示了集體主義精神。但是，由于底層人員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過于強調“一大二公三純”，在農村采用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使得農民的私有天性漸漸演變為“恐私”、“怕私”，造成了農民主體性的缺失，在生產生活中失去了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在全國范圍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及逐步建立起農業生產責任制等措施的推行，農民的主體意識才漸漸得到提升。
1.“私有”是農民的“天性”
“私有”是農民的“天性”，特別是對土地的擁有更是一代代農民夢寐以求的理想。歷史上，平均分配土地是農民們的夢想，如李闖王的“均田免糧”，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渴求可以說是經歷了兩千多年，然而，從未真正實現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歷史與實踐中總結經驗得出結論，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因此，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具有“私有”“天性”的農民們響應黨的號召，參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便是獲得土地所有權。然而，中共中央由于經驗不足、受共產國際和蘇聯影響，原定的土地政策規定是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也就是實行土地國有化，禁止私人買賣土地。所以，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很多農民因為對僅有土地使用權心存疑慮，“便不肯勤耕施肥，更不肯投資去改良土地，興修水利，結果必然阻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生產積極性不高”[1]。“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但是經過分配土地后確定了地權，加以我們提倡生產，農民群眾的勞動熱情增長了，生產便有恢復的形勢”。“有些地方不但恢復了而且超過了革命前的生產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復了在革命起義過程中荒廢的土地，而且開發了新的土地”[2]。也正是因為廣大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中取得了祖祖輩輩所夢想的土地所有權，他們才更加熱情地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斗爭，在革命的過程中，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最終獲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建國初，全國范圍的土地改革滿足了廣大農民對平均分配土地的渴求，廣大農民平均分到土地，改變“原先整年在地里忙來忙去，干死干活弄到年底還是兩手落空，挨凍受餓”的慘狀[3]。通過辛勤勞動，農民經濟狀況有了明顯改善，而且還有了進一步發家致富的想法。蘇聯早期也曾出現過這樣的現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布哈林早就認識到這一現象。他在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說：“總之，應該對全體農民，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說，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只有白癡才會說，我們永遠應當貧窮。現在我們應當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國消除貧窮的政策。”[4]
2.土地改革之后經平均主義改造的農民求私欲減少
土地改革后，一部分農民開始富裕起來，出現了新中農化的傾向，存在一些不利社會主義改造的現象。毛澤東對這種傾向非常擔憂，擔心這會導致兩極分化，新的富裕中農會乘機發財發展成為新的富農分子，會有老富農和新富農的資本主義剝削，有些地主也“借尸還魂”了[5]。他擔心農民當中一些片面求富的思想會發展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富農路線，因此在開展階級斗爭中以貧雇農為依靠的對象，就連中農都沒有貧農的政治待遇，這使貧雇農成為農村中的權威群體。貧雇農地位得到了上升，結果在農村中無形中形成一種普遍的錯誤觀念，即“以窮為榮”、“以富為恥”。大量農民為了保存自己貧下中農的優越政治身份，不愿意發家致富，不敢積極發展生產，怕富了會被扣上富裕中農等不光彩的政治成分的帽子。這就使貧雇農想“發家”盼“發家”，又害怕“發家”后失去原來優越的政治成分，成為階級斗爭的對象。農民們漸漸地把求富心理隱藏起來，公開求私的欲望有所減少。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到了建設社會主義階段，為了進一步去除人們的私有觀念、強化人們的集體觀念，黨在農村工作的重點無疑是著手健全和鞏固高級農業合作社。當時倡導農業平均主義，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就可以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理想。這種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的體現就是集體化，組建合作社。集體化雖然使農民個人“發家求富”的思想受到了抑制，但并沒有消除農民小生產者私有的本性。集體化之前的農民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勞動，勞動力是自己的，勞動成果也是自己的，特別是一部分農民經過努力經濟能力相對較強，只是為了獲得政治身份不得不加入合作社。不過，集體化后，為了共同富裕，農業平均主義成為主要目標，這就必然使先發展起來經濟能力較強的一部分農民失去自己原有的利益，這些農戶在1956年各省一般占社員戶總數的10％－20％[6]。這使得社會財富經過強制集中之后又以“公平”實為不公平的方式平均分配到各農戶的手中，經濟較強的農民必然會對集體化不滿。當時，鄧子恢同志也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他說：“你說他（上中農）愿意入社，我就不相信。因為他的生產水平高，你合作社辦了三四年也不一定超過他，要他參加合作社，和他平分，他就不干。”[7]因此，為了讓農民知道加入合作社的重要性，掃除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中的思想障礙，1957年7月，毛澤東提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8]。而且，后來，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級社，成為“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又進一步把農民卷入平均主義的體制中。農民“一不舍房屋遷移走，二不舍好花園從此丟，三不舍私人財產一律沒收……九不舍老母雞也要沒收……”[9]，農民徹底失去了私有財產。從1958年8月開始，人民公社內部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管理，貧富拉平，平均分配。集體勞動雖然可以提高生產勞動效果，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得到大部分農民特別是弱勢群體的認可，但在勞動成果分配方面卻存在問題。雖然有規定每個社員都要做完規定的勞動日，但是勞動的質量與收益很難得到準確的評價，所以基本上是平均主義。然而，農村是一個“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社會”，人際關系的復雜化使得平均主義在實踐當中很難以實現“一碗水端平”。一些農民發現入社后還不如單干得好的時候，就冒出退社的想法。特別是，實行平均主義后，社員對自己的勞動力沒有自主權，要服務“統一領導、統一計劃、統一管理、統一勞動和統一分配”。這種什么都要管，從頭到腳，從生到死都要管的“五統一”，給社員帶來的“不自由”，激發了社員不滿的情緒。
1958年，在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中，中央又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教育要“徹底批判一部分富裕農民殘存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在人們的思想上繼續破除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大立共產主義”[10]。當然，教育仍然離不開平均主義。農民雖然個人不敢公開求富，卻希望共同富裕，所以，在教育過程中，通過“均平求富”的心理誘導，讓農民堅信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對的，人民公社是對的，人人富裕，“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共產主義生活很快就會到來。而這個美好生活的實現之一就是公共食堂的興起，原來如一盤散沙的農民，家家戶戶到食堂，由食堂免費供應糧食蔬菜。當時，人們非常向往過著“吃飯不要錢，可以放開肚皮吃飯，糧食多得吃不完，將來到了共產主義還可以按需分配”的美妙生活，紛紛加入人民公社的大食堂。有些人認為，公共食堂不僅可以對農民小生產者私有天性進行改造，還可以進一步提高他們集體主義的覺悟。然而，公共食堂卻滋長了農民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
人民公社以及公共食堂給人們帶來的美好憧憬并不長。1958年，公共食堂的弊端就顯露出來，吃飯不要錢，坐吃山空，糧食浪費嚴重，全國出現糧食緊張。中央已認識到這一現象的嚴重性，但是，毛澤東“不會輕易放棄這一陣地，力爭在將來合適的時候達到吃飯不要錢，將廣大農民引上平等富裕的道路”[11]。而在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中，一些小農意識重的農民還通過偷懶耍滑來消極抵制人民公社的運行。農民小生產者私有的本性決定他們不是天然的平均主義者，他們“都是務實的人”[12]。因此，改造農民的私有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集體主義教育的重要目標。大部分對人民公社政策持懷疑態度的人為中農。1959年，針對中農的這種懷疑動搖態度，毛澤東把中農分為新中農、老中農、新下中農、老下中農、中中農、新上中農、老上中農等七個不同的等級。他還指出：“按照新的情況加以具體化，即將新中農中間已上升為富裕中農的人們，不算作依靠對象的一部分，而將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算作依靠對象的一部分。”[13]雖然集體主義教育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效果并不理想，歸根結底是帶有濃厚的平均主義色彩的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忽視農民的私利追求，脫離生產力實際，單純用政治強制消除利益差別來實現低水平的平均主義，窒息了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三年自然災害之后，人民公社體制的弊端已很明顯。毛澤東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著手改變人民公社的體制，確立以三級所有、生產大隊（相當于原高級社）為基礎的公社所有制形式，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并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給制，恢復了自留地和農村副業。調整之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然而，生產大隊仍然承擔著“統一管理生產隊的生產事業”，而生產隊只是組織生產的單位，沒有權力組織分配。各生產隊生產條件不同，而產品和收入也不盡相同，最后都在全大隊范圍內統一分配，實際上還是均平共富。因此，農民想不通，意見很大。如湖北省武昌縣錦繡生產大隊的社員說：“養兒當兵，種田納糧，我們沒有意見，就是對明明看到我們隊生產的糧食，調給別的生產隊吃，思想不通。”[14]于是，中共中央又進一步通過調查研究，于1962年2月13日發出了《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決定公社一般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至此，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已經不復存在。但是，人民公社平均主義的體制并未實現實質性的改變。農民在集體經濟組織里基本收入都差不多，雖然有工分，由于農業生產力水平很低，他們獲得的糧食和貨幣也幾乎是平均化了，也只是能夠維持基本的溫飽。農民追求財富的本性一旦受到壓抑，生產積極性就大不如從前。就如他們自己所說的，“一年沖，二年愣，三年把眼瞪，誰也沒有心思像以前（合作化前）那樣好好干了。”[15]在人民公社進行調整的同時，一些地方已開始進行包產到戶。
三年自然災害造成農村形勢嚴峻。為了擺脫人民公社初期平均主義所造成的危害，調整國民經濟，戰勝自然災害，迅速解決溫飽問題，1961年，甘肅、湖南、河北、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等地都出現了包產到戶。毛澤東剛開始為了緩解農村的嚴峻形勢默許農村單干的試驗，后來又改變了想法。他認為，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是政策是底線，包產到戶是落后群眾的要求，會導致農民的分散、落后，導致農村階級分化嚴重、貧富差距擴大；而集體經濟下集體勞動，互相幫扶，可以實行均平富裕，有利社會穩定，所以要求各地把“單干風”糾正過來。但是，廣大農民已嘗到單干的甜頭，特別是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教訓，他們已意識到這個“責任田”就是他們的“救命田”，所以大部分人不愿意改變單干。不過，經過平均主義改造的農民已是談私色變。具有私有“天性”的農民鬧單干，剛開始很多是在背地里進行的。通過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后，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自主安排生產勞動，一掃以前磨洋工、搭便車的現象，秋糧一收割不僅完成征購任務，還出現戶戶有余糧的現象。
然而，由于認識上的偏差，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又一次否認了包產到戶，認為包產到戶是從社會主義退到了資本主義。還有些人認為包產到戶是嚴重的個人主義，在集體勞動的時候，農民不像種自己家的田地那樣用心，經常出工不出力，只關心工分，不關心莊稼有無收獲。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心組會議上說：“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不要，一年就分化。赫魯曉夫還不敢解散集體農莊呢!這幾年打擊集體，有利單干。”[16]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單干、是搞資本主義，是瓦解集體主義，甚至認為包產到戶代表富裕中農，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17]。因此，一些地方包產到戶又被糾正了過來。農民生產積極性剛剛有所好轉讓這一糾正又陷入谷底，集體經濟下的農業生產又變成一窩蜂。于是，有些地方的公社干部就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進行了變通，暗地里繼續組織單干。針對這個現象，中國共產黨還在多次會議上對“單干風”進行嚴厲的批評，最后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以“四清”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3.“四清”運動后平均主義改造下的農民“恐私”
在農村，以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四清”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就是反對單干，實現“共同富裕”、反對兩極分化。《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明確指出：“我們所積極鼓勵的，正是要廣大農民依靠集體，發展生產，共同富裕。”[18]有的“四清”工作隊做這樣的宣傳：“集體化能徹底避免兩極分化，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大家共同富裕；單干是兩極分化，發一家窮百家。”《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中明確表示：“我們所反對的僅僅是那種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少數人發財、多數人貧窮破產的資本主義道路。”通過這樣的教育活動，讓人們認識到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要樹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集體主義精神。但在執行過程中也存在偏差。一些不愿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員受到批判，有的即使沒有剝削、只是不愿損己利人的思想也被歸入不愿走“共同富裕”的范圍而受到批判。農民傳統的小農思想“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被認為是只顧個人過好日子的“個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行為”，遭到批判。
客觀上說，“四清”運動有利于提高農民集體主義精神，但是，后來在運動中，把階級斗爭擴大化，比如，重新劃分階級。“劃分階級，主要是把國民黨的官僚、軍官、特務、逃亡地主、富農和其他壞分子劃出來，把資產階級分子劃出來。對于廣大職工群眾來說，這又是一次具體生動的階級教育。”[19]由于“四清”運動受左的思想指導，存在嚴重失誤，造成了嚴重后果，劃錯了階級，把很多不是地主、富農的家庭錯打成了地主、富農。特別是在三年自然災害后實施寬松政策有利于搞活農村經濟、發展農業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涌現一些先富起來的農民，這些農民被當作資本主義傾向、“資本主義尾巴”批斗，糧食還被沒收充公納入集體分配的范圍，平均分配給其他貧苦農民。“四清”運動中，一部分人夸大了階級分化的現象，把建立在農民自己辛勤勞動基礎之上的實現富裕與貧苦農民之間的差異視為階級分化，進行財產沒收重新分配，是繼續用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來改造農民，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少數人冒尖發財”，這樣的政策結果導致農民“怕私”、“怕富”，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民“怕私”怕到極點。“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20]。其實質是毛澤東試圖“砸爛舊世界”，“建設新世界”，建構一個逐步消滅分工、消滅商品的平均主義社會，這個設想體現在《五一六通知》和《五七指示》中。毛澤東認為，由于受到了反動思想的影響，集體化中產生的一些私心雜念影響了平均主義社會的構建，因此，還要繼續消除人們的私有觀念。于是，1967年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廣東地區文化大革命時提出“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在集體經濟上，反對包產到戶，反對“利潤掛帥”，反對“按配分配”。然而，在執行過程中，變成了過分強調集體利益至上、反對追求個人利益的思想與言論，人們每天都要在“斗、批、改”運動中檢討自己是否有私心雜念。在農村，繼續實行勞動報酬上的平均主義，集體增產個人不增收，損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人們求富的理想轉為安于貧困，每天想的是如何均分而不是如何創造財富。
可以說，整個“農村集體化時期，數億被全面發動與組織起來的中國農民，20多年中深受平均主義改造之苦而長期喪失基本活力”[21]。他們缺少人的主體性，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缺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全國范圍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及在集體化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農業生產責任制等措施的推行，農民的主體意識才漸漸得到提升。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焦作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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