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的鄉村空間建設文本呈現出了兩種社會想象，在第一種中，空間建造者無意觸碰鄉村的經濟社會關系與文化建設，城市與鄉村的中心－外圍關系牢牢存在，鄉村空間成為城市中產階級建立的“新的租界”，這種想象只會促成一個被割裂的，被一塊塊城市飛地所占領的鄉村。第二種雖試圖以文化啟蒙者的身份喚醒鄉村的中國性，重構村民和自然、歷史的關系，但對鄉村空間所做的器物性改造，只能打撈出文化余脈作為奇觀存活于“鄉愁經濟”之中，更豐富的鄉村想象卻戛然而止。
20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以城市為核心，隨著改革開放與加入WTO，中國農民被外向型經濟卷入世界經濟鏈條之中，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成為第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成為鄉村研究者與鄉建實踐者對新時代“三農”問題的準確觀察。鄉村與城市的“邊緣－中心”關系一直存在，鄉村被嵌入以城市為核心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一方面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作為城市的對立面要被拋棄，另一方面，鄉村精神和文化被挪用和占有，城市對鄉村進行了理想化和景觀化的處理。
正因為鄉村－城市的這一關系，使學者多聚焦于“城市空間生產的知識”，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研究、消費空間研究著作頗豐，由于都市空間作為現代性的承載者，也有學者將目光投向工人城市與工業空間的研究，將其作為理解城市、勞工問題和社會主義空間實踐的一條進路。但鄉村空間，既在城鄉關系中處于邊緣的位置，又遠離了當今眾多農民的日常生活，成為了一個被遺棄的場域。雖然中國有6.19億農村戶籍人口，但媒介話語中的鄉村卻經常被“邊緣化”，農民作為文化主體也處于缺失狀態。因而在媒體中，在地農民自身的鄉村空間實踐再現頗少。而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關于都市中產階級“回鄉”、“下鄉”的故事卻愈來愈多。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城市居民通過“回鄉”、“下鄉”等方式參與到鄉村空間的建設或改造之中，無論是個體自發地、有意識地、無意識地回到鄉村重新建筑鄉村空間，還是在政府或其它組織、機構的主導下進行的鄉村改造，都對鄉村空間及其內在的社會關系、歷史敘事進行了重構與想象。
空間建設，并非僅僅是物質資料在物理空間的分配與組合，“（空間）內含于財產關系之中，也關聯著形塑這塊土地的生產力。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為社會關系所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被社會關系所生產”。中產階級鄉村建設所形成的“空間文本”，是我們直面現今城鄉關系與鄉村建設這一命題時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因為“同一空間會被不同的意義反復的澆鑄，空間的命運也就在歷史中反復地震蕩”。
“逃離北京”的敘事狂歡
2015年，一篇名為《逃離北京五十多公里，她讓女兒擁有了最美的家園》的文章開始出現在微信朋友圈中，并被大量轉載，成為“逃離北上廣”主題的一場敘事狂歡，也成為城市中產階級改造鄉村空間的一例范本。
故事主人公蘇燕是一名雜志主編，其丈夫是一名建筑師，倆人有一個女兒，這是典型的都市中產階級三口之家。他們逃離了“北京”，在北京市昌平區的一個村莊建設了自己的新家。盡管自1956年昌平縣從河北省劃歸北京后，無論從行政管理還是從地理意義上來說，已經是北京市的一部分。但很顯然，蘇燕一家三口心目中的北京并不包括“北京昌平的村莊”，形成了一種心理空間與地理空間錯位的荒誕感。
蘇燕可以作為一個現代城市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在他們心目中，北京的城市空間具有特殊定義，真正的北京，是作為絕對中心的北京，即作為民族國家首都和全球都市的北京。作為歷史古都的北京，在城市建設與建筑的表現形式上也依從歷史的秩序邏輯，故宮代表著城市永恒的中心，中軸線與環路的道路設置則規定著建筑的秩序。作為全球都市的北京由精心規劃的產業區、使館區、商業中心為代表，孕育著多元多變、令人眩暈的都市性。
對秩序的追求以及對多元的肯定，成為北京的兩種空間發展邏輯，它們并行存在并互相爭論：一方面，北京正在有計劃地進行“人口疏導”：通過城管執法驅除地下室住戶、群租住戶、街頭游商；通過產業規劃將城市農貿市場、批發市場整體解散搬遷。另一方面，在喧囂的車水馬龍中，城市的最高建筑不斷被刷新，金融中心、商業中心不停地崛起。在這場空間發展邏輯的拉鋸戰中，先是客觀上精準地驅趕了城市中經濟最脆弱的群體，而對于都市中產階級來說，工作時間他們多被困于寫字樓中，隨著住宅的郊區化，工作和居住地點更加分離，工作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時間都花在通勤的交通工具上——“辦公室不是作為社會現象的一個，而是整個世界的本質”，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陷于連續的封閉空間之中。擁擠的馬路和人群，彰顯著城市的活力，又成為埋葬活力的墳場。
回到“逃離北京”的敘事文本，蘇燕決定將家搬到鄉村，直接原因是擔心霧霾影響家人健康——“霧霾”如同一種隱喻，說明中產階級對都市的觀感已經從心醉神迷的向往，到了令人窒息的厭倦。蘇燕與丈夫建造的鄉間院落開闊敞亮，傳統村舍室內的吊頂被除去，露出了原始的木制屋頂，普通瓦房正面的小窗戶改成了落地窗，與舊式農村建筑不同，新建的廚房是一個兼具餐廳、兒童游戲房等功能的開放空間。大落地窗外，寬敞的院落中種著各種蔬菜植物。而位于客廳的中間位置的，是一個白色的壁爐……傳統村舍在他們的改造下，儼然成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蘇燕想象中的“鄉村空間”。
落地窗是城市居民樓的鮮明標志，被直接嫁接到了城市中產階級的鄉村生活中，中國傳統的鄉村建筑、北歐和美式田園的裝修風格與鄉村的自然環境在民居改造中融為一體，共同消解了城市生活的封閉窒息。蘇燕一家的鄉間生活已經成為一種“逃離都市”生活方式的實體展示空間，甚至成為網絡視頻的拍攝背景，制造著有關美食、店鋪、家居、藝術、旅行與運動話題的創意短片，而這些均是當下中產階級熱衷的消費品與生活主題。在改造鄉村空間的實踐中，性別關系和家庭關系被巧妙地重新編織，既有父權制下性別關系的呈現——規劃和建筑房屋的是丈夫，而在廚房與菜園中勞作的是妻子，也有現代家庭關系的表達——通過開放式廚房與落地窗的建筑設計，廚房可作為母親勞作、兒童玩耍、閑暇觀光之用，廚房-客廳的后臺-前臺關系被打破，女性的家務勞動也不再被隱匿遮蔽。
被改造后的鄉村空間展現了一個理想的家庭秩序，家庭價值抵御了都市價值的侵蝕，但并沒有完全脫離城市的價值體系，逃離北京50多公里的距離經過了細致計算，高速公路依然連接著城市資源與鄉村住所，“隱居”的城市中產們仍然享受著城市的各種現代化福利（交通、教育、醫療）。高速公路使他們與城市保持著可控又緊密的聯系，精心建造的私人鄉村院落又將他們自己隔離于鄉村社群之外。但維持理想的田園生活仍不可避免需要各種能耗——種植原生態蔬果消耗著勞動力，高速公路的跋涉消耗更多能源，子女更優質的教育追求消耗金錢，因此，在想象的鄉村生活中，他們對都市的抵抗是艱難的，鄉村空間建構了一種先鋒的生活姿態，中產們卻又陷入另一個消費陷阱之中。
“逃離”敘事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被修改，衍生出不同的文本內涵。在各種“xx老鄉會”的微信賬號中，蘇燕一家的“出逃地”被搬到了山西、山東等地農村，并以《這一家三口逃離北京，在xx老家建了一個世外桃源》的名稱再次傳播。這種地理位置的挪移，既給在都市之中難以安身的外地人一種情感慰藉，同時也提供了一種關于鄉村空間的“陌生化”想象。對鄉村生活陳舊、過時的認知與體驗被打破，“陌生的鄉村”使人們從千篇一律的城市化中生活得漠然、麻木的狀態中驚醒，產生對鄉村全新的想象與認知，并為之感到興奮、詫異和震撼。在“房地產圈”、“投資理財”類型的公眾號中，“逃離”故事則呈現出另一種語境，如文章開頭加上了這樣的敘述：“對沒買房的人來講，最可怕、最悲劇的不是樓市崩盤了、房價泡沫破滅了，比這個更加悲劇、可怕的是房價一直總體上漲了35年，最后你還是沒有買房……對于在大城市買房這件事，不少人已經不抱希望了。這不有一個三口之家，就逃離了北京……”回歸田園在這里成為了無奈之舉，鄉村空間成為擺脫城市地產邏輯的一種可能性，為被排擠的絕望恐懼提供一個解決方案，桃花源成了避難所。
雖然文本被不斷復制篡改，但承載著“美麗鄉村”、“鄉愁寄托”、“擺脫商品房邏輯”等各種可能性的鄉村空間仍是一個脫離都市語境和現代社會生產方式的完美樣本。它仿若一塊飛地，既不需要面對城市生活的壓迫逼仄，也不需要回歸傳統的鄉村社會關系，四面圍墻與高速公路為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鋪陳出一片寬敞的空間與優美的景觀。但由于鄉村和城市實施兩套土地政策，中產階級通過租用、改造的方式而占有、使用的鄉村空間，法律上還是歸農民所有，不過也正是這種關于空間制度設置，使“回不去”的農民群體擁有了面向未來樂觀想象的可能性。
“美麗鄉村”的設計改造
與上述案例中個體主動選擇“逃離北京”不同，王澍作為2012年度普利茲克建筑獎的得主，在浙江富陽文村的鄉村改造實踐是浙江省“美麗鄉村”計劃的一部分。這個由政府主導的鄉村建設實踐，正如其名稱所指，意在探索鄉村的美好未來。王澍選擇文村作為建筑理念的實踐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在他眼中，“中國文化在整個中國的城市中，已經徹底崩潰了，只剩下一點渣滓”，重回鄉村是遵循一種傳統。文村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這個古村里還有不到一半的老房子，有改造的可能性。王澍認可浙江古村建筑的審美水平，并將老村群落中新建的房子比喻成“癌細胞”，“新建筑缺乏文化脈絡，甚至可以說一個比一個丑。”
對文村的空間設計改造，主要圍繞著延續文化脈絡進行，老村的新房子采取就地重建或深度改造的方式，使其材質、結構、外觀與老村舍保持一致，在古民居聚落外的文村新村則建設新的民居房。在媒體對古村改造的再現中，建筑材料是被著重強調的部分，如夯土墻、抹泥墻、杭灰石墻、斬假石外立面這些老房子曾使用的建筑工藝，材料則多源自在江南較容易獲得的杭灰石、黃黏土和楠竹等。而“瓷磚”等“癌細胞”房子上的材料則要被去掉，但實際上無論中國南北，現代鄉村建筑上貼瓷磚是個普遍的現象，瓷碗干凈整潔易于打理，而王澍對于這種現代鄉村的建筑風格是拒斥的，他形容自己的建筑“都是有點臟的”，“只有這類有點臟的東西，它和自然才是真正可以融合的。”重建古村的實踐者有自己對于鄉村空間的想象，文村新建民居以灰、黃、白三色為基調，古老材料與建筑工藝被重新使用，作為經過王澍之手的改造物與創造物，毫無罅隙地與前工業文明時代的產物融為一體。
空間與居住其中的人之間有著相互塑造的關系，這一點王澍毫不回避，甚至有意識地構筑著他心中的鄉村價值和鄉村生活方式。在文村新村，本來農民們在這里規劃了15棟鄉村別墅，但王澍認為這一塊聚居區應該“像在老村上自然生長出來的一樣”，如“逼仄的巷道”的存在體現了前人珍惜土地的生態意識，應該予以繼承，最終王澍在這塊地上規劃了24座房子，并安裝了光伏發電裝置。由于宅基地的面積有限，農民出于對房屋建筑面積的追求，往往會犧牲掉院落。在傳統的房屋之中，堂屋位于房屋的核心位置，這里是承載神佛祖先符號的所在之處，而現代農民自建的住宅更加世俗化、個體化，神圣的堂屋很多時候被日常的客廳所取代。村民心中的“有用”和“無用”，與王澍心中對鄉村生活的構想有著明顯不同，他堅持所建的房子里必須要有院子和堂屋，堂屋用于供奉祖宗，“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宗教，一個信仰”。
這些房子的廚房空間很大，王澍希望這個空間設置，能夠讓農家恢復使用土灶的習慣。同時，也給農村家庭代際之間安排了合適的空間位置：大部分農居都有貫穿三樓的天井，一樓屋內沒有樓梯，只能通過屋外的樓梯上二、三樓。這樣就有三層較為獨立的空間，如果每一層樓住一代人，那么他們之間的生活方式可以互不干擾，而天井又可以使他們有聲音上的交流。可以看到，王澍設計的空間是一種理想狀態的象征，它嚴密地規定了鄉村應該保留什么或摒棄什么——使用本土化的建筑材料，遵循古老的空間利用方式，建造守望相助的鄰里關系，將神圣的空間放置在核心位置，用空間隔斷營造一個相對平等的代際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歷史的關系，被安放在設計的空間中，通往一個建筑師心中理想的未來鄉村，按他的話說，這是“一種‘隱形城市化’的狀態，有生態的環境，有傳統的歷史，有現代化的生活”。
農民對于建筑面積的追求，與王澍對于建筑空間關系和文化價值的追求，有一定的矛盾，但這種矛盾因文村新村獨一無二的建房政策而得以調和。王澍所堅持的10平方米的內院，最終并不算在房子的落地面積范圍內，而新村使用夯土墻作為墻體，比普通磚墻的厚度多了21公分，但計算面積時均按照磚墻的24公分計。因而對院落、對夯土墻面的追求，無需以犧牲村民房屋室內面積為代價。政府試圖將一部分老房子騰換出來，與任何空間規劃一樣，搬遷背后有成本核算和補償核算。在文村，一部分村民在政府動員后，對老房子進行價格評估后騰出來，搬到王澍所建的新房子。這種另類的“不拆而遷”并沒有引發激烈的矛盾，并且在明星建筑師的光環和廣告效應之下，文村的知名度驟升，來參觀的游客一波接著一波，甚至還有游客表示，愿意一套房出價300萬元來購買使用權。以“鄉愁”為名的旅游經濟使得文村從一個偏遠的古村，變成了可以提供情感消費的文化商品，文村的房子也從純粹的居住空間變成了可以有商業附加值的空間。
在媒體對于王澍文村改造計劃的重現中，啟蒙與拯救成為了主流敘事，這個故事有著光明的結尾——王澍的空間建構最終被村民所接受，被政府所認可，被游客所稱嘆，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共贏。但啟蒙的開頭與光明的結尾之間卻有著巨大的斷裂，村民們表達得更多的并非是對建筑師智識的嘆服，或是對空間所安置的社會關系的認可，而是贊許這種空間安排背后的優惠政策，以及未來可能得益于此的地產經濟和旅游經濟。“鄉愁經濟”，這個被當地政府、媒體與王澍都使用過的詞語，確定了這個新空間所承載的功用，它即將成為被游客凝視的對象，經過改造或新建的空間，成為一種與現代化、工業化遙遙相望的差異化存在，因而具有了觀賞價值，“消費”取代了“居住”，成為了文村建筑空間生命力所在。
農業以及與農耕文明相關的歷史遺產，在工業化的浪潮下被視為負擔，是要被改造的對象，但后福特主義時代，卻被重新打造成可供凝視的文化景觀，成為旅游業的重要目的地，為游客提供愉悅。作為典型的“浙江古村”，文村的讓游客們“閱讀著景觀，從中尋找某種預設好的出自各種旅行和旅游話語的概念或標志”，其中既有歷史遺留的，又有王澍制造的。但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鄉村原先基于居住、農業生產而建筑的民居空間開始擺脫了使用價值，擁有了展示價值，正式地納入了房地產經濟的價格體系中去，成為可獲取利潤的資本。從這一層面來看，與其說王澍用一個被改造的鄉村空間來拯救古老的文化，光復傳統鄉村的社會關系，不如說通過文化學者與技術專家之手，鄉村空間在新的經濟狀況之下獲得了一席之地，這或許會啟發形成新的鄉村文化與社會關系。
鄉村空間的未來與潛在可能
在媒體對鄉村空間的再現中，建筑師成為召喚中產階級對于鄉村空間想象的一個重要群體，作為一種力量的隱喻，表征著城市與鄉村的一種新型關系。追溯歷史，建筑師這個群體與城市空間的建設緊密相關。在建國之后，建筑師作為城市規劃專家參與到社會主義革命性空間的生產實踐之中，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傳入的“社會濃縮器”理念在中國得到了最廣泛的實踐，建筑師們用單位大院之類的空間形式將生產、工人階級文化和社會日常生活結合在獨立的集體空間中。
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的國有土地制度使得中國成為了建筑規劃最活躍的市場，但投資主體由國家向開發商轉移，國內市場對國際的開放，使得從國家規劃之中“脫身”的中國建筑師又陷入了另一種狀況中，一方面設計邏輯被商業邏輯所壓制，開發商的利潤至上、速度至上造成了城市的千篇一律，另一方面，中國高端、大型、有影響力的規劃設計幾乎由國外建筑設計公司和設計師包攬。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中，“中國建筑師的影響力和話語權越來越小”。
因而建筑師下鄉、進入鄉村空間的實踐與改造中，一方面是因為在城市的房地產經濟的擠壓之下，作為個體的建筑師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中產階級，難以擺脫資本邏輯之下的居住空間設置，而鄉村在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土地制度之下，并沒有進入商品土地的定價體系之中，給建筑師帶來空間規劃的可能性，成為其重新探討空間與人的關系的實踐場所。另一方面，則與肇始于2005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關，“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戰略轉變，是對中國發展階段考量所做的決策，“只要是有小農經濟或小農場、而且傳統村莊還存在的國家，在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時，都有農村綜合建設的客觀過程”。新農村建設不僅是為了解決鄉村治理問題，更是全局之下將農村作為戰略要素，緩沖與解決面臨的經濟問題，包括解決“勞動力過剩、資本流動性過剩、一般制造業產能過剩”，應對人口環境關系的極限緊張狀態，弱化國際經濟體系的周期性波動對中國的沖擊等。
鄉村空間的建設又一次被擺在歷史敘事的重要位置，農村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運動之后，再一次被納入國家層面的空間規劃之中。不同于人民公社運動的是，這一次的農村空間建設價值主體不再是黨政機構（政社合一）和社員群眾，而成為政府、市場和公眾。進入到鄉村空間建設的主體更加多元，資本、都市中產階級、農民、政府，將共同塑造鄉村未來的空間愿景。
前述的中產階級的鄉村空間建設文本呈現出了兩種社會想象。一種是將鄉村空間當做都市“飛地”，通過理想的家庭秩序、敞亮的家庭空間來抵御都市價值的侵蝕與令人窒息的都市空間，通過高速公路與社交關系保持與城市資源的無縫對接，以此實現理想的城市－鄉村共同生活的狀況。另一種則是試圖巧妙使用歷史還原和歷史重構的辯證法，來對抗現代主義與理性對于生活的宰制，在建設者的明星效應、政策的推動和旅游經濟的蠱惑中實現了對鄉村物質空間的改造。
然而，在前者的鄉村空間想象中，空間的建造者無意去觸碰鄉村的經濟社會關系與文化建設，城市與鄉村的中心－外圍關系牢牢存在，鄉村空間成為城市中產階級建立的“新的租界”，這種想象只會促成一個被割裂的，被一塊塊城市飛地所占領的鄉村。后者試圖以文化啟蒙者的身份喚醒鄉村的中國性，重構村民和自然、歷史的關系，然而對鄉村空間所做的器物性改造，只能打撈出文化余脈作為奇觀存活于“鄉愁經濟”之中，更豐富的鄉村想象戛然而止。而無論是割裂的租界化的鄉村，還是作為文化商品與奇觀的鄉村，都難以指向一個充滿生命力的、與資本主義全球體系抗衡的、作為戰略空間的鄉村。
（作者：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 2016年12月刊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