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修復（Spatial Fix）”是美國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用以描述資本主義用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來解決內部危機趨勢的一種驅動模式。資本主義需要不斷進行地理擴張，并為自身問題尋求“空間修復”才能存活，這其中交通運輸技術升級是擴張的必要條件，由此帶來商品、人、信息以及觀念流動空間障礙的消解，用以謀求市場、新鮮勞動力、資源（原材料）及生產設施的新機會。如果以“空間修復”的視角去思考當前如火如荼的鄉建大潮和城鄉關系，會發現多數鄉村建設其實是資本以鄉村作為空間再生產對象的行為。鄉村的產業，尤其是前兩年的旅游業，現在可能再加上綠色農業、物流和消費，都面臨著太多的熱錢，希望把資本以超額、超限度的方式變現，其結果卻很可能是迅速把一件事情做過量，最終導致市場失靈。資本的移動和隨之而來的“空間修復”，成為我們解釋資本主義前提下區域空間再生產的途徑。當全球的“游戲規則”都趨于統一時，知識精英更要正視市場這一客觀存在，把鄉村看做資本的空間再生產的產品來思考。
2005年以來，鄉村建設的表述逐步由“社會主義新農村”轉向“美麗鄉村”。2012年又由建 設部分四批公布了傳統村落名錄。此后農業部又提出“最美休閑鄉村”和“最有魅力休閑鄉村”等名目。“美麗”正成為當前鄉村建設的新語境。其實無論“美麗鄉村”、“最美休閑鄉村”還是“最有魅力休閑鄉村”核心都是對產業升級的期待，要么表現為“退二進一”（高附加值農業）要么表現為“退二進三”（休閑旅游）。當然，二產和一產的升級都意味著更少的勞動力需求。這對于逐步被大城市有序驅趕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顯然不算有利。假設大城市的定居壁壘迫使他們回鄉，他們需要除了開淘寶店、當網紅之外更現實的就業渠道。于是最適合轉移剩余勞動力第三產業成為鄉村的最優選擇。而對“美麗”的追求則是在鄉村安置第三產業的資源布局，他們正張開懷抱以消費型服務業擁抱大城市溢流出來的資本。在后現代時期，新的生產關系被建立，工作崗位增速放緩，產業進行區域轉移，工人中產階級瓦解，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分化興起，但資本原始積累并沒有停止。按照大衛·哈維的理論，當下是“剝奪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時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隨著經濟空間向大型城市和城市群收縮，越來越多的農村和十八線城市被甩出了以金融化為入門門檻的市場，而后則是城市資本向鄉村（以及向自身舊城區）的擴張，金融業向原本非金融化的傳統產業擴張。原本空間是資本生產的載體，現在則變成了資本生產的結果。各種過去在經濟學上“無用”的有形或無形的歷史文化與風景資源，搖身一變成為了“可利用資產”，成為了為城市中產量身打造的“鄉愁經濟”所覬覦和改造的對象，并被寄托以“美麗”的生產標準。就如同19世紀末“工藝美術運動”中那些焦慮的紳士一樣，很多人憑借對資本的先天惡感，嘗試著阻止或者拒絕承認這種過程。他們期待現代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他們依然覺得鄉村的問題是孤立的貧困、知識不足和價值判斷誤差。他們希望通過鄉村重建鄉村組織，形成可以與城市經濟模式分庭抗禮的鄉村經濟單元，甚至期待金融業的引入會帶來鄉村經濟更大的自主性。許多規劃師和建筑師也盤踞在這個立場上，他們通過一次次實踐，希望把常識推導出的“美麗”的模型在現代鄉村環境重塑，并利用他們的形式感經驗為這種生產關系，描摹一個對應的物質環境。但更加可能的是，每個人都成了資本擴張的工具，無論是幫助農村以自己的方式發展，還是幫助農村建設得更像城里人需要的樣子。所以問題又回到了原點——誰的美麗，誰的鄉村？
不被承認的城市化
鄉村建設是在城市與鄉村二元化趨于嚴重的背景下提出的，它的初衷是希望解決“三農問題。” ——農村、農業、農民。在之前的鄉村建設目標中，鄉村一直被當作一種明確的生產單元來對待，它們被視作可進行自給自足自我復制的獨立個體。1980~1990年代有一個熱詞“鄉鎮企業”，幾乎是當時中國初級制造業的代稱。鄉鎮作為運營主體，以集體經濟形式組織起一大批鄉鎮人力和土地資源，完成了它們的原始積累和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轉型，最典型的就是“蘇南模式”。另一面，一些地區利用自己獨特的產業和人才優勢，快速形成大量根植于鄉鎮的私營企業，他們以市場為導向，完成了所在地區的工業化，最典型的為“溫臺模式”、“蘇南模式”。這是早期鄉村建設的重要成就。在當時的產業架構中，鄉鎮與城市是幾乎平等的，都是較為獨立的生產單元，可以與古代府、縣、鎮都是等級不同的貿易和物流單元并論，尤其是第二產業的產出-購買系統。但現在情況有所不同。一方面，以計劃經濟為土壤的“鄉鎮企業”，面臨著集體所有制經濟的一切問題，比如平均主義、管理機制低效、市場開拓不利和所有主體危機。而“溫臺模式”下的鄉鎮私營企業，又陷入協作低效、融資危機和家族傳承斷檔的困境。另一方面，各種外來資本迅速搶灘這些已完成工業化深耕，但本土企業逐步式微的“工業化鄉鎮”。一系列大型企業的空降，迅速改變著鄉鎮經濟的格局。廣大工業化鄉鎮逐步成為大資本的附庸。交通體系的完備和運輸成本的下降，使農村再難也沒必要形成一個包括縣城和鎮的，完整的生產-交換-消費模式和社會形態，轉而投奔到更大規模的生產循環中。
發展了30年的城市資本開始轉移戰場，把鄉村改造為它們下一個用于積累的空間。落位于鄉村的生產單元，與鄉村社會的關系越來越遠。鄉村的問題已經無法在鄉村體系內部得到解決。從某種程度上講，多數近郊鄉村要么直接成為城市的一部分，要么消失為城市騰退出土地，還有一些逐步變成城市的器官，完成某些特殊的功能，并以具有城市屬性的組織結構取代原有社會組織。但另一部分鄉村卻陷入尷尬，它們區位偏遠，產業結構落后，原有經濟基礎薄弱。在傳統產業體系里，它們已無法以自身資源形成能達到出產一般市場利潤率的生產能力。其中一些村落開始轉變生產方式，比如想盡辦法把青壯年勞力送進城市，形成類似“僑匯”的收入機制。另一些則通過周邊景區或其他引力中心，與城市消費群體彌合距離障礙。他們把自家的土雞蛋打包快遞，加價賣到大城市的餐桌，同時借錢蓋起樓房，期待著每晚100塊，包吃住的農家樂消費。這一過程迅速迭代，并依托各自鄉村的優勢資源不斷升級。其中一些特色明顯的村落甚至快速超越了那些看上去更容易發展的近郊鄉鎮。
這些村莊貌似跟城市沒什么關系，鄉土的風景、原生的農產，以及看上去帶有鄉土氣息的建筑空間，但一切資本來源和消費驅動似乎都指向了城市群體，因為實際上是他們間接為農民的生產改進提供了資金，創造商業機會，甚至指導了娛樂和生活方式。它們變成了類似“香蕉共和國”的小微經濟體。雖然它們產業類型單一，好在它們原來的產業類型也不豐富，無非是從傳統農業到旅游服務業或是以城市市場為對象的改進型農業。這是一種明顯的依賴型經濟，已與傳統鄉村的自給自足完全不同。它的出現是鄉村居民的自覺。因為只有這種針對性產業創造的超額利潤才能說服他們自己安頓在鄉村空間中，不向大城市流動。從產業革命之后，城市轉變為地區經濟發展的引擎，而現在這一引擎與鄉村生產方式的鏈接更為直接。它的意義已遠超過鄉村建設本身。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城市化過程。
這一結果并不意外，因為在多數鄉建的過程中，鄉村社會瓦解的路徑非常清晰：我們需要重新調整鄉村的土地配置方式（如村落規劃、建設項目落位），因此觸動傳統鄉村的地權結構；我們需要引入新的資本（外來投資、政府劃撥資金）和企業，因此改變了鄉村資本與生產結構；我們需要在鄉村建設施工、需要鄉民中培育可與外部對接的人員（工程組織、管理、積極分子團隊的建立），因此我們打碎原有鄉民的組織和階層，期待塑造高效、期待公平、低人情社會影響的組織。表面上看我們在建設鄉村，其實我們在以城市的秩序重新組織鄉村的資源，這本身就是促進鄉村的城市化進程。而有意思的是，這種鮮明的城市化模式卻很少被承認。在鄉建過程中，一些顯而易見的城市化問題甚至無法被拿上臺面來討論。這加重了鄉建過程中各種對形勢的誤判，導致一些在城市化領域已經被討論明晰的問題，因為包裹在“情懷”或“鄉愁”的外衣中，很難讓人辨別其本質。當然，也許是“城市化”這個詞本身令鄉建參與者不快，只不過我們除了“城市化”之外，并沒有一個合適的詞匯來描述在物流和信息流高效溝通的情況下，不同地理空間出現的外在形式各異、但內在機制近似的空間生產。
鄉村風景的消失和資源化
傳統認為，鄉村“城市化”必然會帶來鄉村物理空間的改變，比如村莊容積率的提升、道路拓寬、建筑類型多樣化和傳統風貌的削弱。對于近郊村落來說，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但對于遠郊村落來說，“城市化”帶來的鄉村風景消失，會被當做一種負面的、需要被遏制的現象。許多鄉建實踐也會打著“讓鄉村更像鄉村”之類的旗號與之對抗。但實際上，無論哪種類型的鄉村，傳統鄉村風景的消失幾乎是不可逆的過程，它是鄉村生產方式變化、建筑技術改進和信息傳遞的高效化的伴生結果。比如，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轉化過程中，原本多樣化的地貌在機械化耕作需求被整理墊平，縱橫的灌溉設施覆蓋了大地。建筑技術和交通的改進，讓人們能以低廉的價格輕易獲得水泥、瓷磚、鋁合金和彩鋼板等現代建材，多層建筑的建造也不再困難。信息的高速流動，讓各種外來建筑樣式裹挾著價值隱喻，進入鄉村居民的視野。
很明顯上述過程有著清晰的理性邏輯。鄉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導致土地要么撂荒，要么被集中機械化耕作，復雜多樣的地貌自然會受到影響。而村民翻蓋房屋，是鄉村居民千百年來傳遞財產的模式，只不過他們原先手里只有土磚、木材和小青瓦，現在卻能輕易得到各種花花綠綠又更為耐久的新材料，于是他們就比照著畫片上的洋樓，揮灑著自己對未來生活的暢想了。因此村民拆掉老屋蓋起貼滿白瓷磚的丑陋水泥房，遠非不可理解的“犯傻”，其中每一個行為，都有經濟理性的驅使。
但個體經濟理性鑄就的結果未必與區域整體的經濟理性訴求吻合。如前文所述，許多鄉村已經被全新的資本運行體系編入城市生產的序列，作為所謂安全農產品、鄉村風情和鄉村景觀的輸出地。這樣一來，這些鄉村原有的，帶有前工業時代特征的景觀成為鄉村作為城市鏈條重要環節的核心稟賦。尤其是那些由傳統材料構成的、高密度、低容積率，與自然風貌相協調的明顯與城市景觀相異的物理空間，成為一種資源化的存在。因此，即使我們拋開基于文化和生態安全的傳統村落和自然風貌保護。僅僅按照“空間修復”理論推演，處于這類生產環節的鄉村，也需要生產這種異質于城市面貌的空間和對應的生產關系。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并沒有很清晰地了解這點。那些打著旅游旗號發展的村莊似乎更關注可以直接變現的空間的生產，比如不斷加高的民宿和鱗次櫛比的商鋪，反而把外部空間這種核心資源的品質削弱。
當然，有時我們也會無意間創造出新的機會。比如社會學者、慈善基金和建筑師本著重建鄉村社會，振興鄉村活力的目的，會置入村莊一些公共服務設施，例如清華大學李曉東教授在麗江雪嵩村建造的玉湖完小和在北京懷柔交界河村建造的籬苑書屋。前者本身是編入當地教育體系的完小，后因學生不足關閉了。但因建筑設計出色，完小成為當地知名景點，由此還推動了雪嵩村客棧行業的發展。后者本來是為村里建的圖書館，但極少有村民過來讀書，反倒是大量北京市民，被該建筑獨特的形式和材料吸引慕名前來，很快便造就了附近村落吃、住、玩、停車等一套輔助產業。這些項目沒有實現期待中的價值，如小學或圖書館，卻以外的成就了其他價值——一個異質化的風景，進而成為了更有效的空間生產。可以說玉湖完小和籬苑書屋的審美意趣是脫離鄉村現狀的，它們的針對受眾還是都市人群，甚至是精英階層。而這些人恰是會為對應服務業付出超額費用的。因此它們看似有違初衷，缺乏和村民的聯系，實際切中要害，最大化成就了村民的利益。所以當我們為兩個公建在功能設置上的偏差有所惋惜時，這些項目的參與方可能早已諳熟這些機制背后的要點和運行方式，只不過在鄉建這種情懷爆棚的話語體系中，無法明示而已。
被拋棄的原真性
但正如籬苑書屋和玉湖完小對當地產業的偶然刺激，所謂的鄉村風景其實并沒有量化標準。有人認為需要保持鄉村空間的原真狀態，包括自然和鄉村建筑遺產。有人認為鄉村風景需要重新打造，除了通過個別話題建筑引動流量，更多鄉鎮覺得可以按照自身意志重塑“鄉村景觀”，譬如某省的“xx民居”計劃，將所有建筑都“穿靴戴帽”，貼覆各種符號花紋。當然它們針對的可能是不同類型的鄉村，但卻反應了人們對于鄉村風景資源的不同態度。
主流學界還是傾向于對鄉村空間的原真狀態進行保護，但卻難以解釋下面的現象：一方面，各方奔走終于保護下來的原真傳統村落門可羅雀，盈收有限；另一面，完全憑空建設的北京古北水鎮和無錫拈花灣卻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有人進而提出，所謂物質空間的歷史原真性其實不具備市場中的優勢，假古董完全能賣出更好的價錢。的確，作為北京周邊商業運營最成功的人造景觀，古北水鎮雖然拋出的是毫無歷史依據的北方水鄉概念，又把拜占庭式小教堂、明清風格與現代酒店雜糅到一起，可以說都是“天外飛仙”，但卻在平日和節假日都展現出高企的入住率和客消費單價。在此之前，文保專家可以說“這是失去了原真性的‘偽古董’”，建筑專家可以說“我們寧可要真實的虛假，也不要虛假的真實”。但一個用舊磚瓦認真捏造的“北方的江南”顯然令消費者十分滿意。
缺失標準的階段，恰恰是新標準產生的時機，有關資源化鄉村景觀開發方向的爭論恰逢其時。如果我們冷靜地分析，就會發現問題的核心與傳統村落空間的“原真性”沒什么關系。對于中端旅游客戶而言，原真性既不能分辨，又沒有意義，對他們有意義的只有旅游目的地的游覽項目組織、硬件環境和服務水平。
古北水鎮雖為虛構，但基礎設施完善，主題明確（水景），建筑施工精致，景區內容和服務由成熟的烏鎮集團運營并形成品控，這在北京地區是罕見的。北京兩千多萬的常住人口，節假日近百萬的近郊客流，對中高端品質的旅游服務需求十分迫切。但縱觀京郊，絕大多數都是傳統農家樂和升級版的山莊，偶有品質較高的，也僅能提供酒店功能。烏鎮集團攜古北水鎮這樣的度假小鎮產品進入北京，連競爭對手都沒有。與之類似，山寨江戶時期日本小鎮的拈花灣，從立意上講更加離譜，人們甚至一眼就能分辨它與日本樣式的聯系，即使宣傳冊上曖昧地以“唐宋風格”遮掩，仍無法擺脫重度形式不自信的影子，但憑借著較高的空間品質、景區管理和配套服務，它依然受到廣大游客的好評。
其實古北水鎮和拈花灣只是形態上模擬鄉村環境的主題公園而已。與古村落保護或者鄉建并沒有聯系。它們的商業成功一方面在獎勵它們精心塑造的與城市異質化的物理空間，另一面在提醒坐擁鄉村空間的區域需要配以更好的管理和運營才能完成市場溢價過程。但多數鄉村的運營者似乎沒發現這一點。他們的判斷是，傳統村落空間的原真性并不能直接帶來商業收益，反而加重了維護成本。于是他們傾向推掉舊房子，蓋起新的仿古建筑，或對老建筑“描眉畫眼”，將其偽裝為某種風格。但對于旅游服務的形式和水平卻沒有提升。這些區域并沒有解決當前階段需要解決的問題（綜合服務水平），卻把自己最終要的資源（原生自然及歷史環境）丟掉了，它們的結局是可以預想的。
新生產體系下城市的“外置器官”
資本“掃蕩”之后的鄉村，如何留在新的生產關系中？哈維指出，資本主義必須“修復空間”實現低成本的自由移動。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它會在一個特定歷史節點上運行必要的固定空間，只為稍等另一個節點摧毀那個空間（使投入該空間的資本貶值），這樣才能在更后來的節點上進行新的“空間修復”（展開迎接新的空間和土地的新鮮積累）。簡單說，就是資本在通過地理擴張和重構解決自身危機的過程中，會促成一批新空間的繁榮，并留下一批老空間的廢墟。古北水鎮和拈花灣作為資本此時的運行空間，烈火烹油，但它們都存在資本進一步擴張和地理重構的隱憂。一旦中端游客培育成熟，不再滿足于虛構的“水”和曖昧的日本唐風；一旦周邊同業服務水平達到或超過他們的水準；一旦同質機構掌握了更具不可復制性的自然或歷史景觀。其中若有一條成立，它們就可能成為資本運行后的廢墟，迎來資產的快速貶值或變現能力下降。
當然上述兩者并非鄉村，當鄉村作為空間產品時，其對應變量的復雜度就更高。在資本洪流中，作為此刻的“固定空間”，需要具備可以持續發掘的資源，以及具有獨特性的生產資料。對于正全面鋪開的鄉村建設來說，稀缺的自然景觀、完好的歷史資源、獨特的人文環境就是這種生產資料，區域決策者應當在資本擴張的不同階段，制定不同發展策略，使之在每次空間修復中都以資源的形式被重新納入生產體系。資本本身是缺乏理性的。在多頭決策過程中，經常會表現為無序。因此在制定所謂發展決策前，先要梳理背后的決策機制，這在當前的中國鄉村尤其困難，說到底，就是要瓦解原有的鄉村社會，形成類城市或者類企業的決策與執行體系。如前文所述，本輪鄉建的本質是城市化，原有的鄉村會在“空間修復”的邏輯中被納入資本運行的大體系內，成為城市的一個外置器官。在這個過程中，單個鄉村的自我決策和資源配置尤其重要，它們已經不是單純的歷史保護或鄉愁情懷，更不是簡單的形式模仿，而是其作為空間產品持續溢價或被拋棄的關鍵。
作者朱起鵬系建筑師，原本營造建筑事務所創始合伙人、設計總監；中國古跡遺址協會（ICOMOS CHINA）會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中國》第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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