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后生產主義時代比利時鄉村空間發展特征、機理及對中國鄉村規劃的啟示
引言：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成為國家明確的政策導向，鄉村規劃也成為城鄉規劃研究和業務拓展的熱點領域。
歐洲工業化和城鎮化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實現了高水平現代化和城鄉融合發展。在2012年，時任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簽署《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共同宣言》，提出要在立足國情基礎上汲取歐洲現代化國家的科學理念與先進經驗，在城鄉一體化發展等數十個領域加強中歐之間的合作交流[1]。歐洲國家在城鄉發展方面的經驗無疑對中國有重要借鑒價值，既有研究已關注到其在鄉村社區建設、小城鎮發展、特色小鎮政策等領域的有益探索[2-5]，然而當前歐洲城鄉融合發展局面的實現并非沒有波折，而是經歷了由生產主義向后生產主義的轉型。
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后生產主義成為歐洲鄉村研究的重要概念。有學者認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歐發達國家開始從生產主義轉向后生產主義[6]，對于其概念內涵、特征有很多的討論和爭論[7-9]。近年來國內學者也嘗試將該概念應用于中國的鄉村研究，認為中國東部發達地區，特別是大城市周邊鄉村，以旅游村莊發展為標志也出現了后生產主義的轉向[10-15]。不過，國外后生產主義語境中的鄉村研究多是對發達國家鄉村發展趨勢的宏觀敘述，如何將其接入中國語境尚有距離。國內研究則聚焦在某些特定類型村莊，對我國鄉村的總體性變化認識明顯不足，對后生產主義概念內涵的把握也存在偏差。另外，從城鄉規劃角度可以從歐洲經驗中學習到什么以支持我國的規劃實踐也需要更細致的研究。
鑒于此，本文首先回顧歐洲鄉村從生產主義向后生產主義的轉型過程，嘗試總結后生產主義的核心內涵；然后，以比利時弗拉芒地區為例，從微觀角度總結后生產主義時代歐洲鄉村空間的發展特征，并從宏觀角度解析其實現機理；最后，借鑒比利時鄉村發展經驗，對我國鄉村規劃的改進提出建議。
壹、從“生產主義”到“后生產主義”的歐洲鄉村
因為戰爭對生產力的破壞，二戰結束時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糧食、紡織品等基本生活物資的短缺，戰時國家間的軍事封鎖造成的食物恐慌也讓歐洲國家意識到糧食自足的戰略意義。因此，從1945年開始歐洲各國都采納了農業現代化發展路徑，糧食自給自足成為國家絕對優先目標，通過農業機械化、規?；洜I，增加化學肥料和農藥使用，提供農業補貼、糧食最低收購價格保障等政策，不斷增加糧食和纖維的產量，解決國家的物資匱乏問題。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該路徑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大量肥料和農藥使用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問題，對農業的大量補貼產生了很大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卻是糧食的過量生產[6,16]。在此背景之下，歐洲國家開始探尋不同的農業發展路徑，有學者將前述“現代化”的農業發展概括為生產主義的，并提出向一種更加注重生態、健康、安全和環境友好的后生產主義路徑轉變，這在英國和北歐較早被注意到，之后在西歐發達國家被廣泛接受并進入到實踐層面[17-18]。
鄉村發展的后生產主義概念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歐洲廣泛使用，然而，對生產主義與后生產主義的概念，學者們并未達成共識，不過對其內涵特征有一些代表性的總結，如Ilbery認為生產主義農業的特征是集約化、集中化、專業化，而后生產主義農業的特征是松散化、分散化和多樣化[7]；Wilson從意識形態、參與主體、食物管理、農業生產力、農業政策、農場技術、環境影響七個維度辨析了兩者的差異[8]；Evans從五個范疇分析后生產主義鄉村的特點，包括食物生產從注重數量到質量的轉變、農業多樣化與非農就業人數的增加、通過農業環境政策實現松散化和可持續的農業、農業生產模式分散化、環境控制和政府支持農業重構[19]。對后生產主義概念的批判也有很多，包括其概念設定是英國和西北歐國家、它只關注了農業而忽視了林業和農地利用問題、概念界定模糊、缺乏實證證據等等，但也有學者認為后生產主義的概念有重要意義，并實證了其在農業之外的可用性[9]。
通過追根溯源和有關研究的梳理，本文認為歐洲語境中的鄉村后生產主義轉型，實際上意味著一種系統性的發展范式變化，是鄉村區域發展的一種高級狀態。它不僅意味著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從追求最大產出的規模化、機械化、化學化、科技化農業向重視適量產出、多樣性、生態友好的農業轉型，更加意味著對鄉村空間多功能轉變的正視、對鄉村社會人口結構變化的積極回應。同時，它還隱含著一種環境觀的根本轉變，從把自然環境視為純粹的被人類剝奪、消費的外在客體或經濟要素，轉向把人類作為自然環境的一環來看待。無疑，對于新時代的中國鄉村發展，這種轉向同樣是必須的。
貳、比利時弗拉芒地區概況與研究對象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尤其在西歐，這種鄉村發展的后生產主義概念已經從理念進入了真實的政策系統，并且深刻地改變了這些國家的城鄉空間。比利時是西歐發達國家，面積約3萬平方公里、人口1.1千萬，城鎮化水平高達97.3%，全國分為三個大行政區，分別是南部的瓦壟大區（法語區）、北部的弗拉芒大區（荷蘭語區），以及位于中部的布魯塞爾首都大區。因為被弗拉芒大區包圍，通常布魯塞爾大區也被算入弗拉芒地區，該區域是歐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很高，是已經進入后生產主義時代的典型區域。
本文選擇弗拉芒地區布魯塞爾、魯汶、布魯日三個城市影響下的10個典型村鎮，以及魯汶到馬赫倫運河沿岸的鄉村地區作為案例（見圖1）。研究方法方面，首先借助筆者在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一年的交流學習機會，通過對案例地區的日常觀察、生活體驗和對居民的少量訪談，主要從鄉村產業空間、生態空間、鄉村特性與地方特色、公共設施建設、鄉村空間功能及城鄉空間關系六個方面總結其發展特征；然后結合對大學專業研究人員的訪談和文獻閱讀，理順這些特征實現的內在機理。
叁、后生產主義時代弗拉芒地區鄉村空間發展特征
1、多元化的鄉村產業空間
當前弗拉芒的鄉村呈現出多元化的產業發展特征。農業以種植業和畜牧業為主，其中種植業以種植谷物、蔬菜、水果的中等規模家庭農場為主（幾公頃到數十公頃不等），整個生產過程從播種、田間管理、收獲到加工存儲幾乎完全機械化（見圖2a）；因為有大量草地，畜牧業很發達，生產的優質畜牧產品不僅滿足本國需要，奶酪、牛肉等還有很多向外出口。需要說明的是，有學者認為后生產主義時代農業生產導致了國家糧食生產不足而須依賴進口的問題[20]，但從筆者與當地專家的交流中得知，本國糧食自給度不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農業生產方式變化導致的，而是因糧食種植收益偏低，農民傾向讓農地處于休耕狀態，這并不是土地產出能力退化而是藏糧于地。
服務業是弗拉芒鄉村地區最重要的產業，大部分村鎮都有面向游客的賓館、餐館、結合農場的酒吧及拓展活動場地等消費性場所，游客在農場中運動、社交、品嘗地方啤酒，同時還能親近田園風光（見圖2b）；另外有一些生產性服務業在鄉村地區分散布局，如藝術家私人工作室和企業辦公室。
鄉村地區還保留有一些工業，大都是傳統的、對環境影響比較小的制造業，最為典型的是啤酒釀造廠，比利時有數百個知名精釀啤酒品牌和數千個小型啤酒釀造作坊，絕大部分都位于鄉村區域，以傳統工藝釀造各具特色的地方啤酒（見圖2c）；另外，鄉村地區也有一些建材工業為農村住宅建設提供必需的材料。
2、友好平衡的生態空間
弗拉芒地區的鄉村的生態空間保護很好，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整個鄉村區域保留有大量自然空間如大片的天然低洼地、成規模的森林公園和密集的天然水系，這些自然空間為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提供了充足空間（見圖3a）。其次，農田中間或者邊緣會保留野生動物的棲息地，通常是一片灌木叢或有少量喬木的樹林，野生動物可以在其中繁衍生息，在農民使用農業機械在田間作業期間，這里還可以成為野生動物的庇護所，田野中經常見到鷹、貓頭鷹、雁、野鹿等大型野生動物，說明食物鏈很完整。另外，在聚落內部也為動物保留了很多空間，村鎮中常見為蝙蝠、蜻蜓、蜜蜂等設置的人工設施。
因為鄉村生態系統中植物多，所以區域空氣質量很好，又因為生態系統食物鏈很完整，有效地抑制了害蟲的數量，進一步減少了化學藥物的使用，實現了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
3、鮮明的鄉村性特征與地方特色
弗拉芒鄉村區域的村鎮總體上保留了中世紀以來的格局，空間組織基本上都是以教堂、市政廳為中心，教堂廣場既是集會場所也是貿易集市，廣場周邊散布餐館、酒吧、食品店、銀行、理發店等，居民住宅圍繞這些基本要素向外擴展。
眾多的聚落鑲嵌在廣袤的農田和樹林中，田園牧歌的特征非常鮮明。建筑樣式重視保持低地國家民居的特有立面和屋頂式樣，只是在聚落最外圍的少量新建住宅，形態會有一些實用性改造和前衛設計，但色彩、高度等保持統一的建筑話語，維持著整體的特色風貌（見圖4a）。
此外，弗拉芒地區鄉村還很重視歷史遺產的保護，除了自中世紀就已存在的教堂，經常會在村莊中看到被保護起來的歷史悠久的斷壁殘垣、舊水壩和風車等遺跡，有歷史事件發生的村莊還會專門設置紀念碑，這些細節的工作為維護鄉村聚落的個性、記錄各個村莊的發展歷史有很大作用。
4、完善且高水平的公共設施建設
弗拉芒鄉村區域有完善且高水平的公共設施。道路交通方面，區域內軌道交通網絡密集，主要市鎮都有軌道交通串聯；鄉村區域的公路、運河和自行車慢行系統建設水平高且通達性非常好；城鄉公共交通系統完善、線路密集，基本每個居民點都有很好的可達性。
鎮村公共服務設施也很完善，教堂、醫療衛生、教育（幼兒園和小學）在每個市鎮和規模稍大的村莊都會配備，市鎮政府所在地基本都設有文體中心、體育館、圖書館等公共設施，品質與大城市差距很小。市政基礎設施包括上下水、電力、網絡、燃氣、垃圾分類收集處理等都與大城市標準基本相同。
5、豐富多樣的鄉村空間功能
當前弗拉芒鄉村區域除產業發展、生態涵養、歷史教育與社區歸屬感營造功能外，還有其他多樣的功能，如居住、運動休閑、教育等等。因為公共設施完善，居民生活在鄉村地區和城市中并沒有太大落差，且因為生態環境優越、親近自然，中產階級更傾向在城市工作但在村鎮居住。
另外，因生態公園眾多且慢行系統完善，鄉村還是居民體育運動的重要場所，日常隨處可見跑步、騎行、劃船的市民，游泳、滑冰、馬術等競技運動也很多在鄉村地區開展。
鄉村還是重要的教育場所，學校會經常組織中小學生到鄉村認識大自然，農場也會邀請家長帶著孩子參加果園開放日，讓孩子們到農場參觀，認知食物如何生長、從農場進入超市和家庭餐桌的各個環節，在這個過程中孩子會體悟與自然世界的相處方式（見圖6c）。
6、有機交織的城鄉空間關系
弗拉芒地區的鄉村和城鎮空間緊密交織，城鎮緊密嵌入在鄉村的圖底之中，從城鎮到鄉村并沒有明顯的跳轉，城鎮空間自然滲透進鄉村，鄉村一些功能空間也會和城鎮互相交融，兩類空間大都是無縫銜接。
例如，魯汶市環城道路的東南角有一個修道院農場，同時也是城郊公園，該農場生產燕麥、土豆和飼養奶牛，農場旁的湖中有大量的野生鳥類，湖邊的樹林還有很多的野生動物和昆蟲，城市居民的住宅和后花園緊挨著這片農場，一路之隔就是城市大型體育場館和大學研發空間，不論是功能上和景觀上都沒有涇渭分明的城鄉分割。
肆、后生產主義時代弗拉芒城鄉空間融合發展的實現機理
在后生產主義時代，比利時弗拉芒地區的鄉村空間在多個方面實現了良好的城鄉融合發展，本文嘗試從核心驅動、牢固基石、推動力量和重要保障四個方面來分析其實現的內在機理。
1、核心驅動：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變化帶來的居民需要變化
在20世紀70年代比利時國民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演進所帶來的居民需求變化，是城鄉空間融合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量。從二戰結束到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整個歐洲都在快速恢復，比利時也在這段時期達到了很高的現代化水平，工業發展從追求規模效率的“福特主義”進入到強調個性化生產/消費的“后福特主義”時代。
生產力的提高增加了居民閑暇時間和收入水平，形成了一個數量很大的中產階級。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對居住環境改善的需求強烈，同時，家庭小汽車的普及則大大破解了居住/工作的時空限制，最終城鎮人口大量向鄉村遷移。隨著數量越來越多的城鎮中產階級進入鄉村，徹底改變了鄉村社會的人口結構，人們對鄉村田園牧歌的想象最終超越了鄉村農業生產的優先地位，鄉村空間的生態化、地方特色、多樣利用等成為人們重點關注的內容。
2、牢固基石：二戰以來福利國家政策作用的延續
和大多數西歐國家類似，二戰后比利時也采取了福利國家政策，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滲入到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21]，其中比較重要的有：（1）國家基礎設施，特別是道路交通系統向廣大鄉村腹地延伸，該行動大大改善了村鎮公共設施服務水平；（2）政府提供住房補貼，鼓勵國民到郊區、鄉村地區建設住宅；（3）高度重視社會公平，法律設定最低小時工資，形成了公平的分配制度，該政策幫助大部分家庭成功進入中產階級行列；（4）福利國家強大的工會，通過談判將工人工作的時間限定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30~40小時/周），人們有了大量的閑暇時間，進一步增加了人們尋找休閑空間的需求。福利國家的有關政策為中產階級的形成、各種非農業活動進入鄉村提供了物質基礎，同時為人們工作生活在區域上的分離提供了時間和財力基礎，中產階級群體進入鄉村腹地成為普遍現象。
3、推動力量：促進農業和農村共同發展的引導政策
比利時政府施行的是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這個政策所追求的目標是后生產主義所倡導的，包括可靠的糧食生產、自然資源可持續管理和區域均衡發展，為了實現這三大目標，政策設定了兩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主要針對農業發展，具體又包括國家直接支付和市場支持兩方面。其中國家直接支付是強制性的，按政策，政府30%的直接支付需用于支持農民保護永久性草地、生態重點區和作物多樣性。例如，農民保護自然環境和生物多樣性可以獲得補償；農業作物多樣性，要求10公頃以上農場要種植兩種以上作物，30公頃以上農地需種植三種以上作物，且每種作物的最大和最小比例都有要求；面積大于15公頃的農場中還必須預留5%的不開發生態重點區域。另外，國家還有2%的農業資金用于直接支持鼓勵4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參與農業生產。市場支持部分，側重對生產者支持和危機應對，包括出口退稅、學校牛奶與水果計劃，以及危機儲備基金、加強合作支持等。
第二大支柱是面向農村綜合發展的，要求國家農村發展項目優先用于六個方面，包括促進鄉村地區知識傳播創新；農業科技推廣和技術轉化；促進食物鏈完善，重視動物福利管理；恢復、保護與強化農林生態系統；提升資源效率，支持低碳發展；促進社會融合、經濟發展及減少農村貧困[22]。
通過這些既包括農業發展又包括農村發展的政策實施，后生產主義鄉村發展思想所倡導的生態環境友好、多樣性、創新、低碳和社會包容性等理念，在比利時鄉村地區就獲得了實實在在的財力、市場、人力和社會支持。
4、重要保障：利于城鄉要素流動的土地產權制度和分權化的管理體制
弗拉芒城鄉空間的融合發展還緊密依靠兩項重要的制度保障。
第一項保障是有利于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產權制度設計，因為弗拉芒地區施行土地私有制，農村資產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城鎮居民可以到鄉村購買住房或購地建房。這客觀上促使大量個人投資和消費需求發生在鄉村地區，維持了村鎮社區的人口數量和經濟活力。并且外來居民通常收入高、對生活品質要求也高，建造的農宅質量更好，對鄉村景觀保護的意愿也更為強烈，提供給地方的稅收更充足，還能夠更好地解決村鎮基礎設施的日常維護費用。
第二項保障是高度分權化的市鎮行政管理體制。弗拉芒地區有悠久的分權自治傳統，盡管在1977年前后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鎮村合并，但在不到600萬人的區域內依然還有多達300多個市鎮，也就是說每個市鎮平均僅2萬人，絕大部分市鎮在1萬人以下。
每個市鎮都有完整的行政管理機構，負責行使轄區的規劃建設管理權力。因為轄管人口少，市鎮政府在管理內容方面可以非常專業和精細，行政部門對轄區內的任何建設活動都有詳細的方法和程序；居民絕大多數建設活動都要按照法規獲得政府的環境許可，新建項目和部分改建則必須提供設計圖紙并通過審核，修繕活動也要遵照法律規定進行申報審核。依賴高度下沉式的行政管理制度，盡管土地產權私有并可自由交易，但村鎮各項建設盡在政府的掌控中，能夠自上而下地保證鄉村整體風貌、空間格局不被無序建設破壞。
伍、對當前我國鄉村規劃的建議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社會的發展，鄉村也正從生產主義的食物生產空間向后生產主義的多功能空間過渡，現實中，建設“更像鄉村的鄉村”已然在很多大都市邊緣區成為共識。前述分析表明，弗拉芒地區的鄉村在后生產主義時代實現了城鄉融合發展，當然，需要意識到它的很多條件是當下中國所不具備的，例如相對豐富的人均土地資源、高成本的交通系統、覆蓋全部國民的高福利政策等。但是，從鄉村規劃的角度我們依然能夠從中窺探到一些可以改進的方面。
1、鄉村規劃編制的內容方面，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增加考慮
a.鄉村空間宏觀區域層面規劃
（1）鄉村規劃需要在它所在的大區域中開展，不能寄希望于在村莊內部完全解決其自身發展問題；（2）必須將區域生態平衡問題納入規劃內容體系，并置于優先位置；（3）鄉村規劃要增加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內容，為野生動物爭取棲息權利，維持鄉村區域的生態鏈完整性；（4）將鄉村區域自然水網系統規劃作為宏觀層面規劃的專項內容。
b.微觀層面的村落內部規劃
（1）要將建筑風格的總體把控納入微觀規劃當中；（2）在全部的村莊，而不是僅在歷史文化名村中突出村落歷史文化遺產、紀念性空間的保護和彰顯；（3）修建性規劃需具體到單體的建筑設計；（4）村莊整治項目中不建議去本地居民化，避免過度旅游開發，要更加重視鄉村振興過程中的社會修復內容。
2、鄉村規劃建設管理方面，要下沉管理權限和深化審核內容
（1）鄉村規劃設計方案的審核要下沉到鄉鎮層面，要盡快推行農村社區規劃師制度；（2）在下沉鄉村規劃建設審核權力的前提下深化政府審核內容，審核工作要具體到單體建筑的設計層面（包括高度、形態、色彩等內容），增加建筑圖紙審核事項，考慮到我國農民收入水平的限制，可以由政府部門向建筑設計公司或高校購買一些建筑設計方案供村民選擇，或者請建筑師公益性介入，為村莊空間布局和形態保護、住宅空間設計等提供指導。
3、規劃師要呼吁更多支持性政策
（1）在農村住房使用權方面進行改革，應允許農村閑置住宅使用權出讓，以及城市居民到鄉村長期居住，鼓勵城鄉要素雙向流動；（2）國家的涉農政策應當從單一的支持農業現代化政策向綜合性的農村發展政策拓展，明確鄉村不僅是農業生產空間，更加是生態保護、居住和非農就業的多功能空間，國家應當為鄉村生態保護、社會發展投入更多資源；（3）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應進行區域化改善，全面升級鄉村的公共設施，縮小城鄉服務能力差距；（4）國家應為整個社會創造更多的閑暇、實行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幫助更多人有時間、有財力到鄉村去，這應當被看作是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的重要內容。
作者簡介：趙立元，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住建部軟科學研究項目“蘇南大都市邊緣區村莊集約型建設模式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小城鎮建設》雜志2019年3月刊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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